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岁那年春天堇有生以来第一次堕入恋情。那是一场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般迅猛的恋情。它片甲不留地摧毁路上一切障碍，又将其接二连三卷上高空……那完全是一种纪念碑式的爱。而爱恋的对象比她年长十七岁，已婚，且同是女性。”这是村上春树1999年新作《斯普特尼克恋人》的开头。小说情境依然那么孤独、空虚、无奈、苦闷和怅惘，而作者的笔触则更神奇地指向自己——“自己”究竟是什么？归宿在何方？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自我质疑、自我守望、自我探求的小说，同性恋只是其借用的外衣。

《斯普特尼克恋人》由村上春树所著，讲述的是：

斯普特尼克，苏联人造卫星的名字，意思是“旅伴”。沉迷于写作的少女堇，突然宣称“爱上”了她的音乐同道、年长17岁的中年美女敏，成了她欧洲之行的旅伴。然而在希腊的小岛上，堇却神秘地失踪了，因为她发现她的“恋人”只是一个躯壳，而灵魂已在一个惊险之夜失去了。绝望于异性之爱的堇，甚至连同性之爱也不能得到。“为什么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钟情于堇的一位小学教师喃喃自语，“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寞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斯普特尼克恋人》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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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那年春天，堇有生以来第一次坠人恋情。那是一场犹如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一般的迅猛的恋情。它片甲不留地摧毁路上一切障碍，又将其接二连三卷上高空，不由分说地撕得粉碎，打得体无完肤。继而势头丝毫不减地吹过汪洋大海，毫不留情地刮倒吴哥窟，烧毁有一群群可怜的老虎的印度森林，随即化为波斯沙漠的沙尘暴，将富有异国情调的城堡都市整个埋进沙地。那完全是一种纪念碑式的爱。而爱恋的对象比她年长十七岁，已婚，且同是女性。一切由此开始，(几乎)一切至此告终。

堇当时正为当职业作家而殊死拼搏。世界上无论有多少人生选择，自己也只有当小说家一条路可走。这一决心如千年岩石一般坚不可摧，没有任何妥协余地。她这一存在同文学信念之间，简直是间不容发。

从神奈川县的公立高中毕业后，堇进入东京都一所小而整洁的私立大学学文艺专业。但无论怎么看那所大学都不适合她。她打心眼里对那所大学感到失望：缺乏冒险精神、做事优柔寡断、学而不能致用(当然是对她而言)。身边的学生大半是平庸无聊得无可救药的二级品(老实说，我也是其中一员)。这样，堇没等上三年级便果断地申请退学，消失在校园门外。她认定再学下去纯属浪费时间。我也颇有同感，但以凡庸的概论言之，我们不健全的人生，甚至浪费也是多少需要的。若将所有的浪费从人生中一笔勾销，连不健全都无从谈起。

一言以蔽之，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想主义者，一个执迷不悟的嘲讽派，一个——说得好听一点——不谙世事的傻瓜。一旦开口便滔滔不绝，而若面对与自己脾性不合之人(即构成人世的大多数人)，则三言两语都懒得敷衍。烟吸得过多，乘电车必定弄丢车票。只要开始思考什么，吃饭都忘在一边。瘦得活像以往意大利电影中出现的战乱孤儿，光是眼珠骨碌碌转个不停。较之用语言形容，若手头有一张照片就方便了，遗感的是一张也没有。她对照相算是深恶痛绝，不抱有将“年轻艺术家的肖像”传与后世的愿望。假如存有一张堇当时的照片，如今无疑会成为人所能具有的某种特质的宝贵记录。

把话说回来，堇为之坠入恋情的女性的名字叫“敏”，大家都用这个爱称叫她，不知其原名(由于不知其原名，日后我多少陷入窘境，此是后话)。就国籍来说是韩国人，但她在二十五六岁下决心学习韩语之前几乎一句都不会讲。在日本出生长大，曾留学法国一所音乐学院。因此除日语外，还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衣着总是那么利落得体，身上不经意地别着小巧而昂贵的饰品，开一辆深蓝色12汽缸“美洲虎”。

第一次见敏的时候，堇谈起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当时她正一头栽倒在凯鲁亚克的小说世界里。她定期更换文学偶像，那时轮到了多少有些“不合时令”的凯鲁亚克。上衣袋里总是揣着《在路上》或《孤独的旅行者》，一有空就翻上几页。其中最令她动心的是《孤独的旅行者》中看山人的话。凯鲁亚克曾在孤立的高山顶尖一座小屋里作为看山人形影相吊地生活了三个月。

堇引用了这样一小节：

人在一生当中应该走进荒野体验一次健康而又不无难耐的绝对孤独，从而发现只能依赖绝对孤身一人的自己，进而知晓自身潜在的真实能量。

“你不觉得这样很妙？”她对我说，“每天站在山顶尖上，转体三百六十度环视四周，确认哪里也没有火灾黑烟腾起。一天的工作量就这么一点儿。剩下时间只管看书、写小说。夜晚有浑身毛绒绒的大黑熊在小屋四周转来转去。那才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相比之下，大学里的文艺学专业简直成了黄瓜蒂。”

“问题是任何人到时候都不能不从山上下来。”我发表意见。但她没有为我的现实而又凡庸的见解所打动，一如平日。

如何才能像凯鲁亚克小说的主人公那样过上偏执、冷峻、放荡不羁的生活呢？堇当真苦恼起来。她双手插兜，头发故意弄得乱蓬蓬的，视力虽然不差却架一副迪吉·加列斯匹①那样的假象牙眼镜，目光空漠地瞪视天空。她差不多总是身穿俨然从旧货店买来的肥肥大大的粗花呢夹克，脚上蹬一双硬撅撅的作业靴。倘脸上有地方可以蓄胡须，她肯定照蓄不误。

堇无论如何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美人。双颊不丰满，嘴角多少向两侧扩张过头了些，鼻子又小又略微上翘。表情则够丰富，喜欢幽默，但几乎从不笑出声。个头不高，即便开心的时候说话也充满火药味儿。口红和描眉笔之类有生以来从未沾手，甚至是否准确知晓乳罩的尺寸也是未知数。尽管如此，堇还是有某种吸引人的特殊东西，至于如何特殊则很难用语言解释。不过若细看她的眸子，答案自在其中。

我想还是交待一句为好：我恋上了堇。第一次交谈时就被她强烈地吸引住了，而后渐渐发展成为无可自拔的痴情。对我来说，很长时间里心目中只存在堇一个人。不用说，好几次我都想把自己的心情讲给她听。可是一旦面对堇，不知何故，总是无法把自己的感情转换成有正当含义的话语。当然从结果上看，这对自己也许倒是好事，因为即使我能顺利地表白心迹，也无疑会被堇一笑置之。

在同堇作为“朋友”交往的期问，我还和两个或三个女子交际着(不是数字记不确切，而是由于数法不同，有时为两个，有时为三个)。如果再加上睡过一两次的，名单还要略长一些。在同她们相互接触身体的时间里，我常常想到堇，或者说脑海的一隅时常或多或少地晃动堇的身影。我还想象自己拥抱的实际上是堇。当然这恐怕是不地道的。但我控制不了自己，不管地道也好不地道也好。

回到堇与敏的见面上来。  敏觉得自己听说过杰克·凯鲁亚克这个名字，是作家这点也依稀记得，至于什么作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凯鲁亚克、凯鲁亚克……莫不是斯普特尼克？”

堇完全弄不懂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她兀自举着刀叉，思索良久。“斯普特尼克？这斯普特尼克，该是五十年代第一次遨游太空的苏联人造卫星吧？杰克·凯鲁亚克可是美国的小说家哟。年代倒是赶在一起了。”

P1-7

文体与视点：“突围”的得失

林少华

《斯普特尼克恋人》是村上春树第九部长篇小说，1999年由日本有名的大出版社讲谈社出版。在此之前，他有四年基本没写小说。采访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据此写了纪实文学作品《地下》(Underground)，继而采访该事件制造者奥姆真理教信徒(包括原信徒)，写了《地下》的续篇《在约定的场所》。此外出版了同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对谈集《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还整理了在普林斯顿大学为研究生上课时的讲稿，以《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为书名出版。同时出版了纪行文学《边境·近境》。也就是说，在写完三卷本《奇鸟行状录》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除了收在《列克星敦的幽灵》中的几个短篇，村上没有能够进行小说创作。反过来说，那部用四年时间写成的长篇巨制，几乎耗尽了村上身上所有的小说创作能量，致使他差不多处于弹尽粮绝的状态，只能转而从事“非小说”的写作。

一系列“非小说”作品中，对于村上最重要的莫过于《地下》。在面对面采访六十余名毒气受害者和写作过程中，村上受到了始料未及的震动，促使他就人生意义和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度思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日后人生的行进方向。至于那种改变究竟多大规模，他当时还说不清楚。因为一切都是在肉眼看不见的深水下进行的，无法用语言客观地将其动向说得一清二楚。村上为此感到焦躁、乖离和困惑。他在为《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2卷(讲谈社，2003年)写的“解题”中这样说道：

唯其如此，作为我只能最大限度回避将自己体验到的“莫名其妙”诉诸言语化这一逻辑程序，而将其整个转换为“物语”这一不同的体系，经过一定时间后再作为综合性的tangible(可触知的)的整体形象展示给世界。……我需要准备时间，需要时间将它彻底吞进去并有效地加以消化。我隐约觉得大约需要三年时间。

我就是在这样的阶段想起写《斯普特尼克恋人》这部小说的。也就是说，当时我处于“中间地段”。我很想写小说，在长时间从事非小说写作之后，我的身心迫不及待地要写小说。但那时我清楚知道自己要写的东西可能不会成为综合性的、换言之即贝多芬的“奇数式”作品。因为我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当时我想写的是能够为自己本身预热的、比较个人化(personal)的“台地式”作品。写这样的作品应该可以调整自己的状态，使得自己投入格局更大的写作。换句话说，那应该可以使我的方向变得更加明确，可以使我沿着那个方向稳稳推进一个刻度。

以上大体是《斯普特尼克恋人》的创作背景。

就故事来说，这是个关于同性恋的故事。斯普特尼克(Sputnik)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名称，意为“旅伴”、“伴随者”，在这里指同性恋者堇爱恋的敏(敏为英语mew的音译，意为海鸥)，即“斯普特尼克恋人”。堇不由分说地爱上了敏，“那完全是一种纪念碑式的爱。而爱恋的对象比她年长十七岁，已婚，且同是女性。一切由此开始，(几乎)一切至此结束。”令人沉思的是，村上为什么在“那样的阶段”或“中间地段”构思了同性恋故事呢？记忆中，村上有三次涉及同性恋题材。第一次是在《挪威的森林》(1987)，此为第二次，第三次是在近作短篇集《东京奇谭集》(2005)中的《偶然的旅人》。前者写的是将铃子一点一滴构筑的幸福一瞬间彻底毁掉的那个小女孩，是作为坏孩子写的，尽管她本身也是个令人同情的受害者；后者写的是衣着得体彬彬有礼的四十一岁男钢琴调音师，绝不令人讨厌，毋宁说招人喜欢，使得一位极有魅力的女子见面第二次就主动邀他一起去“安静的地方”。相比之下，《斯普特尼克恋人》中的堇作为同性恋者则情况复杂得多，不幸得多。堇喜欢“我”，“我”也喜欢堇，和她在一起时“我的心因之受到无比温存的抚慰，就像从夜幕下驶过无边荒野的列车窗口望见远处农舍的小小灯火”，然而两人始终未能身心融为一体。“我”当然有强烈需求，但堇对于“我”不怀有性方面的兴趣，以致“我”为了缓解痛苦和回避危险而同其他女性发生肉体关系，甚至包括自己教的班上一个小学生的母亲。另一方面，堇对同为女性的敏怀有“犹如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一般迅猛”的真正的爱恋之情，渴望同敏结合在一起。当敏对她表示“不是我拒绝你，但我无能为力”之后，她从希腊一座小岛上消失了，失踪了。简而言之，堇置身于“中间地段”。作为同性恋者，她既不能同身为男性的“我”享受两性之爱，又不能在同为女性的敏身上得到满足。她为之焦躁、困惑，“哪里也去不成”，“哪里也抵达不了”。这样的窘境未尝不是作者当时心境的折射，未尝不是作者想以“综合性的可触知的(tangible)整体形象展示给世界”的境况的雏形。不言而喻，“中间地段”也是过渡地段，意味转机即将到来，新的一步即将迈出。

实际上村上也在这里迈出了新的一步。最明显的是文体上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村上在前面提到的“解题”中有如下表述：

写这本《斯普特尼克恋人》的时候，有一点十分明确：我决意向自己过去一直采用的——换言之，作为武器使用的——某种文体告别。具体说来，我打算告别的是类似小说开篇出现的‘‘比喻的泛滥”那样的东西。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斯普特尼克恋人》中将自己行文的此类修辞特征来个彻底清仓，把这些货色统统打扫干净，往后再说往后的，往后捣鼓一点文体不同的东西就是。将村上味文章义无反顾地写尽写透，写到往下再不写也无遗憾的地步——老实说，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活计。

我为什么下这样的决心呢？说起来话长。但就极为基本的说来，我想那是因为我极其渴望往下以多少不同于自己原有文体的文体进行创作。至少就长篇小说这一容器而言是这样的。为此就要把原有文体中的“突出”部分暂且消除、抛掉。长远看来，我必须把自己的文章转换(shift)为更加简洁、更加中立、更加机动灵活、更加带有普遍性的东西。进一步说，我需要把小说的动力学(dynamics)从文体层面逐渐推进到“物语”层面。

换个说法，《斯普特尼克恋人》在文体上是村上的一个转折点，是他对原有文体举行的告别仪式。不过，这一告别仪式也带有村上式的温情：为了安慰原有文体，他先让它们出尽风头，然后才同其分手另觅新欢。以吃饭打比方，他要把原来喜欢的东西尽情尽兴吃个够，之后才转而琢磨新菜谱。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看看村上即将告别的、或者说正在加倍演示的是怎样的文体：

……

更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的结尾同《挪威的森林》竟那样相似：

“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更不知道自己去哪里，我们就这样活着。或许这就是孤独的本源和本质。

2007年5月9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绿肥红瘦雨过天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