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个局。在这个大“局”中，老祖先给我们演绎了五千年大历史大戏。关注“局”其实是为了关注局中人的生存状态，由人及己，以为自身镜鉴。如果从“局”的角度重新品味这句话，或许会让我们觉得，历史这个“局”真是天罗地网，无人可以逃脱其间！

范军的这本《历史是个局》分上下两编。上编讲中国历史上的五个局，下编讲局中人的生存，互为呼应。中国历史博大精深，要把所有的局讲完是不可能的，也没必要。这是因为，局与局之间虽然各有巧妙不同，却也大同小异。

《历史是个局》——中国千年政治艺术的全新解读！

中国历史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其实是由一个又一个局组成的。像著名的饭局鸿门宴是局，历朝历代朝廷上衮衮诸公在一起勾心斗角也是局，改朝换代是从一个局转到另一个局，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则是剧烈的局变。总之，从“局”的角度看问题，一切人事便有了意味深长的感觉。局是圈子，是组织，其实也是江湖。江湖风波恶，局也一样，充满阴谋与算计。有明规则，更有暗规则。它划定等级与秩序，但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互动，有悬念，从而构成了一个“局”内部的运动轨迹。这是中国历史的新看点之所在，从里到外看隐蔽的历史，我们便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历史是个局》分上下两编。上编讲中国历史上的五个局，下编讲局中人的生存，互为呼应。中国历史博大精深，要把所有的局讲完是不可能的，也没必要。这是因为，局与局之间虽然各有巧妙不同，却也大同小异。

上编 中国历史五个局

 险局：官与吏的千年博弈

机心

错位

缺位与出位

苟且

代价

制度困局

 困局：大黑洞——宋代官僚组织的秘密

非正常手段上位

杯酒释兵权背后的制度设计

恩科与特奏名：关于组织扩张

恩荫：组织人口的绿色通道

反向力

愈瘦身愈发福

从耗散到崩溃

 破局：楚汉之争的力量消长

陈胜如何胜出

刘邦路径Vs陈胜路径

孤家寡人

决策失误

短板

决策再误

低调者生存

各自表演

鸿门宴

项羽模式

都城选择

伏笔

此消彼长

眼界与机会把握

人才观

收官

善后

百年大集团

 设局：清代皇位继承的局与杀

汗位推选

皇太极的惆怅

变异

再变异

危险的养成

暗战

危害

过渡

后遗症

“补漏”

求稳与求贤的两难

真的稳定了吗

可疑的选贤

 囧局：万历“掣签法”——组织玩了一把黑色幽默

皇权干预

司礼监阴挠

阁部争权

补丁

下编 历史中的“局生存”

 孤独者商鞅：局中人如何沦为局外人

蛋糕是怎么做大的

高层的愤怒

底层的无奈

两极化加剧及败亡

 庆历诸君子：败于党争

被朋党

捅娄子

欧阳修的天真与宋仁宗的疑心

一篇雄文导致的报复行动

变脸

“进奏院案”

最后一脚

 “拗相公”：王安石的悲剧

“拗相公”来了

智囊团求去

潜伏的小人们

人才流失

神宗厌了

埋单

 铁三角下，张居正被压垮了

出局之忧

铁三角初现

登顶

整合

核心层不再稳固

倒张前史

最后的清算

 “局生存”模范生赵匡胤：在纠纷内讧中胜出

超常规上位

得利

暂缓行动

整合进行时

方式问题

人事安排的机心

平叛

宋神宗和宋徽宗是宋朝的两个知名皇帝。前者以勇于变革著称，后者以安于享乐名世，本不是一类人，行政风格自然也大异其趣。但究其生平所颁诏书，却能找到相同之处。熙宁七年（1074），宋神宗下诏：“品官犯罪，按察之官并奏听旨，无得擅捕系，罢其职俸。”无独有偶，宋徽宗也曾经在他的诏书中明示，不得将犯罪品官随意逮捕，给出的理由是若行此举“将使人有轻视爵禄之心”。历史总是这么举重若轻，官与吏格局的机心竟然在两个混搭皇帝的诏书中一览无遗了，那就是关于“贵官”的设计——尊敬官员，首先在法律层面上确定官员的豁免地位。在官与吏这个千古格局中，“贵官”是组织首选的一种程序设计，目的是确保权力分配格局不被挑战。

官的身份特权其实涵盖诸多方面。首先是出身。官与吏关系里的官员大多科举出身，在知识储备和观念结构上处于形而上的地位，不仅出政策，还解释政策，也就是同时拥有决策权和解释权。这是出身带来的一种“局”内地位优势。相对于吏员来说，官员的视角是俯瞰的，颇具压迫意味。其次是行政权力。在“局”里，官员有一定范围的决断权，可以灵活处理政务。而吏只能做些具体的整理、辅助工作，无行政权。再次是物质待遇。官员的物质待遇是计划内的，全额划拨。《宋史职官志》记载，宋代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他们还有各种补贴，数量相当可观。清代的官员在正俸之外还有“养廉银”，外官总督、巡抚多到每年一二万两，相当于原俸银的一百倍一这是一种经济特权。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相对于吏员来说，官员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观念上，其视角都是俯瞰的，颇具压迫意味。追根溯源，这是一整套“贵官”的设计，意在“官与吏”的关系格局中划出一道鸿沟，以确保官的制约者地位不受挑战。

但仅仅这样还不够，“官与吏”的关系讲究矫枉过正。矫枉必须过正，才能达到目的。在历史的脉络间游走与参详，我们可以看到，在“贵官”的程序设计背后，事实上还有另一道相辅相成的程序——“贱吏”。“贱吏”是为了更好地“贵官”，“贵官”的真实目的也是为了“贱吏”。还是从出身来看，吏来源复杂，形迹可疑。既有良民，也不乏“宵小无赖之徒”。但以这样的标准来划分官与吏的出身之别，并不科学或者说明晰。唐宪宗元和二年（1807）十二月，在官与吏的“局”中一道鸿沟被深深刻划，因为从此以后，胥吏被限制参加科举考试。唐宪宗这年年底下诏书说：“自今已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清流者，虽薄有辞艺，并不得申送。”在这道诏书里，“州府小吏”和那些曾经被官府惩罚的犯罪分子相提并论，列入禁止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员黑名单中。此后，宋太宗和明太祖都一再强调禁止地方胥吏参加科举考试。宋太宗时，有一个中书省的吏员偷偷参加科举考试，都已经考上了，“上知之，令追夺所受敕牒”，硬是取消他的录取资格。至于禁止的理由，这些组织程序的设计者心照不宣。宋太宗说：“科举之设，待士流也。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明太祖说：“胥吏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总之，就是在身份认证上，先对吏员做一个有罪认定，阻断其通往上层的道路。这是“贱吏”的第一个层面，先在出身上打人另册，甚至连农工商都不如。因为参加科举考试，是农工商等社会普通阶层都享有的权利，应该说不是一种特权而是平权了，而即便是这样的平权，吏员也不可以拥有，组织的机心至此已是很明显了。

上文已经说了，吏的行政权力是未被授权的。至于物质待遇，吏员也是少得可怜。宋代的县吏“无廪给之资”，组织不给开工资，自创福利去。明清时代的吏员只有一点可怜的“饭食银”，多者每月米二石五斗，少者六斗，刚够填饱肚子。最主要的是其社会评价偏低。“贱吏”是一种组织意图，泛化到社会观念上，便形成集体无意识层面的不认同。在官与吏的格局内，处于上层地位的官员被视若父母，所谓父母官。处于下层地位的吏员则被看作恶势力的代表，所谓“皂隶”。清人笔记记载了建昌地方有一种鸟，嘴长寸余，尖锐如锥，称之为“鸟中皂隶”。这其实是对吏员的人格轻视，也是组织“贱吏”意图的成功体现。“嘴长寸余，尖锐如锥”被等同于“皂隶”的形象，一切已是不言自明。

由此我们看到，在“贵官贱吏”的设计下，组织之内存在两套并行不悖的系统。一个是官员系统，另一个是吏员系统。两套系统封闭循环，互不流通。官员在处理政务中握有决断权，物质待遇优厚，社会地位崇高，具有可持续的上升空间；吏员是“庶人在官”，没有官品，身份卑微，合法收入微薄，在组织内上升空间基本上被堵死。不仅如此，官和吏在犯法后所享受的政治待遇也不同。官员犯法有荫身的特权，可以免除杖责等皮肉之苦，而吏员犯法则从重处罚。可以说，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身份层面上，官和吏虽然同处组织内，却是两种人，官贵吏贱。这似乎是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样板，“贵官贱吏”的组织努力得到了程序设计者所期望的“官贵吏贱”的世俗结果。但是且慢，历史总是出人意料，如此设计的组织程序似乎在哪儿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在很多场合下，发生了世人们无法理解的一些情况。一桩行政事务，“州县官日可，吏日不可”，结果还真行不通了；部院衙门中，司官要称品级比他低得多的书吏为先生，语多尊敬，根本就不敢得罪他们；在地方督抚一级的衙门中，吏员可以左右督抚大员的决策；更有甚者，在中央朝廷，有吏员之权“出于宰相大臣之上”，而那些吏员其实是没有资格上朝觐见皇帝的，为什么权力会比宰相大臣还大，并且主宰国家大计方针的制定？

不错，组织程序的设计的确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些士人拒绝充任的胥吏实际上并不弱，并且深含能量。“贵官贱吏”的组织努力最终导出的却是“吏强官弱”这样一个结果，如此荒诞的局面当然不是程序设计者所乐见的。他们只是在苦恼，偏差究竟在何处，又该如何解决此类问题呢？P4－6

中国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看，其实是由一个又一个局组成的。像著名的饭局鸿门宴是局；历朝历代朝廷上衮衮诸公在一起钩心斗角也是局；改朝换代是从一个局转到另一个局；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则是剧烈的局变。总之，从“局”的角度看问题，一切人事便有了意味深长的感觉。局是圈子，是组织，其实也是江湖。江湖风波恶，局也一样，充满阴谋与算计。有明规则，更有暗规则。它划定等级与秩序，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互动，有悬念，从而构成了一个“局”内部的运动轨迹。这是中国历史的新看点之所在，从里到外看隐蔽的历史，我们便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或者说感悟。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讲中国历史上的五个局，下编讲局中人的生存，互为呼应。中国历史博大精深，要把所有的局讲完是不可能的，也没必要。这是因为，局与局之间虽然各有巧妙不同，却也大同小异。

局是人设的，也是人在演绎。人在社会，便有等级之分。有等级之分，便有攻防。这其中，官与吏是机关重重的一个局，也可谓看点多多的千古险局。之所以说它“险”，是因为和其他局相比，这个局是权力的集中地，腹黑或者说厚黑的学问全在其中了。具体到官僚组织，它更是一个局，中国历代官僚组织总是走不出越精简越膨胀的怪圈，个中原因究竟为何？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困局。放眼中国历史，此困局以两宋之演绎为最。本书在上编中以此为样本，剖析了一个组织的制度困惑——好大一个局，最终何以走向崩溃呢？

在上编“中国历史上的五个局”中，笔者还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剖析了“楚汉之争”这个局的力量消长，指出为什么是刘邦而不是项羽成为笑傲江湖者：在秦末的天下大变局中，群雄逐鹿，各逞英豪。陈胜势力、项羽势力、刘邦势力，是这场变局的三大动力源。他们方向不同，相互撞击，谁都想成为破局的风流人物。但究其实，最终破局者的素质、眼光以及胸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事业之成败。同时，上编也关注了“清代皇位继承中的局与杀”：康熙九子夺嫡、雍正手足相残，清代皇位继承颇多杀机，是人性之恶，更是制度设局。从入关前努尔哈赤首创汗位推选制，到康熙试行嫡长子继承制，再到雍正推出秘密建储制，笔者以为，每一个创新制度的背后其实都是局杀的代名词。

下编“局中人的生存”则重点关注了商鞅、范仲淹、王安石以及张居正等变法人物从入局、治局、局乱以及出局的际遇，讲述了局与人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其实是一场组织震荡。这其中局中人多多，各有立场不同。皇帝对变法开始多支持，后期多彷徨，有“异论相搅”的机心在；朝廷官员既有首鼠两端者，也有投其所好者，鲜见从一而终者。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变法人的命运。商鞅通过变法做大了蛋糕却没有分好蛋糕，在变法者和反对者对立、背后缓冲区缺失的情况下，他错误地利用自己所谓的声望强推改革，试图化阻力为动力，最终钢丝绳崩断，变法者身败名裂。范仲淹改革有欧阳修和富弼等人的积极参与，在反对派首领吕夷简退职养病的背景下，此次变革本来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由于改革派不避朋党之嫌，公然作《朋党论》上奏仁宗，首提“君子党”和“小人党”的说法被反对派利用，他被仁宗皇帝先敬后疑最后驱逐之，命运可谓冰火两重天。王安石变法高举“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大旗，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在识人、用人、权变以及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方面屡屡失误，上寒神宗之心，下乱吕惠卿等变革团队之局，并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他最后只得黯然离去。张居正改革也是同样道理。在隆庆末年阻力重重的情况下张居正先是联冯(冯保)倒高(高拱)，稳住自己阵脚；其次借力李太后，成功上位内阁首辅，搭建权力铁三角(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组合)；在这个基础上，他变身帝王师成功登顶权力巅峰。与此同时，整合内阁成员，使得改革派人际关系互动良好，改革遂无往而不胜。但正所谓成也铁三角，败也铁三角。曾经固若金汤的铁三角在万历亲政后彻底崩塌，张居正死后还遭清算，改革成果随风飘零，令人唏嘘不已。

另外，下编也关注了“局生存”的模范生赵匡胤。此人在后周末期的纠纷内讧中胜出，成为“局生存”的正面典型。在历史变局中，宋太祖赵匡胤的上位手段、时机把握以及平衡组织人事关系的能力耐人寻味；而他的洞察力、决策力以及适度冒险精神成为其上位的有力支撑，并让他最终得以成事。

总之，历史就是个局，我们关注“局”其实是为了关注局中人的生存状态，由人及己，以为自身镜鉴。同时，关注人的命运又离不开历史大格局的参照，这样才能看得更透彻些。过去有句话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意思是贵如帝王者，其命运也不能自主，被历史所绑架。如果从“局”的角度重新品味这句话，或许会让我们觉得，历史这个“局”真是天罗地网，无人可以逃脱其间，不好好认识认识，都对不起老祖先给我们演绎的五千年大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