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两年，他亲笔撰写回忆录《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

编辑惊叹：前后的书稿摞起有一米多高！

首次披露与王石、冯仑、潘石屹、黄铁鹰、马云等重磅企业家私密内幕！首次公开与汪洋、俞正声、王岐山、何鲁丽等高层首脑的交往细节！首次总结华远地产之管理哲学，看看成功国企的如何运作，如何带团队？首次披露任志强隐秘的内心柔软：初恋女孩，不幸的第一次婚姻，家有爱女，等等。首次公开了跨度60年之久的重要历史文件、家人照片。

回忆录里的几篇后记一挂在网上，就已引起轩然大波，谁人不想先睹为快！

《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是任志强目前唯一一本自传体回忆录，区别于以往媒体或者著作的片面解读，该书由任志强亲自执笔，几易其稿，回忆了任志强60年的成长历程。

任志强的故事充满励志色彩，又极富传奇。以贩卖兔皮的小商贩起家，蒙冤入狱，最后又在大时代下创立华远地产。几度沉浮传递出自强奋斗的正能量。此外，任志强也是改革开放30年的观察者，其成长又交织着历史变迁，描绘“文革”“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

从家世，到参军，贩卖兔皮起家！官与商，红与黑，坎坷六十年，50万字全部写尽！起诉政府，状告银行，被穷人扔鞋，被国家暗查，《野心优雅(任志强回忆录)》大曝内幕细节。

退休后，任志强更是敢说，堪称厚重而真实的一部跌宕历史回忆录。

序言 是什么让任志强站到了河的对岸?(宁高宁)

 “真人”任志强(冯仑)

自序 小家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第一章 辞职惊动总理

股民致信宁高宁

与万科结梁子

北京的水比海深

密谋卖公司

华远、华润分手

第二章 摸着石头过马路

我曾是一个皮货商人

小商店的创始人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临时工”的我，就为华远赚了大钱

第一个租军用飞机的人

城市的机会为什么一次次丧失

那个年代的“有罪推定”

无神论的我爱上了天主教的你

第三章 在西单动土

什么才是不可抗力？

“九二派”下海

要有野心，更要优雅

第四章 杀机四伏

只流通了一天的股票

官与商

相信自己，相信命——我哥哥的一次车祸

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第五章 与华远的前世今生

华远借桥上市

激怒中国证监会

王石想要的梦

华润的不解之谜

金融危机的第一批“房奴”

批评惹恼了高层

“700万年薪”事件

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国企干部

一场特殊的高层家宴

第六章 十年争议

我走后，王岐山市长把火撒给了潘石屹

座谈会上与汪洋过招

烟盒纸背面签下的几个亿合同

不要与没有契约精神的人打交道

“总理，您受骗了！”

拒绝为高级座谈会“梳妆打扮”

伟大是阳光下干出来的

部委规则

被安排的“资本战争”

明知打不赢的官司

去二、三线城市拿地！

第七章 上帝之手

最难动的是“老臣”

政府管穷人，企业管赚钱

哈佛讲课：“反倒是叛逆者成了奇才”

总理，总经理，谁说了算?

第八章 退与不退

当“菜农”遇见“二道贩子”

曾享有的“总统待遇”

转眼六十秋

与权威说“再见”

华远哲学概论

第九章 好制度都由“罪人”制定

福利分房的怕与爱

不招清华毕业的

道治、儒治、法治

先富民还是先富企？

企业文化就是树立一个“神”

与俞正声“打”出来的交情

给员工的孩子发红包

第十章 我的“红二代”家庭

庆幸有个好父亲

父母读马列，我读巴尔扎克

不是所谓的“高干子弟”

父辈的旗帜

十一章 红色年代的中学时光

初中辅导员是王岐山

“红色”往事

“串联”闯天下

我在延安插队

对圣地略有失望

苦难不是财富

一个人闯关东

村里没有“小芳”

第十二章 咱也是当兵的人

动乱年代的后门兵

从炊事班到特务连

寻找荣誉之光

小兵插曲

拼爹不如“拼自己”

入党之艰

1976，准备上山打游击

战士可以独立思考吗？

谈恋爱是奢侈品

第十三章 吾家有女

失败的第一次婚姻

后悔只生一个女儿

她永远是大事

《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

第十四章 为公益而共和

公益的心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不被认可的公益事业

第十五章 逆袭者

一不小心成了“人民公敌”

“姑娘们最想嫁的人”

我是“仁心炮弹”

结束语 任历史评说

后记 用年轻人的目光找寻“老任”(衣锡群)

 斗智斗勇与亦敌亦友(潘石屹)

 你是直的(刘春)

附录：若干文件

1.我的无罪证明

2.任职总经理

3.“特急文件”

4.政府对华远的几次调查

5.“请给我们一次申诉的机会”——写给刘淇市长的信

6.和西单图书大厦打官司，华远赢了

7.将国土资源部告上法庭

8.万科的人在华远做了一把手

9.股权说明

10.突击检查华远税务

2001年1月初，华润集团常董会会议上，我和郭钧汇报了华远公司的发展规划。董事会上，华润做出了决定，华远公司的地产业务可以不局限于北京地区，并在增持万科不成功的情况下，改将华远作为重点，北京置地要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产公司。

但是股东利益之间的冲突已变得不可避免了。

郭钧习惯于万科的操作模式，在城乡接合部成片发展，因此取得土地的导向就指向了城乡接合部的郊区，但华远的“历史剧”是专注于城市中心区，尤其是北京市在1991年开始的旧城改造和危旧平房区改造，给了华远在城市繁华与中心区域的发展机会。其一是华远国有控股的基础，在市场还没有全开放之前，尤其是土地未完全招拍挂之前，政府更相信国企的实力和可控度，因此用先划拨后出让的方式交给了华远大量危旧小区的改造任务。同时，工业企业需要外迁，北京下发了“退二进三”的文件。这些污染工业和危险工业在城市外围的扩大中，逐渐变成了居住中心的定时炸弹，因此要用开发的方式向外部转移，也大多是国企与国企之间的合作，如红联北村的改造、志强园小区的改造、西罗园小区的改造、东升园的改造、凤凰城的建设、宣武汽车厂的改造、西城酱菜厂的改造等，都是这种企业外迁的改造项目，更不用说西城区内危改小区的多项改造和西单商业区的改造了，都是政府划拨的项目。但郭钧任总经理之后，希望能独立闯出一片天下，因此拒绝了我和公司原有的各种取得土地的关系与渠道。他也许是缺少在城市改造中建设项目的能力，也许是其万科模式的局限性，总之他将眼光放到了大兴、通州等远郊区了。

郭钧愿意独闯，我也乐得清闲，做了各种理论研究，写了数百万字的报告和文章，许多发表在内刊《决策参考》、亚洲房地产论坛专刊上，并促成了我第一本著作《任人评说》的出版。

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郭钧后来碰了钉子，我不能不伸出援手。

郭钧在大兴忙了约半年，终于谈定了1000多亩土地的合约(后来的翡翠城)，但方案汇报会上，我发现土地的定价过高，而且预付的费用过多，于是提出了反对意见，郭钧习惯性地甩出了一句话，“那你去谈试试”。

没进过北京的人大约不知道北京的水有多深，更不知道在北京这个官僚主义盛行、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非开放性或叫半开放性市场中官私关系的价值，郭钧不可能知道的是房山与大兴曾有与我在同一个团里当兵的二三百名战友，三十八军也有着常年聚会的战友会，这些战友又都分别在各个政府机关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更不用说我这个北京市政协委员本就认识许多官员们，各地的官员在招商引资中无不希望华远到那些尚未开发的区域中去投资，大兴自然也是求之不得。

那时与现在不同，土地不是招拍挂的，更没有发达的交通和城铁，那些远郊区的土地卖都卖不出去，有人愿意去投资，区县当然是举双手欢迎，能卖个好价格就更是欢天喜地了，但是碰上熟人和懂行的，政府也就不敢狮子大开口了。

我谈了一轮下来，土地的价格降低了，预付款减少了，成本也自然就大大降低了，郭钧最终不得不承认老将出马的威力。其实这并不是智力游戏，而是体制下的技巧，如果郭钧不想承认这个社会中关系的重要性，就必然会付出更多的成本。

在通州区台湖的合作就更加荒唐了，郭钧试图用2000万元的预付款与当地镇政府合作，以获取8000亩地的开发权，这我并不反对，但土地还未取得任何手续，也没开始任何经营与开发，郭钧就应镇政府的要求预交了1000万元不知什么名目的税，这我就不能不管了。这种获取土地的办法也许是郭钧从万科学习到的经验或养成的习惯，却不是华远的作风，更不是合理与合规的做法。从控制风险的角度来说，可以有一定保障之下的预付款，却不应该是预付税，尤其是没有纳税依据的预付税。

郭钧可以有权改变公司内部的管理体系和考核办法，只要其认为有利于工作安排，并按程序上报董事会批准，我都不会干预，这是总经理的权力，他带来了万科的许多优点，对提高公司的管理无疑是有益的，但重大的投资决策，我必须要管。

也许是两个企业之间文化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吧，我与郭钧之间似乎并不是上下级，也没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郭钧也许认为其受聘于外方，并作为外方的董事出任总经理，多了个特殊的身份和靠山，因此可以直接向外方请示，并能在董事会上获得多数支持，于是就有些飘飘然了。

但是郭钧并没有能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让员工团结在他的旗帜下，导致公司业绩仍在“吃老本”。

许多人都以为1999年我辞去总经理职务是因为我的无能导致公司工作一团糟，2000年的业绩甚至可能更糟，但真实的情况是，1998年的境外融资未向境内注入，造成了工程进展的延误，让本应竣工结算的利润延后了；同时由于大量的应付款拖欠被会计师计提了呆账损失，使原本应有的现金流和利润被冲抵了，事后虽然所有的官司都打赢了，数亿元的欠债也都收回了(有的还包括了利息)，但这些收回的现金流变成超额利润时，华远已变成了华润。

2000年华远的业绩从利润看是下降的，但从销售收入上看则是破纪录的，2000年在48亿元左右，约等于1999年万科公布业绩的1.5倍多，遗憾的是，结算利润的时间拖后了。现在看来，如果没有1998年的资金困难，让这些工程拖延了周期，那么利润的结算也许就完全不同了，但这些销售的业绩似乎计算到了郭钧的头上，没有人会想到，如果没有前期的大量拆迁和建设过程，又怎么会有郭钧一上台就出现的破纪录的销售业绩呢？别说在2000年销售额能达到48亿元的公司根本没有(万科1999年报表中的销售额为28.72亿元)，就是今天，虽然有了几个营业额数百亿元的企业，但超过40亿元的企业也没几家，更别忘了，那时的房价只有几千元一平方米，要生产多少房子才能卖出四五十亿元的销售额来啊！

2000年，按董事会确定的任务，华远只能提取非常少的奖金，和历年相比，几乎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于是我将区政府奖励华远集团公司的奖金转移到了华远房地产公司，却引发了一场争论。

一是华润集团在整合内部管理时，将控股企业按内部企业实施了直接管理，当郭钧将我要发奖金的情况上报之后，华润提出要将奖金分配方案上报华润集团审批；二是郭钧认为发放奖金要由总经理来说了算。但他们却忘了，这些奖金不是合资公司支出的，更不是大股东给的，是我作为华远集团的总经理和只占13％股份的小股东调配的。

2001_年的1月3日，在华润集团常务董事会汇报完工作之后，宁总请北京的董事们一起吃了晚饭，晚饭后，几个人又凑在一起讨论这些奖金发放的问题，从晚9点一直争吵到后凌晨4点钟，我向外方董事说明了情况，并拿出了区政府奖励华远集团公司的文件，明确指出华润集团无权决定这批奖金的发放，合资公司和总经理也无权决定这笔奖金的发放，总经理可以提出工作考核的评比结果，但发放奖金的原则则是要由华远集团确定的。P11-13

六十岁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道人生中的坎，到了退休的年龄时，大多数人同时也就退出了工作的岗位，大多数也同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因此许多人都想将自己的经历留给下一代，让他们了解这个社会的同时也更多的了解自己的家庭和父辈的一生。不管他们留下什么，那都是一种思考、一种无奈、一种心情的陈述。

我与许多人不同的是六十岁退出了国企的工作岗位，但并没有彻底的退出在社会中的活动，也没有退休而尽享天伦之乐的机会。更不同的是我在社会上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争议，成了一个社会舆论的焦点，成了许多人爱与恨的靶子，各种各样的媒体报道将一个人像揉面团一样按媒体吸引眼球的需要塑造成了不同的形象。

有人会把这种被塑造的形象当成神话，有人将这种形象当成小鬼，也有人更想了解真实的面貌，而无论这个真实是否让自己失望。

历史的舞台就像演出的舞台一样，通常让人们看到的只是舞台的正面，而大幕之后的化妆之前的原貌却是大多数人无法观察到的真实。有话语权的媒体就像演出中的导演，会选择性的告诉演员们如何在舞台和灯光下告诉观众一些什么，和不能告诉观众一些什么。他们只是在将自己想表达的意愿表现给社会，而不管这是否是真实的。

但网络时代让这个隔离前台与后台的大幕千疮百孔了，于是台前的人们常常可以透过这些窗孔发现许多背后的东西与幕前不同，继而就开始好奇、开始挖掘、开始怀疑，很想撕开这张大幕，看看后台发生了什么。

因此也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故事，甚至是各种各样的谣言，也因此更加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与其让这种猜测长期存在，还不如干脆撕掉这个大幕，让世界恢复其本来面目。其实所有的人都同时站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只是有时你在扮演着观众的角色，有时你站在了台上，有时你在帮助演员们化妆、有的在导演、有的在指挥、有的在写剧本。

前几天看了《又见平遥》的演出，最让人震撼的恰恰是印象艺术原来是将大自然作为舞台和背景，让观众参与到大自然无边界的生活中去体验现实。而这次王潮歌则创造或说还原了生活，让所有的观众都融入于舞台之中、融入于故事的情节之中、融入于剧情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用主人翁的眼睛和心灵共同观察和思考，以让观众身历其境而产生共鸣。

没有了大幕将演员与观众隔离，这种感觉改变了观众的位置，不再是局外人，这样才能让那个场景、音乐都恢复到平常的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感受冲击。

我写这部回忆录也恰恰是想撕开这张大幕，告诉大家那些并不被人知的故事，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也是这一代人的许多共同经历，尽管每个人走过的路各有不同，但思想的认识与变化、对社会的认识与探索中却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与其让社会充满着好奇，不如打开这扇窗、打开这道门，让人的心灵回归于自然、回归于脚踏实地、回归于真实生活。

我力争还原于自己真实的想法，让社会去重新判断。

这一代人经历了许多至今尚无法解密的事情，尽管我像是在自言自语的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却可以用自己的事情让更多人知道社会变革的过程，知道今天是在昨天的基础上建立的，知道明天会跨越那个曾经的时代。

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责任感，是每个人都不再将自己当做旁观者，而共同投身于争取社会进步的潮流之中的时代。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想有所收获必须努力的耕耘，从播下理想的种子开始，辛勤的浇水施肥，这个社会才会在共同的奋斗之中有所变化。

幼儿时的教育让我们只知道有国而不知道有家。文革与插队让我们真的失去了家时，才知道家比国更重要。如果没有了家，又哪里会有国呢？国只有在对外抵抗侵略时才是第一位的。于是从国家到社会到家到个人，形成了一种人性的回归。当有了个人、家的初步安定之后，又发现如果要争取到真正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权利时，仅仅有个人和家的安定是不够的，还要从家中走出来融入到社会之中，推动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而是这个小家的暂时安定却没有一个最终的权利保护，必须让整个国家的制度发生根本的改变。

前者小家的安定追求的也许更多是利益，而后者社会的进步更多追求的权利。

原以为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社会，我已经是主人了，后来发现当主人要有当主人的权利，要有说话的权利、有决定纳税的权利、决定委托管理国家的权利等等。更要有强大的法律来保护公民的这些权利，更加关注与国家的命运就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方向。

也许我们并未做出什么，但至少我们在这条向前的路上努力的留下了一些痕迹，因此要将这些记录下了，让更多的人都记录下过去的努力，就是一种努力。

“为我的回忆录写点什么吧！”7月14日，我在任志强办公室等候书院活动开始，任志强将回忆录的目录交给了我。他显然认为我即使尚未阅读全书，也可以完成此作。我浏览书的目录，如同注视他一路走来。第二天，我在飞往台北的飞机上，开始在心中试笔。

我于1987年7月奉调到西城区任区长。在我听取各方面情况汇报的时候，我听到并记住了任志强这个名字。那时，他刚刚结束一年多的看守所生活，恢复工作。这段经历，在任志强的回忆录中记录甚详。当时，无人认为任志强是因贪赃枉法，以私欲致祸，而其间似另有原委。最终，区委、区政府以给任志强党内警告处分结束此事。“告诉任志强要正确对待：抓，是正确的；放，也是正确的。”区委书记，一位至今享有广泛尊敬的领导，让我如此通知华远集团党委。任志强不久即频繁出入我的办公室。那时，华远承担了西单北大街的规划和改造，任志强是一线总指挥。又过了一年，华远的第一任总经理赴港工作，任志强接任总经理。此后，华远启动了以房地产开发为核心业务的转型，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1991年10月，我离开西城区到市政府工作，但仍与志强经常往来。西城区的各级干部，很多人毕业于西城区的中学，这种同事加同学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我在北京市其他城区没有观察到这种联系。自任志强领导华远集团后，每年数次邀集历任区领导聚会，沿袭数十年，已成为传统。在这种场合中，任志强对老领导恭敬有加，一改发号施令或一士谔谔的形象。在每次聚会的留影中，任志强总是站在后排。难得的是，这一切他做得十分自然，完全没有恭维和矫饰的成分。这或许与他在部队的经历有关，也与他忠于职守的禀性相一致。

其实，华远后来的发展超过了我的预料。我说的并非是其速度和效益，而是在任志强主导下实施的资本运作。作为区属国营企业，1993年，华远建设实现股份制改造；1994年，通过与华润集团的合作，华远嵌入市场化、国际化机制。至今回顾，仍不免惊叹其选择的清醒和超前。以后，华远下市，又再次于国内上市，成为北京市区属企业于境内外间接上市的首例。其间，任志强每每与我讨论思路、流程，言谈中流露自信和对细节的把握。市场上往往视任志强为一强悍型国企老总，只有与他长期接触，或在业务上与其过手，才有机会了解他思虑周延、心细如发的特点。

任志强小我四五岁，属于一个年龄段，经历也颇为相似，加之联系不断，我本以为对他已有充分了解。但正像我和其他人目睹的那样，网络的出现和影响，改变了社会信息传播方式，也改变了网络的参与者。任志强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大约是在2010年的一天晚上，我和任志强及另外一些人在潘石屹、张欣家做客。“你们知道微博吗？”潘石屹问。接下来，潘石屹和张欣热切地给我们演示微博能够多么迅速地得到关注者的回答。潘石屹自豪地告诉我们，他已经有几千个粉丝了。就从那天起，任志强开始接触微博。以后的事情，借助任志强的微博得以呈现和记录。仔细分析任志强的数万条微博，我相信人们会发现，在与公众的互动中，任志强逐渐形成自己新的品格。这种品格仍然在丰富和发展，目前还很难预测其功能和意义，正像我们尚无法预测网络的社会功能和意义一样。毫无疑问的是，网络具有的海量举证功能，使遮蔽真实成为不可能。在真、假的反复甄别和对照中，人们的认知模式得以调整甚至被置换。我能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入正在经历这一过程。任志强既是其中之一，又以自己的影响加强了网络的能量。

这些年，不少人谈到了任志强公众形象的转换，而对长期注视他的人而言，任志强依然是任志强。他的观点，甚或他与社会互动的方式或许有变，但他固有的性格一如既往。大多数情况下，他给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真相，他脱口而出的话语，即他的心中所想。当然，有时也因人而异。他并非看不懂某种游戏规则，他也会做一些入乡随俗的事，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此时，熟悉他的人会看到他表现得不自然，如同他穿西装时的模样。但总体上，他不喜欢以复杂的方式与人沟通和周旋。这与他的情商或适应能力无关，这是他的为人，也是他的处世之道。他不愿意让他轻视和厌恶的东西改变自己。

在网络上和公众场合，任志强往往语出惊人。起初是在房地产的趋势分析方面，近两年，特别是通过微博，任志强针砭时弊，无远弗届。我无法接受他的所有意见，甚至他的表达方式。但是，我认为他有权利陈述他所认识的逻辑和真相。我相信，包括任志强在内的许多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试图改变客体或他人，毋宁说是在追究自己：追究自己的责任，追究自己的使命，最终，追究存在的意义。任志强属于那种人，他固然在意社会对他的评价，但更在意来自自我的审视。焦虑会与这种人终身相伴，因为他们不愿意做其他选择。能使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常识与良知在扩展，似乎具有自我实现的力量。使用网络的人，都能确定无疑地感受到这一点。

2009年，我从北控集团董事长岗位离任。过了两年，任志强也辞去华远集团董事长一职。其后，我们相遇和相处的机会反而日渐增多。2011年，在王巍、任志强和刘晓光等人倡导下，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创立。我被聘为学术委员会主席。书院活动之日，我或在现场，或通过网络，看任志强临阵不乱，指挥若定。每逢此时，华远多功能厅均弥漫着一种静静的兴奋。不管当天的主讲人或主持人是谁，场内数百位年轻人首先用目光找寻，直到他们看到任志强。

我希望任志强永远停留在人们的目光中。

决定写回忆录之前，我就一直在纠结：是否该将自己的私生活及内心的真实感受公布于众？是否该明智地避免对心灵的拷问？是否会因为我的“过度”回忆而变成一种“表白”，是否我该将一些“糗事”掩藏在心，永不公开，以此减少无尽的流言蜚语。

然而，我太想让大家知道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有辛酸，也有委屈，一张表面严厉的面孔背后，也有“不可告人”的弱点。将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无情地写出来，目的即是如此。

——任志强

俞正声(全国政协主席)：他(任志强)坦诚的直言，充满哲理的才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潘石屹(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推荐：任志强对我讲，他写自传常常一直写到深夜，最后泪流满面。任志强还有哭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他把别人气哭。——从此，我开始相信这本自传的价值。

冯仑(万通控股董事长)推荐：任志强有三个特点：第一，爱没事找事，第二，爱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第三，把自己的事从来不当事。

刘春(搜狐公司副总裁)推荐：我就想看名人的不容易，看他失恋33天，看他脸朝黄土背朝天，看他蒙冤入狱，看他在深夜痛哭失声，看他梗着脖子后的脆弱，看他打落牙齿和血吞的直，看他其实内心有过的弯，等等。

衣锡群(北京西城前区长)推荐：任志强并非看不懂那些游戏规则，只是他不愿意让他一直轻视和厌恶的东西改变自己。

宁高宁(中粮集团董事长)推荐：严格讲来，任志强并不是一个好的商人。他做生意好像是为了争取不断说话的权利，卖地卖楼似乎没那么重要。虽然这本回忆录难逃“怎么成功”的俗套，但读者却不会读到“赚钱的真经”。

刘嘉玲(香港影星)推荐：个人很欣赏任总敢说真话，敢说敢当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