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未雨绸缪范旭东
爱国是民族资产家的共同特征之一，天津的范旭东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自20世纪初开始，他历尽艰辛，终于在中国荒芜的基础化工领域创建了著名的“永久黄”集团。
他的永利碱厂拥有国内最为先进的制碱技术。1936年该厂的纯碱年产量已达5．54万吨，烧碱达444_6吨。可是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范旭东和永利碱厂厂长、黄海化学工业社董事李烛尘等人感到中日战争将不可避免。战争一旦爆发，那些厂矿设施势必成为敌人的攻击对象。为了保存实力，范旭东等人决定事先做好南迁的准备。于是1937年7月初，“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他就南下南京，将北方的事宜全权委托于李烛尘。
当时，华北地区一片混乱，铁路交通中断，工商界一片恐慌，久大和永利两厂的生产原料运不进，产品出不去，生产已基本停顿。7月19日，范旭东驱车抵南京，电告在津的李烛尘，要求其督促“全体职工拆除设备，退出工厂，留津待命”。接到电报后，李烛尘当即周密安排设备拆装和职工的疏散工作。
他组织了20多年间“永久黄”呕心沥血培养出的300多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及他们的家属，分批乘船南下，再经香港转道武汉和长沙，之后又陆续转移进川，为在大后方重建盐厂、碱厂保存了最重要的“本”和财富。李烛尘本人却始终坚守在北方，在最危险的环境里坚持到了最后。
李烛尘首先派人将厂内留下的部分蓝图及资料在制碱炉内烧毁，不留任何痕迹，避免泄露厂子的商业机密。接着，又组织10多名技术人员……
P72
在编写这部纪实作品的过程中，笔者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幸福?”
人们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阅历，对幸福有多种理解。在衣食无忧的和平年代，不少人对幸福的解读都显得苍白。有钱、有权、有地位、有名望被当做了幸福的代名词。可是当我们回顾那些血与火的往事时，我们才醒悟到，这些东西与和平、安宁比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
在国家和民族遭受战争浩劫的年代，人们背井离乡，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己的田地，自己的房屋，失去了安全，向着未知的大后方蹒跚地走去。更是不知道这些苦难的尽头在何处。心中满是哀愁和焦虑。
在那些令人绝望的年代，哪怕是一间遮风避雨的茅舍、一顿半饥半饱的粗粝饭食、一身勉强能御寒的衣物、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是很大的奢望。人们企盼着天上有静谧的白云，而不是翅膀上涂着膏药旗的轰炸机；企盼着眼中是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市，而不是瓦砾遍地的残垣断壁；企盼着耳边有琅琅的书声和母亲的浅笑、婴儿的呢喃，而不是伤者的呻吟和垂死者的哀号。
七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被史学家们浓墨重彩地镌刻在史书上，但我们看到的多是英勇的士兵们在战场上和敌寇的浴血厮杀。当我们今天回顾往事和品味幸福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牢牢地记住在那场战争中民众的苦难和他们度过苦难时的坚韧。这同样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画卷。
据此，笔者希望能奉献给大家一部集资料性与可读性于一身的、全方位观照抗曰战争时期大撤退场景的纪实文学。但限于资料和笔者的能力，只能从大撤退的宏观方面和经历苦难的某些个人的经历去折射和透视，这也是笔者的无奈和遗憾。
本书的编纂过程中，参阅和摘编了武汉市档案馆的《保卫大武汉》、欧阳植梁的《武汉抗战史》、朱复胜编纂的《宜昌大撤退图文志》、黄振亚的《长江大撤退》、苏智良等人编著的《去大后方》、湖北省政协和武汉市政协编纂的多本《湖北文史资料》和《武汉文史资料》；还利用了大量江苏、上海和四川的《文史资料》以及台湾、香港的相关文字资料、网络资料。当然，也参阅了大量的地方志书。在此对这些编者一并致谢。
当然，更要诚挚地感谢团结出版社的唐得阳总编和赵晓丽编辑，以及该出版社的相关工作人员给了我让这部纪实作品问世的机会。
2011年金秋于武昌东湖补拙斋
1940年5月21日，在法国北部一片名叫“敦刻尔克”的海滩上，出现了一支离奇的“无敌舰队”。在这片望不到尽头的成千上万的船只中，有颜色鲜艳的法国渔船，有旅游船，还有维修拖驳、小型护航船、扫雷艇、拖网渔船、驱逐舰、英国救援船……
这支船队由各色各样的英国人、法国人驾驶着。船上的乘客除了士兵，还有银行家、牙科医生、出租车司机、码头工人、工程师、渔夫和文职官员以及普通市民。他们中有肤色娇嫩的儿童和古铜色皮肤映着苍苍白发的老人，也有很多穷人，穿着破旧的毛衣和有裂缝的胶鞋，在海水和寒风中瑟缩着。
沙滩上到处都是被炸弹击中的坦克和卡车的残骸、丢弃的救护车、人们扔掉的衣物箱笼；到处都是火光和硝烟。天空和沙滩上轰鸣着高射炮声、人声、机枪声。
等着上船的士兵和平民们孤立无援，缺少睡眠，忍饥挨渴。步履蹒跚地跨过海滩，冒着轰炸和扫射涉入水中，直至海水齐腰深他们才能爬到小船上。这些从岸上摆渡到大船去的小船经常因为载人过多而倾斜着。但人们的目光仍然眺望着海的那边。因为那边是生的希望。
1940年5月10日，德军进攻西欧。几天后，德军的坦克突击部队直趋英吉利海峡，把近40万英法联军围逼在法国北部的狭小地带，只剩下了敦刻尔克这个仅有万余名居民的小港可以作为海上退路。英国政府和海军的计划，是力争从这里撤离30000人。
这支庞大的杂牌船队就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在8天的时间里，救出了超过计划十倍的335000人。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令德国人，也令英国人自己震惊的奇迹——“敦刻尔克大撤退”。
44年后的1984年，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将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被
日军占领地区的工厂内迁和民众的流亡，比喻成了“中国的敦刻尔克大
撤退”。但笔者人微言轻，这个说法不可能引起学界和读者的注意。近
年，已经有不少关于抗战初期大撤退的著述和文章，几乎都把那场迁徙
比喻成了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然而多年后的现在，我却为自己曾经的比喻感到肤浅。
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涉及数千万人，涉及数千家工厂，涉及几百万吨机器设备，涉及上千所学校的极其悲壮、极其惨烈、极其艰难的大撤退，和仅有的三十万人在几天内撤过三十多海里海峡的、所谓成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许多大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迫从南京迁到武汉，又迁到重庆。伴随着工厂、学校和大批难民的西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西迁运动。这是一场中国工业的重新布局，是一场中国人口的大迁徙，又是波及全民族的几乎是灭顶的一场浩劫!
人们在战火中离开了自己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
田地、自己的房屋；失去了自己赖以谋生的工厂、学校、公司、机关单
位；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朋友；失去了自己熟悉的城市和习惯了的生活
方式，那里有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有他们温馨的家，有每天漫步
的街道，有熟悉的商店和小菜场，有适合自己口味的小饭馆，有街边上
默默劳作的老鞋匠，有沿着里弄叫卖的小贩……而在一个早上醒来时，
所有这一切都被炮火毁掉了。
人们背起行囊，随着脸上布满愁苦、惊恐、迷茫的人流向着从来没
有去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陌生地方踉跄奔去。不知道那里是不是有食
物，是不是有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是不是还有每天在头顶上轰鸣着扔
下炸弹、翅膀上涂着红膏药的日本飞机……
这不是一两天的暂时逃离，也不是咬咬牙就能挺过去的一年半载， 而是整整的八年!近百年来几乎从来就没有丰衣足食过的亿万民众，又
在将近三千个日日夜夜里，以他们的顽强和坚韧，生存着、斗争着，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幅充满了悲壮和豪迈的波澜壮阔的画卷，值得我们子孙后代永远记取，更值得我们去回忆、去书写、去崇敬!
方明专著的《国殇(第6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撤退秘录)》主要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军强势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及各行各界往大西南转移以备持久战的历史事件。
《国殇(第6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撤退秘录)》中有对撤退西南的原因与时机揭秘，有国民党撤往重庆前后的部署与撤退计划制定的内幕，还有工商界、文化界、文物及难民内迁时的经历详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许多大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迫从南京迁到武汉，又迁到重庆。同时，伴随着数千家工厂、上千所学校、大批难民等极其悲壮和惨烈的大撤退，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西迂运动。这是一场中国工业的重新布局，是一场中国人口的大迁徙，又是一场波及到全民族的几乎是灭顶的浩劫!方明专著的《国殇(第6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撤退秘录)》便记录了这次比“敦克尔克大撤退”规模更大、场景更悲壮的西迂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