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个永远的话题，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及其整个人类发展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毛泽东与中西哲学融合》是关于毛泽东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学术著作，作者薛广洲从中国哲人对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历史课题的深入思考出发，揭示了毛泽东在成功地融合了中西哲学方面对前人的理论超越。

　　《毛泽东与中西哲学融合》是关于毛泽东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学术著作，作者薛广洲从中国哲人对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历史课题的深入思考出发，揭示了毛泽东在成功地融合了中西哲学方面对前人的理论超越。

《毛泽东与中西哲学融合》首先对中西哲学的基本精神、中西哲学比较的原则、近代中国哲人融合中西哲学的尝试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然后分别探讨了毛泽东融合中西哲学的时空背景，实践历程，精神旨趣、内在精神和深层结构，以及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未来走向等问题，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哲学作为第一个成功融合中西哲学的典范所具有的历史的现实意义。

引论 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一、从毛泽东百年诞辰说起

二、立足与现实的主题变换

三、走向未来的研究新视角

第一章 中西比较：走向世界与世界走来

一、中西哲学比较的基本前提

二、中西哲学基本精神的比较

三、近代中国遭遇的文化冲击

四、走向世界与世界走来

第二章 时空背景：历史必然与文化主题

一、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

二、从不中不西走向多元融合

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西哲学融合观

第三章 实践历程：超越中西与关注现实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与偏颇

二、毛泽东哲学融合中西哲学的客观必然

三、毛泽东哲学融合中西哲学的理论脉络

四、毛泽东哲学融合中西哲学的基本原则

第四章 精神旨趣：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

一、从解决社会问题入手

二、从探求人生真谛入手

三、从追求人类理想社会入手

第五章 融会整合：内在精神与深层结构

一、重构当代中国时代精神

二、超越中西哲学基本精神

三、新哲学观的结构整合

第六章 未来走向：路碑·原点与零公里

一、传统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科学总结

二、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创新建构

三、未来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方向

结束语 一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丰碑

一、人类哲学现象的本质体现

二、人类历史进程的合理论证

三、人类社会目标的科学探录

后记

再版后记

中学抗争，实际上也是中学对西学东渐的一种态度和回应。不管西学是以何种方式进入中国，都遇到了中学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不仅只是指它被中学视为物质层面的文化而言，也不仅是指它同时又被视为制度层面的文化而言，它同样也是指被视为文化心理层面而言。随着对西学理解的逐步深入，中学的防线也在步步退却。当退到文化心理层面时，似乎中学在西学的进攻面前，已经没有任伺可以抗衡的了。“坚船利炮”要向西方学，文物制度也要向西方学，文化心理也要接受西方的，中学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那么只好从头向西方学习，向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靠拢。但中学即便在此时，仍然没有放弃它的抵抗，这种抵抗并不仅表现在顽固保守派的盲目拒绝上，而且也表现在那些洋务派、西化派乃至几乎所有的中国思想界的有选择接受上。但是这种抵抗和抗争的出发点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而且这种出发点的差别也必然引出文化选择上的差异。

中学的抗争，并不只是顽固派所为，而且在洋务派，乃至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那里，也都表现出对西学的抗争性的反应。尽管洋务派是最早积极地、主动地接受西学，但他们都立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当西学的输入侵害了中学的根本原则时，西学必然遭到中学的坚决反抗。著名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到：“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显然，洋务派的抗争是保住中体，决不放松。资产阶级改良派虽然在对西学的接受上前进了一步，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要接受其坚船利炮，而且要学习其文物制度，但也同样把住中学的本体。如康有为只能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来表述他的变法思想。即便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尽管他采取了断然的、与封建专制制度不妥协的方式接受西方的社会制度，也毕竟只是为最终实现儒家大一统的社会理想而努力，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们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这样)才是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②不管是顽固派、洋务派，还是改良派、革命派，他们在西学的进攻面前有着不同的反应，但都对西学做了不同程度的抗争。当然抗争的武器，仍然是中学的本体，即道统。

我们之所以把西学输入过程中，中学反应的差异，视为中学对西学的一种抗争，是指这些差异表现了中学在西学进攻面前的退却而言的。这种退却是在对西学抗争的每一阶段失效时发生的，而且是每退却一步，总要再设立一道防线。不管这种防线采取了什么形式，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都是对西学的一种非认同感。事实上，中学从来就没有最终撤出对西学进攻的战斗。

中学的抗争，从根本上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目的，或导源于两种不同的根据：其一是指，这种抗争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抗争。近代以来的中学对西学的接受过程，正表明中学在西学进攻之下，力图通过保存中学本体、学习西学功用以避免亡国灭种的可能。所以这种抗争带有一定的积极性、主动性，即它是主动地去吸取、接受西学，以便为己所用的。其二是指，在中学对西学的抗争中，从根本上又表现为中西哲学基本精神对立的抗争。这种抗争有一个主题及基本精神的演变过程，最初从中西哲学基本精神的对立而表现出的抗争是顽固派。他们认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如果学西学，则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言，而人心因之解体。很显然，这种抗争由于其对西学的完全错误的理解，因而它在西学进攻面前，是组织不起有效的防线的，它的全面退却也是必然的。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西学，因而当随着对西学认识的日益全面、深入，从中西哲学基本精神对立的角度来认识这种抗争时，其内涵就变了。这时的中学对西学的抗争，更倾向于从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人手，即作为对宇宙的一种体认，西学有着它不可克服的不足，中学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长处，必须充分地比较，有机地融合两者。

中学抗争的不同根据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对中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救亡图存的角度所表现的中学抗争而言，它倒更加注重对西学的接受，因为只有善于吸收西学的长处，才可能寻求到真正的救亡图存的灵丹妙药。但是这种抗争同时也隐含着另一种可能，即存在着导向西化的倾向。事实上，这种倾向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是以“价值一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价值一律是指价值观的一致、统一，即中学向西方价值观靠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确立，表明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加入到现行的世界经济市场中去，这就要求按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来组织自己的经济活动，并参加经济交流。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不仅在经济的活动中谋求共识和一致，而且在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活动中也产生了这种共识和一致的要求与可能。没有价值观念的转变，现代化社会的实现将是不可能的，价值观的转变实际上也是一种新文化产生的先决条件，然而新文化的产生总是滞后的，它有待于社会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如同封建文化并不是产生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也不是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初创时期，而是产生于其走向鼎盛和处于鼎盛时期一样。就中国的新文化的创建而言，虽然它被提出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而萌芽、雏形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时期，但它的真正建构还有待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模式定型、体制完善。但是，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走向世界市场，对于价值观念转变的要求又是迫切的，在这种情况下向西方价值观的靠拢似乎便具有了现实性和合理性。

在中学的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与可能，这就是从中西学的基本精神的对立这一角度来看，中学的抗争，从顽固派的盲目保“本”，发展到在正确分析中西学之长短的基础上，对中学最终合理性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阶段，如现代新儒家就是在对西学中学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学在根本意义上和最终意义上是合理的。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在对中西学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比较后，虽然也得出应从根本意义和最终意义上来理解中学西学，但本质上却不是立意要保存中学、抵抗西学。不管对中学最终合理性的理解是认同还是反对，或者在根本出发点上有何区别，但这种理解，最后也要求达到一种价值观的一致。当然这种一致并不是向西学的靠拢，中学的地位和作用毫无疑问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尽管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大潮，经历了一个由被迫接受到主动地吸取的过程。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都体现着中学对西学的一种抗争意志，只不过其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的结果不同而已。而且也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同样体现着中学和西学正从比较走向融合，这种融合带有现实需要的必然性。现在的问题在于中西学走向一致的方向是什么，完全西化从历史的教训中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回归中学不论从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不可能的，那只会使中国重新陷入灾难和落后。因而如果说一百多年来的中学抗争从不同程度上表明西学的不尽合理，那么当代中西文化和哲学交汇中所呈现的价值一律也要求我们高度警惕文化选择的片面性，从而在更加科学、合理、完善的基础上融合中学和西学。

P85-89

有人说过：一个不知道珍贵自己伟大人物和伟大思想的民族，是不会有伟大前途的。毛泽东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中华民族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珍贵，必将使她成为一个具有伟大前途的民族。

毛泽东生前生后都不仅是学术界、思想理论界研究的主要课题，而且也为日益广泛的普通大众所关注。毛泽东百年诞辰日，不仅曾经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持久不衰的“毛泽东热”，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也再次引起人们对毛泽东现象的高度关注。“毛泽东”在经历了从神到人的转化之后，他似乎已经和我们每一个人完全一样了：既有他的喜怒哀乐，也有他的儿女情长：既有他的指点江山，也有他的防微杜渐。然而，毛泽东又似乎仍然是一个谜，他何以能够在如此众多的群英中拔地而起，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千秋伟业，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他又何以在辉煌的一生中敢于不断地进行不间断的批判、建设、否定、创造……毛泽东，必将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永恒的话题。

十年前，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我曾在拙著《毛泽东的超越》中写到：毛泽东不仅摧毁了一个旧世界，而且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同时也预见了一个未来的世界。因而，只是寻找毛泽东，发现毛泽东，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去研究毛泽东，理解毛泽东。只有理解了毛泽东，才能从他那博大的思想体系中寻求到中国走向世界、转向未来的根据。也只有理解了毛泽东，才能够总结出他何以失误的经验教训，从而获得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有益启示。自那以后，十年过去了，世界已进入一个新的世纪，人类正面临着新的发展难题，探求人类社会未来的道路依然是未解的历史课题。十年来，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新的日寸代背景、新的发展难题以及人类社会未解之谜中走过来的。应该说。十年来的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然而，毛泽东及其思想作为一个极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她所具有的思想内涵是我们远远没有全部把握的，她将是一座对今人后世不断具有启示的思想宝库。我们的改革开放其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理论根据就在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法论。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哲学方法论中找到其合理性的依据；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具体方式方法，如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泽东当年也曾经有过极为精彩的论述。毫无疑问。毛泽东在他的辉煌一生中，同样也留下了众多的遗憾和失误，这些遗憾和失误当然也能够为我们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尽可能地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提供珍贵的教训和借鉴。正因此，我们说，毛泽东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毛泽东思想是一座蕴藏着无限宝藏的思想宝库。因而，发现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理解毛泽东，对于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责任。  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毛泽东那样，生前其思想即被人们广泛地研究和传颂，逝后，这种研究和影响更是飘洋过海，远播域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正像他的一生一样，颇多坎坷、曲折，更是跌宕起伏，显示着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风云变幻。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上溯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埃德加·斯诺一本《红星照耀着中国》，让世界知道了毛泽东，也让中国人开始认识和了解毛泽东。自此之后，把毛泽东介绍给社会便成了历史的必然。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日益发展。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这种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前，对于他的思想理论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是极其有限的，或者说，那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而只是研究的前期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全面研究毛泽东提供了前提和条件。这种研究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的。随着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面临着一个如何适应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变，以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学习社会发展史，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蒙教育，便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随着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以及随后《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陆续出版，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向高潮。由于毛泽东领导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也由于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因而这种以学习和宣传为主导的运动便一直未能实现向科学的研究的转变。从1949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30年里，全国各种报刊先后发表了一万多篇文章，出版了几百种书籍。就其数量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但这些文章书籍大多是学习心得体会和辅导材料，虽有少量的研究性的著述，也是以注释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状况，一方面无疑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对毛泽东思想的了解和认识，提高了人民的理论素养；然而，另一方面它也同时造成了人们对社会问题加以判断、分析的依赖性。从而使得“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并持续十年成为可能，造成了一些人在否定“文革”中否定毛泽东，从而陷入一种精神迷惘和信仰危机之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一个以系统地、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为先声的研究热潮开始兴起。到毛泽东百年诞辰之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不同的主题变换，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阶段，产生了大批积极的研究成果。其突出的特征就是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毛泽东思想中寻求和挖掘有益的启示。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理论界和学术界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但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尤其是蕴藏在她那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之内的哲学内核，仍有待于我们作更为艰辛的探索。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及其规律的揭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以及思想价值体系的建构。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生存方式的探索，都还有待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和探求。

百年后的毛泽东，是一个总的题目，既是指毛泽东百年后人们对他的重新认识，也是指毛泽东百年诞辰以来人们对他的研究的新成果。毛泽东百年后，国内夕卜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以不同的立场，对毛泽东进行了不同的解读。无疑，颂扬者有之，谩骂者也有之；推崇者有之，否定者也有之；客观研究者有之，蓄意曲解者也有之。《百年后的毛泽东》丛书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以科学的精神和客观的态度进行研究，遵循毛泽东所提倡的“双百”方针，力求学术性、思想性，从全方位、多角度透视毛泽东及其思想，充分展现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的全貌。我们希望在这套丛书中，能够给读者一个可以沟通的毛泽东，一个可以对话的毛泽东，一个可以同呼吸共命运的毛泽东，一个能够振奋民族精神的毛泽东，一个能够使人民挺直腰杆的毛泽东，一个能够启示人类未来方向的毛泽东。可以说，丛书就是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为众多研究者所搭建的平台，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示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汇集。

感谢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感谢孔继宁先生和许根生先生，他们以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为己任，致力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科学研究，对本套丛书的策划和出版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感谢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哲学编辑室，不仅自始至终关注丛书的选题、写作。而且积极地参与了丛书的修改、定稿，充分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感谢学术界、思想界众多同仁，他们对于本套丛书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热情的支持，从而使得本套丛书能够以现在的面貌面世。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毛泽东是一个永远的话题，毛泽东思想将是中华民族及其整个人类发展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我们期待着更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参与，认真地承继这一份思想遗产，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富强。

薛广洲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即关注毛泽东哲学的研究，并尝试从中西哲学的比较和融合的角度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毛泽东百年诞辰时，有了一个初步的成果《毛泽东的超越》。

自那以后，10年过去了。1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的局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的浪潮正冲击着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由此所带来的最为严峻和深刻的影响，乃是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中国由于其东方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双重特征，使得它所遭受的冲击尤为剧烈，在价值观、文化观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都面临着一种重构的历史任务。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乃是极为迫切的历史课题。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进一步深入研究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与融合是极为有益的。

10年来，我一直关注着这一课题的进展。理论界的同仁们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就毛泽东哲学与中西哲学关系的研究来说，其成果仍不多见。拙作虽是多年前的研究成果，但其中所论问题，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值此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友人们建议，有必要对拙作加以修订出版，以继续提出和推动这一方面的研究。接受这一建议，我对原作做了一些修改，并对全书结构做了较大的调整，更加突出了毛泽东对中西哲学比较与融合所做的贡献。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10年来，我很庆幸，所行之处，均有我师；所交之友，皆能受益。仍是10年前的话，交友聊天，对纸笔、对天地、对你我、对心体、对死生，对一切，神聊。因书而交朋友，因书而拜尊师。成了朋友后，仍是谈书，看来也并不乏味。这里我要特别提到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先生，当年即因书而结识，并期望能共同合作，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令人惋惜的是，天不假年，他过早地远走天国。然而，他的心愿并未随之逝去，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百年后的毛泽东》丛书的出版即得助于孔继宁先生(孔令华与李敏之子)的大力支持。

感谢我的老师庄福龄先生和马绍孟先生，他们始终关注和支持我在毛泽东哲学上的研究，不断地给我以帮助和鼓励。

感谢人民出版社的陈亚明编审，她为本书的修改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感谢一切给我以关注和支持的师友们，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看到这本书，都会看到我对他们的诚恳祝福。

薛广洲

2003年12月于海淀大有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