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法国一个堪称当代法国文化骄傲的作家，一个引导世界文学时尚的作家，一个坦荡走入通俗读者群体的严肃作家，一个与昆德拉、村上春树和张爱玲并列小资读者时尚标志的女作家，一个富有传奇人生经历、惊世骇俗叛逆性格、五色斑斓爱情的艺术家。

《物质生活》收有杜拉斯的48篇随笔、小说。

《物质生活》收有玛格丽特·杜拉斯的48篇随笔、小说，涉及作者自己的作品，以及与此相关的其它方面，有关与扬·安德烈结识之事，作者本人饮酒致疾等，也是书中记述的材料。具体篇目包括《作家的身体》、《八二年10月》、《幻影纷至沓来》、《披巾的那种蓝色》、《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化学气味》、《话语的高速公路》等文章。

这本书让我们消遣了一段时间

化学气味

黑岩夫人

话语的高速公路

戏剧

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

酗酒

第六区的乐趣

永隆

河内

黑色团块

博纳尔

披巾的那种蓝色

男人

房屋

卡堡

动物

特鲁维尔

星

M.D.制服

作家的身体

阿兰·万恩斯坦

拉辛森林

波尔多开出的列车

书

基依伯夫

说谎的男人

照片

断水人

乔治·菲贡

瓦文萨的妻子

电视与死亡

说来话巧

绿牛排

你不愿意？

普瓦西嘹望台

地中海

巴黎

红躺椅

圆石

衣橱

时间亡失

《印度之歌》的壁炉

《夜船》中的音响

夜食

八二年十月

危险状态

信

幻影纷至沓来

翻译后记

酗酒

好几年整个夏天，我就一个人生活在诺弗勒，大量饮酒。到周末才有人来。一个星期，我就一个人住在一座大房子里，在这样的情况下，酗酒自有其涵义。饮酒使孤独发出声响，最后就让人除了酗酒之外别无所好。饮酒也不一定就是想死，不是。但没有想到自杀也就不可能去喝酒。靠酗酒活下去，那就是死亡近在咫尺地活着。狂饮之时，自戕也就防止了，因为有这样一个意念，人死了也就喝不成了。起初，我是逢有节庆日、政治集会才喝酒，开始是喝几杯葡萄酒，后来喝威士忌。后来，在四十一岁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人，他的确是爱酒的，他每天都喝，喝得适度。很快我就把他超过了。像这样，持续有十年之久。一直喝到肝硬化，吐血。我有十年停止不再喝酒。这是第一次。后来我又开始喝，过后我又停止不喝，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烟也不抽了，只是在又开始喝酒的时候烟又抽起来。因此第三次我中止喝酒。我从来没有吸过鸦片，也没有服用过大麻。我曾经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制剂有十五年时间，麻醉品我从来没有用过。开始我喝威士忌、苹果烧酒，这类我叫做淡而无味的酒，还有啤酒，韦莱马鞭草酒——这种酒据说对肝脏尤其有害。最后我开始喝葡萄酒，而且喝起来从不中断。

酒一经喝上，我就成了一个酒鬼。我就像一个酒鬼那样接连不断地喝。我喝得把所有的人都抛在后面了。我开始在晚上喝，后来中午也喝，再后来早晨也喝，以后在夜里也喝上了。每天夜里喝一次，后来是每两小时喝一次。我从来没有用过别样的麻醉品。我早就知道，如果我用海洛因，那上瘾将是快速的。我总是和几个男人一起喝。酒精一向是和性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酒使它辉煌灿烂，因此它是不会溶解消散的。不过这是在精神上。那种快感的实现，酒可以取而代之，但不能代之而行。有性迷狂的人一般并不是酗酒者。酗酒者，即使是“属于污水沟的水平”，仍然还是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如今已经是一个比资产阶级更有知识的阶级，也有酗酒的倾向，全世界都是如此。体力劳动无疑是男人所从事的工作，这种工作让男人直接诉之于思考，所以也倾向于饮酒。请看看思想史便可以知道，酒精促使人说话。这就是那种所谓精神性之所在，甚至可以达到逻辑性精神错乱的境地，这也是理性试图去理解这个社会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公正统治一切”，一直到使人发狂——理性一向是以同样的失望而告终。一个酒鬼有时粗鲁，但极少是猥亵的。他有时愤怒，杀人。当他喝得过量，他可能返回生活恶性循环的开端。有人说到幸福，说那是不可能的，但他知道这个词语意味着什么。

人们缺少一个上帝。人们在青年时期，一旦发现那是一个虚空，又对之毫无办法，因为那本来就是子虚乌有。醉酒于是用来承受世界的虚空，行星的平衡，行星在空间不可移易的运行，对你来说，还有那痛苦挣扎所在地专有的那种默无声息的冷漠。一个喝酒的人就是行星际的人。他在行星际空间移动。他守候在那里。酒不可能提供什么慰藉，它不能充实个体心理空间，它只能顶替上帝的缺失。它不能安慰人。相反，酒能在人的疯狂之中将人强化，酒能把他转移到至上的境界，人在那里就可以成为他的命运的主宰了。酒对于人的这种功能，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点是创造幻象，在其中，任何人的存在，任何女人，任何诗，任何音乐，任何文学，任何绘画，都不可能代替酒。酒在这里取代了创造。酒对于本该信仰上帝又不再信仰上帝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这样起作用的。酒是贫瘠的。人在沉醉之夜说出来的话语白昼到来就随同黑夜一起归于无有。沉醉什么也不创造，沉醉在话语中是行不通的，它使智力昏暗，使心智沉眠不醒。我在酣醉中说话。幻象是完整的：你说出的事，没有人再去说它。酗酒并不创造任何可留存的东西。那是一阵风。像话语一样。我曾在醉酒中写作，我有能力使沉醉采取尊重态度不要让我感到酗酒之可怖。我从来不喝得烂醉如泥。我从来不快速狂饮。我不时地喝，不喝到昏醉、沉酣不醒。我从人世中退身而出，可望而不可即，但并不喝成酩酊大醉。

P19-22

这本书让我们消遣了一段时间。从初秋到冬末。各篇文字都是讲给热罗姆·博儒尔听的，几乎很少有例外。然后整理成为文本，再由我们各自通读。经过讨论后，我对文本进行修改，热罗姆·博儒尔再从他那方面读一遍。起初一段时间，这样做很感困难。随后，种种问题我们就放开不管了。接着是注意主题。这方面后来我们也弃置不问。这项工作最后一部分，由我来简化文字，使之轻快，平静。这是我们共同的意见。所以没有一篇文字是完整的。没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非是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其他我没有思考什么。这本书至多代表我在某些时机、某些时日、关于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也代表我的思想。我身上绝没有那种专横武断的思想，我是说，那种最后确定的思想。这种祸害我一向是远远避开的。

这本书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也不属于中问部分。没有一本书是没有存在理由的，这样说，这本书就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了。它不是每日新闻，与新闻体裁不相涉，它倒是从日常事件中引发出来的。可以说是一本供阅读的书。不是小说，但与小说写法最为接近——当它在口述的时候，那情形很是奇异——就像日报编者写社论一样。这本书的出版，我不免犹豫再三，但是，没有一种可以预期或者现有的书籍构成形式可能容纳《物质生活》这种流动的写法，在我们共在的这一段时间，我与我之间、你与我之间，就这样往复来去进行交流。

玛格丽特·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九八七年有两本书出版，一是小说《埃米莉·L》，一是随笔集《物质生活》（副题为《对热罗姆·博儒尔谈话录》）。随笔集收有四十八篇文字，长短不一，短文不过三五百字，长的有一万字，大多与写作的事相关，涉及作者自己的作品，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方面，有关与扬·安德烈亚结识之事，作者本人饮酒致疾等，也是书中记述的材料。有关杜拉斯的思想，阅读她这些文章便可了然，无需多言。但可注意的却是她关于写作、写法的一种独到见解。作者在引言中说，书中“没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非是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其他我没有思考什么”。事实上，即使是涉及写作的事等等，似乎也与“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相关，这是不需在字面上求证的，从潜在方面去感受便可体知。文学与写作不可能排除社会历史现实。作者申明：“这本书至多代表我某些时机、某些时日、关于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也代表我的思想。”作者认为“那种专横武断的思想”，“那种最后确定的思想”，是她远远避开的“祸害”。

据书中引言所说，这本书大体是在一九八六年秋初至冬末写成。据说，每一篇文字都是对她的朋友热罗姆·博儒尔讲述的，然后整理成文，由他们分别通读，作者修改，博儒尔再读一遍；在进行过程中也曾遇到一些困难、一些问题，如关于主题的问题，据说后来对之“弃置不问”，似乎也就迎刃而解。最后是作者自己修改，“简化文字，使之轻快，平静”，不过这也是作者和对谈者的“共同的意见”。

作者说：“这本书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也不属于中间部分，”“是从日常事件中引发出来的。可以说是一本供阅读的书。不是小说，但与小说写法最为接近。”作者说：“当它在口述的时候，那情形很是奇异——就像日报编者写社论一样。”这大概是说书中所述无不是扑面而来的那种现实感吧。至少让人觉得叙述者像是近在咫尺，如见其人。作者在书中多处分明写到她是“处在历史环境下”，“就像沉在海里”一样，还说“真像是我在同那个准备把我消灭掉的社会进行殊死搏斗”……人与社会对质大概是某一类现代文学一个潜在的主题。

作者说对这本书出版“不免犹豫再三”，因为“没有一种可以预期或者现有的书籍构成形式可能容纳《物质生活》这种流动的写法”。所以这里冒昧称之为随笔，未必妥当，不过，人们知道，随笔是法国作家最擅长的体裁，而且源远流长。《话语的高速公路》中又专门讲这个问题，说话语在这里每一个题目下无所不至同时又仅仅通向一个地点；《戏剧》中也说：“效果出自文本的独特显现，出自深度，出于血肉，”作者希望有一种新的戏剧，是供阅读的。作者说《物质生活》这本书也是供阅读的。因为书不是“创作”出来的，而是由话语组成，说给对方听的，不是经过修辞术操作的语言组合，而是说给你听，说话人身临现场。所以戏剧用小说方式写，小说本身也是戏剧。一九七四年发表的《说话的女人》，就是作者和另一个女人格扎维埃尔·戈蒂埃对话的记录，谈的是文学、社会、女人等等；一九七七年在电影剧本《卡车》之后附有与米歇尔·波尔特夫人长篇对话；一九七七年与同一位米歇尔·波尔特夫人合作写成谈话录《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的地点》；还有在这里多次提到的《八〇年夏》也是一种谈话，或者叫做独语；这一切表明，这里人们看到的这些随笔类文字是作者一直有意要写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贯穿在作者的戏剧、小说、电影剧本之中。文体这一用语用在这里实在也很勉强。《<夜船>中的音响》中说：“是声音形成各种事物，形成为欲望和情感。声音比肉体所在的现场呈现出来的更为丰富。那就是人的面容，人的顾盼，微笑。一封真正的书信也可以摄魂荡魄，因为信是说出来的，以说出的声音写成的……”话语应该说也是一种生命现象，也与历史不可分，是写作的实体，写作方式就是富于生机的文学。文体学、风格学之类已不能限制或规范文学写作，文学当然不排除隐喻或词藻、修辞之类。

理解作品和作家，实证分析仍然是有用的，应该充分注意作家的生平和传记，何况一位女作家尤其经常受到批评家、记者对这方面的盘查。阅读这些作品时不难看出这方面的种种迹象，如在《阿兰·万恩斯坦》等文中。但是，这里要请读者对《永隆》与《拉辛森林》这两篇给以注意。前一篇提到在几部小说中都曾出现的一个人物安娜一玛丽·斯特雷特，据说这个女人在作家极为幼小之时即“像宗教信仰”那样昭示出一种知识，是有关生命的“一瞬间”的，还有待发明一个词语来指明“人们清楚知道却不理解那样一种应该理解的事”。这件事似乎已经构成了这位作家作品中的一个母题。后一篇，即《拉辛森林》中所说的神奇，“在写作中，也需多方设法寻觅神奇”，就是拉辛悲剧关于生存状态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悲剧性的神奇。这是人与物质生活、世界的关系的一种隐喻性说明。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人们追索作家写的许多故事的核心所在。归根到底，《物质生活》这本书主要还是谈写作的问题。

王道乾

一九八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