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瑞，著名弹词演员，善弹善唱又善谱曲，其音乐造诣在弹词界首屈一指，改编了很多曲调，是评弹界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不仅丰富发展了流派沈调，在弹词唱腔音乐方面还有许多其他贡献。费三金编著的《坐看云起时：周云瑞传》为周云瑞的传记，从人生经历和艺术成就两方面展示这为评弹大师的不凡历程。

《坐看云起时：周云瑞传》为周云瑞的传记。

周云瑞从小酷爱文艺的他学过画，拍过电影，最终还是在评弹艺术中找到自我。他不单说唱一流，还擅长编曲。他对音乐的理解和对乐器的熟悉使他在艺术的世界里游刃有余。他有很多抱负，曾期望改良评弹曲调和乐器，已经对整理评弹三弦、琵琶的弹奏法和各流派音乐旋律的衬托法做了资料上的准备，奈何这一切都因在非常年代中英年早逝而戛然而止。通过《坐看云起时：周云瑞传》作者费三金饱蘸深情的笔触，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个有着强烈生活热情的人、一个多才多艺的评弹艺人——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个艺术家对生活和艺术一往而有深情的热爱。

总序 吴宗锡

序 陈希安

第一章 此情可待成追忆

 岁月留痕

 身世之谜

 幕边春秋

 穷且益坚

 从《三笑》到《珍珠塔》

 背包囊走官塘

 杀回大上海

 沙头斗地痞

 收徒“别开生面”

 得成比目何辞死

 有情人终成眷属

第二章 春风送暖入屠苏

 换了人间

 香港淘金梦

 散一散胸中的闷气

 说新书斩尾巴

 “抗保”和义演

 十八艺人建团立业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讴歌刘胡兰

 海上英雄

 登上了上甘岭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春风又绿江南岸

 一肩挑双担

第三章 愿作春泥更护花

 从书坛到讲坛，

 计划和训练

 胡国梁珍藏的一份教材

 仆仆于苏沪之间

 登上高等学府的讲台（一）

 登上高等学府的讲台（二）

第四章 援琴鸣弦发清商

 精益求精《珍珠塔》

 试析《荆钗记·祭江》

 “俞调”翻新唱《岳云》

 激活“祁调”吟《秋思》

 一曲《行路》天地悲

 周云瑞调（一）

 周云瑞调（二）

第五章 好德乐善而无求

 蜜成花不见

 “丽调”介绍

 重义轻利

 和青年朋友的友谊

 周氏家训

 阿“木”不木

 教陈云弹琵琶

第六章 春蚕到死丝方尽

 折腾已经开始

 乱云飞渡的日子

 私吊

 与死神抢时间

 “莫须有”三字铸冤案

 留将正气冲霄汉

 周云瑞之死

 评弹因你而增辉

附录 周云瑞年谱

后记

杀回大上海

苏州评弹的中心是如何从苏州向上海转移的呢？这要从历史上说起。

从15世纪以后，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以丝织业为中心的苏州，工商业人口极多，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最早在苏州出现。这时候，一方面地主富商为了满足他们的享乐需要，广蓄戏班，竟尚新声；一方面由于市民力量的增强，戏曲、小说、评弹越来越得到观众和读者的欢迎。那时候，上海还是一个小县城哩！

然而，社会的变迁终将影响并制约着文化的嬗变和盛衰。经由开埠，上海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从一个海边的县城一跃而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都会城市。1843年以来，随着对外开放，来自苏、浙、粤、皖、鲁等省份的移民和其他海外的移民一起构成了新的上海人口，并共同促进了上海的发展，而具有包容性和商业性两大特征的海派文化也是通过开埠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上海从此成为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最前沿。老城文化、移民文化和租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是旧上海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特点。

“1860年，太平军挺进苏常，江南的缙绅商贾携带他们的财产，大规模逃入上海租界，以至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加到50万，一度曾达到了70万。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战争意外地推动了上海租界的飞速发展，它不再是松江府下的一个普通县城，而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远东国际商港，苏州逐渐开始由江南的中心变为上海的腹地。据1885年与1915年统计，居住租界的华人中，苏浙两省人占总人口74.3％，以吴语为母语的占70％。这些新移民，为了躲避腥风血雨的战火，离开了温柔富贵而今却变得残破荒芜的家乡，来到人地两疏的上海租界，心中挥之不去的是故乡、故土、故人，于是聆听吴语演唱的评弹成为他们寄托乡思的最好去所，评弹成为租界最受欢迎的戏曲。”（见《别梦依稀——说书人唐耿良纪念文集》总序）

旧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当首推英租界宝善街、四马路一带，即今天的以福州路为轴心的周围地带。这里“三楼”（酒楼、茶楼、青楼）、“三馆”（旅馆、饭馆、戏馆）星罗棋布。尤其是书场，有十几家之多，并由此蔓延到法租界和老城厢以及郊县乡镇，评弹已经成为上海滩仅次于电影的第二大娱乐项目。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上海曾有大小书场近六百余家，书场里，男先生、女唱书平分秋色。这和苏州光裕社的“凡同业而与女档为伍，抑传授女徒，私行经手生意，察出议罚”的清规戒律相比，大上海无疑是领了时代风气之先。不论是漫步在灯红酒绿的大马路上，还是走在江南旧住宅僻弄中，都可以听到弦索叮咚、吴侬软语。在这一特有的文化氛围里，江南人忘却了离愁别绪，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上海“响档”是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评弹界最高层次的“响档”。大凡说书先生，不管你资格有多老，仅在苏州以及浙江码头有了一点名气，只能算是低层次的码头“响档”，还称不上是上海先生。因为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是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不仅戏曲的名角多如过江之鲫，说书的“响档”也都云集上海。一个说书先生只有在上海的书场受到听众欢迎，走红了，就好比中了状元，才能成为上海“响档”，他再到长三角任何码头上去，人家会说他是上海先生，从而号召力倍增。

歌台舞榭是销金窟，要在十里洋场站住脚，没有一点看家本事是不行的。年轻的周、陈档能成为上海“响档”吗？

1946年夏末秋初，周云瑞和陈希安从湖州回到上海，张鸿声即安排他们在沧洲书场演出。沧洲书场建立于1941年，最早由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的沧洲饭店开办，场内设430个座，俱是白帆布靠背椅。1943年，书场迁至成都北路470号，改为专业书场，场内三面皆窗，冬暖夏凉，书场呈扇形，正面只有十排座位，清一色的藤靠椅，两边是白帆布座椅，听众围坐四隅，艺人演出需面面照顾，这对演员的表演水平是个考验。

这台书有三档节目：“接客书”是严雪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中间档是周、陈的《珍珠塔》；最后“送客书”是张鸿声的《英烈》。张鸿声这样安排，可谓煞费苦心。

严雪亭是杰出的弹词名家，“严调”创始人。原名鉴初，江苏苏州人。14岁拜徐云志为师学弹词《三笑》；15岁起以单档形式在江浙一带演出；20世纪30年代初即崭露头角。1936年进入上海渐有声誉。他说过许多长短篇弹词，最后选定《杨乃武与小白菜》作为自己的扛鼎之作。他亲自参予修订剧本，搜集史料，研究清代官场礼仪、民间习俗，使情节更为细腻生动，矛盾更为激烈，悬念增强，并吸收通俗话剧表演方法，运用各地方言，使书中人物栩栩如生，自成一派，有“弹词皇帝”的称号，红遍上海和江浙书坛。传说他在常熟梅李书场说书，四乡八村的农民摇了船来听他的书，可见他号召力之大，非一般说书先生所能企及。

严雪亭上场了。只见他一袭长袍，头发一丝不乱，果然是大家风范。他的说表凝练简洁，条理分明，描景状物，历历如绘，尤其擅以音色音调区分人物，书中各级官吏，区别鲜明，无一雷同，唱腔以旋律质朴、口齿清楚、叙事明白为特点。严雪亭既为头档，自然有看家本事，很受观众欢迎。

周、陈档被安排在第二档，俗称“挑扁担”。这档书说好唱也好唱，说难唱也难唱。说它好唱，是因为前面已经有大“响档”把场子唱热了，听客情绪很高，中间档的演员只要发挥出色，可以大出风头。说它难唱，是因为中间档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倘若书艺平平，不仅破坏了已有的书场气氛，而且还会影响第三档的业务，弄得不好观众会中途“抽签”（离场）。

P34-36

陈希安

我的一生，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的著作写过序。但是，为我的师兄周云瑞的传记写序，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云瑞师兄是评弹界人人称道的弹词音乐家。他7岁吹笛，13岁学弹唱，后来在向沈俭安先生学习弹词《珍珠塔》的同时，又向国乐大师卫仲乐学习国乐。任何乐器，不论是中国的琴箫筝笛、二胡京胡，还是西洋的口琴、小提琴、钢琴，可以说，他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云瑞师兄有理论，会谱曲，他不仅为团里的音乐创作和音乐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还为《蝶恋花》、《新木兰辞》、《情探》、《林冲踏雪》等许多作品，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为别人做了好事，从来是默默无闻，不去争名夺利，风格之高，在评弹界是出了名的。

云瑞师兄又是一位杰出的评弹教育家。1956年，他在表演上风华正茂，就已经把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评弹教育上。他对学生关怀备至，视若儿女，虽然身居学馆教研组长和苏州评校教导部副主任，但在教学中从不红脸。学生听他的课，如沐春风，师生关系，水乳交融。云瑞师兄不仅对学生认真，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他教唱从来是一字一句教的，第一句没有唱好，决不教第二句。他还亲自动笔为学生编写教材，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让学生知其然，而且还帮助指导学生知其所以然。这种新的教学方法，比起过去的师父带徒弟，是前进了一大步的。经过他教导和指点的学生，遍及江、浙、沪，后来这些学生都活跃在各地的书坛上，有的还成为评弹界的杰出人才。

云瑞师兄更是一位著名的评弹表演艺术家。在这一点上，过去对他的宣传力度是不够的。他1940年师从沈俭安学《珍珠塔》，不到一年，就正式登台做下手。做下手不到一年，又自己做上手，先和吕逸安、郭彬卿拼双档，从1945年开始和我拼双档。当时苏、沪两地说《珍珠塔》的有七八十档之多，周、陈档要在强手如云的书坛上争得一席之地，云瑞师兄是花了非常大的心血的。他在评弹艺术的传承和出新上，不管是说、噱、弹、唱各方面，都是有新的创造的。他借鉴了京剧、昆曲、苏滩、话剧、滑稽等姐妹艺术的长处，融化到评弹艺术中，不断丰富自己，所以周、陈档能够在1946年脱颖而出，被观众称为狠弹狠唱的“小沈薛”、“小塔王”，后来又被人列为“七煞档”和“四响档”，这和云瑞师兄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云瑞师兄不但精于音乐，擅长教学，说、噱、弹、唱，无一不通，而且还会写书。我和他演出的《荆钗记》、《陈圆圆》等书，有的是他亲手编写，有的是先由其他作者编写，然后再由他进行二度创作。刚开始自编自演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云瑞师兄从不气馁。他说：“失败是不可怕的，只有在失败中才能得到艺术创作的本领。”我们演出的每一个剧本，都经过他几十遍的修改推敲，特别是对人物的刻画，尤其认真细致。

“有人说周云瑞样样拎得起，但也处处放得下。拎得起，是指他业务全能，放得下是说他淡泊名利。他一生的文字、音乐作品很多，但署名的却很少；他教过的学生很多，但从没想过回报；受他业务上帮助和指点的同行很多，却从不需要言谢……‘处处放得下’使他更能‘样样拎得起’。他留下的不仅是艺术，还有艺德！”

我十分赞赏上面这段文字。我们今天为云瑞师兄立传，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的艺术和艺德，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承他为我们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使评弹这一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作者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弹）传承人

为周云瑞先生立传，实非笔者能力所及。事情源于201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菊坛名家丛书”，其中有我的一本《绝代风华言慧珠》，蒙主编唐燕能先生抬爱，把拙作和笔者一起介绍给了上海评弹团，推荐我担当“菊坛名家丛书”评弹部分的写手。我虽一再婉拒，终因周云瑞先生的公子周震华先生出面相邀，盛情难却，欲罢不能，我只得勉为其难，赶着鸭子上架了。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为周云瑞立传的人，对他要写的传主竟没有一鳞半爪的认知。笔者是个京剧演员，从12岁起一头钻进京剧的“四功五法”，对评弹界少有接触。何况周云瑞先生因患癌症卒于1970年11月14日，终年仅49岁。他留下的人生轨迹，大多已掩埋在历史的烟尘之中。这中间的隔代距离感，非一年半载可以弥补；而出版社只给我一年时间，篇幅20万字左右。准备不足，仓促上马，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的全部家当是：还在本世纪初，东方电视台的汪灏先生执导过一部八集电视片《苏州评弹流派探源》，笔者协助徐惠新先生做过一些文字工作，总算对评弹的流派传承有过些许感性认识，这也是笔者第一次听到评弹艺术家周云瑞的名字。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2011年11月起，笔者开始着手搜集材料的工作。具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把大家熟知的有关周云瑞的生平从“面”上撸一遍，做到对自己要写的人物胸中有数，从宏观上把握千门万户先立其“大”；第二步是结合具体要写的内容，回过头来再做专题访问，力求焦点要准，挖掘要深。这是个艰难的历程。调查研究贯穿于写作的全过程。若非如此，就是榨干我的库存，也是写不出这样一位声名卓著的评弹大家的。

一年多来，从模糊到清晰，从陌生到熟悉，笔者是一步一步走近周云瑞的。周云瑞先生是一位评弹艺术的全才。评弹界的大家名家数以百计，唯有周云瑞，集编书、谱曲、弹唱、教育于一身，成为当之无愧的评弹表演艺术家和评弹音乐家、教育家。评弹四百年的音乐发展，通过多姿多彩的语汇和乐汇，把人间百态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是先驱者之一。他几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把生命的向度推向了人生的极致。

笔者在采访周云瑞先生的事迹和生平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反映，是众口一词对他的人品和艺品的赞美，称他是评弹界屈指可数的“好好先生”。事实上，周云瑞先生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可是，为何在他身上没有半点旧时艺人的不良习气？为何他事事处处都能以道德自律，成为一个充满文人气息的儒生型的演员？这不能不引起笔者的关注和兴趣。

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也有“大文化”和“小文化”的提法）。所谓“大传统”，泛指“高层次文化”，包括文、史、经、哲等诸方面，中国的儒、道、释经典指导理论，都可以纳入这个范畴。所谓“小传统”，就是流行在民间的文化艺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这两种文化经常处于互相对立、互相冲突的状态。在中国，这两种文化表面上看似乎是双峰对峙，二水分统，而实际上一直是相互交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孔子曾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可见所谓代表“上层文化”的“礼乐”其实是起源于民间下层的。而“礼失求诸野”的说法，则“表示大传统形成之后又渗透到农村的小传统之中，并在那里获得较长久的保存”（余英时语）。17世纪有一位学者说，唱歌看戏即是《诗》和《乐》的起源，看小说、听书即是《书》和《春秋》的起源。这种观念直到明清之际还有人坚持着。中国有一个强固的道德传统。中国历代文人的所谓修身，说到底，就是贯穿一生的人文修养和道德修养。大凡注意道德自律的人，都是受到传统文化中的清洁精神的洗礼；或者说，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旦注入血液，就会使人自觉地产生道德规范。从这个角度诠释周云瑞，我以为是恰当的。

我写周云瑞，采访的人员之多，搜集材料的面之广，是我过去写的任何一本书所不能比拟的。他们中间有与周云瑞同时代的领导和评弹名家，如：吴宗锡、陈希安、王伯荫、杨德麟、江文兰、高美玲；有周云瑞学生辈的翘楚，如：赵开生、张如君、刘韵若、鞠秀芳、连波、彭本乐、徐文娟、孙淑英、莫泽春、石琦珍、戴虎年、王仕业、王明贞、胡国梁、沈世华、金丽生、华觉平、顾之芬、金慧玲、徐惠新、周红、朱庆涛、王燕；有评弹界外的书友及各路精英人物，如：夏镇华、乐佑良、陈善平、叶钧发、厉靖国、柯荣、潘关勋、俞约瑟，等等。其中还包括到苏州评弹博物馆和青浦陈云纪念馆查阅资料。至于周云瑞先生的亲属云华、雪华、雯华、震华，以及他们在合肥的堂姐周月珍一家，都为我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对于以上提到的诸位先生、女士，我是尤其应该在此恭敬鸣谢的。

本书参考书目有：陆萼庭先生的《昆剧演出史稿》、虞襄先生的《风格的奉献奉献的风格——周云瑞评传》、唐耿良先生的《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陈幼韩先生的《戏曲表演美学探索》。

最后，笔者还须再次声明，由于笔者对评弹知之甚少，外行充内行，书中难免有错误不当之处，笔者先在这里向周云瑞的亲属和广大读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