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1924—1986），安徽省怀宁县人，中国杰出的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到祖国；他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

祁淑英编著的《邓稼先的青少年时代》是“中外名人的青少年时代丛书”之一，准确地把握了邓稼先事业、成就、品德等几条线索，透过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现了邓稼先的精神世界和做事做人的优秀品质，展现了其开放的胸襟和宽阔的眼界。

祁淑英编著的《邓稼先的青少年时代》精选了邓稼先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可以帮助青少年朋友们了解邓稼先的成才经历，能鼓励青少年朋友更加发奋学习，激励青少年朋友不断进步，进一步引导他们成长为有责任和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合格公民，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后备军。

《邓稼先的青少年时代》对邓稼先的家世、家教、兴趣爱好以及对其一生有影响的人和事等着墨颇多，尤其探究了本人之所以成功的主客观因素，对成长中、探索中的青少年会有所裨益。

美满人写美满人（代序）

秀实于中华大地

他是小鸟的好朋友

“你知道这‘三不朽’是什么吗？”

喜欢放爆竹的孩子

与杨振宁儿时的友情

七七事变的枪声

“落后就要挨打！”

告别北平

“千秋耻，终当雪！”

与杨振宁关于“原子世界”的对话

走向北大讲坛

赴美国，他选择了核物理专业

当新中国诞生的时刻

踏上归途

“十月的北京好阳光！”

“我爱你，朗润园！”

走向秘密世界

“娃娃头儿”的故事

悲愤的“59·6”

听钱部长讲故事

周恩来总理的客人

孕育“镇国之宝”

挺进西北荒原

激战前夜

当“蘑菇云”升起的时候

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一轮新生的“小太阳”

“不朽者，永生也

“老邓，你简直是冥间来客啊！”

“你是中国的费米啊！”

为了总理的嘱托！

永恒的光源

未听完的《命运交响曲》

奋斗的人生是壮丽的

《两弹元勋邓稼先》

“时代之星”

后记

七七事变的枪声

1937年6月，侵入我华北地区并驻扎在北平西南宛平县的日军接连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7月7日夜，日本借口一士兵失踪，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的中国军队猛烈开炮。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吉星文团奋起抗击日军。

卢沟桥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日的序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许多进步的文人志士在后方以各种方式动员民众，支援前线，揭露汉奸，宣传抗战。邓以蛰崇敬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拒绝为日军演出，蓄髯明志；著名艺术家程砚秋，还乡务农。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爱国知识分子邓以蛰教授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他因为患肺病未能随北大南迁，但他毅然舍弃了优裕的生活，舍弃了丰厚的“双薪”收入，舍弃了为之魂牵梦绕的讲坛，隐居在北沟沿的四合院里，靠着往日的积蓄，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这期间，邓以蛰由于身染肺病，身体虚弱，极需营养和静养。邓夫人主理家务，不辞劳苦，一人担起了相夫教子的重担。她在后院开出来一块菜地，种上了常吃的菜蔬，浇水、施肥、松土，样样操劳。过日子，她精打细算，为保证病中丈夫的营养，她和孩子们每天吃粗米粗面。有时就吃蒸窝头、小米粥，只用腌萝卜条下饭，过着地地道道的平民生活。

邓以蛰虽然身体不好，仍然坚持读书、写作。他端坐在书案前，背后是书籍的海洋、知识的山峰。邓稼先每每看到父亲这般高洁的形象，总是产生一种由衷的崇敬。他以为，一个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能构筑这样的精神世界，可能就是诸葛亮所提倡的那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境界吧！

就在这期间，这个四合院里发生的一桩事，使邓稼先久久难忘。

邓以蛰有一位朋友在北平沦陷后，投靠伪政府干了一个差事，领取着日伪赐予的薪饷。对此，邓以蛰尽管十分不赞成，但是，考虑到这位朋友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而为之，也就宽以待之。一个星期天，这位朋友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来到邓以蛰家，邓以蛰很不愉快地接待了他。这天，邓稼先正巧在家里复习功课。那人进屋不久，就听邓以蛰大声质问道：“你是干什么来的？你给我滚出去！”只见那人狼狈不堪地夹着公文包溜走了。邓稼先还是第一次见到父亲发这么大的火，便来到书房安慰父亲。他小心地问道：

“爸爸，为什么这样不高兴？”

邓以蛰余怒未消，仍然大声说道：

“真是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他竟然举荐我到伪政府里去做事。这种人拿了人家的钱，就给人家当走狗。”

在父亲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的影响下，邓稼先的心里开始燃起了复仇的烈火。在读书之余，他常和一些进步同学聚会，阅读进步书籍，谈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们想要读到的进步书籍在大书店里是买不到的，于是，邓稼先便到小书摊上去寻觅。去得多了，便和书摊的主人混熟了。每当这位身穿长袍的高个子少年向着书摊走来，摊主便将早已准备好的那些“禁书”递过去：“小兄弟，今天有你的书。”而邓稼先会向摊主报以感激的微笑。在他们寻觅的进步书籍中，不都是中文的，还有英文的。但是，对邓稼先来说，读这些英文书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他从高中一年级便可以阅读英文报刊了。

在那民族备受屈辱的日子里，进步青年能得到一本进步书籍，就如同在令人窒息的斗室中呼吸到了一缕新鲜的空气，如同在黑暗之中见到一线光明，会给他们带来力量和信心。他们读的进步书籍越多，思想就越活跃。加上他们经常聚会讨论时事，传递国内外信息，痛斥德、意、日法西斯强盗的侵略行径，向往和平与安宁的大同世界，相互影响，彼此鼓励，他们的思想渐渐成熟起来了。

当年日本宪兵队规定：凡是中国老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走过，都必须向“皇军”行鞠躬礼。

“中国国土虽然沦陷，但是中国人的民族尊严不可辱！”血气方刚的邓稼先义愤填膺，他每天上下学，宁肯绕路走，也不愿在日本强盗面前弯腰。

P24-26

美满人写美满人

蒋子龙

人物传记通常需“双向选择”，传主选择做传人，作家选择传主。居功至伟、被尊为国家路标和界碑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主持了15次核试验”的邓稼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诸多科学巨匠的传记，竟都出自祁淑英先生之手。被这些影响了历史的天才人物选中的作家，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先说她写的第一部“巨人传”——《钱学森》。最早选中她的并不是传主，而是国家。1993年底，中央发文号召全国向五个先进人物学习，其中有唯一的科学家钱学森，花山文艺出版社顺势邀请刚退休的老记者、老编辑祁淑英为其立传。而传主本人却不同意生前立传。本来是“双向选择”的事情，一方不配合，如何能“传”得成？恰恰是多年的记者生涯帮了她的忙。祁淑英在先生魏根发的陪同下，采用了“曲折迂回”、“扎根串联”的办法，先从自己认识的科学家入手，继而采访了何祚庥、于光远、傅承义、朱兆祥等科学界的名家，由他们引荐采访了钱学森的同学，走进了钱学森亲自创建的力学研究所，所里为祁淑英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后他们开始占有各大图书馆和大机关资料室里与钱学森有关的资料……历时近两年，她成了“钱学森资料大全”，西安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图书馆得到消息后，专程赶到她家中把全部资料复印收藏。

《钱学森》于1997年9月出版，10月末，钱学森夫人蒋英约请祁淑英夫妇来家做客，很动情地对他们说：“我连夜读完了这本书，读着读着就哭了，读完书竟哭湿了两条毛巾。里面有好多细节我都忘记了，你们是怎样挖出来的呢？”当时钱学森健在，夫人的这番话可以理解为他们认可了出版社为他们选择的做传人。临别时祁淑英恳请夫人对该书提些批评或建议，夫人说：“如果再修改，把学森晚年进行的复杂巨系统和大成智慧学的研究成果补充进去，就更完整了。”

于是《钱学森》一书有了后来的修订版，更名为《钱学森传》，获“中国图书奖”，祁淑英获“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书上虽只署着她的名字，而书稿的完成却是他们夫妻二人的“流水作业”，她写出一页，魏根发先生在后面连誊清带修改。魏先生是高级编辑，退休前为河北省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写一笔好字，无论毛笔、硬笔。老二位可谓伉俪偕行、珠联璧合。受《钱学森传》成功的鼓舞，两人一鼓作气，用同样方法又完成了《邓稼先传》、《钱三强传》。就这样，祁淑英好像总是能机缘巧合，一“传”引出下一“传”，写了一“传”又一“传”，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6位科学大家的传记，堪称皇皇巨著。

在敏感多事、聚讼纷纭的现代社会，文字争端剧增，作家们谨小慎微地躲避着“真人真事”，害怕“触雷”。祁淑英却不躲不闪，直面最为敏感的高端功勋人物最真实的生活，并且连连获奖，好评如潮。这就是她做传的最大特点，总是对传主怀着一种真实自然的崇敬来做传。在这个流行“戏说”、以“雷人”为时尚的娱乐时代，她做的是“史传”，以史实为根据，为传主立正史，写出他们的生命史、事业史、家庭及情感史。她的文字敢于面对传主、面对社会、面对历史的考量。

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大科学家的“大”，以及他们“大”在哪里、为何能“大”，从大处着眼，从细处落笔，生动地还原每一位传主横空出世时的国际大背景。比如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是20世纪的80年代初，印度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喊出来的，并郑重地向各国专家介绍说：“袁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给世界带来福音。”其后袁隆平获国际“拯救饥饿奖”，美国前总统顾问帕尔伯格在颁奖会上对他“隆”起为世界顶端，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和感谢：“袁的研究成果击退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

钱学森何以被人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他和晚一些的钱伟长同是世界航空航天领域的元老冯·卡门的学生和同事，曾参与设计了美国第一枚“下士”导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过贡献。钱学森“用脑子记下了几个大箱子都装不下的资料和数据”，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有句名言：“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但他还是把钱学森说“小”了，钱学森回国领导研制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导弹，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其作为和贡献才称得上是伟大和不朽。钱三强夫妇也是如此，曾留学法国11年，先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得意门生，后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他和夫人何泽慧博士共同发现并解释了铀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1948年回国时，约里奥先生为表达对他的支持与友谊，将若干个保密的核数据和一包放射源赠送给了钱三强。他们也为自己的国家购置了第一批核物理实验设备，参与领导和组织研制了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第一枚氢弹和第一枚战略导弹……这样的功勋、这样的人物，才配得起一个“大”字。

这些中国的科学奇才有个共同的特点：家学渊源、在国内受了良好的教育，出国则师从当时世界上的顶尖人物。回国后，为国际大势所逼，民族急需，举国重视，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帮助落后的祖国跟上世界尖端，成就大国地位。“伟大的代价是责任”，民族和国家的急需，会使人崇高。祁淑英借几部科学家的大传，勾勒出了能毁灭地球数十次的核威胁的由来：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就在同一天，美、英、苏三巨头聚在一起召开了著名的“波茨坦会议”，用丘吉尔的话说，“杜鲁门像换了一个人，告诉俄国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操纵了整个会议。不可一世的斯大林竟都接受下来”。三个月后在五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更加蛮横，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嘲讽他：“国务卿先生，你的口袋里是不是装来了一颗原子弹？”贝尔纳斯却有恃无恐：“如果你还继续延长时间不谈正事的话，我就从口袋里拿出个原子弹叫你尝尝！”人造的原子弹，主宰了人类的国际事务。当苏联也有了原子弹后就更牛了，赫鲁晓夫竟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公然进行核恐吓：“我的核按钮在陪伴我演讲，我的氢弹、原子弹在为我伴奏。”

1953年，约里奥·居里夫妇托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带口信：“你回国后告诉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自己必须拥有原子弹。”就在当年，一次毛泽东在向钱三强敬酒的时候下达了命令：“到时候了，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如古人所论：有非常之势，然后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当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发出的第一声感慨是：“现在是应该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原来在没有原子弹前，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直不能真正挺直腰杆。陈毅元帅说得更痛快：“有你们这些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就好当了！”至今，这些科学巨匠们创造的业绩，不还在实实在在地支撑着我们的大国地位吗？

不能不相信，伟大人物的产生是可遇不可求的，充满“天启”。哪个时代需要巨人，就迎来并创造了自己的巨人，他们的精神却不只温暖和照耀了那一个时代。祁淑英对传记文学的贡献，就是写出了传主的文化史。“三钱”同为五代吴越王钱谬后裔，此一脉群星璀璨，还有钱玄同（钱三强之父）、钱穆、钱钟书等鸿儒硕学。钱学森远行前，其父塞给他一张纸条作礼物，上写：“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这很像诸葛亮式的“锦囊妙计”，成为钱学森的座右铭。后来因为要坚决回国被关进美国监狱，在大牢中他朗声抗辩：“家父告诉我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美国人不解其意，而他却继续从容地讲出自己的道理……

钱伟长保存的《钱氏家训》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邓稼先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其六世祖邓石如被推为“清朝第一人”，其父邓以蜇是现代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终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对邓稼先自小进行了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了他忠正纯良的品格。为了造出原子弹，他没有讲出任何理由就失踪般地离开了百般恩爱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隐身大漠28年，再见到亲人时已经因核辐射患上绝症。古人云，临大险而不惧，圣人之勇。邓稼先率领的原子团队，被称作“满门忠孝！”人们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称颂他们。没有单纯、善良和忠诚，就不会产生伟大。“满门忠孝”是一种真正的伟大，这种伟大不是让别人感到渺小，而是让所有人都成就伟大。当核试验成功起爆的那一瞬间，随着大地沉闷地抖动，邓稼先绷紧的身躯却晕倒了，然而他生命的金字塔，却高耸入云！

由此可见，文化培养巨人，只有重视文化才能产生巨人。这些科学巨匠生命饱满、人格健朗，就像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一样：“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与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也往往取决于品格的程度。而且他们的品格将偕同他们的成就一起流传于后人。”或许正是得益于此，祁淑英立传的这些科学家们，都拥有美满的家庭和婚姻生活。而婚姻，“是所有文化的起源，也是顶峰”。

一代才女何泽慧，终生都牢记还在当姑娘时外婆对她的嘱咐：“作为一个女人，这一生之中要守住一个人、守住一个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她是第一、钱三强是第二，然而在事业上要自己发现自己，在婚姻中要被对方发现，美满的婚姻就是被爱情圣洁化、被生活牢固化。培根有妙论：“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爱就是确信，美满的婚姻就是以整个人生为目标，让婚姻成为两个人一生的凯旋门。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是著名政治家许德珩的长女，毕业于巴黎大学，师从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他们的结合简直是“一桩美丽的故事”……邓稼先“失踪”前，每天晚上都骑着自行车到公共汽车站接下班的妻子，风雨无阻。他的解释是：“伴侣者，伴旅也！人生旅途上相依相伴。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就应好生珍惜、细心维系。”后来有了一对可爱的儿女，每天对着他不知要喊多少声“好爸爸”、“好好爸爸”。他曾对友人说：“二人相爱无以言叙，可叙之爱是有限度的。”美满的婚姻就是“经常恋爱，而恋人不变”。他用自己的婚姻证明，爱是一种旅程、一种行动、一种聚合力、一种创造力。

蒋英是民国时期军事学巨擘蒋百里的千金，以一首钢琴曲为钱学森送行，可谓一曲“订终身”。爱是选择，不仅是选择对方，也是选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钱伟长与夫人孔祥瑛则在战乱年代经历了生死恋情，让一生的相濡以沫有了一个传奇般的壮丽开篇，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袁隆平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母亲乃大家闺秀，精通英语，可想而知在他的前半生经历了多少坎坷，受到了多大的屈辱。夫人邓哲是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的“贤哲”，处于低谷时劝慰他：“自古以来只要真的怀才，就不会不遇；有搞杂交水稻的抱负，就一定能搞成。”袁隆平功成名就时，夫人更显“贤内助”本色，使得他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还能过着“老农一样的俭朴生活”，百万奖金分文不取，全部用来奖励青年科学家。难怪周围的人称颂他们是“天下最投缘的结合！”

祁淑英的笔墨是“从感情上认识伟大的人”，使传记充满情致和色彩。这是因为她自己就婚姻美满。她信仰文字，而老伴是她终身的粉丝、助手、合作者，很多时候还是她的主心骨。美满人写美满人，收获美满，这些传记作品让她的写作生涯变得丰赡厚重、多姿多彩。

我眼含热泪采访并撰写了研制我国原子弹、氢弹的功勋科学家邓稼先的感人事迹。他隐姓埋名28年，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核武器的开创和发展事业。

核武器这种尖端技术首先是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发展起来的，大体上经历了原子弹、氢弹、新型氢弹、核武器小型化及多种效应等四次大的突破。我国是个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因为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出现了以邓稼先为代表的这样一批敢于拼搏、富有牺牲精神的优秀的核武器专家，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实现了核武器领域的四次突破，为世人所震惊。当年主持这项工作的张爱萍将军对邓稼先评价道：“邓稼先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翻开百年近代史，写满了中华民族受世界列强侵略、欺侮的屈辱史实。“强我中华”一直是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魂牵梦绕的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强国梦正在逐渐变为现实。我们已经成为拥有现代核武器的军事大国，我们的综合国力也在不断增强。正因为如此，当“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美国便把中国看成它潜在的敌手，看成是它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障碍。我国的尊严和主权一再受到西方列强侵犯的事实，再次使中国人民警醒，在强权政治横行的世界上，赢得尊严是多么不容易！从而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强我中华”的决心和行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把《邓稼先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奉献给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能激励大家像邓稼先那样，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祖国，使我们的祖国早日强盛起来。

本书写作中，参考了郭北甄和苏方学两位作家编著的《娃娃博士》和许鹿希、邓仲先撰写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以及报告文学作家李培才、郑重等撰写的有关报告文学，特向上述诸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2年6月于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