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出公正脸孔”——关于常燕生》；《“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关于刘半农》；《自我吹捧轶事——关于曾今可》；《“狂吠”——关于邵冠华》；《颓废·回忆·小己——关于钱基博》……《谁踢的一脚(鲁迅与右翼文人)》(作者房向东)从“人”的角度，看鲁迅与右翼文人的论争甚至对骂的，尽量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笔墨官司。

说起鲁迅与右翼文坛的关系，往往局于他 “对‘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对‘新月’派的斗争”、“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等话题，殊不知，这些论争都是由人挑起的，比如，说到“对‘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就必然要提到鲁迅与陈西滢、章士钊、杨荫榆这些人物的纠葛；说到“对‘新月’派的斗争”，也离不开鲁迅与梁实秋等的恩怨等。《谁踢的一脚(鲁迅与右翼文人)》正是从“人”的角度，看鲁迅与这些右翼文人的论争甚至对骂的，尽量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笔墨官司。

《谁踢的一脚(鲁迅与右翼文人)》的作者是房向东。

题记

“主将”与“楷模”

——鲁迅与胡适

各自东西

——鲁迅与周作人

相得复疏离，仍是老朋友

——鲁迅与林语堂

“女师大风潮”与“寡妇主义”

——鲁迅与杨荫榆

从“女师大风潮”到“三一一八”惨案

——鲁迅与陈西滢

复古与学潮

——鲁迅与章士钊

气质和气质之外的冲突

——鲁迅与徐志摩

“乏走狗”与“乏牛”

——鲁迅与梁实秋

让鲁迅不爽快的“优生学”

——鲁迅与潘光旦

读古书·“洋场恶少”被踢了一脚

——鲁迅与施蛰存

恶癖·坦克车·随笔家

——一鲁迅与张若谷

似相左而实相近

——鲁迅与张竞生

“盛家赘婿_的“这般东西”与“军事裁判”

——鲁迅与邵洵美

因“歧误”而留下的“怨忿”

——鲁迅与章克标

附录一：

忧患于时事，退隐于书斋

——鲁迅与钱玄同

“兼差”引出的“无故受累”

——鲁迅与李四光

“假洋鬼子”：信奉孔子的基督徒

——鲁迅与林文庆

“留粤听审”及“禹是一条虫”

——鲁迅与顾颉刚

反抗无聊

——鲁迅与马寅初

京海之争、骂人与任性

——鲁迅与沈从文

摘句、静穆及顾及全篇与全人

——鲁迅与朱光潜

附录二：

“惭惶煞人”的“《学衡》派”

—一关于吴宓

夸大可笑的广告

——关于召飘萍

“可恶之研究”及其他

——关于蔡元培

替陈西滢受骂

——一关于高一涵

无聊与无耻

——关于戴季陶

“天乳运动”及其他

——关于朱家骅

因“亲共”而逃避

——关于傅斯年

“我看他是要阔的”

——关于梁漱溟

“破落户”与“暴发户”

——关于蒋梦鳞

“孤哀子”

——关于汤尔和

“告发于前……”

_关于王平陵

“民族主义文学”问题

——关于黄震遐

“神妙极了”的政府

一关于罗隆基

“摆出公正脸孔”

——关于常燕生

“做打油诗，弄烂古文”

——关于刘半农

自我吹捧轶事

——关于曾今可

“狂吠”

——关于邵冠华

颓废·回忆·小己

——关于钱基博

“渐入颓唐”

——关于章太炎

“吴稚老的笔和舌……”

——关于吴稚晖

给外国人看的书

——关于江亢虎

“实在是坏货一枚”

——关于李季谷

奴隶与奴才

——关于张露薇

“文化城”问题

——关于江瀚

“奇杀人哉”

——关于罗家伦

曲解之后，做了搭题

——关于邱韵铎

戏弄鲁迅的真诚

——关于史济行

鲁迅与胡适分歧的第一次具体表现，是对《新青年》“双簧信”的不同看法。我在鲁迅与钱玄同一文中已有介绍，当时，《新青年》同人“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刘半农语)，他们从斗争策略着眼导演了一出“双簧戏”，激怒了封建卫道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封建主义守旧派短兵相接的斗争由是展开。胡适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对“双簧信”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但很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并以为“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并不值得辩论。但鲁迅的态度则相反，鲁迅认为此举无可非议，因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公开化，也没有发生冲突，属于各说各话。其实，这也只是斗争方法问题的争论，并不影响他们在反对封建文化方面的一致}生。

1920年前后，鲁迅与胡适在关于《新青年》的编辑方针的讨论中出现了不同意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从1920年春天开始，陈独秀有把《新青年》变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之意，因而在同年4月26日自上海致函在北京的李大钊、胡适等13位主要撰稿人，其间问到“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继续)担任？”北京的主要撰稿人如何回答，不得而知。不过，最后采用了第三方案，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由陈独秀在上海主编。《新青年》改刊后，编辑方针即有相应改变，更多地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起先，胡适对此也不怎么在意，还继续为《新青年》写一些诗文。到同年12月中旬，情况有了变化。由于上海国民党当局下令邮局停寄《新青年》，而此时陈独秀又将赴广州，于是即致函在京的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通报说：“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12月16日，陈独秀离沪赴粤的那一天，又专门致函胡适等人，谓：“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胡适收到此信后，于本月27日夜回信陈独秀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即：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

信末，胡适又特别注明：“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

据胡适说：他原先对《新青年》编辑方针的基本意见是主张移回北京，声明不谈政治，或另办一个

 “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因为“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但为了避免陈独秀的误解，现在只“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对于胡适这一最后的意见，李大钊等人赞同，鲁迅和周作人认为，可以让《新青年》分裂为京、沪两家，甚至不必争《新青年》的“名目”或“金门招牌”。"鲁迅1921年1月3日致函胡适又进一步表示：在《新青年》移回北京后，“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仁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P12-14

说起鲁迅与右翼文坛的关系，我们就会想起“对‘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对‘新月’派的斗争…‘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等话题—在今天的语境下，我更愿意用“论争”替代“斗争”——这些论争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现代文学史已经有详尽的论述。其实呢，论争是由人挑起的，比如，说到“对‘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就必然要提到鲁迅与陈西滢、章士钊、杨荫榆这些人物的纠葛；说到“对‘新月’派的斗争”，也离不开鲁迅与梁实秋等人的恩怨。本书正是从“人”的角度，看鲁迅与这些右翼文人的论争甚至对骂，尽量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笔墨官司。人物的纠纷，尤其是名人之间的纠纷，以及相关人物的命运，尤为读者所关注。应该说，本书可以作为相关议题的补充，软化了相关议题，多了可感性。

书名取《鲁迅与右翼文人》，对所谓“右翼”要做一下说明。

首先要指出的是，虽然历史上有左翼和右翼之分，正如毛泽东所言，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所谓“左翼”和“右翼”，在概念上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第一，这是模糊的概念。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其解析的空间非常之大，其弹性也非常之大。在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作为在野党的三四十年代，与国民党站在一起的，或是认可一党独裁的国民党政权的，虽然他们对现政权也有所批判，但只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体制内运作的，肯定属右翼分子，比如胡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等；事实上，他们中有的人后来就成为国民政府的一员，比如胡适和陈西滢。此外，那些不和一党独裁的国民党政府合作的人，没有在当时的体制内运作的人，但同时与共产党没有往来者，或者说，既不说共产党好话，也不曾说过什么过头的话，比如邵洵美、章克标等人，似乎也应该属于广义的右翼，至少是中间偏右的人物。

第二，这是相对的概念。一是相对于左，这很容易理解，没有左翼的傍衬无以显示右翼，反之，也成立；二是相对于当时特定的历史，以左翼而言，“左联”时期的“左”的概念要严格许多，如胡乔木所言，“左联”是半个党，是党的外围组织。可是，到了“左联”解散，“国防文学”提出，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左”的概念要相对宽泛一些。“左”的概念的宽泛，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右”的概念的模糊。

第三，这是变化的概念。人是会变化的，鲁迅生前就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极左是容易变成极右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反之，有的由相对的“右”走到“左”了，比如李四光，曾经在具体问题上与陈西滢一伙站在一边，讨伐(至少是挖苦)鲁迅，后来，却成为红色科学家。杨荫榆不仅在具体事件上，而且在教育理念上与鲁迅迥异，但她后来却死在日本人之手。

还要指出的是，作为文人的所谓左翼与右翼，虽然有程度不同的政治因素，但文人终究是文人，不是政治家，所以更多的是文化概念，主要是指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而不是政治上的左翼阵营与右翼阵营，不是政治概念。本书的“右翼”取的也正是文化的概念。

总之，希望读者把本书的“右翼”当作宽泛的概念，把本书看作是鲁迅与右翼文人是是非非问题的文化读本，而不要认为是对相关人物的政治评判。

除了此书中大多一目了然的右翼文人，还有若干不好下判断者，或者说属于中间人物吧，有的则是中间稍稍偏右，我将其作为“附录一”收在书中。

有一些人物，与鲁迅有一些小纠葛，展开来写，没有太多内容，但如果不涉及到，又显得不够“齐全”，比如鲁迅与蔡元培、吴稚晖等，我选择简单介绍，文字虽少，像是读书小品，毕竟留下一鳞半爪，也有可读性，作为“附录二”。

此外，本书所设议题，都是多多少少与鲁迅有过论争或纠葛的，其他的右翼文人，与鲁迅或有交往，但无冲突，本书不再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