戴季陶和蒋百里编著的《日本阴谋七十年》内容介绍：英国的历史家韦尔斯，于今年春间，发表一篇文字，同情于中国革命，而警告欧洲人，内里说及欧人之了解中国，决不如中国人之了解欧洲，大意欧洲人只是一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说话的几个新闻通讯员，他们耳目既然狭隘，而带了着色的眼镜观察，更其靠不住，至于中国人呢？却是一年一年许多留学生到欧洲，受学校的教育，和社会接近，经过长期的体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这一种比较的批评，认为公允，几乎令欧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讥，中国人也觉得非常悦耳。不过我们一搜查中国留欧学生关于批评欧洲有系统的研究较为成器的著作，好像还未出世，中国人对于韦尔斯的公道评论，就怕要暗暗叫声惭愧。

戴季陶和蒋百里编著的《日本阴谋七十年》内容介绍：武士道这一种主张，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士道内容的书，乃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起来翻阅《日本阴谋七十年》吧！

日本论

序

一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

二神权的迷信与日本国体

三皇权神授思想与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四封建制度与佛教思想

五封建制度与社会阶级

六日本人与日本文明

七武士生活与武士道

八封建时代“町人”和“百姓”的品性

九“尊王攘夷”与“开国进取”

十“军阀”与“财阀”的渊源

十一维新事业成功之主力何在?

十二现代统治阶级形成的起点

十三政党的发生

十四板垣退助

十五国家主义的日本与军国主义的日本

十六军国主义的实际

十七中日国际关系与日本的南进北进两政策

十八桂太郎

十九秋山真之

二十昨天的田中中将

二十一今天的田中大将

二十二信仰的真实性

二十三好美的国民

二十四尚武、平和与两性生活

日本人

绪言

一几个自然条件

二几段历史事迹

三明治大帝

四欧战

五固有的裂痕

六军人思想之变迁

七政治

八财政经济

九外交

十精神上的弱点

十一黄金时代过去了

十二结论物与人

十三这本书的故事

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确的数目，虽然不晓得，大概至少总应该有十万人。这十万留学生，他们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而外，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我自己对于日本，也没有作过什么系统的研究，没有较为成嚣的著作。民国六年，在《民国只报》上面，登过一篇连载四十天的文章，也不过是批评当时的政局和十年来日本所倡的“亲善政策”。离“日本”这个题目还是很远。但是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耳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地装置起来。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讲古代的研究呢？读过日本书，既然不多，对于东方民族语言学，毫无所知，中国的历史，尚且一些没有用过工夫，研究日本古籍的力量，自然是不够。讲近代的研究呢？我也不曾切切实实地。钻到他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所以要作一部有价值批评日本的书，绝不是现在的我所做得到的。不过十多年来，在直觉上，也多多少少有一点支离破碎的观察。在目前大家注意日本问题的时候，姑且略略地讲一讲，或者是大家所愿意听的。

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备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干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作“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我记得从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好些个同学，都不愿意研究日本文、日本话。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答我的，大约有两种话：一种说日本文日本话没有用处，不比得英国话回了国还是有用的；一种是说日本的本身，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他除了由中国、印度、欧洲输入的文明而外，一点什么都没有，所以不值得研究。这两种意思，我以为前者是受了“实利主义”的害，后者是受了“自大思想”的害。最近十年来，日本留学生比以前少了些，速成学生没有了，在大学文科的人，有几个稍微欢喜和日本书籍亲近些。所以偶尔还看见有介绍日本文学思想的文字。但只是限于近代的著述，而且很简单。整个批评日本的历史，足以供觇国者参考的，依然不多见。P14-16

英国的历史家韦尔斯，于今年春间，发表一篇文字，同情于中国革命，而警告欧洲人，内里说及欧人之了解中国，决不如中国人之了解欧洲，大意欧洲人只是一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说话的几个新闻通讯员，他们耳目既然狭隘，而带了着色的眼镜观察，更其靠不住，至于中国人呢？却是一年一年许多留学生到欧洲，受学校的教育，和社会接近，经过长期的体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这一种比较的批评，认为公允，几乎令欧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讥，中国人也觉得非常悦耳。不过我们一搜查中国留欧学生关于批评欧洲有系统的研究较为成器的著作，好像还未出世，中国人对于韦尔斯的公道评论，就怕要暗暗叫声惭愧。

不要说欧洲，就是日本，我们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风俗习惯是相去不远的，留日学生较之留欧学生，数量要多十几倍，而对于日本，也一样的没有什么人能做有价值的批评的书。从好的方面说，小心谨慎，不轻于下笔，也是有的。从不好的方面说，就无异于表示我们学界科学性和批判力的缺乏。季陶先生说，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地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地装置起来。现在《日本论》一书，就是季陶十几年来做他所志愿的工作写出来的结晶。我前十年听见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两个日本同志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好。我拿这句话来赞《日本论》，我敢说，季陶批评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评还要好，是否武断，且让读者下最后的批判。而我所以敢说这句话，就因为他不止能说明日本的一切现象，而且能剖解到日本所以构成一切的动力因素，譬如一个武士道，在日本是最普遍的伦理，好像英国的Gentleman，日本人自己也弄到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季陶先生说：

武士道这一种主张，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武士道内容的书，乃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的扩大和变迁，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明治维新，都知道是起初打着尊王攘夷的招牌，而幕府一倒，后来政治的建设成绩，却大过当初的预想。这是天皇圣明吗？是元勋元老的努力吗？是统一的效果吗？直到明治四十一年，日本文明协会丛书出版的《欧美人之日本观》，还是说，我们动辄把日本维新的成效归功于日本人一般的天才，事实却是相反，日本之一大飞跃，只是指导者策划得宜，地球上任何邦国，没有像日本指导员和民众两者间智力教育、思想、伎俩悬隔之大的，而能使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无何等嫉视，不缺乏同情，就是指导者策划设施一切得宜，他们遂能成就此之当世任何大政治家毫无逊色的大事业，（略见原书中篇第一节）这样浅薄皮相的话，我从前看见，就觉得肉麻得没趣。而季陶先生说：

那时代欧美的民权思想，已经渐渐输入进来。汉学思想和欧美思想相融合，就有许多人觉得这一种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这实在是由种种环境发生出来的“自觉运动”。……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这民权运动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和萨长两藩专靠强力来占据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骚《民约论》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的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而我们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材料来证明“辩证唯物论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合革命史上全部事实。譬如日本维新的结果，解放了农民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这个运动并不是起自农民自动，而仍旧是武士阶级当中许多仁人志士鼓吹起来的。

季陶先生在日本维新一个大过程中，并不是抹杀一切指导者的劳绩，不过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欧美人之日本观》的一段肤浅可笑的议论不同。他说：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绝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的。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的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维新史，都晓得萨摩长门并起，而长藩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今日，尚成为日本的军阀，萨藩的领袖西乡隆盛，却是失败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维新以前的勋业。而季陶先生说：

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这几十年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另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公论的推移，定他的改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