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至少在一部分人的印象里，是一个篡位者，屠戮功臣、施行特务统治的残忍的暴君，又是有着重大事迹的帝王。冯尔康专著的《雍正传》作者在检阅了有关他的大部分资料之后，认为他敢于革除旧弊，办事雷厉风行，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进者，是促进清朝历史发展的政治家，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人物，因而觉得过往的评论不够中肯，诬罔较多。作者力求通过雍正史的研讨，概括雍正生活时代的社会历史，说明它的状况和特点，探索中国封建社会进程中一个阶段的发展规律，还原雍正帝的历史面貌。

雍正继位之谜是学术界聚讼纷纭久而未决的悬案，《雍正传》参与讨论，是因疑案涉及雍正前期政治及康熙、雍正评价。本书持合法继承观点，雍正打击朋党，就是储位之争的延续。

冯尔康专著的《雍正传》重点叙说雍正在位十三年间，针对历史积弊进行带有某种制度性更革。摊丁入亩制度的实现，令田多者多纳税，有近代累进税味道；耗羡归公法的实行，固定地方政府行政开支，符合近代财政预算涵义。所以他的更革具有近代因素。建立军机处，完善密折制，令其专制主义君主集权达到登峰造极地步。本书还从雍正禀赋、性格方面评论他，发现他有刚毅、残忍、喜怒不定的多面性格，由其自称“汉子”，可知他有江湖气。在雍正多面性格中，占主导的是刚毅有为，勇于进取；重大缺陷是过分注重事功，残忍刻薄。本书通过雍正史的具体叙述，得出雍正是杰出的革新帝王并创造一个革新时代的结论。

自 序

第一章 储位斗争的胜利者

 第一节 侍从康熙巡幸四方

 第二节 八面玲珑，初试锋芒

 第三节 夺取储位的全面计划和活动

 第四节 康熙之死和胤稹的嗣位

 第五节 简论康熙朝的储位斗争和胤稹的争位活动

第二章 “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指导思想

 第一节 继位前后社会矛盾概述

 第二节 “振数百年颓风”的革新思想

第三章 迭兴阿、塞、年、隆诸狱

 第一节 分化瓦解允襈、允樾集团

 第二节 年羹尧、隆科多与雍正初政

 第三节 允禊集团收拾净尽

第四章 改革赋役，整顿吏治

 第一节 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

 第二节 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

 第三节 士民一体当差

 第四节 实行益贫损富利国的丁归田粮制度

 第五节 汇追与首隐

 第六节 钱法与铜禁

第五章 查抄江宁织造曹家

 第一节 康熙后期曹家的潜伏危机

 第二节 雍正对曹□的希望与失望

 第三节 抄家及其原因

第六章 实行重农抑末的政策

 第一节 种种重农措施及其弊病

 第二节 严禁开矿和滇铜的生产

第七章 围绕士人的冲突和政治斗争

 第一节 李绂与田文镜互参案，打击“科甲朋党”

 第二节 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

 第三节 文字之祸的蔓延

第八章 军机处的创建和奏折制度的确立

 第一节 “台省合一”和观风整俗使的设置

 第二节 奏折制度与政令的推行

 第三节 设立军机处与皇帝综理庶务

 第四节 改定律令

 第五节 升府州和更定地方官缺

第九章 改革旗务和处理满汉矛盾

 第一节 下五旗私属关系的终结

 第二节 试图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第三节 满汉关系的调处

第十章 西南改土归流与西北两路用兵

 第一节 经营青海和西藏

 第二节 批准鄂尔泰的建议与改土归流的实行

 第三节 调度乖方，西北两路用兵的失败

第十一章 设立族政与推行除豁贱民等社会政策

 第一节 推行保甲制度

 第二节 提倡宗法伦理与设立族政

 第三节 更定服色婚丧仪制

 第四节 宣讲《圣谕广训》与乡约制度

 第五节 倡建善堂与“乐善好施”的议叙

 第六节 除豁贱民

 第七节 残暴镇压民众运动

 第八节 雍正社会政策旨归

第十二章 对外关系与对外贸易政策

 笫一节 迁西洋人于澳门和开闽粤洋禁

 第二节 签订《恰克图条约》

第十三章 文化、思想、教育政策

 第一节 向孔子顶礼膜拜和教育方针

 第二节 讲求祥瑞

 第三节 崇佛、用佛的精神教主

第十四章 用人、待人和宠臣

 第一节 论才技而不限成例的方针

 第二节 宠臣允祥、鄂尔泰、张廷玉、田文镜和李卫

 第三节 接见中下级官员

第十五章 才识、性格与作风

 第一节 才能、学识和自信

 第二节 “朝乾夕惕”

 第三节 刚毅和急躁的性格

 第四节 著述

第十六章 生活、辞世与政治的延续

 第一节 家庭生活

 第二节 雍正之死

 第三节 秘密立储与乾隆嗣位

 第四节 乾隆初政及其与雍正政治的关系

 第五节 野支和文艺作品中的雍正

第十七章 总结：雍正和他的时代

 第一节 奋发有为的君主

 第二节 雍正时期的历史地位

 第三节 雍正在君主专制制度衰落和满族发展时代发挥个人历史作用

 第四节 雍正的才能、性格对其政治的影响

 第五节 结语的结语

附录

后 记

五、胤稹结党谋位

诸皇子的营求储位，雍亲王胤稹毫不让人，但他的表现方式多少与众不同。

胤□第二次出事，储贰的事牵动着胤禛的每一根神经，他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进行着有纲领有计划的经营。他的方针、策略见于属人戴铎于五十二年（1713年）写给他的书启。戴铎写道：

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

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也。谨据奴才

之见，为我主子陈之：

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

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而不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者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此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小忿而忘终身之大害乎？

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著，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之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语数句，奖语数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

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于与闻也。

本门之人，受主子隆恩相待，自难报答，寻事出力者甚多。兴言及此，奴才亦觉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须之为利乎！

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现。顷者奉主子金谕，许令本门人借银捐纳，仰见主子提拔人才之至意。恳求主子加意作养，终始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仰藉天颜，愈当奋勉，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半臂也。

以上数条，万祈主子采纳。奴才身受深恩，日夜焚祝。我主子宿根深重，学问渊宏，何事不知，何事不彻，岂容奴才犬马之人茎荛之见。奴才今奉差往湖广，来往似需岁月。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俱，高人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胤稹阅后，写了如下批语：

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汝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戴铎的建言，首先分析政治形势，明确奋斗目标。深知胤初再黜、储位未定之时，诸皇子争夺激烈，谁活动有力，谁就有可能夺标，所以这时是“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因此一定要参加角逐，争取不世之荣。方针确定了，要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戴铎提出的是：一要生方设法，用孝行取得康熙的宠爱。二要以废太子凌虐昆季为戒，妥善处理好弟兄关系。三要加意联络百官，尤其是康熙亲信重臣，对地位较低的近侍和汉人官僚也不要放过，用他们为自己造舆论，把胤禊所有的好名声夺过来，对皇帝考虑继承人施以影响，以利对胤稹的选择。四要大力培植雍邸人才，为建立江山的基干；放他们出门，谋求朝内外的要职，为夺取江山奠定基础。戴铎的书信，向胤稹全面提出争取储位的纲领、策略和措施。胤稹的批语是半真半假。他认识到戴铎对形势分析得精当，争位的略策、方法较为完善和巧妙，完全可以接受和实践，而且在戴铎建议以前，已经帮助门下外出做官，扩大势力和影响，加紧了争位活动，现观戴铎的全面规划，当然喜之不胜，奖为“金石”之言，乐于采纳了。至于“与我分中无用”，做皇帝是“大苦之事”，实是欺人之谈。他当皇帝后多次重述这类话，什么“朕向无希望大位之心”，“朕在藩邸时坦易光明，不树私恩小惠，与满汉臣工素无交往，有欲往来门下者严加拒绝”。谎言不必管它，戴铎的书启和胤稹的表态，表明胤稹集团在太子复废之后，制订了争夺储贰的切实可行的全面计划，制订了处理父子、兄弟、朝臣、藩属诸种关系的策略，争取各方面的好感和支持，建立、扩大自家力量。余下的问题就在于实践了。

自序写些什么？为何写作此书，怎样表述人物历史，是应该首先向读者告白的；其次，由于本书已有几个版本，内容有何不同？书已问世28年，读者多有批评，都需要有所说明和回应。写作的原因与表达方法，在1985年版的《序言》作了交代，现在将之述录下来，然后再说本书的版本与增订原则。要之，期望通过《序言》，为读者提供阅览的方便。

雍正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至少在一部分人的印象里，是一个篡位者，屠戮功臣、施行特务统治的残忍的暴君，又是有着重大事迹的帝王。笔者在检阅了有关他的大部分资料之后，认为他敢于革除旧弊，办事雷厉风行，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进者，是促进清朝历史发展的政治家，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人物，因而觉得过往的评论不够中肯，诬罔较多，想为他有所辩白，这是写作本书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作好历史人物的评论，要避免概念化的毛病，“千人一面”，则不是成功的研究。对历史人物所特有的东西，如他具有怎样的秉赋，有什么样的信念，爱憎如何，性格又是怎样的，要作必要的考察，否则难于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雍正具有鲜明个性，而且充分表现出来了，对他的研究可以很好地阐明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笔者就是想作这方面的尝试。第三，历史人物的个人意志来源于他所在社会的现实，并在那种情况下对社会发生影响，因而要想了解它的产生和作用，就不能离开诞育它的特定的社会条件，恩格斯要求人们重视个人“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要注意“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把个人放到时代社会中考察，既可以阐明个人的历史地位，还可以揭示那个社会的发展状况。这就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这是进行历史人物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笔者奢想，通过雍正史的研讨，概括雍正生活时代的社会历史，说明它的状况和特点，探索中国封建社会进程中一个阶段的发展规律。

为了把这些设想表述出来，采取这样一些写作方法：

较多采摘历史资料，加以排比胪列，用资料表现雍正和他的时代。根据资料，笔者作简要的分析。这种评论也许是不确切的，甚而是错误的，但读者若能通过那些资料作出自己的判断，笔者就感到欣慰了。本书为较多地容纳材料，可能做得不恰当，征引大段引文，使篇幅繁冗；还有一些考证，令人读之如同嚼蜡。凡属缺陷，应当改正，而致此之由，则在于想用资料说话。

本书不仅包括主人公雍正的历史资料和叙述，还包含他生平事迹以外的、他那个时期的制度、事件、人物的材料和叙述，换句话说是以他为中心，凡和他的活动有联系的事物，尽可能地给予说明，以期达到透过雍正观察他的时代的目的。

对雍正的思想、才能、性格、作风，企图有所揭示，唯做的是非常不够。

写人物传记，要考虑人的自然法则，即青少年、中年、老年的不同时期，还要考虑某个特定人物的历史特点。具体到雍正，皇子时代四十五年，做皇帝十三年，他所接触和处理的事务是多方面的，可以和应该描绘的，不像科学家、文学家、军事家等那样单纯，要把他的复杂的历史面貌表现出来，就要将他生命演进与生平事迹两方面结合起来，划分他的历史阶段，认清他的主要事迹，作有秩序的、分类的叙述。因此将雍正史分为两大阶段，五大部分，十六个方面进行交代，即第一章，皇子时代的雍正，是他的前半生的历史，也是雍正史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本书第二至十二章，是雍正即位后的重要政治活动，也即雍正朝的重大政事；第三部分，为本书的第十三至十五章，他的为人、作风；第四部分，第十六章，他的死亡和遗政；第五部分，最后一章（第十七章），总结他的一生和时代，提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本书名称，若以写作的内容来定，可以叫做《雍正及其时代》；若从本书夹叙夹议的写法，也可取名《雍正评传》；或者还可拟用其他的名称。为名实相副，为从简、从俗，取了现在的书名——《雍正传》。

现在来说各个版本的关系，本次增订的原则，对读者、批评者的感谢和对某些学术见解讨论的回应。

本书手稿成于1982年底，次年1月中旬送交人民出版社，1984夏天该社要求作些修改，我遂进行少许文字加工，并因出版有望而于中秋节写出《后记》，1985年印行。几年之后，台湾商务印书馆给了我重梓的机会，因而乘便加进《查抄江宁织造曹家》一章。其实这一章也是在1982年写成的，只因有人认为查抄曹家与雍正史没有多大关系而从书稿中撤了出来，至是我把它恢复进去，这是人民出版社版与台湾商务印书馆版唯一不同的地方，不过它仍应当被视为《雍正传》第2版。第3版是1999年上海三联书店的印本，除个别文字的订正，增添第十四章中的第三节，即《接见中下级官员》。我在第l版《序言》中说：“对雍正的思想、才能、性格、作风，企图有所揭示，唯是做得非常不够”，一直引以为憾。1995年到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文书，写作《清代引见履历档案的史料价值——以雍正朝为例》一文（刊载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4期），因之截取其中有关雍正为人作风的一部分，作为对那种遗憾的弥补。三联版之后，有了2004．年的“中国文库”版，是人民出版社版的重印本。现在人民出版社希望给小书增加图版再出一次，俾出图文并重之作，这应当是第4个版本了。

初版《后记》说：“雍正和他的时代的历史，我那里把它说清楚了！我想以后把它改得好一点，这当然要自己努力，另外要靠同行和读者的帮助，我殷切地期盼着同志们的指教。”是的，我希望改写《雍正传》，以提高它的学格品质，故而不时地关注雍正及雍正朝史，搜集新的资料，探求新见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清史研讨的大发展，雍正史研究的丰硕成果，给了我许多养料和启迪，促使我思考新问题，并应吸收和回应；读者的关爱，激励着我。从互联网页上的信息得知，有青年读者攒钱购买拙作，令我感动，更有不安，还有读者指出我的误失，如在三联版“引见官员”一节，就雍正所说“世那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以鼓励官员边干边学的话，认为他的“比喻是世俗的，而且不那么正经”，我不知这句话是孔子说的，白露嘉先生就此指出它出自《大学》第四十二章，说我对“四书”不熟。批评得非常中肯，特在此鸣谢。我若不努力改写，怎么能对得起抬爱拙作的读者和学术界朋友呢！

修改，确定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此次不作观点性的大动，二是适当地增补。从成稿至今，已有近三十个年头，社会和学术思想界发生巨大变化，我的学术观念也同时代发展相合拍，尤其是进行了世纪性的思潮反思，对史学基本理论重新认识，思考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经济决定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18世纪时代特征、世界资本主义化时代的中国、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宗教是鸦片烟等重大理论问题。今日再来看原书，认识到它的一些缺失、不足，特别感到给人物、事件、制度、社会定性的结论，有的没有必要，有的未见准确，有的不到位，应当删改。然而我决定基本保持原貌。为什么？因为对雍正其人的主体评价没有改变，不公允、不恰当的那种评论，对于本书的基调来讲还不是主要的，如今权且作些文字修订，算作暂时“交差”，如果以后还有机会改写，则将在雍正时代特性方面下些工夫，把对时代特征成熟的新认知写出来。至于增补，本来是可以扩大写作量的，然而我想以适量为宜，免得枝蔓横生，条理不清，主旨反而不明。故而本次增加，主要在继位之谜、奏折制度、社会政策、雍正性格与生活情趣、乾隆初政与雍正政治关系、野史与文艺作品中的雍正诸方面，增加了好几节和若干子目。

至于修订的具体原则，以下列几点约束自己：

维持史学著作应多提供原始材料的一贯认识，给读者思索的资料和思考空间，避免武断的结论，尤其对雍正继位疑案，到目前为止，难有定论，需要多方发掘资料，供读者判断。

对历史人物评论，力避感情色彩，警惕偏袒、苛求或曲意颂扬。

与不同的学术观点，确有必要的始进行适当的讨论，且需尊重他人，心平气和，不自以为是。

增加信息量，吸收学术界新成果，然而不大量表现在文字的扩充中，而在于观点的概述。

有少量的内容放在注释里了，没有写入正文，以避免臃肿。

所利用的实录、起居注、清史列传等基本参考书，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作时尚无后来出版的点校本或编有统一页码的本子，此次再版，本应补进新版本的册页，然因年龄精力关系，已无力再去查阅添注；在新增写的部分，有的注释出新版页码，造成体例的不统一，凡此，均祈请读者谅宥。  适当增补“雍正年表”的内容。

原版有“引用书目”，现改为“参考书目”，原引用书目全部移入，另增加一部分新引用书目和参考书目。

原版图片仅有几帧，今增至一百数十幅。这些图片的实物、原件，大多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有的是我早年搜集的，有的是田野调查拍摄的，有的是从朱诚如主编的《清史图典》第五册《雍正朝》、第三、四册《康熙朝》、第六册《乾隆朝》，中仁主编的《雍正御批》诸书中选制的，还有从其他图籍中选人一、二件的，在此特对各书编著者致谢。

著者

2013年5月11日

书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我研究雍正问题，是受先师郑毅生(天挺)先生的影响。他对雍正及其时代的历史非常重视，也给予较高的评价。1961年他讲《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问题，列举1840年以前明清史上发生的十四件大事，其中有摊丁入亩的实行和军机处的设立，即属于雍正朝的有两件事。后在所著《清史简述》一书中，讲清朝历史上有八件大事，属于雍正时代的也是两件，一是与前相同的摊丁入亩，再一则为驱逐天主教士于澳门。在1368年至1840年的近五百年中，雍正朝只占十三年，却有两三件不平凡的事情，可见这个时代的重要，也可见毅生师对它的重视。毅生师认为雍正和康熙、乾隆“是三个好皇帝”，雍正在十三年中，“每天看的奏折有多少且不说，只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159卷，《朱批谕旨》360卷，都是他亲手批的，没有印行的还有很多。他对自己的职务毫不懈怠，做到了‘今日事今日毕’。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做到这点，是很不容易的”。毅生师的观点给我很大影响，所以我多年来就对雍正问题感兴趣。然而促使我进行这项写作的，则是吕一方同志。今天稿子写成，我以崇敬的心情回忆毅生师给我指引的学术道路，并对一方同志的热情鼓励表示我的谢忱。在本书定稿过程中，张作耀和萧远强同志给予的帮助，私心非常感激。

在这个不成熟的小书行将与读者见面之时，著者的心情又是万分不安的：雍正和他的时代的历史，我哪里把它说清楚了!我想以后把它改得好一点，这当然要靠自己努力，另外要靠同行和读者的帮助，我殷切地期待着同志们的指教。

1985年本书面世之后，我对雍正及雍正朝史没有间断过关注，1990年出版《雍正继位之谜》(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扩充成《雍正继位新探》，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梓刻，接着写出《雍正帝》一书，2009年北京中华书局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同时发行。故能此次将近期研究成果部分地容纳进来。研究固然是时在进行中，不过从历史长河来看雍正时代的历史走向和特点，依然有茫然之感，愚鲁如此，心有愧焉。

我的父母和嗣母对我读书治学期望甚殷，少小在农村失学，进入城市，幸得父母请家庭教师补习，后来读研究生课程，三位长上大力支持，得以专心教学和研究。不幸的是1996年嗣母弃养，生母于2006年仙逝，父亲享年九十有九于2007年离开我们四兄弟，今年是母亲百年冥诞，值此小书重梓，谨以此书纪念他们——养育之恩终身不忘。

著者

2013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