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0年夏》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随笔集：那时我必须用上整整一天来进入时事事件，这是最难的一天，以至常常想放弃。第二天就用来忘记，将我自己从这些事件的暗处解脱出来，远离它们，重新呼吸四周的空气。第三天用来抹去已写成的东西，写作。

于是，就这样，我为《解放报》撰稿。没有写作题目。但也许并不需要。我想我要写雨。正在下雨。从六月十五日以来就在下雨。为报纸写稿应该像在街上走路。你走，你写，你穿过城市，它被穿过去了，它到头了，走路还在继续，同样地，你穿过时间、日子、一天，然后它被穿过去了，到头了。

《八0年夏》由玛格丽特·杜拉斯著：一九八〇年初夏，《解放报》的塞尔日·朱利想杜拉斯约稿，请她开辟专栏，专门谈论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夏天过后，杜拉斯把专栏文章交给出版社，于是就有了这部《八0年夏》。专栏汇成的十篇夏季随感，有雾、风、海、孩子，又有波兰格但斯克工人罢工、莫斯科奥运会，主题多样。

正文

于是，就这样，我为《解放报》撰稿。没有写作题目。但也许并不需要。我想我要写雨。正在下雨。从六月十五日以来就在下雨。为报纸写稿应该像在街上走路。你走，你写，你穿过城市，它被穿过去了，它到头了，走路还在继续，同样地，你穿过时间、日子、一天，然后它被穿过去了，到头了。海上在下雨。树林里、空空的海滩上在下雨。连收起来的海滩阳伞都看不到。在几公顷的沙滩上活动的，只有几群度假客。看来今年来的是些很小的孩子。辅导员们时不时地让他们随意去沙滩上跑动，免得被吵昏了头。孩子们大叫着奔向海，他们穿过雨点，他们沿着海岸奔跑，高兴得大声吼叫，扔湿沙子打架。一小时后，他们没有用处了，于是被召唤回来。辅导员们让他们唱《月桂树被砍了》。只有一个男孩除外，一个定睛看着的男孩。你不跑？他说“不”。好，他瞧着别的孩子唱歌。你不唱歌？他说“不”。然后他不说话。他哭了。你为什么哭？他说如果他讲出来，别人也不会明白他的话，所以何必说呢。雨点打在黑岩石上，黏土质的黑岩石小丘上。黏土上四处是静静的水泉孔，黏土慢慢地向前移，滑向大海。是的，这些出自上帝之手的黏土小丘长达十公里，足以建造一座十万居民的小城了，然而，不，这一次是不可能的。雨点也打在黑色花岗岩上，打在大海上，但没有人去看。除了那个孩子，还有看到孩子的我。夏天还没有来临。替代夏天的是这种无法归类的天气，说不出到底是怎样的天气。它是一道由水和雾构成的厚密的墙，耸立在人和大自然之间。夏天这个概念又是什么呢？它迟迟不来，又是在哪里？它以前来到时是怎样的？那时它具有怎样的颜色，怎样的热度，怎样的幻象，怎样的伪装？大海在浪花下沉没了。勒阿弗尔城和停在昂蒂费港前的长长一排油轮再也看不见了。今天海上仅仅有风浪。昨天却是风暴天。此刻，从远处看，海上是一道道的白色裂痕。从近处看，它完全是白的，白而又白，它推出大簇大簇的白色，越来越广阔，层层叠叠，仿佛它在收集沙子和光线构成的神秘材料，将它们收到自己的统治下。在这堵墙后面，城市里是满满的，但被关闭在租屋里——英国式街道上灰色的膳宿公寓里。孩子们不停地喊叫着从小丘上一拥而下，穿过城市，令人目眩，这是唯一的动静。自七月一日起，城里的居民由八千人增至十万人，但我看不见他们，街上空空的。有人埋怨说，的确有人来，但却扫兴地要走。自七月一日以来，商业不景气，这里的物价涨了两倍，八月份涨了三倍，如果他们走了，那我们怎么办？海滩重归于大海，重归于阵阵欢快的咸风，重归于令人晕眩的空间，重归于大海为所欲为的强力。我们的官员们天天愁眉不展地讲述着灾难，但新的幸福和新的欢乐的先兆却已经开始流传。有人迎着风单身走在街上，他们披着折叠式的风衣，眼睛在微笑，相互对视。暴风雨里传来消息，要求法国人再作努力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糟糕的一年，失业人数增加的贫穷惨淡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努力，这一年又为什么突然与以往不同，我们听不懂那位先生的话，他宣布出现了新形势，他说他与我们一同面对逆境，我们根本看不见他也听不懂他。都是些骗子。雨点打在树上，打在到处开花的女贞树上，一直到南安普敦、格拉斯哥、爱丁堡、都柏林，这些话、雨点和寒风。我们希望一切属于这浩瀚无边的大海和那个哭泣的小孩。海鸥掉头面朝大海，羽毛被强风吹得平平整整。它们就这样停歇在沙滩上，如果逆风飞行，翅膀会被风折断。海鸥顺着风暴，窥视着迷乱的雨点。孤独的孩子还在那里，既不跑动也不唱歌，他在哭泣。有人问他：你不睡觉？他说“不”，他说此刻大海正涨潮，风力更强，他透过帐篷听得见。然后他不说话了。莫非他在这里不快乐？他不回答，他做了一个谁也不明白的手势，仿佛是轻微的痛苦、轻微的无知，他为此道歉，可能他也在微笑。但突然我看到了。我不再询问他。我后退。我走开。我看到了。我看到壮美的海就在那里，也在那里，在眼睛里，在孩子的眼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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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塞尔日·朱利问我在可能情况下能否为《解放报》定期撰写专栏文章。我犹豫了，定期专栏使我多少有几分害怕，但我又想总可以试试吧。我们见了面。他告诉我他所想要的专栏文章，不要谈及政治性或其他的时事，而是与此同时发生的、我所感兴趣的事件，这些事件并不一定在常规的新闻上有报导。他的要求是：在一年内每天发表一篇，长短不论，但是每天一篇。我说：写一年，这不可能，三个月还可以。他说：为什么是三个月？我说：夏季是三个月。他说：好吧，三个月，但每天一篇。这年夏天我无事可干，几乎委靡不振，不，我是害怕，总是像往常一样恐惧，害怕整日百无聊赖。我说：不，每周一篇，想写什么时事新闻都依我。他同意了。除了六月底和七月初的两周以外，一共三个月。今天是九月十七日星期三，我把《八O年夏》的文章交给了子夜出版社。在这里我想谈谈这件事，谈谈我结集出书的决定。对结集出书一事，我原本犹豫不决，这些文章的散落使我感到难以遏止的快意，我很难将它们从当初被刊印的纸上，从散落在注定被丢弃的报纸上挪开。但后来我认为不能这样。如果让它们留在这种无处可寻的状态可能更有损于《八O年夏》的特点——当时我出于不自量力的炫耀——那个特点似乎就是在现实中的迷失。我对自己说我的一些电影剧本变得破烂不堪、七零八落、没有合同、不见踪迹，这就足够了，我大可不必漫不经心到如此程度。

那时我必须用上整整一天来进入时事事件，这是最难的一天，以至常常想放弃。第二天就用来忘记，将我自己从这些事件的暗处解脱出来，远离它们，重新呼吸四周的空气。第三天用来抹去已写成的东西，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