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1884~1939) 近代文学家。字瞿安,一字灵□,号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孤,嗣于叔祖。他笃嗜词曲,尝与著名曲家俞粟庐交往切磋。终生以教学为职业,先后在东吴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授,主讲词曲20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带病辗转于武汉、湘潭、桂林、昆明等地,1939年去世。
苗怀明编著的《吴梅评传(精)》试图把这位戏曲大师介绍给今天的读者,让人们了解他一生的思想状况和在戏曲创作、理论研究、教学等各方面的突出贡献,以恢复他在戏曲史上的地位,并从中汉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笔者力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述。
吴梅一生致力于戏曲及其他声律研究和教学,是著名戏曲理论家和教育家,诗词曲作家。主要著作有《顾曲麈谈》、《曲学通论》、《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南北词谱》等。又作有传奇、杂剧十二种。培养了大量学有所成的戏曲研究家和教育家。
《吴梅评传(精)》由苗怀明编著,是“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之一。
《吴梅评传(精)》提供了一些有关吴梅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活照、手稿、书影等等。
第一章 吴门才俊
按照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或说唱文学作品的写作惯例,凡有重要人物降生世间,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异兆出现,要么是母亲梦见星月、怪兽之类入怀,醒而有孕,要么是天上出现五彩祥云,香气满室,等等。按照这个说法,1884年9月11日(光绪十年七月二十二),即吴梅来到世间的这一天似乎过于平淡了一些,千年古城苏州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迹象,未能显示出一代曲学大师不同凡响的气派。
中国有句老话,叫三岁看老。从一个人儿时成长背景、言谈举止的一些蛛丝马迹是可以大体推测出其未来的前途和发展的。从一个普通人家的苦命孩子到受人推崇的一代曲学大师,吴梅创造了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生奇迹,等号的两端是遥远的距离。不过通过考察吴梅早年的生活及学习经历,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虽令人惊奇,却也在意料之中,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颇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对于后学者来说。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学术文化财富。
第一节忧患之始
对吴梅来说,尽管儿时的记忆中也有不少温馨和值得留恋的东西,但相比之下,他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更多的则是带有灰暗的色彩。
就出身而言,吴梅虽然出生在苏州城内一个普通人家,但上溯几代,却也有着颇为辉煌、值得骄傲的家世。这种辉煌和骄傲要从吴梅的曾祖父吴钟骏(1799—1853)说起。吴钟骏,字崧甫,号晴舫,他是道光壬辰恩科(1832)状元。在此之前,其堂叔吴廷琛已高中嘉庆辛酉科(1801)状元,叔侄两人双双中状元,这是极为少见的,在当时传为佳话,人称“叔侄状元”。一个家族连出两个状元,这是何等的荣光,“吴中文物之盛甲东南,而吴氏以科目称望族”①。
吴钟骏自幼家贫,以教书为生。早年曾任梁章钜幕僚,后历任礼部侍郎、福建学政、浙江学政等。他一生勤奋好学,非常喜爱藏书,在当时是位颇有名气的文人。著述颇丰,著有《两浙校士录》等,可惜大多未能流传下来。吴钟骏代表着吴氏家族的鼎盛,也体现着这个家族的荣耀,更是后代子孙学习的楷模,尽管这种辉煌后来再也没有重现过。
吴梅的祖父吴清彦也曾中过举,并受父亲的恩荫,担任过刑部员外郎之类的官职。遗憾的是,他还不及自己的父亲长寿,只活了四十二岁,未能为子孙多积累一些资源和财富。这样,到吴梅父亲吴国榛(18651886)的时候,已经家道中落,荣光不再。吴国榛,字声孙,号一蘧居士。尽管他天分很高,也曾参加过科考,“十七游庠,省试膺荐”,但未能获得更高一级的功名。好在他一直继承着家族喜爱读书的传统,勤于撰述,写有不少著作,如《尚纲堂骈文笺注》、《文选李善注所引书目考》、《冯孟亭义山诗笺纠谬》、《甓勤斋诗集》和《续西厢》等,据吴梅介绍,“足列艺林”,可惜这些著作未能及时刊刻,在其去世之后大多失传了。
吴国榛“少好音律”,他读《会真记》“而有所憾”,再读续《西厢》,“益觉太俗”,“故填词四套,刻而传之’。该剧共四出,分别为《旅思》、《死别》、《忙亡》、《出家》,“四套南北词各半,每折后自有评语”。吴梅后来研究曲学,应该也有父亲这方面影响的因素在。吴梅长大后,曾想为父亲刊印遗稿,但搜集多年,只找到数篇时文及残存的十来页著述。因搜集的资料太少,“以纸帙太少,不成卷数而止”①。到1926年,他还是设法刊印了父亲的诗集《甓勤斋诗残稿》②。尽管只有二十首诗,但也算是完成了自己多年的一个心愿。祖上数代都是读书人,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家风,因此说吴梅出身书香门第、诗书之家是没有问题的。
尽管书香门第一词听起来颇为儒雅,但它无法掩饰这个词语背后所蕴含的破落和辛酸。吴家曾经是苏州城里颇为显赫的家族,但到了吴梅父亲吴国榛这一代的时候,受父祖早逝及太平天国战事等因素的影响,其家境已大不如前,几乎可以用困顿这个词来形容了。
命运对于年幼的吴梅来说,似乎过于残酷,让这个孩子过早经历了人世间的诸多坎坷和磨难,家境贫寒不说,连个完整的家庭都不给他。吴梅三岁的时候,父亲吴国榛去世,年仅二十二岁。由于父亲去世时间早,吴梅没有兄弟姐妹。更为不幸的是,在他十岁的那年,饱受煎熬的母亲陆氏也离开了人世。双亲的相继亡故使年幼的吴梅成为孤儿,后来他在一首诗里饱含深情地回顾自己早年的这段不幸遭遇:“三岁丁孤露,不知饥与寒。母氏勤抚育,四序无笑颜。故家已中落,百忧初发端。薄田未满顷,安足供三餐。……吾母厉清节,盛年两鬓斑。茹荼垂十载,抱恨入一棺。时余才十龄,积苦身益孱。”P1-4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教育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路历程。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陆续出版了许多文化名人的传记和评论著作,可谓十分繁多,其中亦不乏可圈可点之佳作。但总起来说,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要么就是注重文本的传记特征,凸显其文学性,而淡化了史料性和学术性;要么就是从纯学术性人手,只注重对传主遗留文字内涵的学术性发掘与剖析,而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揣摩,对其工作与生活事件的叙述以及对文本艺术性和文学性的追求。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个体例问题,其实它关乎的却是文化理念以及方法运用等宏观统摄的大问题。
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关于怎样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完成评与传的问题,尤其是传的部分,如何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应该是每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
当“历史是一个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回避历史真实性的遮羞布时,当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史学界治史的箴言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一次次被歪曲的悲剧。我们是一个不缺乏历史教育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往往是建立在充满着过度丰富的“历史的想象力”之中的,实用政治对历史学的干预往往建立在夸张、扭曲、变形和虚构的基础之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误读——远离历史的真实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历史是永远不可能“还原”和“复原”的,但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最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被突破呢?实用历史的观念把历史学推向了深渊。曾几何时,对秦始皇的过分褒扬而掩盖其非人性的残酷一面,无非是为彼时的专制制度树碑;对各朝各代法家的歌颂无非是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立传;对成吉思汗穷兵黩武的膜拜无非是为人类“兽性”张目,因而,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抒情,却成为史学界的治学指南时,注定会产生历史学教育的悲剧结局。同样,对辛亥革命的由贬到褒的过度阐释,片面地追求“历史的想象力”,也正是体现了史学界实用主义的治学理念,倘若这种理念不改变,我们的历史学教育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滑行。即便是并不遥远的现代史,涂抹历史的记忆也同样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们以为,“历史的想象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公开的基础之上,它应该是照亮历史幽暗处的一束光线,使其成为更加光明的原动力;它更应该是填补历史细节不足的润滑剂,成为使其更加丰满起来的驱动力。它不能建立在凭空想象的基础上,没有坚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没有基本史实作为实证的依据,就不能抵达历史真实性的彼岸,只有在实证加合乎逻辑的想象前提下,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原态。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谈“历史的想象力”,可能会有许多古往今来的事例可举,只一部《红楼梦》就足以证明它在文学艺术中的生命力所在。但是我想举证的恰恰是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滥用“历史的想象力”的弊端。
自台港文学中的武侠历史小说流入大陆以后,效仿戏说历史的风潮开始蔓延,作为一种消遣休闲文学,这似乎是无可指责的创作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实:许多喝着这样的文学奶汁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居然将那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故事当作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阅读,尤其是在这个人文意识日趋淡薄、工具理性日益发达的时代,那些只希望在“快餐”中获得和完成人文教育的人,是无视历史学和消遣文学之间的界限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学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悲哀。
如今的历史题材创作已经到了不戏说和不杜撰历史就不能成书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们对于那种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有凭有据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力”的功夫已经失去了耐心,那种“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一辈子磨一剑”的严肃创作态度已然被消费文化时代的“快餐”制作法所取代,谁还愿意穷几十年的皓首来“磨铁杵”呢?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题材的严谨创作已不复存在,为弄清楚一个历史细节花费巨大精力的创作将会成为历史。不知道这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呢?!
从没有“历史的想象力”到过度的“历史的想象力”,我们的历史和文学走过的道路并不曲折,但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结局。我们需要的是贴近历史原态的价值理念,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一个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的典范。
本着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原则,我们在准备编纂这套丛书时,就明确要求作者将“传”与“评”尽可能完美地结合。所谓“传”,是作者以叙事的方法再现传主的生活历程;所谓“评”,是作者直接站出来阐释、论说传主的人生意义与文化成就。做到在真实可靠的史料考察基础之上,既具备叙事的文学魅力,又不失清晰的学术剖析。我们充分注意到了本套丛书的受众面——既要为少数文化研究者提供可资参考的史料和学术视野,同时也要兼顾广大文化和文学爱好者拜视文化名人的嗜好,为文化普及做好基础工作。因为我们深知,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业余爱好,一旦失去了其趣味性,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一个“自由王国”境界的。所以,我们倡导在严谨的叙述中,避开那种繁琐考证和过多纠缠于枝节问题的写法,力图着眼于大事件和传主之间的勾连,以及传主行状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联性,以此来勾勒与构筑传主在历史现场的真实存在。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守成主义者,固守拒绝任何想象的传统“评传”写法,摈弃一切文学的想象和合理的推论。但是,我们绝不提倡那种以出卖传主隐私而获得名利的商业性炒作,反对那种“演义化”的写法。因此,本丛书的编撰原则就十分清楚了,广大读者也可从中看出某种端倪。
为了丰富本丛书史料的直观性,我们要求作者尽可能提供一些有关传主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活照、手稿、书影等等。其目的就是在严肃的学术性观照中增加历史现场感,同时给书籍的装帧增添一些活泼的色彩,融学术性与艺术性为一体。
丛书将会以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多属新制原创,少量是旧著修订新版,我们也将在此过程中不断改进和不断完善,将这一套丛书做成一流品位的文化书籍。我们相信,有众多高水平作者的支持,有广大高品位读者的呵护,有一个高要求的编委会以及出版单位的努力与支持,这套丛书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丛书编委会
2012年1月
写完全书,颇有些感慨。老实说,该书属于插队之作,原因很简单,在我的写作计划中,是没有这本书的。说起来也是丁帆老师交给我的一项光荣使命和艰巨任务。2009年的上半年,印象中是在4月份,他牵头主编一套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让我承担其中的吴梅部分。我当时曾明确表示拒绝,因为有吴新雷老师、俞为民老师等更为合适的人选,再说前面已有王卫民先生的系列著述出版。几天后,丁老师告诉我,吴、俞两位老师都推荐我来写。话已至此,再推托就有些矫情了,于是只好接受下来。
起初心里一点底都没有,颇感到有些为难。有王卫民先生所编的《吴梅全集》、《吴梅和他的世界》,又有他的《吴梅评传》,该做的工作都已经做过了,还有可以发挥的空间吗?重复别人既不符合我的性格,相信也不是丁老师找我的初衷。于是只好从最为基础的资料工作做起,看能否找到一些王卫民先生遗漏的资料。查找一番后,还真找到一些前人未曾涉及的资料,慢慢有了一点信心。
2010年,我受单位委派,到韩国东国大学任教一年。这里资料缺乏,无法写作。幸运的是,借助现代网络及数字化技术,在那里可以像国内一样方便地检索资料,于是整天泡在中国知网、读秀、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新浪爱问、国学数典论坛、爱如生论坛、孔夫子旧书网等网站上,查询,下载。一年下来,所得颇为可观,积累了大量资料,其中不少是先前的研究者未曾看到和利用的。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并写了两万字左右的提纲,对如何写作该书有了较为成型的想法。
2011年1月回到国内,一方面继续查找、核对资料,一方面开始动手写作。由于平日还要上课,加之不断有杂事,时写时停,到上学期结束时,才写了八万多字。其间,丁老师及出版社的编辑都开始催稿。于是利用暑假时间,全身心投入写作,每天差不多要用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尽管写得非常辛苦,有两次几乎都要晕倒,但进展仍然不快,因为写作过程中,不时还要到图书馆或网上去查找、核对资料,很多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就这样拼命写了两个多月,写出初稿。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补充完善,这才算是完成全书。尽管也存在着很多遗憾,也还有些意犹未尽,但也只能到此打住了。
假如吴梅先生在天有灵的话,知道我这样一位后学为他老人家写传,一定会哭笑不得。因为我不仅未得其真传,而且对曲学努力了多年,仍是个半瓶醋。有资格为他写传的人很多,弟子卢前、任中敏、唐圭璋等都是最佳人选,可惜他们都没有写,下一代的吴新雷老师、俞为民老师也都有资格写,但他们也都没写,却推荐了我。他老人家生前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在其去世七十多年之后,会由我来为他写传。回到三年之前,我也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写这样一本书,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
虽然不是理想人选,但细细想来,也有两点可以告慰老先生的:一是笔者的态度还比较认真,正儿八经以做学问的功夫来为他老人家写评传,对附加在其身上的一些不实传闻进行辨析,力求还原历史真相,二是不仅仅将把他描述成一位曲学家,还写出其人生、治学的其他方面,将其当作一位治学严谨、桃李天下的学者来写,更将其描述为一位才华横溢、诗酒风流的文人,这也正是他生前对自己的定位。有了这两点,相信先生能原谅我这位晚生的唐突和冒昧吧,再说我也可以算得上是先生的三传弟子呢。
小书尽管写得还算用心,但限于笔者的学识和能力,存在的问题一定不少,还请多多指教,这是最后要对读者诸君所说的虽属客套但也不失真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