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日记(精)》内含难得一见的20幅乔治·奥威尔亲笔绘就的插图、示意图;辅以英国戏剧、传记学者,奥威尔研究专家彼得?戴维森(Peter Davison)详尽的编者注释,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学甚至文化价值,极富阅读性、研究性与收藏性。
奥威尔一生都有记日记、札记的习惯。本书收录了奥威尔留下来的11本日记和札记,时间从他的思想初步成熟、自认社会主义者的1931年,一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1949年,内容则从一个初习写作的文学青年的经历和思考一直到已成为“一代英国人的冷峻良心”的伟大作家最后的文学札记。《日记》将成为理解奥威尔和他的作品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传世之作《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脍炙人口,历久弥新。作为“一代英国人的冷峻良心”,这位左倾激进、终其一生憎恶与鞭笞上层阶级的左翼文人,在日记中忠实记录了如下场景:与伦敦的流浪汉们一同乞讨、一同流浪、一同采摘啤酒花、一同住进收容所;深入矿井深处,像矿工一样从头到脚沾满煤灰;在远离城市的海岛上像纯粹的农民渔民一样播种收割、狩猎捕捞。这些日记可谓对其理想所做的最好诠释:平等、博爱,关心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反对顽固的保守派,坚定地反法西斯,讴歌劳动者、热爱劳动……
《奥威尔日记(精)》由英国戏剧、传记学者,奥威尔研究专家彼得·戴维森(PeterDavison)选编,辅以详尽的编者注释,并配有20幅奥威尔亲笔绘就的示意图。所选日记从1931年8月至1949年9月,充满了引人入胜又令人唏嘘的细节描写,拳拳之忱、赤子之心纤毫毕现,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学甚至文化价值,极富阅读性、研究性与收藏性。
开始工作前,农场会给每人发一张印出来的工作条款,其目的就是把采摘工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奴隶。根据条款,农夫可以以任何理由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解雇工人,并且只按8蒲式耳l先令而不是6蒲式耳1先令核算工钱,这样等于是抢走了他四分之一的收入。如果哪个工人在采摘季结束之前就辞职不干了,那他的工钱同样按上面的标准核算,而且你没法拿上全额工钱跑路,因为农场最多只预付给你三分之二的钱,剩下的要欠到采摘季的最后一天才结算。管筐的(也就是工头)拿的是计日工资,不是计件工资,但一旦发生罢工他们的工资就要停发,因此他们自然要上天入地地阻止罢工。总的来说农夫把采摘工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除非后者组织起自己的工会,不然这种情况就永远无法得到改变。不过,试图在这里组织工会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半数的采摘工是女人和吉卜赛人;他们实在太笨,看不到工会的用处。
下面说说我们的居住条件。讽刺的是,农场里最好的寄宿合居然是废弃的马厩。我们大多数人睡在10英尺宽的锡棚里,窗上没有玻璃,四周到处是洞,风也进雨也进;里面唯一的家具是一堆麦秆和啤酒花藤,除此以外别无他物。我们的棚里住了四个人,而有的棚里居然挤了八个——这其实是好事,因为人多更好保暖。睡在麦秆里的感觉糟透了(它比干草要冷得多);金吉和我每人只有一条毯子,头一周里我们就害了冻疮;后来我们偷了许多大口袋来保暖。农场免费提供生火的木头,但数量不够。水龙头在200码开外,厕所也一样,但那实在是太脏了,我们宁可走上一英里也不愿去用它。附近有一条小溪,可以用来洗衣服,但想在村里洗个澡就像买条听话的鲸一样难。
×采摘工似乎有三类人:东伦敦人——大多是街头小贩、吉卜赛人,还有流动农场工,当中掺杂着些流浪汉。金吉和我就是流浪汉,这让我们赢得了不少同情,尤其是从那些境遇相对较好的人那里。有一对小贩夫妇,对我们就像父母亲一样。他们是那种每个周六晚上都喝得七荤八素,每说一样东西都要加上“操”的人,但我再没有见过有谁比他们更善良、更体贴了。他们一次次地给我们送吃的。一个孩子会拿着平底锅来到我们的窝棚里:“艾瑞克,妈妈原本打算把这炖菜扔掉的,但她说那可就浪费了。你们愿意吃吗?”当然他们根本没打算把菜扔掉,但故意这样说,避免予人施合的嫌疑。一天他们甚至送来了一整只烧好的大猪头。他们自己也曾流浪过好几年,因此对我们格外同情。“啊,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睡在他妈的湿草丛里,早上去问送奶人讨一杯茶。我有两个儿子就是在路上生下的……”另一个善待我们的男人是个纸厂工人。此前他曾在莱昂斯饭店做过捕鼠人。据他讲,莱昂斯的厨房里灰尘和老鼠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就连它们在卡德比的总部也是这样。他曾在托格莫顿街的莱昂斯分店工作,那里的老鼠多得吓人,晚上赤手空拳进厨房甚至都有危险,必须带上一把左轮枪。¨我和这些人相处了几天后,实在是懒得再装伦敦土腔了,于是大家注意到我说话“不一样”。同往常一样,这让他们对我更加友善了,因为这些人似乎觉得“贵人落魄”是件格外痛苦的事。
布莱斯特农场的200号采摘工里,吉卜赛人占了五六十个。他们看上去格外像东方的老农——同样的宽脸盘,既麻木又狡诈,同样在自己的世界中精怪无比,出了这个圈子就无知得令人发指。他们大多目不识丁,孩子们也都似乎从未上过一天学。一个40岁左右的吉卜赛人问我:“巴黎离法国有多远?”“赶着大篷车去巴黎要几天?”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20岁的年轻人总喜欢问我相同的谜语,一天问上五六遍:“想知道什么事情你做不了吗?”“什么?”“用电线杆挠蚊子屁股。” P16-P17
奥威尔一生执著于写日记和记清单。他的日记本里记满了所思所想,这些想法中还有诗句的初稿——“这是一个周二的早晨”,还有“约瑟夫·希格斯,已故的牧师”——还有从报纸上抄录粘贴的信息、配方、园艺技巧等等。他编制的清单包括国家领袖,流行歌曲,拉丁语、法语及其他外语字词。他还将那些他怀疑是秘密共产党员及其同路人的名字编成了一份著名的名录。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记下了自己广泛阅读的书目。多年来他一直留意收集各种宣传册(现藏大英图书馆),并着手为它们编订目录。他还仔细记录了自己的每一笔稿费,以便申报个人收入申领退税。不幸的是,现存的只有他从1943年7月到1945年12月的稿费记录;讽刺的是,记录这些的是艾琳在怀特霍尔的审查局里工作时领取的一本笔记本。尽管他通常从不考虑要保留那些已发表作品的手稿——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例如《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打字原稿),这可能只是因为奥威尔早逝,没有机会销毁它们。不过他的日记都由他本人保存了下来并打字成稿,现存十一卷。这些不是佩皮斯的那种用代码写成的纯私人记录,而是大体上用平直的语言写成的他对生活、他对自然的观察以及当时的政治事件的记录。当他在1939年9月离开沃林顿后,艾琳帮他代写了家庭日记;1947—1948年的那个冬天在他住院期间,他的妹妹安维尔代他记录了一些基本信息,如天气以及在巴恩尔农场周围开展的农务。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还有第十二卷甚至是第十三卷日记被锁在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档案室里。1996年3月,前匈牙利共产党领袖贝拉·库恩之孙米克洛斯昆告诉我,内务人民委员会曾锁定了奥威尔,他知道档案里有一份专门针对奥威尔的文件(贝拉·库恩与苏联当局决裂后,可能于1938年8月29日在一座古拉格集中营中被枪决,尽管早先的一份苏联报告声称他于1939年11月30日死于监狱)。不幸的是档案在公众有机会查阅前就被封闭了。奥威尔在1937年8月2日给查尔斯·多兰的信中写道(cw,xI,p.386),这些文件被从他妻子位于巴塞罗那大陆旅馆的房间中没收了。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奥威尔写到六个便衣警察拿走了“我的日记”(p.164)。考虑到奥威尔对写日记的执著,他在担任驻缅警察的那些年里也有可能记过日记,但这些日记也许永远不会浮出水面了。1946年6月1日的家庭生活日记中,奥威尔说“另一本日记里”有一张兔皮清单——但这本日记还没有被确认。尽管有明显的遗缺,但这十一卷日记外加两本笔记本中的一些日记条目为我们展现了奥威尔一生的个人记录(虽然有空缺),从他1931年摘啤酒花的经历直至他在医院中的最后时日。
奥威尔从1938年8月9日起的所有日记条目在整整70年后,现已一篇篇地发布在了“奥威尔奖”网站上,并配有记录奥威尔写下当日日记时的行程地图。该网网址www.orwelldiaries.wordpress.COm o
在将奥威尔的日记呈现给读者时,我(编者)尽力保留奥威尔作为日记作者而非那个完美作家的某些典型特征,同时确保文字的可读性。一些无关紧要的拼写错误如“actualy”(正确的拼写是actually)被直接纠正了;他将“i.e.”(即)和“e.g.”(例如)写成“ie.”和“eg.”的习惯在这里则被保留;报刊名称打成了斜体。重要的改动都加了注解。值得注意的是,艾琳在代奥威尔将日记整理成文时,她的拼写比丈夫的准确。如艾琳写的是“scabious"(山萝卜,拼写准确)而奥威尔写的是“scabius"。我尽可能地确定了日记中各个首字母缩写所代表的人物身份,并补全了日记中频繁提及的人名缩写(用方括号)——如安(维尔)和比(尔)。如果奥威尔的日记是先写手稿再誊成打字稿的话,那我只发现了少数有意义的改动。奥威尔在手稿上的手写修改在这里大部分都不加说明,直接照办了。详情可见《奥威尔全集》。注脚中引用全集的地方用CW代表,并标了卷数和页数。本书的注释除了忽略了上文提到的那些小变动外,比起《全集》来说要充实得多。
感谢“奥威尔基金会”,尤其是理查德·布莱尔和比尔.汉弥尔顿;感谢吉尔。弗隆,档案馆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特殊收藏图书馆允许本书出版这些日记。我还要感谢迈拉·琼斯太太孜孜不倦的校对工作。
最后:奥威尔平生非常反对有人给自己写传记;讽刺的是,这些日记恰恰是对他自己大半个人生中思想生活的一本自传。
奥威尔的原注用符号(如*,□,□)标示(这是他的个人习惯)。编者添加的注解在方便阅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靠近其注释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