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永刚、何谦、东亚编著的这本《有图有真相（20世纪中国史1900－1910）》用轻松、活泼的语言，为广大读者提供了生动、有趣的历史知识，主要讲述了中国1900～1910年间的风云变幻，涉及历史事件、百姓生活、风俗民情。图文并茂、老少咸宜，是一本普及性的、入门级的历史读物。所选用的图片一概为历史照片，非常具有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有图有真相（20世纪中国史1900－1910）》为你收录八国联军在北京城的巷战、义和团进京、北洋新军的兴起、清末新政、日俄战争、各行各业百姓生活图景……

《有图有真相（20世纪中国史1900－1910）》由师永刚、何谦、东亚编著。

1900～2000陌生的祖国（代序）

想象中的天朝

1900交困

1901凋零

1903～1904先学中文，再谋中国

1905～1907激变

1908～1911崩溃

在清朝

一份假情报引发清廷向世界宣战

1900年6月21日发布的对外宣战谕旨，由于没有点名哪个国家，等于向诸列强宣战，这不仅是清王朝的“破天荒”，也是中国历代朝廷不曾有的。执政四十余年的的慈禧太后之所以一改主和避战的态度，与外国势力决裂，乃是新仇旧恨一块算的结果。在戊戌变法中，慈禧有心废掉光绪帝，让李鸿章私下打听列强的意见，但列强均不支持。慈禧从此种下对列强的旧恨。

新仇则是跟一封假情报有关，假情报为端王载漪所“导演”。慈禧太后想废帝，打算再立载漪之子为新皇帝，虽然没有执行下去，但也显然让载漪动了心思。这个载漪还带领着义和团包围了光绪的住所，要刺杀光绪帝。慈禧亲自出面，这事才算平息。这时候慈禧已经想解散义和团了。

载漪为促慈禧太后宣战，私下命令连文仲伪造了一份要慈禧太后归政的“外交团照会”，让怡亲王溥静派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于午夜呈交荣禄，再进呈慈禧太后。慈禧看后勃然大怒，遂声泪俱下又激情澎湃地对众大臣作了战争动员令，当场宣布如再有人言和即刻斩首。

义和团在北京城领到了朝廷发的大米和军械，开始围攻各国使馆区。荣禄（当时，慈禧亲信中，只有其一人坚持认为义和团不可用）害怕局面难以收拾，暗中指示炮口故意不瞄准，使馆区“久攻不下”，又暗中派人给使馆送瓜果以示慰问。

自宣战之后，地方各路大员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没有急于迎合朝廷共同对外杀敌的号召，而是互相联络，和列强商议中立以求自保，史称“东南互保”。史学界承认了东南互保的积极意义——避免八国联军将战祸蔓延到全中国。

坐在紫禁城的慈禧被顽固派大臣环绕，每天听到的都是清兵大胜的好消息，哪知道八国联军已经快到宫门口了。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口登陆，一路向北京城进发。队伍一开始磨磨蹭蹭，内部又互相猜忌，后援部队迟迟不到。到8月初，最终汇成的八国联军有8000名日本人、4800名俄国人、3000名英国人、2100名美国人、800名法国人、58名奥地利人和53名意大利人。

八国联军从下水道冲进了北京城

1900年7月，之前只是担任美国《世纪》《哈帕月刊》等杂志撰稿员的美国《莱斯利周刊》随军记者西德尼来到中国，第一次投入战斗。7月13日凌晨3点，他被将军轻声唤醒。

没有吹军号。除了低语声和移动的脚步声外，只有美国第九步兵团静静吃着早饭的声音。月光下，两个营站好了队。没等几分钟就看到日本骑兵排好纵队走过，然后是只有40人的奥地利水兵，再后是更多的日军。第九步兵团跟在英国海军旅后面，只听到子弹尖锐的咝咝声像手表的嘀嗒声一样有规律。

然后一股巨大的烟柱伴随着巨响升腾起来，是因为城外平原上的中国弹药库爆炸了。炮弹在头顶像撕开布匹一般撕裂空气，在一股股血淋淋的退下来的伤残人流身上，可以看到褐红色的裹伤布、撕裂的肉和贪婪的苍蝇。

“戴厚头巾的高个子穆斯林和锡克人的头高耸在矮小的日本人中间。一大群穿蓝色衬衣的美国兵和穿卡其布装的威尔士火枪手来来往往，英国海军候补生则骑着中国矮马四处走着……一英里外的城墙上，成群的中国人在他们高大的城墙壁垒上蔑视地向世界列强开炮射击，因为在另一边俄军和德军正对他们发动进攻。”

1900年8月15日，北京陷落。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逃出北京。

当日傍晚，枪声停止了，万籁俱寂，俄国《新边疆报》记者扬切维茨基重新登上城墙，看到这个古都的上空，到处纷飞着令人生畏的弹药：燃烧的铅弹、钢铸的榴弹，还有中国人用生铁制成的古老的炮弹。

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罗迪同样在这个时候走进北京城，瞧见的不过是：几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战栗在蓝色破衣下；几条瘦狗，食着死尸……经炮弹、机关枪光临过的北京，留下的仅有颓垣败瓦而已……一切皆坍塌了，但欧洲人的国旗飘扬在中国城墙上。往昔庄严肃穆的天坛，马队驰骋。英国人带来攻打中国的上万名印度兵，就在这里扎营。旱地上全是马粪。一个大理石香炉，以前中国人祭神烧香用的，这时候被英国人拿来杀瘟牛。烧杀抢掠地屠城，成了这些侵略者的狂欢节。在另外一个摄影师的镜头下，大批的联军从古老的明朝城墙的下水道里进入了北京城。当然，在大清国的记述里，这些是护城河的河沟，现在河里的水干涸了。奇怪的是，护城河的两边站着看热闹的北京人，他们木讷的脸上写着怪异的好奇。

记者贾伯·怀汀直接记录外国人在北京的抢劫。但是这一行为不仅限于任何团体或是任何国籍，甚至不局限于男人们。他无法忘记1900年10月到11月间，从保定府再到天津的途中，那些中国人受着折磨慢慢死去的痛苦场面，烧着的人肉味、垂死者骇人的惊叫和那些受难者脸上的表情。

随军记者并不是少数。记者胸前佩戴着的勋章，不是为了表彰其新闻报道的详实，而是因为在战斗中受过伤。在贾伯·怀汀看来，这期间天津成了最具世界性的城市。记者坐在饭店的阳台注视过路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美国人和俄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来自印度六个不同城邦的人，全都来来往往”。

一个腿部被子弹击穿的狂妄的爱尔兰人躺着，一边吃午饭，一边对伦敦《西敏寺报》记者说：“当然，我从来没想到过从中国皇帝的盘子里吃饭并睡在他的床上，老天爷，这才是我的家。”

P50-54

1900～2000陌生的祖国

“往回看，才能明白未来”。

任何历史都是由后人所记录与创造的，我们看到的那些历史以及英雄们的表演，以及他们在时间中的定位与背影，都带着后来者的价值观与需要，“需要”正在成为历史书写中的重要理由与事实。我们无法确认自己正在阅读的就是那些在时间中曾经存在的。我们真的可以相信，那些只由几个人编撰的历史就是一部真实的历史？史家们对于历史的看法就是历史本身才应当有的那些声音与形象吗？

曾为中美关系铺平道路的“中国通”亨利·基辛格认为，中国过去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决定了“中国如何参与世界事务、如何界定在其中所要扮演的角色。”对许多中国未来一代来说，“中国有时候不仅仅只是一个值得发现的真相。”

近年间风起的汉学家们对于中国的发现以及他们遥远的对于陌生中国围观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世界观正在影响着新一代青年对于自己祖国的认知。他们自小学开始的阅读，内地、台湾省、香港特区历史课本中的中国以及西方撰写的中国，这些不同的认知体系正在重新建造着新一代中国人对于祖国的探险。虽然他们同在一个国家，却在一个久远的历史细节中发现不同的答案。亲爱的，有着近2000年历史的中央帝国，我的祖国，有时看上去如同一潭浑水，我们艰难地试图寻找到其中的那条若隐若现的鱼，或者其他的暗藏的礁石。然而，那些不同的个人见解，诸如大陆风行的《百家讲坛》，诸如被称为现代大家的史学者，都无法在这股重新发现中国的潮流中，为我们提供最精确的方向。而这个论坛所创造的许多“传统国产”的演讲家们，讲述的历史要么以演绎的方式开始……而现在他们开始抛弃评书式的历史讲座，学会了“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打动对于祖国历史陌生而好奇的一代人了。虽仅如此，而那些汉学家们，有些甚至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或者大陆旁边的台湾省、香港特区的报刊，或者上世纪初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摄影作品，所记录的祖国，则正在这股重新发现中国的热潮中悄然占据上风。

年轻人开始阅读这些西方人发现的中国历史，而另外一代人，他们的父辈们，对中国有着丰富的了解，具有高超的对于事务的熟知能力，并占据着重要资源的一代人，则守候在《百家讲坛》前，他们渴望了解的是2000年间的中国宫廷斗争以及诸代望臣的命运，庙堂的操运伦理。家庭主妇们则从漫长的古装电视剧中的“后宫嫔妃们的争斗中”了解属于他们的普遍历史。他们的后代，20岁或者30岁的改革的孩子，则从西方人的撰写中，关注近百年中国的命运，他们对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亚洲随之建立的第一个共和国的兴趣远大于对于遥远的唐宋或者清明的关注。那些庙堂与历史争斗对他们来说，仅只是一种传说与故事，从这一百年中寻找到中国现代化的脚印，则是他们了解历史的动力。

这种历史认知断层犹如对于“复杂中国”的重新定义，一代人有一代人对于历史的看法。他们对于历史的断代与判别像黄士高原深处那些被埋藏进化万年形成的煤层或者石油，你不知道在哪一部分会发现，它们在一万年前是大海，在五千年时则成为了高原。

而历史隐藏在哪一种表述中呢？

1999年岁末，澳门，这个以赌博胜名的弹丸之地，在被葡萄牙统治了近百年后，回归了。我作为CCTV直播这一祖国光荣时间的一员，与央视的一些至今仍然著名的主持人们住在拱北海关的一家宾馆。

那时候我已快30岁，从军13年，在那个小城，扑面而来的来自祖国三个不同地区或者西方的报刊、电视台对于同一事件的报道差异，让我对自己的判断开始了怀疑。那些报刊几乎以完全陌生的方式讲述着澳门的故事。我知道，澳门回归是我正在经历的历史，这个历史，北京的电视台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而在那一天，我看着BBC、NBC以及香港或者澳门的电视台，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这个历史时间。它们的语言是英语、广东话。入城式的画面也竟然如此截然不同。这个正在发生的时间显然对于居住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世界观的人也是不同的。

而我作为一个曾偏居内地30年的人，也在这种混杂的记录中，找到了自己对于正在经历的时间的看法。

历史是什么？

它们开始成为困扰我的一个巨大难题。它们在我们身前的背影显得那样模糊不清，每个人在时间中的记忆都带着自己对于时间的看法，而那些时间对于我们则遥远得如同命运，我们只看到了一个个结果，或者一个个由结果组成的“历朝历代铁口直断式”的表达。这些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历史？

某个特殊的巧合，我看到了宋美龄女士的图像展。尽管已近百年的她当时仍在人世，但那些旧年代的细节，以及她与蒋普通的生活图像，仍然让我感觉新鲜。我那时候已对文字所描述的世界开始了怀疑，真实的黑白图像使我坚信，它在某些时间，远比我所接触到的教育更为可靠，无论你相信与否，她在美国国会演讲时坚强的眼神与她的演讲稿，都使我坚信，历史在某些图像中出现的时候，它们是真实而且有力的。而且与那些文字记载的历史有着不一样的结论。宋的眼神改变了我的历史态度，至少改变了我对于一部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态度。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研究历史或者至少接近真实的旧时间的方式与愿望。如有神示，我从那些分散在各地的，比如台湾省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社”以及更多的管道中发现的黑白图像中，找到了近干张由宋的图像组成的一部用图像串联起来的宋的历史。2002年，在这位106岁的老人去世前十五天，我出版了《宋美龄画传》。这本书因为某种神秘的巧合与唯一性，而使它成为内地了解宋的一个普及性的常识读本，与一个纯属巧合的热门话题与畅销书。而这个无意间的巧合，也使这本图文结合的，在国内出版史上首创的体例，引领了一个画传风潮。从这本书开始，也许有意无意间开始了我对于中国百年间历史的重新认知与写作。我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这百年间的图像以及关于这百年的重要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了解。而随着我了解的越多，却发现历史是如此陌生与神秘，在一件基本的常识性的问题上，至少对于我来说，它们几乎是两种或者更多种不同的说法，而那些旧像片的出现，更使我发现，我对于历史的了解如此之少。历史的写作方法或者拍摄方法竟然因为国家的不同，或者写作者身份的不同，会如此变异。图像表达的是一种历史，而文字，同样也是历史撰写的一种。

我们更应该相信哪一种？

人类一直在探求自己对于历史与世界的表达与记录方式，他们在发明了语言与文字之后，1838年，世界上出现了两种特殊的语言：影像与声音的传播。1839年，法国人路易斯·盖达尔（Louis Daguerre）发明了摄影。这个世界从此可以在银盐纸上展现真实的人像与自然。缪尔·摩斯（Samuel Morse）则开始首次公开示范电报。当遥远的欧洲可以替代油画并用电报与铁路拉近时间距离的时候，遥远的“天朝上国”则正处在一个用山水画来描述的时代。英法帝国商人试图用鸦片改写道光年间的年号与史纪顺序。19世纪晚期，外国的传教士则随着洋枪队与冒险家们，来到中国向非信徒传播基督教福音时，用他们手中的摄影机为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留下了另一个“汗国”的影像档案。西方人是从电报与影像中，突然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用精致的瓷器做成的吸烟工具；男人头上系着的奇怪小辫；丝绸织成的长袍；1949年前曾经存在过的北京厚厚的城墙；可以娶一个以上的老婆；巨大的边疆；瘦小却狡猾，戴着磨石眼镜，头顶着长翎红顶帽子的清国官员。贫穷但却不愿意与海外那些寻求财富与瓷器、金银的商人通商的封闭国家。并且他们试图用长城来表达这种从明朝就开始拥有的愿望：闭关锁国。

英国人则戴着假发，拍发着电报，在打字机上打印小说书或者发行报纸，用他们的小船开进全世界所有未知的领土，并占领它们。“殖民”这个词开始重新制造着两百年间的世界历史。许多未来形式的大国几乎都是在这两百年间突然诞生了。

而这百年间，尤其对于一个有着长达千年的古老顺序与规制的中央帝国来说，突然被西方几万人组成的洋枪队与鸦片或者宗教，轻而易举就打败并发现了。

在16世纪左右的传教士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欧洲人眼里，这个古老的国家竟然是个“少年中国”，幼稚、不熟悉世界，自大，蜷在一隅，像一个活在梦境里的与世隔绝者。而叫醒这个被民国译成“拿波轮”的法国皇帝称为睡狮的“清国”，竟然是一群西方的商入。他们仅仅因为利益，因为鸦片，或者宗教。

但对于这个大一统近千年，并如“黄祸般”留在欧洲人记忆中的“汗国”，同样也成为欧洲发明的报刊的神秘报道者。在那些报刊与充满探险家气质的记者们“寻找CINA”的时候，更多的摄影师伴随着这股热潮带着他们的好奇心与银盐纸进入了中国，苏格兰摄影家John Thomson（约翰·汤姆森）是最早来远东旅行，并用他古旧而时尚的摄影术记录远东各地人文风俗和自然景观的摄影师之一，这个冒险主义者曾在遥远的1867年移居香港，开始了他摄影生涯中至关重要的几年。他的纪实主义风格为我们留下了长辫的中国以及北京的轿夫，斩首的场景。这段冒险的经历为他赢得了在1881年成为维多利亚女王指定御用摄影师的名号。而这些无关政治的图片无意间在百年后成为我们回忆帝国的重要影像，其后的摄影师们则用他们的镜头表达了对于中国的政治以及现实的记录，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摆拍或者原始的中国现实。比如，那些清朝官员都是端坐着，或者合影，也是一群人木讷地看着1900年以前的镜头。而这些，在今天的摄影师们的镜头里，我们还可以发现他们制定的摄影规则。群像，端坐，目视着2000年的日本照相机镜头。事实上，镜头中的中国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改变这一切的是什么呢？这些一百年间的景物，或者他们随手拍下来的孤独的风景，伴随着相机快门的定格，“John Thomson们眼中的中国都市与破败乡村的状貌，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到习俗的诸多信息，不动声色地留在了历史的底片上。”

John Thomson“以他在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初对中国的人物和风光的生动写照，无疑是当时最好的摄影师之一。是衡量19世纪其他在中国活动摄影师的标杆。”

“我的照相机是一件邪恶而神秘的工具，它能助我看穿岩石和山脉，刺穿本地人的灵魂，并用某种妖术制作出谜一般的图画，而与此同时被拍摄者身体里的元气会失去很大一部分，他的寿命将因此大为折损。”John Thomson在他进入“清国”拍照时，遇到的困境，在现代的中国，仍然有着遥远的传统，比如乡间仍然会流传照相会吸走人的精血的愚昧说法。同样的事实也发生在：铁路会毁坏中国的龙脉，电报可以刺伤中国古老的灵魂。事实上，当这一切在其后的二千年，电报悄然消失，铁路正在进入高铁时代，甚至台式电话，也快变化为古董，相机即将被乔布斯的苹果手机取代，成为中国青年记录自己业余生活一部分的时候，这个曾经的历史时间轴正在失去它的功能还是在失去它的灵魂？

事实上，他们手中的相机，真实地刺穿了中国的灵魂，但也保留了中国的元气，至少，我们看到了我们应当了解的历史。当“历史可以观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图片远比文字更加真实，当文字成为一家之言的时候，那些陈旧的图片的表面至少还保留着1910年我们无法描述并看清楚的小脚，靠在北京的旧城墙边上发呆的艺人。或者1900年几个工人站在北京朝阳门正在维修的木柱上，他们木讷的表情曾是那个时代对于外部真实的写照。那个高高的旧城楼的土建工人与当时美国最高大楼钢铁支架上站立着的现代工作，都是当时地球上发生的故事。只是东方的旧城楼上的工人看到的是一条尘土飞扬的旧长安大道，而纽约的工人，则正享受着现代化到来时的不安与兴奋。因为他们站得太高了。

事实上，在这个图像泛滥的时代，图片正在成为一个通用语言，而变得比世界语英语表达得更加直截了当与简捷。当我们翻开一本外文版的书刊时，在陌生的语言面前，图片则成为我们迅速了解这本书的窗口。而近几年国内对于画传的流行以及更多的人对于图片的重视与收藏，也开始显示一种新的可能性：当一部分入在收藏这些旧图片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在无意间保留着日渐陌生的历史。而这似乎也印证了苏珊·桑塔格的那句话：“所有的照片，都会由于年代足够久远而变得有意味和感人。”

为什么要重新写作这些所谓的耳熟能详的历史？

在中国，重新写作“盖棺定论”的老历史是“既复杂又敏感”的事。“尤其是这一百年的中国，它复杂而且充满许多神秘的运作。对祖国历史的领悟和学习，不能孤立与封闭自己，更不能视角单一。不仅要同世界历史相关联，更需要借用他国的眼光，来反观自己的历史。这样在辨别那些大是大非或大真大伪的历史问题时，才能更为客观，结论也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推敲。”但对于中国的了解，我能找到的管道是什么呢？

John Thomson们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的难题，我们宁肯相信他们机器中的影像还是那些坐在书房里的史家研究？历史为什么会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不同的事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表述，英语的表述与国语的说法为何如此难以达成一致，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又是虚假的，从《宋美龄画传》开始，这些都是困扰我多年的问题。这些问号一直等待我们去拉直，但却找不到拉直它们的方法。我在寻找这个答案，而这可能就是我无意识间对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探险的开始。

中国的百年时间正在成为东西方文明的分界线，也成为东西方重新发现与制造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中国的一百年发生了什么？而西方的一百年发生了什么，一个巨人倒下的姿势与用洋枪打开它的国门的姿势同样令人迷恋与犹疑，尽管它们一个是屈辱的样貌，一个是胜利的微笑与倨傲。

在最近波澜壮阔的百年间，东西方文明正以另一种语言来重新制造世界。

“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直到今天所理解的‘版本’，也许长期以来都与西方通常叙述中的中国格格不入。”似乎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称：“在中国的‘屈辱世纪’里，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缓慢崩塌十分不可思议，简直像是一个漫画家编造出来的：一位志向远大的文职人员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变得神志不清，以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被派来把中国从清朝的统治下解救出来，他在1850年发起了太平天国运动。两千万人死于之后的社会动荡。英、法、德、奥匈、俄、美、意、日组成的八国联军轻松打败了义和团成员以及加入他们的清朝士兵，但是在那之前，义和团已经杀死了三万多名中国基督徒。西方人来中国宣传基督教的和平和同情精神。他们也在鸦片贸易中轻松获利，并为继续获利而发起了一场战争。”这场运动在侮辱了中国的同时，也促使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出现。

百年以来，中国迈向现代国家之途披荆斩棘，一再犹疑，多所反复，常常倒退，令人难以确知其未来。进三步，退一步，成为中国式的智慧与借口，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前行还是在后退，时间在哪里？我们在向前进，但我们的方向在哪里？

我们要到的那个地方在哪里？

这本书写的是1900年到2000年间的剧烈变动的中国。研究100年间的中国，不是怀旧，也不是算旧账，而是如何找到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来这儿的原因。这部普及式的常识读物将只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选择的向导。它不是史马迁的《史纪》，也不是史景迁的外国眼镜下的演绎。它在这个被互联网制造出来的扁平时代，所发挥的作用也许只不过是给大家一个维基百科式的基本的中国百年常识或者一个国家的基本面目。

“对祖国历史的领悟和学习，不能孤立与封闭自己，更不能视角单一。不仅要同世界历史相关联，更需要借用他国的眼光，来反观自己的历史。这样在辨别那些大是大非或大真大伪的历史问题时，才能更为客观，结论也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推敲。”历史事件是无法重复的，只有汇集各种视角的资料，只有拥有各种类型的历史证据，我们才可能逼近历史的真实。其实历史的张力，就存在于这种视角的差异中，我们对这种差异了解得越充分，对自身的把握也就越清晰。

我们可以盲目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不能盲目地歌颂祖国的历史。对历史来说，曾经的灾难不是巧合，幸运同样不是从天而降的，这是任何人无法回避的。当人们不允许从多视角来澄清历史记忆时，往往意味着谎言和压制的开始，这时真理和真相便成为被扼杀的对象。

为保持这本书的基本真实以及可能的时间长度，也为了防止我自己对于历史的偏见的出现而影响这本书的“常识”“向导”价值，我们选择了一个简单的体例，即它由图片与外国人以及中国人的发现共同组成。它没有“立场”，没有“特制的意识形态”，没有知识分子与精英们认为的“普世价值观”，有的只是那些曾经被拍摄下来的1900年代破败的不收门票的故宫，或者孙中山先生的背影，或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目光。我们试图寻找到的另类表述，只是想区别于那些“被需要”而写成或者有着固定价值观的历史书。而这些历史，可能只是那些大历史中的小细节，但这些陌生的小细节构成了百年中国戏剧。但不正是神秘和未知让人趋之若鹜？百年后回看，它们如同遥远的蚁群，在缓慢地行走，而我们正在试图加入这个蚁群中，我们在历史中是如此弱小，如此模糊不清，但却又是这些模糊的背影正在构成以前的历史。

这套书的基本野心只是提供一个具有世界观的中国，在二十世纪的时间轴心中的位置与被注视的方式。而对于这本书的读者来说，我们提供的只是他们眼中陌生的祖国与西方人拍摄的黑白历史。但愿这些历史可以成为一部简明的历史常识，一部西方入发现的中国的历史，一部陌生化的中国史，一部有图有真相的历史……一个了解中国的路径或者参考消息式的指路牌。或者干脆就是一本关于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向导”。

中国人的悲喜命运，都在这部书中的影像以及文字中。它们在哪里，我们的历史就在哪里。而这就是我们要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百年变革史的意义。尤其在当下的“复杂中国”，此书犹如一本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正在述说着我们尚未发现的中国的秘密。

2013年12月22日美国得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