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托马斯所著的《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1909-2009)》是一本曾经在英国禁止出版的书。讲述英国百年秘密情报史，世界上最古老的谍报机关，最恢宏的谍战大戏。本书是一部惊心动魄的百年情报史，讲述一场间谍与反间谍的秘密战争，一段血雨腥风的冷战传奇，一幕生化战与信息战的反恐大戏。

戈登·托马斯所著的《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1909-2009)》是一本介绍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书是不可能有结论的。当你阅读这本书时，新的威胁每天仍会源源不断地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

《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1909-2009)》从头至尾在很多地方直接引用了情报来源的原话。那些人之所以接受我的采访，是因为相信我会准确地转述他们的观点。然而，描写间谍的秘密世界不可能写出全部真相。即使他们自己。通常也并不了解他们所作所为的全部真相。这是由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

第一部分 反恐之战

 第1章 皇家特工

 第2章 “猎鹰”飞走了

 第3章 仙后之谍

第二部分 从创立之初到冷战时期

 第4章 褪色的神秘

 第5章 窃听密码

 第6章 原子情报

 第7章 谁是内奸

 第8章 冷血的暗杀行动

 第9章 隐形的界限

 第10章 “最珍贵的双重间谍”

 第11章 代号“MK．uhra”

 第12章 下一个目标

第三部分 从冷战结束后到后“9·11”时代

 第13章 苏联解体了

 第14章 一个崭新的世界

 第15章 地下探戈

 第16章 反恐之路

 第17章 命运大逆转

 第18章 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

尾声 只有自由才能使安全变得真正安全

附录 各国主要情报机构表

在这张地图上，伦敦地区标着数字“35”，代表军情六处认为的位于首都地区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小组数目。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包括莱切斯特、伯明翰、德比和诺丁汉等穆斯林社区中标出了80个活动小组。更往北一些的大都会地区，如利兹、布拉德福德和曼彻斯特等则有60个。往西的港口城市利物浦发现了20个小组。在威尔士境内，除了加地夫和斯温西等城市，在布莱肯比肯斯区竟然也有10个小组。在2005年7月伦敦爆炸案发生之前，有人在那里见到恐怖分子嫌疑犯在接受训练。在苏格兰有12个小组，北爱尔兰则有14个。

这些小组大多只有两三个成员，但有几个小组人数达到了12个，且男女都有。他们成为极端分子之后，便在各自的社区潜伏起来。每星期五他们通过在清真寺里的礼拜活动保持联络，等待下一次攻击行动的通知。他们用自己的日常身份（老师、医生、护士、店主或售货员等）作为掩护，隐藏得很深。爱尔兰共和军时期留下的恐怖分子都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大众印象早已过时。基地组织更愿意招收大学毕业生，而不是街头混混。在这些圣战分子等待行动指令期间，他们会留意观察周围社会的法律或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期加以利用。

理查德·里德就是这种小组中的一员。他生于英国，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2001年12月，在一架从巴黎飞往迈阿密的美国航班上，他试图引爆装在自己鞋里的炸弹。2005年伦敦爆炸案的实施者们都来自同一个小组，其中默罕默德·斯迪克·汗和谢赫扎德·坦威尔两个人先是在巴基斯坦接受了恐怖主义训练，然后返回英国成为潜伏分子。另外4个人则师从阿富汗境内基地训练营里的一位化学专家，学会了毒药生产技术，然后回到英国，在伦敦北部一处僻静的郊区建立了一个毒药生产厂。

然而，即使明知这些圣战分子就在那里，但要在他们发起攻击之前采取行动也并非易事。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都没有拘捕权，而且英国的人权律师也会充分利用英国的法律，挑战由警察出面的抓捕行动。

斯卡雷特成为军情六处处长当天，就曾向他的高级主管们发出过这样的通报：“虽然我们对恐怖主义发起了全球性的全面战争，但在我们出击时，仍然必须遵守这些条件。”

2007年，一支军情五处的小分队飞抵饱受战乱的非洲国家索马里，目的是要收集4名英国出生的恐怖分子的DNA样本。这4个人和其他上百名圣战分子一起，在印度洋的一个偏僻小岛——拉穆岛上，死于美国对基地组织训练营的一次轰炸当中。他们4个人都是在利兹出生长大的。离家之前，他们跟家人说去伊斯兰堡探亲，然而实际上却去了索马里，并在那里和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的其他圣战分子会合。这4名英国人护照上的详细记录，提供了他们旅行的踪迹：他们从雅典机场飞到位于非洲之角的摩加迪沙，从那里他们动身去了拉穆。到拉穆没几天，美国的战斗轰炸机就发起了攻击。轰炸一结束，他们的尸体就和其他死尸一起，被他们的教官掩埋起来。这些教官随后逃回了摩加迪沙。

军情五处的人员从伦敦飞到科威特，从那里登上了在阿拉伯海巡逻的美国航空母舰，然后再乘坐美国海军的直升飞机前往拉穆。一连3天，他们在英国特种空勤团（SAS）和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Delta：Force）联合保护之下，冒险挖出被浅埋起来的死尸。到第4天的时候，他们挖出了那4名英国人。那4个人身上都还带着各自的护照。

他们的DNA样本先被送到航母上进行处理，然后再被空运回英国，由法医核对它们是否与从死者亲属那里取得的样本相吻合——这些亲属对此毫不知情。

军情五处技术支持部门的专家，通过护照信息获得了死者家属的地址。然后一名特工伪装成当地卫生部门人员，以“突发洪水导致水管破裂，需要检查当地水质是否受到污染”为借口，登门造访这些人家，并偷偷取得了他们亲属的样本。这些样本被送到伦敦，由总部的科学家与从葬于拉穆的死者身上取回的DNA样本进行了对比。每个人的样本都完全匹配。据军情六处推测，在英国境内仍然分布着大约1 600名潜在的恐怖分子。在斯卡雷特第一次向下一任首相戈登·布朗做情报通报时，首先就提到了这一点。

当时托尼·布莱尔的首相任期即将结束。他一直都是斯卡雷特的政治导师，也是他在政界的保护人。然而，布莱尔不顾斯卡雷特的反对，在任期还剩两年时，不同寻常地提前宣布退出政坛。这使得布莱尔成了“跛脚鸭”，因而备受媒体奚落，同时也让他陷入了内阁内部的激烈倾轧之中。在军情六处内部，有传闻说一旦布莱尔下台，斯卡雷特也会很快离任。批评家们没有忘记斯卡雷特给军情六处带来的伤害：2003年伊拉克战争发动之前，原本风平浪静的布莱尔危机内阁讨论会被斯卡雷特搅乱了。当时，他打开一份封皮上印着红色圣乔治十字架的暗黄色文件，大声念出了从巴格达传来的最新情报。布莱尔已把他任命为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这让他在内阁会议上有了一席之地。布莱尔不放过斯卡雷特所说的每一个字，并用它们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相信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观点在一份由布莱尔签署的文件中被确定下来，并提交给了议会。而斯卡雷特对此起了主要作用。

入侵伊拉克的行动开始之后，危机内阁变成了战争内阁。斯卡雷特肯定知道，萨达姆并没有装满天花病毒的导弹弹头可以扔到敌人头上，也没有移动式化学武器实验室可以趁着夜色在伊拉克沙漠中游荡，并发射化学武器导致大规模伤亡，更没有只需准备45分钟就能发射的核导弹，可以威胁到集结在科威特境内的联军。在伊拉克找不到任何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小布什和布莱尔就是凭着斯卡雷特的“黄金情报”而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这些“黄金情报”只不过是由一些极端可疑的情报来源推测而来的。当人们知道是斯卡雷特力主将所谓的“黄金情报”加进去时斯卡雷特便成了众矢之的，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不断。P5-7

一本介绍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书是不可能有结论的。当你阅读这本书时，新的威胁每天仍会源源不断地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在伦敦玛丽皇后大学从事情报事务研究的讲师彼得·亨尼西（PeterHennessy）说：

“想要掌握国内或国际恐怖分子在某种威胁方面变幻不定的活动和反应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完全控制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2009年8月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百年纪念日的来临，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新形式将会成为更加困难和持久的任务。他们的工作将不再像冷战的40多年问，或对付爱尔兰恐怖主义萌芽的30年间那么容易说清了。”

2008年，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明确表示，他不喜欢小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标签。布朗认为这种说法把焦点局限在了“9·11”恐怖袭击上，过于简单和狭隘。在反恐方面当今世界需要一种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全球化视角。在英国，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各种措施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道德争议。围绕“非常规引渡”的争论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一片哗然。这是中央情报局常用的一种手段，就是秘密逮捕恐怖嫌疑人，并将其用飞机运往美国司法系统无权管辖的秘密监狱进行审讯。这些争议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在英国，抓捕恐怖分子的军情五处官员经常会给军情五处的律师打电话，以确保自己收集证据的手段今后在法庭上经得起辩护律师的交叉盘问。

2008年，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既能保持自己与欧盟25个情报机构的关系，同时又不会失去与美国情报机构的重要联系。如果想要打败全球恐怖主义，英国、欧洲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必须更加慷慨地分享他们的秘密，尤其是要与那些在“9·11”之前永远不会在其分享名单上出现的情报机构进行合作。在他们的世界里，很少会有人不同意国防分析专家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的判断：“情报不得随意篡改，不能像那份臭名昭著的（粉饰过的）伊拉克报告一样。情报要既真实又准确。”

我同意他的观点，即在必须对情报来源进行保护的同时，情报界也需要公开它所做的事情。中情局传奇王牌间谍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Angle，ton）的话，基本可以概括我的态度：“不受公众审查的秘密往往会导致对同一事件产生多种无法核实的、矛盾和扭曲的说法。”

50多年来，我曾撰写过多部与情报相关的著作，也做过这方面的演讲和广播节目，见过和采访过许多情报官员，并和其中一些人成了朋友。他们曾经全身心地投入到情报界的第一线辛勤工作，而且许多人至今仍然如此。

我的岳父，已故的约阿希姆·克莱纳（Joachim Kraner）就是这样一个人。中央情报局贝鲁特分站前站长威廉·巴克利（WilliamBuckley）也是一个，他被真主党抓获，最终被杀害。通过他们，我才明白了情报工作在冷战中以及在一个新的战略时代——信息时代中的作用，正是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导致了全球恐怖主义的出现。

他们让我了解到，对每个情报机构都需要结合其历史背景去加以考察。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尤其如此。这两家机构在技术和技能方面的发展，使情报搜集活动实现了由业余人士的游戏向高科技专业化方向的转变。

我在书中提到了许多帮助过我的人。他们多次告诉我，之所以愿意帮助我，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的秘密情报，以及东欧和克格勃解密之后的档案，反倒增加了情报界种种彼此对立的说法所造成的混乱。

正如我以前写的所有书一样，本书从头至尾在很多地方直接引用了情报来源的原话。那些人之所以接受我的采访，是因为相信我会准确地转述他们的观点。然而，描写间谍的秘密世界不可能写出全部真相。即使他们自己。通常也并不了解他们所作所为的全部真相。这是由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

一些受访者为某些敏感问题提供了“背景资料”，并要求我为他们保密，因为他们仍在情报界工作。如果没有这种保护，处于他们那种地位的人是不会跟别人讨论这类问题的。  过去半个世纪里，全球情报界的人士越来越觉得有必要更加开放了。作为诸多情报研讨会的发言人，我对此深有感受。我曾参加过哥伦比亚情报局主办的一次会议。出席那次会议的情报人员分别来自42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五处、军情六处，还有摩萨德和欧洲的情报机构。他们请我做的发言主题是“情报界有必要更公开”。我也曾在华盛顿召开的、有美国各情报机构的成员出席的会议上做过演讲。我的作品也因信息来源广泛以及“对于情报资料的处理十分到位”（一位情报官员的原话）而受到了好评。摩萨德前局长梅厄·阿米特曾说过：“托马斯总是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正是这样的鼓励，使我能够填补以前出版资料中的空白。

这本书的研究跨越了我职业生涯的50多年，从我在1956年因苏伊士危机赶赴非洲、中东、亚洲和欧洲时起，一直到现在。在所有这些地区我都留意着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足迹。我所了解到的内容，使我在情报行业以及它如何运作方面拥有了更多的权威性。一路走来，一个想法在我心里逐渐扎下了根：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所有这些信息都写进一本书。终于在2006年，我的法国出版商杨尼克·德西建议说，我现在已有了足够的经验做到这一点。他自始至终的支持对本书的最终完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还要感谢优秀的纪录片工作者史蒂夫·科尔（Steve Cole），他认为本书有拍摄为大型电视系列片的潜力，并鼓励我考虑一下。如果此事最终能够实现，那将主要归功于史蒂夫。许多我所敬重的记者也对我进行了鼓励，其中包括斯图尔特·温特（Stuart Winter）、迪克·迪斯莫尔（Dick Dismore）和肖恩-卡伯里（Sean Carberry）。多年来，肖恩一直是我的第一读者，并为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助手伊玛·利内翰（Emer Le-nehan）。在我身处压力之下时，她锐利的目光是非常宝贵的支持。

最后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艾蒂丝。她总是孜孜不倦地仔细寻找、核对信息的来源。我将此书献给她，不仅是为了纪念她的父亲，也是正是她的耐心，帮助我使本书能以最佳状态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