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言的心理学--相信记忆怀疑记忆》由高木光太郎所著，证言的心理学研究有必要考虑人类共同的心理特点与各个社会和文化固有的诸问题。关于前者，对记忆和沟通的机制的科学理解成为关键。关于后者，不可或缺的是充分理解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侦查、审判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及习惯的特征和问题点。例如，在考察目击证言的可信性时，除了关于记忆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知识，还有必要掌握侦查人员实际按什么样的程序询问目击证人。本书关于足利案件的说明是在还未进行DNA再鉴定的阶段写出来的。希望各位读者能把这一来龙去脉也考虑在内，去阅读相关内容。

《证言的心理学--相信记忆怀疑记忆》的作者高木光太郎先以脆弱的记忆、记忆的网络化和没有正确答案的世界为三个关键词说明了人的记忆特点，后介绍了心理学对证言可信性的研究。作者主要介绍了三种取向，分别是实验心理学取向、供述分析取向和图式取向。实验心理学取向源于主流心理学，而供述分析取向是日本的浜田寿美男教授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套方法。图式取向是高木教授和他的共同研究者们在足利案件的供述可信性分析中尝试的新的研究思路和实践。

《证言的心理学--相信记忆怀疑记忆》从不同的视角对人的记忆特点进行分析，又运用几种主要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将心理学同法律相结合，具有新颖性，对于法律实践中证言的可信性判断也具有重要意义。

译者序（1）

中文版序（1）

绪　言（1）

序章　三个关键词（1）

　脆弱的记忆（1）

　记忆的网络化（2）

　洛夫塔斯的“冲突实验”（3）

　没有“正确答案”的世界（6）

　本书的构成（7）

第一章　脆弱的记忆（10）

　约翰·丁的证言（11）

　人体录音机？（12）

　改变记忆的两种力量（14）

　强大的意义、脆弱的细节（16）

　奇妙的民间故事（17）

　记忆——不稳定的立脚点（21）

第二章　记忆的网络化（24）

　共同回忆（24）

　外在的记忆辅助（26）

　记忆、他人与记录的网络（27）

　记忆的网络与证言（29）

　从众问题（30）

　自民党本部放火案件（36）

　累积起来的错误（37）

　相册的陷阱（39）

　与F“再会”（41）

第三章　没有正确答案的世界（43）

　“怀疑记忆”的困难（43）

　走进证言的世界（44）

　第一次灰心丧气（45）

　第二个案件（46）

　寻找“现实的时空间”（48）

　文字数据的局限性（49）

　走在现场（50）

　“障壁”的存在与不在（52）

　少年侦探队（53）

　“现场”到底在哪里？（55）

　没有正确答案的世界（56）

　作为“特权存在者”的心理学者（56）

　没有“特权存在者”的世界（58）

第四章　挑战极限——目击证言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取向（60）

　现场的不信任（61）

　洛夫塔斯的贡献（62）

　作为专家证人的心理学者（63）

　脱离具体（64）

　洛夫塔斯的不安（65）

　“普遍知识”的积累（68）

　现场实验（70）

　甲山案件的研究（71）

　实验概要（73）

　生成的故事（74）

　结构性沟通偏离（76）

　挑战极限（79）

第五章　从内部眺望——浜田寿美男的“供述分析”取向（81）

　供述笔录的困难（84）

　关注证言的重复（86）

　追踪供述的变迁（88）

　连动的变迁（91）

　供述分析的具体程序（93）

　从内部眺望（96）

　与巴特莱特的共鸣（98）

第六章　沟通的裂缝——图式取向（100）

　从“记忆的改变”到“沟通的构图”（100）

　“少年侦探队”其后（103）

　关注公审供述（105）

　奇妙的沟通分歧（106）

　顺从与顽固（110）

　行为连锁式回忆（112）

　讲述风格的小小转移（116）

　没有阅读的意见书（121）

　从“沟通的构图”到“图式”（122）

终章　记忆的现实性（126）

　作为未相会的记忆（127）

结　语（130）

参考文献（133）

脆弱的记忆。或许，这可以说是心理学家近百年来发现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这不是指遗忘。人不仅遗忘琐碎的事情，还很容易遗忘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人都有因为忘掉不应该忘的重要事情而手捏一把汗的经历。这样的事情不需要由心理学家重新去“发现”。记忆很容易消失，这是每个人的切身体会。

成为问题的是，那些没有被遗忘且稳居在我们心中的记忆固有的脆弱特性。孩提时代难以忘怀的回忆，成为人生转机的重要事件，虽不是很重要但不知为何难以忘却的日常片段，总是萦绕在脑海里的事件或事故，还有伴随这些事件的鲜明的影像、声音、气味、感触、温度等等。我确确实实经历过这些事情，但是关于这些事情的记忆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当自己能够把细节也记得清清楚楚时，我们丝毫不怀疑这些记忆在准确地反映着自己体验过的事情。但是，事实未必如此。记忆不仅因为遗忘而消失，还随着时间的流逝改变原貌，使得连你自己都难以置信。记忆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地生成与实际事件毫无关联的幻想。但是，记忆肯定不是能把我们的体验原封不动地珍藏起来的牢靠的仓库。

记忆像是酿造库，使我们的体验发酵，一点点地发生变化。如果酿造成功，也许会使体验的味道变得更加浓厚。但是，发酵和腐烂只有一线之隔。在记忆中，我们甚至有可能看到那些原本没有看过的东西，讲出那些原本没有讲过的话，见到那些原本没有见过的人。

约翰·丁的证言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那是在迫使尼克松总统辞职的水门事件的调查中作证言的总统法律顾问约翰·丁的记忆。丁是与尼克松一派隐蔽盗听事件的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但在后来的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上反过来作了证明总统参与案件的证言。他的证言非常详细，把尼克松与工作人员在总统办公室里的情况描述得栩栩如生。

以下呈现的是丁在事过约9个月后写的申诉书中，关于1972年9月15日发生的事件的内容。这一天对尼克松及其亲信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大陪审团决定只起诉案件的执行犯和几名白宫相关人员。这意味着丁等人想隐蔽总统本人参与事件的工作暂且取得了成功。

9月15日，司法部就审查水门案件的联邦大陪审团起诉7人发表了声明。那天下午晚些时间，我接到了叫我去总统办公室的电话。我到总统办公室的时候，哈德曼和总统在那里。总统跟我说请坐。两个人看上去心情不错，对待我的方式也很热情而且有诚意。总统告诉我鲍伯(指哈德曼)一直把我处理水门事件的相关情报传达给自己。总统跟我说，我办了好事，还高度评价我完成了非常棘手的工作，而且很高兴该事件在里迪那里停了下来。我回答说，别人做的事情比我棘手很多，所以不能说是我的功劳。总统谈到那一事件的现状时，我对他讲了我能做到的所有的一切是封锁事件，帮助保持事件与白宫无关。

我接着对他讲了这个问题要得到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等不到问题得以解决的日子，也许我不能保证一定解决问题。

(引自Neisser，1982)

人体录音机？

丁表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人们为之惊叹，媒体甚至给了他“人体录音机”的称号。他的证言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但是，后来判明的事实表明丁实际上并不是性能很高的“记录机器”。虽然不清楚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但是尼克松在任的当时，美国的总统办公室里设置有秘密的录音装置，而且当时的录音带被公开了出来。1972年9月15日，在总统办公室里进行的实际会话如下：

P=总统

D=丁

H=哈德曼(总统首席助理)

P：嗨，怎么样？今天你够受的了，是吧。你把水门做得很好，是的。

D：我试了一试。

P：结果怎么样了？

D：啊，在现在的这个点上，我想可以说很好。新闻的动向正和我们的预期一样。

H：暗中了结了吗？

D：不，还没有。成了新闻。

P：是很大的新闻。

H：被起诉的五个人，加上白宫前职员，这是全部。

D：加上白宫的两个同事。

H：那样很好。这么暗中了结不会显得很露骨。就像米歇尔经常说的那样，对于农村的人们来说，里德和汉特(被起诉的白宫人员)的级别已经够大了。大概这样很好。

(中略)

D：三个月前，我曾担心过这一事情在被遗忘了的时候会败露。但是，从现在开始的54天里(即到11月的选举为止的期间)，我想不会发生任何惊人的致命的事情。

P：你说什么？

D：我想不会发生惊人的致命的事情。

(中略)

P：噢，是的。就像你知道的那样，这是纠缠不清的问题。已经发生了的索然无趣的小事情。而且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的那帮人感到非常困扰。但是，由我看来你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是非常顺利的。请用你的手指堵住到处在冒气的漏风口。大陪审团已经可以忽视了吗？

D：是那样的……

P10-13

证言的心理学研究有必要考虑人类共同的心理特点与各个社会和文化固有的诸问题。关于前者，对记忆和沟通的机制的科学理解成为关键。关于后者，不可或缺的是充分理解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侦查、审判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及习惯的特征和问题点。例如，在考察目击证言的可信性时，除了关于记忆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知识，还有必要掌握侦查人员实际按什么样的程序询问目击证人。

很多心理学研究由于过度重视科学的“严密性”，未能从正面去探索人的心理如何在复杂的现实社会情境中起作用的问题。这种关心作为“应用心理学”，被定位在心理学研究的边缘领域。但是，我想心理学发展的关键就在应用心理学的研究之中。这是因为，如俄罗斯的心理学者LS维果斯基曾经指出的那样，应用心理学注定要与“产业、教育、政治、军事”等“被高度组织化了的实践”发生“冲突”。

“这一接触使得心理学不得不改变自身的原理经受住来自实践的考验。实践必然把数千年积累下来的实践——大量储存下来的心理学经验和知识纳入到科学的手中。这就是说，教会、军事、政治和产业等实践对心理进行着有意识的控制和组织，因此即使未进行科学的梳理，在其根底也存在着庞大的心理学经验。”（维果斯基，1987，p127）

包括证言的心理学研究在内的法律心理学的一系列研究，就是通过与司法现场的这种“冲突”“接触”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介绍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是位于心理学的边缘领域，而是在最前沿领域摸索着其可能性。

从我个人的研究史来说，与本书第三章和第六章介绍的幼女诱拐杀人案件“足利案件”的“冲突”是非常重要的转机。关于案件的概要与我们的小组所进行的具体研究内容，希望读者阅读本文。通过此案中的自白可信性评价，我对记忆的心理学所抱有的根源性问题有了自己的理解，而且关于超越这一问题的策略又获得了重要的线索。

像这样，足利案件成了我自己的研究活动的重要转折点。该案不久前有了很大的动静。对本案中作为犯人被逮捕且在审判中被判无期徒刑的S，重新进行了DNA鉴定。结果是，S的DNA型与附着在被害人衣物上的犯人的DNA型不一致，判明了在此案作为最重要证据的DNA鉴定是错误的。

以此再鉴定结果作为新证据，对S进行再审，于2010年3月确定了无罪。从1991年12月被逮捕算起，过了将近20年以后，S才获得了自由。1995年，我们的研究小组进行S自白的可信性评价，指出了其自白作为基于作案体验的真犯的自白是不自然的。DNA再鉴定不仅证明了S是无辜的，还证明了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第一次与被释放的S见面并共进晚餐的那一晚，成了我无法忘却的回忆。

本书关于足利案件的说明是在还未进行DNA再鉴定的阶段写出来的。希望各位读者能把这一来龙去脉也考虑在内，去阅读相关内容。

我从未想过本书会翻译成外国语。我的朋友和共同研究者片成男先生要把此书翻译成中文的提案，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惊喜。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

关于证言的心理学研究，这本小册子能给读者传递的内容是有限的，但是，我想应该足以传递该研究领域的有趣、困难以及社会使命。如果本书能使更多的人对证言的心理学研究感兴趣，又能促进日本和中国将来的研究交流，对我来说就是另一个惊喜。

           高木光太郎

           2013年7月13日

完成本书，花了很长时间。做事本来就不是很快，但是这次连自己也感到写得特别慢。大概写完第二章以后，突然停了下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继续写下去。那是从记忆的实验研究向“没有正确答案的世界”展开心理学的可能性的部分。这是我已用十多年的时间进行研究的主题，其间还在实际审判中写过意见书与鉴定书。我很清楚该写什么，该传递什么。但是，实际要写下去的时候，却无法很好地展开下去。是否真的可以这么说，可否如此断定，有很多这样的担心。现在想想，这也正是在“没有正确答案的世界”实践心理学的困难。

这样的说明，好像是把自己工作进展慢的问题转向内容本身的问题，进行一种合理化了的辩解。但是不管怎样，写作第三章以后的内容确实非常辛苦，因此也未能涉及到一些证言的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话题。

特别想提的是听取证言的技法问题。为了取得可信性高的证言又不歪曲证言者的记忆，应该如何进行提问？关于这一问题，欧美国家以受虐幼童的供述听取技法为中心积累研究成果，还制作了面向实务工作的指南和程序。在第二章介绍的“自民党本部放火案件”，若在侦查阶段进行适当的调查活动，那么不确定的证言被带进审判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样就能消除很多有关证言可信性的实际问题。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考以下书籍：

Rebecca Milne&Ray H．C．Bull．1 999．Investigative。Intervie—wing：psychology and practice．．John Wile)，&Sons，Ltd．

 Michelle Aldridge&．|oanne Wood，1998．Interviewing Children：a guide for child care and forensic practitioners．John Wiley& Sons．Ltd．

本书对以欧洲为中心进行的“供述现实性分析”也没能做介绍。这一方法采用与第五章介绍的浜田式供述分析中的“个别供述分析”相同的视点，对供述进行分析，备有用于可信性评价的系统的检查项目列表(基准)。对检查列表的方式，有着赞成与反对两种不同的意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书引用的文献(浜田，2001)中的解说。

另外，本书没能提及已决定2009年5月底前实施的“裁判员制度”相关问题。在这制度之下，三名职业审判官与从一般市民中通过抽选方式选择的六名审判员(根据案情，可以由一名职业审判官与四名市民)共同进行事实认定与量刑的工作。市民走进非日常记忆的审判现场，至今为止几乎都是做被告人和证人的时候。但这次，一般市民要加入到审判方。生活在日常记忆中的人们，突然有一天要扮演在记忆的非日常现场评价他人证言的角色，这时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从市民参加审判来说，欧美有着陪审员制度等前例，也积累了与此相关的心理学研究。但是，日本要导入的裁判员制度与此有很多不同点。实际以什么形式进行审议，在那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心理学问题？这些都是未知数，也是证言的心理学急需着手解决的问题之一。

本书在引用国外文献时，如有翻译版本，基本上使用了其中的译文。但是，有些内容因用词与表达方式的不同，直接引用有可能引起混乱和阅读上的不便。对这样的部分，本书做了适当的修改。

本书的撰写，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负责足利案件辩护的佐藤博史先生在百忙之中对第三章、第六章的内容给出了详细的意见。他使我们从“少年侦探队”成长为“心理学者”，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奥田雄一郎(中央大学大学院)与神原知美(洗足学园短期大学)通读全稿，从不以证言的心理学为专业领域的心理学者的视角给出了宝贵的意见，也向两位表示谢意。最后，向至今为止一起进行研究的东京供述心理学研究会(通称为自白研)的伙伴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没有与他们一起快乐而又严谨的共同工作经验，是不可能写出这本书的。

将此书献给我曾经介入过的案件相关人员，以及在证言的现场继续认真挑战各种难题的所有人。

2006年4月26日

高木光太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