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俊道所著的《毛泽东交往纪实(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为您全面、真实地记录伟人一生的方方面面，呈现更为清晰的中国伟人形象。对国内外读者，尤其是部分研究人员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毛泽东交友圈子，毛泽东的交友之道，毛泽东的生平及其性格、品德和感情生活，是一部理想而又珍贵的资料。

《毛泽东交往纪实(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以“还原历史真实面目，讲述伟人传奇人生”为宗旨，以详实可靠的资料，认真客观的编写，严谨科学的体例，为您全面、真实地记录伟人一生的方方面面，呈现更为清晰的中国伟人形象。

《毛泽东交往纪实(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由于俊道所著。

“等一等总理，我们一起进去”——毛泽东和周恩来

领袖之间——毛泽东和朱德

情谊与合作的一面旗帜——毛泽东和宋庆龄

追求真理心心相通——毛泽东和瞿秋白

“关键的一票”——毛泽东和王稼祥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毛泽东和张闻天

“你现在仍然是我的老师，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毛泽东和徐特立

“保存精力 长期奋斗”——毛泽东和谢觉哉

“好好读几本书”——毛泽东和薄一波

“西藏人民的引路人”——毛泽东和阿沛·阿旺晋美

“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毛泽东和李大钊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和陈独秀

患难与共肝胆相照——毛泽东和蔡和森

“你写的文章不像从前那样有锋芒了”——毛泽东和李达

“代英是个好同志”——毛泽东和恽代英

“我同意去西南”——毛泽东和彭德怀

伟大的决策——毛泽东和贺龙

“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和陈毅

“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毛泽东和罗荣桓

“你能回来就好，有了鸡何愁没蛋”——毛泽东和徐向前

在城南庄的日子里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和叶剑英

博大的胸怀——毛泽东和陈赓

要做“世界之友”——毛泽东和许世友

毛泽东指引我走上革命路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毛泽东和蔡元培

“神交已久”——毛泽东和张澜

两位政治家的促膝长谈——毛泽东和黄炎培

精兵简政共渡难关——毛泽东和李鼎铭

诗友——毛泽东和柳亚子

“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毛泽东和章士钊

“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梁漱溟的回忆

在党与非党友谊往来上的老朋友——毛泽东和章乃器

“为实现祖国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毛泽东和冯玉祥

为国为民彼此心同——毛泽东和张治中

推心置腹谈功过——毛泽东和傅作义

“是毛主席挽救了我”——毛泽东与董其武

“有什么困难你要向群众请教”——刘斐的回忆

落叶归根藉图良晤——毛泽东和卫立煌

走革命之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与郑洞国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和鲁迅

挚友和诗友——毛泽东和郭沫若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和丁玲

“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毛泽东和萧军

“《世界通史》还没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毛泽东和周谷城

“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毛泽东和谈家桢

“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毛泽东和杨昌济

“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和王季范

“我在他手下读过书哩”——毛泽东和毛麓钟

瓜葛五十年——毛泽东和张干

同窗挚友情深谊长——毛泽东和周世钊

胸怀坦荡不抱偏私——毛泽东和彭璜

为早年的革命战友立墓——毛泽东和罗哲

平凡见真情——毛泽东和宛希先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和蔡畅

萍水相逢终生朋友——毛泽东和许志行

“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和李振翩

双重情谊——毛泽东和李淑一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毛泽东和杨开慧

“你当初为什么要走呢”——毛泽东和贺子珍

父子情——毛泽东和毛岸英

人间自有真情在——毛泽东和毛岸青、邵华

融合在阳光、自由、欢乐之中——毛泽东和刘松林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毛泽东和文运昌

“你们就是我家里的人”——毛泽东和陈玉英

伟大的历史性会晤——毛泽东和斯大林

重逢在北京

“请白求恩大夫立即帮助组织医疗队吧”——毛泽东和白求恩

“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的比喻像他那样尖锐，那样富有诗意”

“他是个重视美感的人”——毛泽东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人类中的一个伟人”——毛泽东与诺罗敦·西哈努克

“您的著作已经推动了国家，也改变了世界”——毛泽东与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你真的应该来看我”——毛泽东与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与亨利·艾尔费雷德·基辛格

“等一等总理，我们一起进去”

——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革命的生涯中亲密合作、同舟共济50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他们最早相识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政治讲习班理事、代理理事长。周恩来先是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后又担任国民政府东江行政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实现国共合作、推动北伐的共同事业中，他们之间有了来往。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商讨时局。他们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结果未被陈独秀和苏联顾问采纳。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第二年4月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会师，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共“六大”后，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后又兼军事部长，实际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但周恩来了解并且佩服毛泽东的卓越才能，多次代表党中央肯定和支持处于逆境中的毛泽东。

1929年6月，红军第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建军原则等重大问题，红四军领导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未被与会多数同志接受。最后在选举红四军前委时，毛泽东落选了，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不随红军行动。新任前委书记陈毅于8月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集的军事会议，并向周恩来等汇报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问题。周恩来在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强调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他还审定了陈毅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让陈毅带回根据地；并嘱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同年11月毛泽东回到了前委工作，他报告中央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随即，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并起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毛泽东还新当选为前委书记。1930年2月1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央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说，毛泽东的复职，四军的中心的政治领导已确立，稍可使中央放心。这可以看出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

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在赣南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被指责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在指挥红军时“忽视阵地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并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毛泽东旋又被解除了军权，仅保留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1932年初，中央又决定毛泽东离职养病。在红军受挫后，又是了解毛泽东的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收拾危局。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领南昌、杭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周恩来在到达中央苏区后，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听取了毛泽东的分析，致电临时中央，表示目前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回电坚持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一城市攻打。在苏区中央局的讨论会上，毛泽东持反对意见。但中央最后还是通过了攻打赣州的决定。结果城未攻克，伤亡却很大。经过这次教训，周恩来更加深信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在军事行动上十分注意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不满，尤其严厉批评毛泽东。后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方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毛泽东、周恩来朝夕相处，推心置腹，彼此敬重，合作融洽。7月25日，周恩来不赞成中央局要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指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29日，周恩来再次写信给中央局，力主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指出“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受到批评。中央局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工作，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作检讨的同时，坚决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在两种办法中选其一：“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会议结果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办法，中央局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毛泽东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被撤销了。周恩来看到离职的战友，想到红军的前途，心境难以诉述。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开始不久，由于指挥失当，红军损失惨重，尤其是湘江之战，伤亡过半。在湘江战役中，周恩来一直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他十分关心战友毛泽东的安危，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他立即迎上去，请毛泽东迅速渡江。毛泽东也十分关切地对他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每当临危关头，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首先想到了对方，他们都深深知道中国革命的成功需要对方。

突出湘江重围后，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交换意见。通道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前进。周恩来赞成毛泽东的建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同意。在黎平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再一次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红军放弃了原定计划，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使得中央红军从被动局面中摆脱了出来。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出面提出，并得到洛甫、周恩来、朱德等支持而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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