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受成唯一认可自传。
杨受成,英皇集团主席,被称为“现代香港娱乐圈一把手”。其不光在娱乐圈广有建树,其业务范围更是涉及地产、金融、家具、珠宝等行业,亦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商业人才。《争气》由“香江第一才子”陶杰采访杨受成本人及其家人、社会名流等集结而成,讲述了杨受成一生闯荡,建立英皇事业的过程,其间穿插讲述了杨受成与不少娱乐圈与商界人士鲜为人知的故事。
杨受成个人的经历,与香港的城市发展恰相契合;杨受成为人处世之道,与香港的社会精神一致无二;香港历史上重大转折的时刻,杨受成个人也正面临人生机遇的重要关头。《争气》不仅是杨受成人生遭际的跌宕起伏,对于香港60多年来的人情百态,政治局势之风云变幻,皆有独到之见,是了解杨受成及香港社会的一部不错的读本。
《争气》由“香江第一才子”陶杰访问撰写,国学大师饶宗颐题字,集合杨受成、其家庭成员及社会名流口头亲述回忆而成。《争气》叙述杨受成的家庭、婚姻、奋斗及建立事业版图的故事;讲述其与香港政坛、商场、演艺界等多位重量级人物彼此间的渊源,揭露杨受成大半生钟情所在,或愁困之时;恩义所系,或敬佩之人;展现香港由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第一章 独闯苦海
古今中外成功的政治和商界领袖,有什么性格特质?从小学开始,许多人就学一通大道理:勤奋励志、艰苦向上、懂得把握机会、永不言败的不屈精神。
但问题是勤奋励进、不屈不挠,为的又是什么?成功的领袖人物有两种:耶稣、甘地、昂山素季,生来即有神圣品格、不食烟火、不沾风尘,是为救世而来,不为私利而生。这类领袖,令人敬慕拜畏,是罕有的出世极品。另一类如成吉思汗、拿破仑、尼克松,属入世型,在奋斗时期,一样拥有这一切优点。他们不一定完全为了“造福人类”。他们除了是财富典范,奋发励进是为了两个字:权力。
不承认此一人性的根本,即无从了解人性。不了解人性也无法达至真正的成功。“世上没有一个男人不贪财好色,也没有一个女人不贪慕虚荣——这是凡人能够向上奋进的动力(Motivation),但必须取之有道。”这是杨受成论人生的第一句话。
奋进、勤劳,是为了改善生活,为了从木屋区向上爬,住进山顶的海景豪宅,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对。
但许多人误会,不断发奋努力,人必然会变得自私自利,利己则必定损人。其实在利己的大前提下,也可以拔一毛以利天下,更可以千金散尽而利众生,更可以利己、利众、娱己、娱人。
杨受成这个名字,来自他老爸杨成。没有杨成,顾名思义就没有杨受成——这只是传宗接代的生物常识。
但杨成不只是杨受成的父亲,也是杨受成这个人的前传,更是他的一面镜子——照出他与父亲对立的另一面,这一点又比一般的父子血缘含义更为深长。
杨成生于1916年,来自潮州潮安县(今潮州市)北门外老土地村。潮州人都有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这一点,对于杨氏父子似乎是命运的微妙安排。
杨成亲父姓吴,因为家贫,亲儿大部分过继他人,主要为杨、严两家。杨成正是由杨姓养父母抚育成人,是故杨受成亦本姓吴。杨成青年时代,与成千上万的华南农民一样,以务农为生。但老土地村田土不是十分丰沃,许多村民改在阡陌海岸之间,以一篙撑船为业。
就像今日成千上万离开农村到城市找机会的无数民工,杨成不甘心一生与一把锄头或一根船篙为伴,二十多岁就南下珠三角,在一片灯火通明的香港寻找新机会。
人摆脱贫穷,掌握命运,敢于“走出去”是扭转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没有这点胆色,守候一片贫田瘠土,或许一生都可以勉强糊口,但成千上万的平庸人,只会因为恐惧不可预知的未来,而甘心守候刻板而可以预知的平庸生活。
人的惰性,从何而来?正从一切都自感于“可以预知”(feel predictable)开始。
守旧的官僚,不爱创新;懒惰的人,不肯冒险;只因为“不做不错,少做少错”这一可以预知的规律。
一切可以预知,一切不会变化,至少有一份根深蒂固的安全感。但命运之神是不会眷顾一切喜欢拥抱“可预知”的凡众的。创造历史的人,永远是小众,全部是敢于向规律挑战、企图改变命运的人。
30年代末,珠江口岸的一片繁华灯光,向全中国的勇者招手。日本大举侵华,香港在战火边缘,大江南北的难民,从京沪、从潮汕,从四面八方纷纷南下避祸。
在成千上万的难民潮中,杨成是其中之一。
赤身南下香港,举目无亲,二十多岁的杨成,露宿公园、孤餐楼底,饿了就在街头胡乱捡拾食物果腹,只是万千赤贫的民怨海洋的一星泡沫。工地招聘工人,码头也请搬运苦力,杨成应征,每天工资只有一元数角,单凭体力和汗水,今天一顿,明天半餐,命运依然像一根有气无力的弦线,弹奏着断续而凄哑的乐曲。
来到香港,甘于这种生活,不如留在乡间。杨成贫极无聊,终日苦思,寻求突破。
战前的香港,像今日一样,贫富悬殊。富裕人家有大量剩余物资,任由倾倒:用过的墨水笔、打火机、玩具,还有富人穿一两次就不要的旧衣和眼镜充斥街头。杨成灵机一动,与其天天到码头和地盘轮流等候工头怜悯而威严的目光,不如自己寻找命运之光,在剩余的物资中搜索生机。
有一天,码头工人不知从何处捡来一只停摆的坏手表,表壳仍新,闪闪发亮,那个工人穷得急了,向杨成兜售旧表,只要几角开饭的钱。杨成买了旧表回来,打开表壳,眼见其中的零件精密如麻,不免觉得可惜。他就在蜗居阴暗的灯光下,睁大双眼,试试把表修理好。
如果在那一夜,杨成用几角钱买来的旧表,坏得不可修补,那么日后的命运必定是另一个版本。命运是偶然还是必然?杨成一夜细心修理,坏手表好像与这个苦难的工人心有灵犀,竟然重新动了起来。
杨成第二天把修好的手表与他平时捡来的二手钢笔和打火机一起摆出来卖。
那只手表最值钱,一开张就卖了两元。一夜的辛劳获利超过10倍。
从此,杨成专心摆地摊,放了一张告示:高价收旧钢笔、打火机、手表。一点点化腐朽为神奇的才华,令杨成摆脱地盘码头苦力的血汗命运,向创新的世界迈出了小小的一步。正如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当年登陆月球的一句世纪名言:“这是我迈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老爸杨成凭修理一块坏手表所获的增值,为杨氏家族迈出了命运的一大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兵荒马乱,二手循环的旧物资,却有更大的市场。杨成收买和修理二手工业用品的地摊生意,在英军的炮火和日军的宵禁之后却越做越好。日军从鲤鱼门和沙田进军,许多小生意人为了逃避战乱,不是移居台湾,就是取道澳门,北上湛江寻找大后方喘息。
刚好九龙上海街有半家小店,老板仓皇出走台湾,店铺不要了,十块八块的价格转让给杨成。
从街头摊档风吹雨打,到上楼置业,拥有遮头片瓦,杨成在战争中初遇贵人,满心欢喜。虽然半边店铺简陋粗劣,但几块木板、一点油漆,又岂能难得倒这个善于修理精密钟表的巧匠?
杨成为店铺略加装饰,取名“成安记”,第一次战战兢兢地把创业招牌挂上,时为1942年。
店铺的名字对于在战乱中的贫民而言,成功取于安乐,已经不求万贯家财,只希冀衣食的安足。安之不全,成功焉附?这个招牌,说尽了自胡雪岩以来中国白手兴家的商人的心愿和悲哀。
香港于1941年圣诞夜沦陷之后,港督杨慕崎投降,成为战犯,被日军解送往大埔的石矿场做苦工。日军司令酒井隆在九龙半岛酒店设立临时军政府,统治香港。
香港进入3年零8个月的黑暗时期,从此粮食定量配额,民不聊生,街头贫民不但抢夺食物,还有婴儿遭屠宰、煮吃人肉的惨剧。
杨成偏安九龙西的上海街一角,目睹民不聊生的惨状,可幸还有半家店铺,收集弃置街头的破铜烂铁。日本攻打香港,时时有民国飞机来轰炸。不少美国军机来远东往台湾投弹轰炸时,途经香港也会顺道投一两颗。红磡的黄埔船坞和芜湖街一带,一度火光熊熊,大量无辜市民,死于不带眼的炮弹轰击之中。 幸运的是,英国殖民地时的船厂重工业物资集中在红磡一带,上海街由于是传统中国的旧店铺,没有工业,反倒相对无事。
此时,原籍广东南海的陈银女,在太平洋战争前夕,从内地来港投奔亲戚,时年16岁。在战火中机缘巧合与杨成结识,很快就共结连理。陈银女还有个表妹江丽珍,一起南来,年方11岁,生得活泼可爱,善解人意。
杨成迎娶陈银女时年方26岁,外形英俊健硕,衣着整齐,虽然只是半边店铺的小老板,进出常有湖海气派。杨成虽然小生意颇有所成,但自称“乞儿腰包,贵族脾胃”,行止儒雅,风度翩翩。1943年,杨受成出生了,3月3日是一个奇缘的日子,像杜甫名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1943年3月3日,四三三三,命运有玄机。“死过翻生”,也真是命中的谐音玩笑。
杨成娶了陈银女后不久,发生了一段插曲,其表妹经常进出杨家,两年之后,竟然也珠胎暗结,经手人是何人,自然不需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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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精神”是一个用滥了的标签:勤奋、拼搏、永不言败,据说这就是战后香港崛起成为经济奇迹的方程式。
“香港精神”是不是只有这些?当然不是。20世纪60年代,香港一份著名的知识分子报纸即提倡“少做工夫,多叹世界”,这是针对当时过多的勤奋和拼搏,人生只有一个“做”字,没有“玩”,只知拼搏之苦,而不知享受之乐。此外,知识分子代言人还提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针对当时所颂扬的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只懂付出成本,不敢收获果实,何来经济增长呢?
战后的香港,不但是一个廉价工场,还是一个销金窝。
“香港精神”绝对不只“勤奋拼搏”,更重要的还有“尽情享乐”;这小岛上不只是清教徒,还有大豪客。苦干和豪享,是铜币的两面,如日月,如黑白,亦张亦弛,亦阴亦阳,亦正亦邪,亦狂亦侠,这才是香港精神。
可惜,多年以来,“香港精神”这个名词,受泛道德主义的学者、政客曲解误导,已沦为一面苍白的道德图腾,难怪在年轻人之中,“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吸引力日渐消退,成功的人物,不可能只有优点而无缺失,完整的人生,也不全为奉献而无私欲。因为读金庸如只崇拜郭靖,而闭口不谈韦小宝,到底假正经了一点,众所周知,虽然人人都端起一副嘴脸,斥骂韦小宝,其实心里都希望自己变成他。强调其一,不敢触及其二,泛道德的宣传,只流于虚伪,又岂是当今社会之福?
这是一个幻变的时代,香港精神需要重新定义。对于人性这两面,活得最淋漓、讲得最痛快、行之最畅尽而又认之最坦率者,战后60年来的香港有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平生最厌恶“虚伪”,最追求真实,因为他承认贪财、好色、慕虚荣。这个人物,在香港备受传诵,也诸多谈论;他的名字,与“出生入死”和“纸醉金迷”交融相连,也与“仁义礼智”和“湖海义气”交织互见。他曾为朋友两肋插刀而身陷囹圄,亦从云端跌到地面。他是影视大亨,翻云覆雨;却又因八卦杂志的一幅封面照而引来风声鹤唳。
他的阅历,今宵在三十三重天,昔日却曾坠十八层地狱。他的本尊深隐,法相多姿,长袖善舞,八面玲珑,无论是精英贵族,还是贩夫走卒,俱豪情广结,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这个人物的名字,渐与香江岁月连成同一条地平线,与香港人的喜怒哀乐融为同一幅宇宙星辰。
这个人的名字,是一则传奇,甚至是神话;是众多的问题,也是完整的答案;是冲突,也是和谐;有的人以为他是战神,有的人却视他如和平使者;对他一知半解的人以为他山高海深,但自以为了解他全部的,又认为他是小桥流水。
承认人性的善,不等同否认人性的恶。认同人间正道的真诚,也要探讨世情偏锋的虚妄。如此集肯定与否定于一身的香港精神人物,与其盲目畏之,虚言颂之,不如正视之,剖析之。
有人闻之抚掌兴叹,有人论之笑逐颜开,有人肃然,有人莞尔。这个香港人物,不论阁下喜欢与否,都不得不承认,他与城中众多坐拥千百亿巨富的商贾不同。他的名字流传千家万户,在觥筹交错之间,在街谈巷议之上,人言人殊,法相千般。 这个人就是杨受成。 杨受成的座右铭是“争气”,他的人生观更坦率:“人必贪财好色、贪生怕死、追求名利,这十分正常,问题是追求的方式。这是竞争的时代,不进则退,每一天都必须奋进。”
杨受成的出生、挣扎、发迹、挫败,然后由逆境中翻身冒起,与香港战后由手工商业城市到金融消费的蜕变同步,也与香港从身为殖民地到“一国两制”的政治特区的巨变同期。此中有数不尽的喜怒哀乐。
在聚焦香港此一经纬纵横的巨变者中,唯杨受成的色彩最丰富,这一点无可置疑。
将来的历史学家,要阅读这60年的香港,必先阅读杨受成;要了解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亦必先了解杨受成。
因为杨受成的故事,就是香港的真相,杨受成的灵魂折射着真正的香港精神:不粉饰,不化妆;讲事实,说细节。说出一个真实的杨受成,就是向社会负责,从杨受成这个人物探讨真正的香港精神,就是向历史交卷。
西方现代经济学百年,众所周知,分为两大时期。由海耶克主导的自由市场派,主张政府不干预,让自由贸易以最大的利润发挥社会经济文化的创意动力。另一派,是主张政府须有一定的干预和调节功能的凯恩斯,认为资本家不可以尽信,虽能创造就业职位,但也足以吞噬文明成果。战后70年,在英国,随着工党首相艾德礼上台,先是凯恩斯的一派主控大局,十年河东,遂有社会福利主义滋生。继而,撒切尔夫人收拾工党历届政府留下的残局,海耶克的自由市场派,十年河西,重新抬头。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放任的自由市场,受到质疑,西方的经济理论,又重新肯定了凯恩斯。
世间万物,幻变有序,以中国的道家精神观之,阴阳相济,凉热互见,虚实交融,正是生命万物滋长发扬的生态之道。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9年之变,得上海租界的江浙工业家,挟资本和技术知识之便,南往香港。
香港本土在大战前后,也成为广东沿海潮汕难民投奔之地,视之为实业拼搏的故乡。香港战后是工商实业发芽滋长的经济壮大时期,贸易之盛如古代之长安,与战前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汽车大亨福特、石油富商和慈善家洛克菲勒等,一脉相承,都注重勤奋拼搏,鄙视好闲投机。香港战后经济起飞,上承西方20世纪初工业发达的余绪,因英国殖民地管治,司法和行政俱上轨道,为香港华人营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好商业环境。
为杨受成先生撰写回忆录,是一件艰巨而快乐的工程。因为杨受成先生事业奋斗的上半场,因受先父杨成风格影响,胼手胝足,白手兴家,辛勤劳苦,是香港战后经济精英中的典型。杨受成出生于战争时期,却又比战前出生的李嘉诚、包玉刚、邵逸夫、郑裕彤、李兆基、何鸿燊、霍英东等香港沪粤商人的实业生意晚了半辈,却因为如此,也受到香港经济早期拼搏精神的雨泽滋润。
杨先生在中年之后,香港的经济也随着欧美一起转型,银行高科技化,金融全球一体化,工业生产线北上中国内地,或转移到第三世界,杨先生顺应世界经济大势,矫健转型,其身段之柔软,直觉之敏锐,反应之快捷,意志之坚韧,令杨受成得以成为香港战后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他上承钟表珠宝零售,下启影视地产金融,等同清末民国过来的一位奇人,一半是帝制出身,另一半走向共和,古典与现代兼而有之,传统和时髦共融一炉。因此杨受成这个人,很难归类。他有工业先辈的踏实和稳健,也兼有高科技网络世代的豪迈和胆气。他跨行业而皆成功,才华与一个出色的创作人相若,亦狂亦侠,亦庄亦谐,没有包袱,力求创造,正是英文所谓Versatilicy(多才多艺)。他既是桃花源之士,也是地球村中人,因为这杯鸡尾酒调味复杂,所以争议不断,而争议颇多出于误解。
回顾香港的战后经济史,像杨受成这样的人物,直如凤毛麟角,并不多见。因此,杨受成的回忆录,不只是他个人奋斗的跌宕起伏的写照,也是香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史诗。当初杨先生请我替他执笔,四年之间,我推辞了三次,一来因为事忙,二来,杨受成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有许多不足为人道的苦乐,我比他晚一辈,不知自己是否有此才智笔力。但杨受成先生不嫌我才陋学寡,再三诚意邀请,不下三载。杨先生的事迹,从头细说,其引人入胜之处,令我想起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里的苔丝德蒙娜(Desdemona)聆听奥赛罗将军,诉说海上的一卷风雨战史,令人目为之迷,神为之夺。
一个杰出的商人与一个优秀的作家一样,像张爱玲说的:“天生是被人误解的”。杨受成先生在社会上的传闻很多,细谈之下,我方知这些传闻,许多是道听途说的偏见,有的是添油加醋的流言。杨受成待人谦和有礼,对文化和知识极为尊重,尤为难得的是,与杨受成访谈,像回顾香港战后兴衰起落的风云,如赏览南中国海旭日金波的长卷山水。 杨受成工作态度认真,追求完美。他忆述每件往事,无论大小,都细心求证,多番推敲。他不怕把自己的缺点和长处如实并说,毫不遮瞒。他说一件,我笔录一宗,有时反复盘诘,也多番核对。杨受成对友人的尊重,于事实的追求,态度之严谨,不下于一位学者,其情感之丰富,也像一位艺术家。说到得意之处,他眉飞色舞,论及伤情之境,他目泛泪光。杨受成不但是一位勤恳的实业家,与他同行几个月,笔录他的心迹,记述他的往事,我发觉杨受成先生是香江第一道义之士,首席的性情中人。
杨先生的回忆录足以启智和警世之处,是到底何谓命运。许多人笃信宿命之说,认为人生重大转折是冥冥中另有安排。但杨先生的经历似乎推翻了此一迷信:如果当年遭瑞士人贝利恒多番拒绝而心灰意冷,从此放弃;或给旅行社经理刘玲君当众羞辱而无地自容,退缩离场,则杨先生无论多勤奋,成就必定有限。但他逆流迎难坚持上进,性格可以左右命运,人志可以改变天意,独力颠覆现状,亲自掌握未来,化被动为主动,人能凌驾宿命,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这是我本人至为感触之处。
能为杨先生笔记他功业的长卷,是我的荣幸,与这位传奇的商人近距离检阅香港的沧桑岁月,也是我的造化。因为杨受成的经历正是香港经济发展的缩影,如果此书能成为香港下一代做人处世的教材,将为香港之幸。
孔子说:“友直、友谅、友多闻”。意思就是人生的良友有三类:结交朋友,要交对你肯讲真话的人、对你的过错宽容之士,还有就是见识阅历比你丰富得多的奇人。杨先生率性而真,对朋友好,他的经历更比一般商人更多惊涛骇浪,细听之后,令人方知沧海之阔、命运之奇、世道之险、人性之丰。杨先生这本回忆录,是一册笑傲人生的写照,对后世研究香港社会的发展,可谓明鉴。
杨受成先生的故事,也是香港的故事,细看人海波澜幻化的虹彩,色相万般,一条大路,七百万香港人,其实就是如此走过来的,这个大故事,其中也有你、他,和我。
杨受成先生待人热诚、有礼、谦冲,对朋友更是仗义尽责,克诚尽忠,做事充满活力,勤奋拼搏,在多个不同的行业都有涉及与才华,是香港商界一位成功的人物。
——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 李嘉诚
杨受成先生是我多年好友,他处事勤奋,魄力惊人,生意场上有成绩骄人的谋略和行动,而且作风稳健,为人诚实守信,几十年如一日,是我珍贵的朋友。
——郑裕彤 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主席
杨先生才艺过人,精力旺盛,做生意多元,广及地产、酒店、金融、钟表珠宝零售和娱乐,每一样都做得成功,本人深为佩服。杨受成先生又是一位慈善家,为社会贡献良多,尤令人衷心佩服。
——李兆基 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主席
杨受成先生驰骋商界、卓有谋略,业务由钟表珠宝扩展至各行各业,并成功将集团带出亚洲,迈向国际。没有任何困难能难倒他,也没有任何关他跨不过,“永不言败”是他的座右铭。他处事认真,讲求信用,在朋友间很受欢迎。
——何鸿燊 信德集团行政主席、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和杨先生相交近四十年,对他的为人,可说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重视朋友,公平待人,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杨先生能够建立今日宏大之英皇集团,成就非凡,是他的过人才略,不懈奋斗和广结善缘的结果。能够有这样一位难得的亦师亦友,好兄弟,彼此信赖,双赢共荣,是我这生人的荣幸。
——成龙 国际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