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编著的《柔软的距离》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勾勒出变动中国中的小人物众生相！《世间的盐》作者高军作序，阿乙、阿丁、王小山友情推荐！

北漂族、打工仔、女工、个体小老板、修路工、保安、讨债人、农民……纷纷被裹挟进变革的洪流，在细碎的生活中品尝着悲喜人生。

从北漂族、打工仔、女工、个体小老板，到修路工、保安、讨债人、农民……纷纷被裹挟进变革的洪流，在细碎的生活中品尝着悲喜人生。

《柔软的距离》作者邓安庆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对于乡村，对于城市，对于社会底层的人和事，都有自己细致入微的体察和深刻的洞见。《柔软的距离》即是作者这些体察与洞见的浓缩和集结。无论是小说还是叙事散文，巧妙的虚构中始终贯穿着作者对日常琐碎的热衷，以及对人生百态的敏锐洞察。在素淡的笔调中，作者以悲悯的情怀，将对现实无力感转化成文学的力量，将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悲喜人生推到世人面前，直抵人们柔软的内心。

高军序／ 幽暗中的体验者

人间

　马路上的父亲

 丝瓜蛋汤

 外面下着雨

 跟踪

 换台

 你才是流氓

 纸脸

 收起你的兰花指

 口福

工业城

　菜铺

  奔跑

  清洁

  马路

  散步

  烟

  锄头

  天光

那些人，那些事

 追赶

 馒头

 明天没有鸡蛋吃

 狗是土狗

 我承认对你不够温柔

 母亲过年时

 如厕记

 有车一族

 再买一瓶去

 小刺

 不听话你就打

 独此一声

 柔软的距离

 夏逝

 与兄同车

关于城市的乡愁

 北京的细节

 出走

 关于城市的乡愁

 房东与狗

 看不见的小孩

 关于她的片段

 健身记

 南游记

 冒牌福尔摩斯在旁观

后记

丝瓜蛋汤

女人在决定杀掉男人之前，正在做丝瓜蛋汤。女人的刀子在男人的背后几米处比划了几下，男人转头的刹那，女人又低头切她的丝瓜。丝瓜长而老，没有多余的水分，切起来不是那么爽利。丝瓜是昨晚下班回来顺路在菜市场买的，鸡蛋冰箱里还有。锅里的水烧开了，翻滚着水泡。电视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综艺节目时不时传来爆笑声。男人没笑。他的脚下还放着刚收拾好的包裹。今晚，男人要到他的新欢那里去了。他七年的东西，早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搬走了大半，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小包。女人请他暂且停留，吃完最后一顿晚餐再走。

男人的衬衣是蓝白格子的，裤脚的边沿起毛了，这些都是女人五年前在兴安里市场给他买的。他的新欢怎么不把这一身行头换下来？丝瓜切得极均匀，码在瓷盘子里。下面一步该要去冰箱拿四个鸡蛋。女人的嗓子企图冒出男人的名字，却又生生地咽了下去。女人的胃部是沉沉的，她的手也是沉的，然而脚却是轻飘的。冰箱打开，冷气啪地一下打在脸上。女人的手停留在凝成霜的箱壁上，手肚上有一种异样的生冷快意。女人握着鸡蛋，手掌紧紧地捏了一捏，不破，只是冰冰的。女人从壁橱里拿出碗来。

男人的左手拿着遥控器。换台。换台。手腕上的手表每换一台就抖动一下。当。鸡蛋在碗口处磕破。蛋清沿着碗壁蜿蜒到砧板上。女人赶紧用手去搂。手掌侧黏黏的。男人的脑袋歪倒另一边去，他眼镜的镜面反射着客厅顶灯的白光，一动一闪，像是两只白鸽要啄过来。女人又敲了剩下的三个鸡蛋，拿筷子搅拌。蛋黄与蛋清混溶。筷子头在这黄色的汁液里盘旋。男人的包裹是新的帆布包，是他自己买的？还是那个女人买的？电视机像是捧腹大笑的大嘴，吐出爆笑声，欢呼声，起哄声。三颗大蒜。啪。啪。啪。青椒切丁。啪。啪。啪。

水果刀埋入五花肉里，滞留了一会儿，锉了两锉，又顺势切了下去。将肉切成条，再切成丁，再把肉丁合拢。咄。咄。咄。咄。咄。咄。翻转。咄。咄。咄。咄。咄。咄。再翻转。咄。咄。咄。咄。咄。咄。男人转头，眼睛移到厨房来。女人转身去看锅里的水。水雾喷起，橱窗上影影绰绰挂着一颗男人的头。她背对着男人，眼睛却把男人的投影提牢，扣在城市的灯火光影中。男人又转头看电视了。女人回身把丝瓜倾倒入锅，瓜片在沸水中跳，像是怕烫，一纵一纵的，渐渐瘫软沉下。呱啦呱啦。就着碗把蛋液倒进锅。蛋像是海里的海藻，抻进丝瓜片之间。放入蒜蓉。盐。醋。料酒。葱花。够两个人喝的。丝瓜蛋汤。

女人待要把汤盛到碗里，又放下。男人接完电话，起身拎包往大门的方向走。女人插在男人与大门之间。七年。最后一次。你一定要留下来吃这一顿饭。然后，你该干吗干吗去我不管。男人又拿起手机。女人看到蛾子从厨房的窗户那边撞进来。很肥的蛾子。丝瓜蛋汤蒸腾的热气中，蛾子像是在云端飞舞的仙女。它褐色的翅膀想必会落下很多粉粒。有毒吗？就吃最后一顿饭。男人在跟那个女人说话。还在说话。最后一顿饭。最后一顿饭。男人看着女人。男人的手机贴着脸。白色盖子。蓝色屏幕。一个女人在五公里之外传达回来的命令。像是两个人拔河。而作为拔河准心的那个男人不公平地歪倒向那边。最后一顿饭。最后一顿妈的最后一顿你他妈的别说话我说了最后一顿你这个贱人。女人感觉这咆哮声快要冲出喉咙，一下子把男人淹没。咽下。咽下。

男人坐在餐桌边。菜他再也不会端了。他坐着。他的包在他的脚下。他可以随时冲出门。门是反锁的。她趁着他去房间收拾行李的时候反锁的。男人有钥匙。他的钥匙可以随时打开这家的大门。七年三个月零九天，他从此以后不再会把钥匙插进这个门洞。丝瓜蛋汤里没有那一只肥蛾子，它飞到冰箱上方的灯管下。水果刀拿起，在水龙头下冲洗。水流沿着刀刃淌下。光在刃口上闪跳。好的。把刀插入裤袋，抹腰遮盖。丝瓜蛋汤上的葱花，像是大海中的浮舟，每走一步就窜到另一头去。汤放到餐桌上。男人的眼神戳着面前桌面上的台布。一年前，在附近的三得利超市买的蓝碎花台布，洗衣机翻搅后脱色成淡蓝色。

他可以说出他坐的椅子是从哪里买的吗？可以说出这盛汤的瓷盘是哪年一起买的吗？可以说出这垫汤盘的五星形垫子是从哪里买的吗？他的身体是紧绷的赌气状态。他的后脖颈经脉凸出。刀子在那里划开，血液可以像喷泉一般扑开。那会不会像是一只开着血屏的孔雀？刀尖在裤袋隔着一层纱布扎着腿部内侧。抽出。砍下。戳刺。捅杀。搅拌。切块。剁碎。眼睛。嘴巴。双手。阳具。脚掌。所有曾经在自己身上留下活动痕迹的器官，都让刀子去剃掉。最后把他剖开。挖心。砍下。戳刺。捅杀。搅拌。切块。剁碎。这个男人最后一次的晚餐，也是她最后一次的晚餐。

凳脚划拉地面的声音，如一把长刺扎进耳朵里。女人一哆嗦，汤盘里的蛋汤泼洒到她的手背上。她的手立马被男人握住。男人的眼睛落在这只冒着热气却奇异般冰冷的手上。放下。起身。进到房间。女人呆滞在桌边，或许再要等待。该再去厨房把那盘肉丁给炒了。男人又一次出现，手上拿着红霉素。房间第五个抽屉的左边。男人知道。药膏在手背上顿起一阵清凉之感。女人要缩手。刀尖顶着腿侧。尖痛。

男人去了厨房。他的背完全裸露在女人的视野之中。此时应该抽出水果刀，冲上去捅进男人的肉身。灯丝嗡嗡地在头顶响着。蛾子辗转飞到头顶。男人端着两碗饭过来。一碗放在桌子那一头，一碗放在自己的这一头。又转身。又回来。拿来两只空碗，两只汤勺，分别在桌子两头放好。熟极而流畅。男人知道。每一件东西的位置。每一种生活的习惯。他坐下，拿起汤勺。给女人盛了一碗汤，丝瓜浮在汤面，蛋沉在碗底；然后给自己盛了一碗。米饭半碗，这是自己的饭量。男人知道。男人拿起碗，喝了一口汤。抬头看女人。吃啊。嚯——喝汤的声音。男人低下头，又露出后脖颈。

女人挪到自己吃饭的这一头坐下。红霉素的药味隐隐地压过来。坐下来的时候，刀尖戳破那一层纱布。女人感觉热热的血从自己的大腿内侧流下。男人喝完了蛋汤，又拿起碗吃饭。女人把汤碗放下来，男人抬头瞟了一眼。你滚吧。不要再来了。男人起身。拎包。开门。关门。下楼。女人都只是坐在那里。今晚的丝瓜蛋汤，盐放多了。丝瓜的确是老的，嚼起来像是吃一张纱布。男人不说。男人永远不会再说了。

P10-14

高军序

幽暗中的体验者

邓安庆写了一本新书，书名叫《柔软的距离》。蒙他青眼，让我给这本书写个序。我想了半天，不知道该从哪里下笔。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吃饭的时候，菜是一种很辣很辣的鱼，他吃得唏嘘不已。他简单谈过一些自己的经历，简历不复杂：跟大多数从农村考上大学的青年一样，出了学校门一脚迈进社会的大门，高一脚低一脚地走，找工作，干一阵，辞或者被辞，有那么一两年，什么工作都干不长。反正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永远处在饿不死、也胀不坏的生活状态下面。稍微好过那么一两个月，还来了外地的穷朋友需要救济。但他也这样活下来了！ 我问他为什么叫邓安庆？ 他就笑起来（那时他还是一个瘦子，脸上的笑容清晰，如同水里鹅卵石一样历历可数），他说很多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以为他是安徽安庆人，其实

都猜错了，他是湖北人。

安庆给我看过一张照片。我说我小时候做梦的时候曾经梦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一条江，天上一片云彩也没有，极其辽阔。江水清得不像是真的，两岸有一些白房子。安庆说他以前就在这个地方念书，说学校就在照片上的某个位置。他说他从这个学校毕业后，就出来帮人推销酒，湖北度数最高的一种酒，酒名字我就不说了，免得有帮人做广告的嫌疑。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又跑到西安去———结果饿得半死！ 一天吃一个馍还是两个馍？ 想不起来了。等下次见到他，我再问问他具体怎么样一个饿法。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跟人跑到苏州去打工。《柔软的距离》里一些章节就来源于苏州的一些个人生活体验，但也不会具体到某种事情或者人物是原样搬演出来的。

我的几个表弟和堂弟都在外面打工，过年回来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谈到工厂的打工生活。他们都不想做，说太单调，能把人给做疯了！ 又不想回老家种地，说在乡下存身不住。说农村里没有文娱生活，自己一直在上学，也不懂怎么种地。我说你在工厂不也是没有文娱生活吗？ 天天加班文娱个屁呀！ 他仰着头想了一会说：“晚上想找几个人喝酒。站在院子里一喊，就来好几个。这个不算啊？”我问他：“这也叫文娱生活？”他说：“这不叫文娱生活叫什么？”现在在我们村里想找个年轻人都难。大姑娘、小媳妇，但凡不痴不傻、全须全尾的全出去了。平常想在村里找几个年岁相仿的人在一起吹吹牛、喝喝酒都找不到。上一代人还有些乡土之念，厂里有些岁数大的人，虽然住在城里也能感觉到节气变

化。或者听到外面鸟叫，要怔忡一下说：“哦！ 要泡稻种了！”“要下小苗秧了！”

邓安庆在苏州工业城时的生活大概和我表兄弟们的生活状态差不多。他说他们厂的保安坐在门口实在太无聊了，就数每天从厂门口经过的汽车。一天下来过去多少单号车，一天多少双号车。我问他那时写不写东西？ 他说写呀！ 他说当时写东西更多是为了打发这种无聊的时光，因为这种日子你是看不到尽头的。它不像一个隧道，远远的还有个圆光在诱惑着你走下去。而在工业城的生活完全是黑咕隆咚的。好像那段时间安庆的产量比较高，过几

天就在网上贴一篇。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几篇：《换台》、《菜铺》、《烟》。另外他写乡村的几篇当中应当是写亲戚那个系列比较好，有一种悲悯的情绪沉浸在里面。写短篇小说节奏感相当难把握，就因为短才不好写。像写字当中笔画少的字，没法藏拙。我跟安庆聊天时说，你也可以认认真真写一点，也可以胡扯八道写一点。不要急于一下子写成某种类型，这样就不好玩了。而且文学这东西也不要看得太郑重，就像在学校里你心仪一个女生，

看她太严重了，心里反反复复想的一句话想表白，老是不敢说。写一封情书，看看这样写也不好，那样写也不好。后来一个坏小子走上去，替你把心里的话说了，结果那个姑娘挽起那个坏种走了。

安庆到了北京之后，有一段时间写得少了。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过去居无定所，不敢买书，老要搬家，书买多了搬家麻烦，现在总算有个相对固定的住所了。我想看看书，或者什么也不写。就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等到想写的时候再写。好像没过多久，他又搬家了！ 我在北京傍晚的时候看到天上飞过乌鸦，就想到他。乌鸦叼着几根树棍子，哑哑地从头上飞过去。安庆每次搬家多多少少还有点东西，像这几根树棍子。乌鸦叼着，安庆或扛或背，在北京跑来跑去。

高　军

2013年4月27日

唐诺写过一篇《小说家》，他在其中说道：“年轻的小说书写者是难能一步登天的，要有足够的经验材料，这需要多一点时间，以及在时间里某种不懈的、追究的、心里始终有事的态度，由此一点一点获取对世界、对生命本身的丰硕解读能力。这当然是小说书写里比较苦、比较无聊而且最缓慢不耐的部分，日复一日，光彩尽去；也往往是小说书写者里最悲伤，最容易瓦解年轻书写者心志和信念、不断发生自我怀疑的所在。”

我几乎要抱着唐诺高喊：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从我自己来讲，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幸福的，整个人像是章鱼一般伸出无数触角，随时都能从身处其中的时空中攫取出写作的灵感。走在我前面的小孩子，刚理完发，他低头踢着路边的石子；风从杨树林那边穿过来，抚在脸上，带着运河的水腥味；修车铺的师傅早早地坐在马路牙边，在他身边是黑色胶桶，里面盛满了水……大脑像是充满了电，被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所促动，文字一个个在心中啪嗒啪嗒地涌出来，怎么表达都是力量充盈的。那段时间，就是写东西的高峰期，每天都沉浸在创作的兴奋之中，仿佛是神在助你，借着你的手在书写，根本不用担心灵感枯竭的时候。

往往就是这样，一段创作的高峰期后就是长长的一段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的低潮，大脑中盘旋着“我要写我要写”的欲念，就好像是一个石磨在转着，然而磨子下面没有可供碾磨的食粮，只有空空刺耳的石面碰撞声。无力的沮丧感，简直是连废话都写不出来。脑中堵塞钝化，我要说，我要写，我要表达，然而那位神粗暴地把我手中的笔给夺走了，我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

小说灵感的“可遇不可求”，是常听人说到的论点。不排除灵感的大驾光临，然而如果它真来了，你慌手慌脚地找各种能记录下来的东西，它往往倏忽而过，只留下片言残痕。这真可谓需要有一种对于写作生长点的捕捉能力，即一个小说写作人能够有一种能力，在日常浩瀚散漫的细节中去捕捉到可以生发成长的小说来。这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生活阅历、写作技法、情感等，这都需要平日的积累。如果你是搞创作的，你会特别能理解唐诺说的“在时间里某种不懈的、追究的、心里始终有事的态度”，“心里始终有事”非常到位地说出了一个立志于写小说的人的日常状态，他在生活中又跳了出来，他在捕捉这种你说的“可遇不可求”，机缘与日常积累都不可少。

这里又碰到一个问题，常常跟朋友说到的，大家都在把自己的那点生活阅历反反复复地写，从童年时期开始追溯，一直到现在，所有能想到的，能变异的，能组合的，都穷尽了能做到的可能性，然而好比是自身的矿产，终于有一天在不断的书写中给挖干净了。接下来该如何前行？ 经验写作的困境也许就在这里吧。曾经碰到的情况是，我很兴奋地找到了写作的点，开始去写，却突然发现原来同样的想法、同样的事情我早就在某一年写过。那好吧，那不要以“我”为中心，去搜刮外界的，像是一个人拎着蛇皮袋去路边拾捡丢弃的垃圾一样，眼睛放光，大脑处于警备状态。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也是有点神经质，朋友随口一句话，仿佛是一个开关，啪的一下打中了心中一个点，那个点哗啦哗啦生长成一种情绪，一种氛围，甚至是一段完整的故事。接下来的几天，就会一直放不下这个，在反复琢磨，怎么我才能从一个点儿发展出一个功能齐备的小说来呢？

起初写的小说，一般都不喜欢写太正常的人，而是要去写一些边缘化的人，不正常的人。因为在这些人的身上才会有故事。以前我写过一段话：小说家要想他们笔下的人物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就必须让他真实的内心世界袒露在你的面前才行。什么时候，人物的真实一面才会展现出来呢？ 什么时候，人物的内心世界才最大程度地打开呢？ 在我们每天的正常生活中，不可能，因为大家都戴着面罩，都在正常地扮演着各自社会赋予的角色，有各种道德法律纪律约束着，你在正常地按规定生活。你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差不多，上课学习，上班工作，都是平淡乏味的。你不可能一下子对一个陌生人知根知底地了解。因为大家太正常了。可是小说家就是要发现在这个正常的地壳下面你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去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可是我越来越发现所谓的日常人生，更有意思。在这日常生活中我总觉得有隐隐的不安。这不安像是一条细细的裂缝，在生活光滑的质地上分外触目。好比是端上一碗热腾腾的米饭放在你面前，你却总觉得吃得不踏实，要么是这米饭散发出来的不是米香，却是肉香；或者是端饭的人那一抹轻俏的微笑，让你惴惴不安。总要发生点什么吧。在看小说的时候，我们不常怀有这种期待吗？这种细软如丝般的不安是令我着迷之处，我要的是精确的细节描写，不炫耀任何技巧地平易近人，来吧来吧，进来做客，给你端好椅子，放好饭菜，给你扇风，你开始觉得很舒服，很享受，可是越到后面心里的不安就越在累积，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征兆，你犹疑地左顾右盼，一切安好，此时有一种轻微的似乎听得到又听不到的笑声在不知方位的所在响起。这个时候，你再也出不了那个门了。这种微妙的感觉难以捕捉，我只能等待，怀着像是唐诺说的“在时间里某种不懈的、追究的、心里始终有事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