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城镇(尤其是麻城，但偶尔也包括其他城镇)是国家政权在当地的代理人的居所。它们是政府国库和法庭的所在地，是该县评估和征收税款的地方，也伴随着(我们将看到)可能引起的各种怨恨。它们是政府军队的来源地——不仅是在和平时期维持乡村治安，由知县、同知和县丞率领的小股部队的来源地，更重要的是在动乱时期充当更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基础。我们将会看到，麻城历史为这一原则提供了充分的证据：统治者守卫筑有围墙的城市，而将乡村留给自己的敌人，或者确切地说，在撤到城里之前采取措施防范对乡村的大肆抢劫(清野)。这意味着要全面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例如，1858年麻城知县致书湖北巡抚胡林翼，询问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该如何处理粮食供给问题时，胡的答复残忍而直率：“至城守以积储米粮为第一，城中各富户租谷，应勒限搬入城内。”(而不是留在或运往乡村救济乡民。)不仅如此，从蒙古人到国民党的历届政权，总是将中心和西南地区的城镇当做根据地，借以“肃清”该县边缘地区骄横的反叛者。
所有这些因素还使得城镇成为乡村袭击的首要目标，这也是麻城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主题。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威胁出现时，中心平原和举水河谷的精英会大批涌入城镇避难。他们在那里为乡村民众是否可以信赖而烦躁不安。自己的佃农会不会逃亡而让土地抛荒？他们会不会成群涌向城镇？或者他们会不会转向叛乱者那一边？面对外来的武力，乡村民众究竟是精英们可以信赖的同胞，还是敌人的“内应”？负责麻城防务的帝国官员一再报告了这些被围困的城镇和城郊精英的恐慌情绪。也许没有人比孟广澎更好地表达了这种心态，他是出生于当地的一位全国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应国民党县政府之邀为1935年的县志撰写了序言。孟回顾他所看到的历史教训，识别出了一种重复出现的事变模式：由失学年少者和无业奸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从该县的山区沿界向下流窜，给正直而富有的平原居民带来难以形容的灾难。 但凑巧的是，麻城县乡村一城市或者中心一边缘的动力机制还要复杂得多。麻城人文生态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在动乱时期存在着驻扎精英、掌握财富和拥有食物补给的一种有围墙的安全避风港，它们在帝制晚期发展迅速，这就是寨或堡。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会详加论述。这些筑有工事的乡村居住区，有时甚至会完全改变在社会动乱时期独自盘踞在城市中心的官员和文人精英的传统习惯。这并不是说麻城的主要城市和集镇没有受到围攻——它们确实经常被围攻。但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城市显贵们在极端的情况下其实会放弃城市，藏身于一处山区堡垒，就像1234年该县遭到蒙古人蹂躏时南宋县令所做的那样。这可能意味着，乡村叛乱者们控制了他们所夺取的城市，却又陷于朝廷官员和堡寨精英的联合围困之中。它还意味着，来自麻城某一边缘地区(最典型的是东山丘陵地区)的乡村强人并未被排除在以县城为中心的行政机构的防御事务之外，反而或应邀或主动地实际负责这类事务。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这种复杂的机制。常规的暴力
本书的历史叙事难免会突出麻城县大规模暴力的间歇爆发。的确，历史学家不能不被该地(它在其他方面并无独特之处)非同寻常的狂暴、凶残以及在全国性或地区性社会动荡时卷入血腥冲突的人口规模所打动。但对这些时刻，我们需要更多地探讨日常状态，强调这些更大的“爆发”是怎样嵌入麻城人文生态的——暴力在这种生态中普遍、持续、常规地存在着。如晚明的造访者王世贞所写的那样，该地乡俗暴戾好斗，目无法纪。
我们已经看到，麻城县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长期存在的祸害是通常所称的土匪。土匪从未真正离开麻城的丘陵地区，但当地文献中的大量报道揭示了其规模和强度的消长。考虑到整个中国历史更大规模的动乱模式，这些趋势并不令人惊讶。我们在明代中期(15世纪70年代)首次看到定期活动的麻城土匪，到两个世纪后的17世纪70年代，他们在清朝统一过程中仍是一个日益重要的话题。当地文献总是抱怨政府官员和乡村士绅在土匪活动中串通一气，这证实了大卫·罗宾逊(DavidR0binson)的发现，即至少到19世纪，精英的庇护对于巩固帝国的“暴力经济”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673年镇守岐亭的清初“模范官员”于成龙，想出了一个极其果断的办法来识别并摧毁这些庇护网络。他直接派自己的部队抓来了九个有土匪嫌疑的人，然后召集当地文人开会，问是否有人愿意在于面前为任何嫌犯担保。只有两人得到了担保。同样富有戏剧性的是，接下来于有条件地释放了剩下的七人，派他们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去镇压该县其他土匪的活动。
和明代相比，土匪在“盛清”时期显得异常沉默，这有力地证明了王朝鼎盛时期的治安权力，特别是(我们将看到)这种权力在地方上的执行。由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我们又开始听到定期活动的土匪，这一问题在整个民国时期迅速蔓延并日益严重。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还不得不从位于麻城、黄安边界的指挥部发起异常坚决而持久的“剿匪斗争”。
土匪蹂躏该县，时常对农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他们毁损交通，使该县商业凋敝；贩卖私盐(虽然出人意料，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个边缘地区卷入了卖淫、鸦片及其他营生)；绑架当地精英，勒索赎金；焚烧当地寺庙。掠夺者常常翻越大别山席卷此地(如我们所见，有时多达数万人)，抢劫乘马岗这样的北部市镇。但土匪也会劫掠并不时占领更发达的南部城镇——宋埠、岐亭和白果。1512年，他们占据了县城。1927年春，麻城和黄安被统一战线的革命军占领，他们再次包围了这两座县城。1926年，在最大胆的一次行动中，两名当地土匪被叛变军阀袁英任命为联团营长，司令部设在该县孤儿院(并将其资产据为己有)，连续数月有系统地向县政府、当地商人和乡镇“自治”组织勒索财物；县自治局领袖江化龙(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的士绅英雄)奋起抵抗，结果和他的儿子一起被绑架、杀害。 P28-31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是美国著名中国史学家、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罗威廉(william T．Rowe)教授的第四部专著(四本书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英文版于2007年推出之际，作者正值耳顺之年。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初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攻读学位算起，四本书跨越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和某些著作等身的学者比起来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精品意识”颇为强烈的美国历史学界，十年磨一剑的沉潜之功还真是众多优秀学者的共识。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罗威廉教授的大名想必不会陌生。早在1980年代，关于汉口的两部巨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1984)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1989)，已经使作者跻身美国一流中国史学家的行列。十余年后，面对他的第三部著作《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2001)，期待已久的读者难免有些意外：这位颇负盛名的社会史家，居然为一位官至总督、尚书的高级精英作起了长篇传记。惊愕未已，《红雨》一书却令人再次大跌眼镜，这一回，罗教授的研究焦点不仅重新回到社会史，而且从城市转向了乡村。其实并不奇怪，既然作者以“坚定的特立独行者(a dedicated contrarian)”自许，自当孜孜以求每部著作都打开一片新天地，而不会甘心在原来的领地上固步自封。
《红雨》内容之翔实、视角之新颖、叙事之流畅，读者不妨在阅读中细细品味，无须译者赘言。该书英文版面世后，学界反响强烈，好评如潮。《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Jun 2008，Vol．113 Issue3)、《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v 2007，Vol．66 Issue 4)、《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Jun 2008，Vol．68 Issuel)、《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Jun 2007，Issue 190)等重要学术刊物，乃至《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Oct 26，2008)，都针对该书发表了书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中文读者还可参考何汉威教授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8卷，2008)、王笛教授在《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期)上刊发的中文书评，要言不烦，评论中肯，可为初读者之指南。
对译者来说，翻译《红雨》真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译者并非初涉译事，但此前几部译稿，都是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里，心无旁骛、一鼓作气地完成的。这本书却一拖数年，新书变成了旧著，令我无颜面对原书作者和中文责编。
四五年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请我翻译该书。我当时就颇为踌躇，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好这件事，但最终禁不住此书的诱惑，还是接下了这项任务。担心不幸变成了现实，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越来越繁忙，不久又做了父亲，更感时间紧迫。无奈之下，请几位研究生参与其事，译出初稿。初稿分工为：李里峰译序言、导论、第一章及参考文献，杨洋译第二、三、四、六章，张瑞娜译第五章，李世达译第七、十二章及结论，郑玥译第八、九章，张娜娜译第十、十一章。但译稿质量参差不齐，在原文理解和中文表述方面都有很多问题，校阅工作繁重，只好暂时放了下来。直到2012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美访学一年，稍得闲暇，才又重拾此事，逐句校阅译稿并查对资料，历时两月有余，始告其成。
原书中的众多人名、地名、文献名和直接引文，译者已尽其所能进行了核实(原书附有中英文名词对照表，但有许多遗漏)。所幸者，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东亚文献收藏，向居西方学界之前列。作者着重参考的麻城史志资料(例如1882年、1935年、1993年印行的历部麻城县志，麻城县地名志、人物志等)，以及部分章节大量引用的几部文集(主要包括《于清端公政书》、《梅中丞遗稿》、《胡林翼集》等)，都能在这里找到。其他相对分散的资料，也大多通过哈佛大学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尤其是“哈佛超星数字图书平台”和“读秀中文学术搜索”)查到了原文。这样，书中的数百个专有名词和千余个注释，绝大多数都有了着落。不过，《红雨》毕竟是一部“小地方”的“大历史”，贯穿了七个世纪的“长时段”，所用资料数量之多、来源之杂，着实令人惊叹。译者虽多方努力，仍有少量名词和引文未能找到原文，只好名词以音译、引文以意译出之，书中已一一注明。另外，原书页码，中译本以边码显示。
众所周知，国外学者在一些历史问题上的看法与我国主流学界有一定差异，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基本保持了原文意思，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请客观对待并根据自身的立场加以判断和甄别。过来人都知道，学术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虽竭能尽智，终有力所不能及者。译稿已交，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但会不会遭到“佛头著粪”之讥，译者心里实在没底。失当之处，还望作者及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李里峰
2013年3月12日于哈佛
从西南方向的湖北省会向麻城进发，游客们首先会遇到一座蓝色的拱门，上面写着“麻城欢迎您”。这时候路况迅速好转，道路两侧的店铺可以提供种种便利。人们的穿着比一路上其他地区更加光鲜，也不再有什么家畜挤在马路上。游客们很快会看到另一座拱门，写着湖北省金针科技园。县城又大又新，干净整洁。这里有一座三星级酒店，提供各种中、英文导览手册。大多数地方的居民，看起来都像是闲适的中产阶级。环绕县城的乡村地区，也点缀着新建的砖房，屋边停着摩托车，表明这里的农业发达(尽管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实现机械化)。人们得到的总体印象是一派欣欣向荣，政府热情周到，居民干劲十足。这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一个显而易见的成功故事。
当笔者于1970年代初开始学术生涯时，我很清楚西方中国史研究的焦点在于乡村。人们假定中国缺乏重要的本土城市传统，直到这一传统被西方引入。学者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失败，解释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这两个问题似乎都需要对乡村传统和农业历史做深入而广泛的分析。在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对我来说，一位有抱负的学者可做的最新颖、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细致地考察一个中国大城市的历史。那正是我所要做的。尽管如此，随后的三十年里，情况似乎倒过来了。在全球化语境中，商业经济在中国高度繁荣，“文化研究”在学界大获全胜，历史学家们越来越聚焦于中国城市史，尤其是20世纪初期大都市的文化史，他们含蓄地假设，后毛泽东时代的变迁模式和文化选择可以从这一时期得到最好的探讨。除了宏观比较政治经济分析这一重要的例外，乡村史似乎已经大半失宠了。因此，作为一名坚定的特立独行者，我感到有必要将自己的研究转向显然属于中国乡村地区、甚至边缘地区的地方史。这是一种自我下放。
和中国上一代的知识青年一样，我靠着很多人帮助才在学术道路上幸存下来。其中首先包括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的同事梅尔清(TobieMeyer-Fong)，她仔细阅读全部初稿并改正了许多错误。我还要感谢霍普金斯大学的其他朋友，理查德·卡根(Richard Kagan)、戴维·尼仁伯格(David Nirenberg)、蔡欣怡(KelleeTsai)、伊娃·冈萨雷斯(Eva Gonzal—ez)和曾媛媛(音，Yuanyuan Zeng)。我的研究生王笛(Di Wang)、格兰特·埃尔加(Grant Alger)、赵刚(音，Zhao Gang)、马钊(Ma Zhao)、彭娟娟(音，Peng Juanjuan)、朴世英(Saeyoung Park)和艾米·冯(Amy Feng)都提供了很有帮助的建议，并替我留意着一不小心就会错过的资料。对部分书稿惠赐评论的人还有卜正民(Timothy Brook)、毕仰高(Lucien Bianco)、孔飞力(Philip Kuhn)、玛丽·兰钦(Mary B．Rankin)、萧邦齐(Keith Schoppa)、濮德培(Peter C．Perdue)、包弼德(Peter Bol)、罗伯特·安东尼(Robert Antony)、玛丽·伊丽莎白·贝里(Mary Eliza-beth Berry)、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毕克伟(Paul Pickwicz)、阿尔弗雷德·林(Alfred Lin)、伊丽莎白·辛(Elizabeth Sin)、田海(Barend terHaar)、王汎森(Wang Fan．sen)、厄内斯特·杨(Ernest Young)、冯客(Frank Dikotter)，以及我的老朋友穆里尔·贝尔(Muriel Bell)编辑。吴应铣(Odoric Wou)、姜进(音，Jin Jiang)、芭芭拉·佛克马(BarbaraVolkmar。)、陈永发(Ch'en Yung—fa)和韩晓蓉(音，Xiaorong Han)不仅给予评论，还和我分享了他们自己研究麻城地区时的印象。第五章、第七章部分内容，以前曾以《明清之际的大别山区域》为题发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感谢惠允在这里重新使用这份材料。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诸位同仁让我受惠良多，尤其是马敏、章开沅、付海晏、刘家峰、朱英、田彤和高卓南(音)教授，以及他们的几位研究生。武汉大学的冯天瑜教授作为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方志办的成员，也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麻城，我必须深深感谢范益中(音)副市长、麻城县方志办钟世武(音)主任，麻城县档案馆和麻城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非常博学的当地历史学者李敏女士。我还要感谢阎家河和乘马岗镇的镇长，特别是曾家湾村热情好客的曾家，他们为我访问麻城乡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
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家人——Jill，Josh和Sara亏欠得最多。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由罗威廉所著，按照长时段理论，研究的时间段从元末农民大起义一直到场20世纪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的地域集中在湖北麻城。这种“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使得《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能挑战一般著作的历史分期，从宏观上透视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并暗示暴力超越朝代和政权的恒久。作者对麻城地方史的细致研究，还使得本书深化了前人对地方社会的认识，在叙事中凸显各阶层对暴力的感知，在极具张力的氛围中给读者展示出精彩的历史画卷。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由罗威廉所著，可以说这是一本微观历史与地方史有机结合的书。对长时段历史场景的展示、对事件的细节描写、对资料的深入挖掘和熟练运用以及从“小历史”观察“大历史”的眼光，无一不显现了作者精湛的历史写作技巧和对历史的深刻认识。无论是对政治史、社会史学者还是一般历史爱好者而言，这本书都为他们理解中国革命、政治演变及其历史土壤提供了清晰而深刻的研究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