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文明的海洋史观》由川胜平太著，本书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日本经济衰退期，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持续十年的低迷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经济低迷是综合性、体制性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政府为遏制经济衰退，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但收效甚微。而在本书中，作者将日本式资本主义经济视为未来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论断，与日本目前的现状相比，与事实有着明显差异。用发展的观点看，作者的某些看法的确已经过时。但是，本着学术自由的立场，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作为译者，我们尽量保持作者在书中所展现的日本“文明之海洋史观”原貌，让中国读者真实地了解作者对于日本海洋史观的思考。

《文明的海洋史观》由川胜平太著，本书的中心论题是：近代始于亚洲的海洋。准确地说，作为对于来自海洋亚洲冲击的反应，在日本和欧洲，产生了新的文明。

《文明的海洋史观》作者的海洋史观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为基础，吸收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连续性对外贸易带来的产品变化会引起社会变化”的历史观。本书发展了梅棹忠夫所描绘的文明示意图，将围绕欧亚大陆成为贸易舞台的海洋纳入其中，向人们展示了更加接近现实世界的文明示意图。

序 寻求新的历史影像

起之章 “锁国”与近代世界体系

 一、森□通夫的“锁国”解释批判

 二、亚洲物产的国际流通与锁国

 三、日本的锁国、开国和近代世界体系

承之章 论历史观

 一、唯物史观

Ⅰ达尔文与马克思

Ⅱ超越“达尔文、马克思”范式

 二、生态史观

Ⅰ战后京都学派

Ⅱ支配近代日本的世界观——唯物史观

Ⅲ存在与空间——京都学派的认识论

Ⅳ今西学派的世界

Ⅴ结语

转之章 文明的海洋史观

 一、海洋史观

Ⅰ海洋史观之发轫

Ⅱ由陆地史观到海洋史观

Ⅲ从海洋透视“大塚史学”

Ⅳ从海洋透视梅棹的“生态史观”

Ⅴ海洋史观的社会变迁论

 二、欧洲史的海洋史观范式

Ⅰ古代史界定——历史的诞生

Ⅱ中世纪的界定

Ⅲ近代史的界定

 三、日本史的海洋史观范式

Ⅰ第一次浪潮——“日本”的诞生

Ⅱ第二次浪潮——经济社会的诞生

 四、海洋亚洲的浪潮——挑战与回应

Ⅰ生产革命与脱亚

Ⅱ近代诞生于海洋亚洲

结之章 21世纪日本的国土构想

 一、太平洋时代

Ⅰ超越“东西文明之和谐”

Ⅱ海洋所展现的全新的历史镜像

 二、21世纪日本的国土构想

Ⅰ新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书视野中的危机

Ⅱ岩仓使团的疏忽

Ⅲ令英国人感慨万千的日本乡景

Ⅳ“园林都市国家”原型

Ⅴ近代经济发展的两条道路

Ⅵ被隐藏的近代思想

Ⅶ为何要建设“花园岛”？

Ⅷ值得夸耀于世的“花园岛”

跋 寻求新的生存方式

译后记

三、日本的锁国、开国和近代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在《近代世界体系》中，对上述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原因，从正面作了论述。他分析说，欧洲世界经济在1450—1640年间，在环大西洋大陆地区，形成了中心、半边缘及边缘的三重构造。(时间大约在日本锁国政策初步形成时期。希望大家注意这种时间上的重叠)那么，其原因何在呢？沃勒斯坦认为，14世纪整个欧洲都面临危机。危机内容包括，封建制度下因缺乏技术进步而使土地变得越发贫瘠，战争频繁；还有，自14世纪中期不断袭击欧洲全境的瘟疫。为了摸索克服危机的新的经济秩序，促成了后来欧洲世界经济的发展。

或许沃勒斯坦忽视了以下这一点，那就是14世纪的危机，并不仅仅限于欧洲。在中东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人们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有的学者将危机的原因归咎于14世纪至15世纪席卷欧亚大陆的寒冷气候。值得注意的是学者麦克尼尔的疫病学说。疫病对欧洲造成了巨大影响，致使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无论是并不虔诚的教徒还是神职人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瘟疫，不禁对中世纪处于权威地位的宗教产生怀疑。在追究瘟疫的过程中，奠定了近代科学精神的基础。虽然近代医学的建立还有待时日，但是为了对付迫在眉睫的死亡恐怖，人们不得不求助于中世纪的医疗。

那么，这与欧洲扩大地理面积又有什么关系呢？概括地说，在构成中世纪医疗的重要元素中，就包含了胡椒和各种香料。这些物品是在医院统筹管理之下，由药店(Apothecary)负责销售。西方人为何不顾生命安危，在某一特定时期，像着魔似的到处寻找香料？答案是，除了可以作为食物的保鲜剂，香料还可以作为佐料，受到人们青睐。另外，如果现代人能够了解在瘟疫蔓延时期，人们不分身份贵贱悉数走向往死亡之路，而此时只有作为医疗品的香料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就会找到其中的答案。香料价格无论多么昂贵，也非常畅销。还可以代替货币使用，是一种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的物产。无论它的价格有多么昂贵，人们也要购买。其他像砂糖、茶叶、咖啡等，最初都是作为药品进入欧洲的。

袭击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瘟疫，大约始于1350年。在此后的至少150年间，连续爆发，带来了严峻的危机。倭寇大肆骚扰中国和朝鲜海岸，掠夺人员和大米。可以推断，这是因为日本国内的粮食供应出了问题。当时，我国处于南北朝内乱时期，危机征兆明显。我国中世以南北朝为界，分前期和后期。或者，甚至可以说，当时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换期，产生了巨大裂痕。網野善彦曾将这一时期称为“关涉民族体质或民俗根本的结构性巨大转换期”。以此动乱期为节点，“妖术逐渐从社会中消失……理性逐渐占据优势地位。”这与欧洲人对于宗教的不信任及理性精神的抬头如出一辙，大概也不是偶然吧。

如果以上所述是事实的话，旧大陆的人们到14世纪中叶，无一例外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危机。为了寻求危机的解决，他们走向海外，在被旧大陆环抱的印度洋，作为近乎海盗的贸易商人与日本邂逅。在此展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多民族共同参与的丰富多彩的国际交流。当然，舞台就是亚洲的海洋。日本人也活跃在亚洲海洋——环中国海。即使两者的主要动机都是追求眼前的实际利益，但是，也同样伴随着不同文化精神相互交流碰撞所进发出的灿烂火花。如果欧洲文化冲击以基督教传教活动为代表，那么日本文化的精华就是茶道。茶给了西方人强烈的精神冲击，特别是它融入了英国人的生活。(角山荣《茶的世界史》，中公新书1980年)

再者，我认为，在这种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背后，经历了中世纪超越人知、人力的瘟疫共同体验(危机)。为了解决危机，英国和日本走向海外，在如火如荼的国际交流中，无论在地理还是在历史上，此前都处在文明世界周边甚至是边缘的位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个国家，分别形成了具有合理新秩序的近世(近代)社会。然而，两者的发展方向却截然不同——欧洲形成了开放式的“近代世界体系”，而日本则形成了“封闭式的近世江户社会”。

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他的《世界史转折点》一书中，以颇为惊叹的语气谈到了在欧洲正欲四处扩张的节骨眼上，东亚各国却像海螺一样蜷缩进了自己的贝壳里。欧洲把活动范围扩张到了新世界，而日本却将其活动范围缩小到了庭园小天地，与其说两者具有合理经济社会的共通性，不如说相异性更加明显。以下将就此相异性稍作论述以结束本章。

P19-21

序 寻求新的历史影像

近代亚洲自海上诞生。更准确地说，作为对来自海洋亚洲冲击的一种反应，在日本和欧洲出现了新的文明——这就是贯穿本书的海洋史观命题。

通常认为，迈向近代社会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例如，上山春平在他的《接受与创造之轨迹》(《日本文明史》第一卷，角川书店1990年)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进程分为自然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三个阶段，日本经历了农业社会之后，在1900年到达了工业社会阶段。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历史观，似乎没有反驳的余地。用这种观点观照历史，就是英国经历了最初的工业革命。欧美次之，日本在明治时代步其后尘，亚洲其他国家紧随其后相继到达了现代化过程。本书将对这种观点提出挑战。

欧洲近代社会的出现，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最近在学界将其称为“近代世界体系”的建立。为何要这样称呼呢？历史上，称得上“世界体系”的有古代罗马帝国、中华汉、明、清帝国等，为数众多。然而，这些都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而欧洲则是以经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于是，为了将其与其他世界体系相区别，称之为“近代世界体系”。这个见解是由美国社会经济史学家沃勒斯坦提出的。他并不是像过去那样，将欧洲乃至欧美世界按照国别来划分，而是试图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格局。今天，这种观点已被普遍地接受。他将近代世界体系分为“在漫长的16世纪(1450—1640年前后)，围绕大西洋区域所形成的体系，以西欧为中心。而其他区域则处在这个区域的周边或半周边，形成了三层结构的格局。”(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

因此。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到1450—1640年。近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期，相当于日本近世江户社会的建立期。正如内藤湖南在《日本古代文化史研究》(讲谈社学术文库1976年)一语道破所指出的那样：“一般来说，了解今日之日本，研究日本历史，几乎没有必要研究日本古代史。只要了解应仁之乱以后的历史就足矣。此前所发生的事情，我只感觉到与外国历史没有什么两样。而应仁之乱之后的历史，才是真正直接接触到我们的身体骨肉的历史。可以说，了解了这一段历史，也就真正地了解日本历史。”1450—1640年，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我们暂且将欧洲和日本的这一划时代时期称作近代成立期。顺便说一下关于近世和近代的区别。1800年前后，西欧经历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大转折。政治上有法国革命，经济上有英国工业革命，文化上出现了德国古典派。以此为契机，西欧进入了名副其实的近代社会。因此。近世是指漫长的16世纪至1800年前后的时期。

进入近世的欧洲，同时也迈入了一个大航海时代。与此同时，日本人也纷纷去海外寻求发展。他们活跃的舞台是亚洲的海洋。日本人将其称为天竺、南蛮，而欧洲人将其称作东印度。在近世成立期，两者共同拥有了海洋亚洲这一时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海洋亚洲的关系酷似欧洲与海洋亚洲的关系。两者都是输出金、银、铜等货币原材料，从海洋亚洲输入东亚物产。众所周知，欧洲人从中南美获得了大量的贵金属。在近世成立期，日本的矿山开发很先进，拥有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金山、银山。日本以此为购买力，从东亚各文明国家输入了大量物产。

其后果是，无论日本还是欧洲，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内藤湖南所言，此后的日本与此前的日本相比，好像是外国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关于欧洲物质生活发生的巨大变革，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在他的大作《物质文明·经济·资本主义(15—18世纪)》全三卷(村上光彦、山本淳一译，MISUZU书房1985—1995年)中，以他优美的笔触进行了描写。他认为，江户社会和近代世界体系，在同一时期平行建立起来。此观点与我以下立论相关联。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从世界史看，近世社会的建立有三条路径。

日本人和欧洲人在近世成立期，经历了相同时空。然而，让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两者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日本人将活动的舞台封闭在国内，而欧洲人却将活动舞台扩大到了全世界。一方是向内志向，而另一方则是向外志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相反的差异呢？我认为，这是解开江户社会之谜的关键所在。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两者的共通性。

第一，从旧的亚洲文明看，在中世纪末之前，两者都是地处边缘的不发达地区，从中心文明输入文化，有巨大的贸易赤字。对于旧亚洲文明圈的贸易赤字，整个18世纪都没有消除。

第二，两者都是在19世纪消除了贸易赤字，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在欧洲，形成了联结欧洲、非洲和美洲三角贸易，被称为大西洋经济圈的海洋自给圈。而在日本，则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内陆地自给圈。

第三，为了消除贸易赤字，两者均完成了生产革命。在欧洲称为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在日本，速水融将其称作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工业革命是资本集约：劳动节约型的生产革命。它使欧洲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世界第一的水准。而勤勉革命是资本节约、劳动集约型的生产革命，它将日本的土地生产率提高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通过这两种生产革命，在欧亚大陆两端，诞生了人类史上最初的生产志向型经济社会。

第四，从依赖于旧亚洲文明圈供给物产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脱离了亚洲文明圈，实现了自立，诞生了新的文明，可将其称作“脱亚”文明。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们之间的相异之处。

第一，欧洲购买力的供给地在大海彼岸的美洲大陆，而日本则在国内。欧洲将大海彼岸人口相对稀少的广阔区域作为其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土地狭窄人口众多。土地、劳动、资本构成经济生产三要素。日本在与亚洲发生关系时的土地和劳动结构，与欧洲形成了对照。

第二，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欧洲因为人口稀少，采用资本集约的方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欧洲经济发展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马克思称其为劳动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率，英语写作“productivity”，意思完全相同。它给人们带来了这样的信念：那就是，劳动生产力(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引起社会变革。与此相对应，日本则是完全谋求资本的节约。速水融曾就日本近世浓尾地区牛马数量的锐减作过报告(《近世浓尾地区的人口、经济、社会》，创文社1992年)。因为人们将为牛马提供饲料的牧场改造成了农田。而且，大量投入劳动力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使日本的土地生产率在幕府末期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欧洲实现了劳动生产力的革命，而日本则实现了土地生产力的革命。

第三，两者都脱离了亚洲，即实现了脱亚。然而，两者所面对的亚洲却不同。欧洲实现自立的对手，是环印度洋的亚洲，这里曾经是伊斯兰教扩张的亚洲。而日本则从环中国海的亚洲实现了自立，这里曾是中国的势力范围。近代世界体系从自立于环印度洋的伊斯兰文明圈开始，而近世江户社会则是从自立于环中国海的中国文明圈开始的。

……

从宇宙太空返回地球的毛利卫，曾说过连小学生也很容易明白的话。他说：“从宇宙太空看，地球不过是一颗小行星。”首先，让我们发挥气冲云霄的阔大想象力，具有将地球视为狭小且有限空间的世界观，用有限锁国世界的视野去类推地球。事实上，地球在能源收支上，对于宇宙是开放的。然而，在物质上，却完全没有收入与支出。相对于外部环境而言，它是一片非常孤立的没有物质收支的空间。这种有限的生活世界，我们在近世江户社会中曾一度体验过。

我们已经不再期待会有无限的开拓地。人类已经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有限世界。今天，军事立国已经不再适合时代潮流，被视作主权之一的交战权必将越来越受到限制。如果借用正→反→合辩证法，我认为，江户锁国时代为“正”，进入明治时期的近代世界体系为“反”，那么，现在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以否定后者为媒介、将两者辩证扬弃的“合”的时代。近代世界体系的否定性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种体系生发出来的问题已经扩大到全球范围。

过去的世界观常常认为，这个世界是无限扩大的空间。我们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认识。人类在地球上肆意扩散，在空白地图上探险的时代业已终结。地球只不过是一颗有限的行星。当我们用锁国类推地球时，就会产生锁国时代的智慧。二百七十年锁国时代的生活经验，结出了丰硕果实，让来自另一个实现了脱亚并建立起近代文明国家的旅人，发出“伊甸园”和“桃花源”的感慨，听来让人有温故知新之感，也让我们燃起了新的希望。

以下正文中的“起之章”，重录了作为国际交流基金创立十周年纪念论文刊登在《国际交流》(34号，1984年)上的《国际交流和日本——从经济史角度》一文。当时，撰写这篇小文章时，我感到非常不安，担心它能否被日本知识界接受。最后，我还是下决心将文章写出。我对于一直以来的“封闭式”历史划分，即将世界历史竖切为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的历史理解法，有一种难以抹去的不适应感。在进行认真反省之基础上，我尝试着去描绘一幅涵盖以上三者的新的“散开式”历史图像(收入本书时有若干删减)。

接下来的思考，皆源自这篇论文。在“承之章”中，我对日本人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对支配战后日本人如何看世界的两种历史观(东京大学学院派唯物史观和战后京都学派生态史观)提出质疑，指出其陆地构想的局限性。在“转之章”第一节中，提出了从海洋看待历史进程的新的海洋史观。本书所提出的海洋史观，并非仅仅作为陆地史观的反义词。众所周知，地球表面70％被海水所覆盖，地球就是“水行星”。因为有了水，它才成了孕育生命的不可替代的行星。从占地球大半以上的海水看来，陆地不过是一个岛屿。各个大陆不过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大岛而已。这个世界，是由地球这个水行星及漂浮在海面上的大小不一的各个岛屿所组成的“多岛海洋世界”。海洋史观就是以地球视野展望人类文明兴衰的历史观。在“转之章”第二、三、四节中，论述了从海洋史观观察到的历史镜像，考察了日本文明在世界史中所占的地位。在“结之章”中，从位于太平洋上的“飘浮在丰饶的半月弧形岛屿上的‘花园岛”’中去寻求这个国家的自我同一性。日本国土的70％是青翠欲滴的深山幽谷，拥有从北方亚寒带至南方亚热带的广阔而丰富的生态系统。各地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中，努力地将这种多样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作为自己的“家园”来经营，使日本成为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丰富的“花园岛”。“花园岛”一词，表达了构成日本的6800个岛屿展现出来的日本人生活景观的美丽姿态，它汇集了生活在不同文化氛围中的人们的憧憬，体现了日本文化的最高境界。我将其作为与日本未来密切相关的国土构想，展示在世人面前。

《文明的海洋史观》一书的翻译，其契机可以追溯到两年前(2009年11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严绍□教授在海洋大学的学术演讲。在演讲中，严先生以“中华文化与东亚文明共同体”为题，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东亚文化与文学的历史联系和各自的民族特征，阐明了构成各种联系的文化的内在运行机制。在谈到近年来日本部分学者试图淡化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时，严先生提到了川胜平太及他的这本《文明的海洋史观》，当然，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川胜的大名。

能够进入严先生研究视野的日本学者一定不是等闲之辈，这引起了我一探究竟的好奇心，便特意请在日本的中国朋友代为购买了包括本书在内的日文版的川胜著作，抽空进行了详细阅读。后又通过网络，了解了作者及本书的相关情况。川胜平太生于1948年，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现为日本静冈县知事(第53代)、日本财团法人世界绿茶协会会长(第3代)、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丽泽大学比较文明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历任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财团法人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校长(第2代)、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学校法人、理事畏(第2代)。

《文明的海洋史观》一书，1997年由日本中央公论社作为中公丛书出版发行，虽然距今已有十多年，但作者提出的“文明的海洋史观”，至今仍然被日本和中国学界的学者引用，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文明的海洋史观》的中心论题是，近代始于亚洲的海洋。准确地说，作为对于来自海洋亚洲冲击的反应，在日本和欧洲，产生了新的文明。“海洋史观”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为基础，吸收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mand Braudel)“连续性对外贸易带来的产品变化会引起社会的变化”的历史观。在作者看来，以14世纪世界经济危机为契机，欧洲和日本都从海洋亚洲进口了大量的物产，为此外流了很多贵金属，引起了15～16世纪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作者专门以棉织物为例加以说明。他说，过去穿着厚重毛织物的欧洲人，自从印度进口木棉开始，迷恋于轻薄漂亮的棉织物，产生了极大的消费需求。因此，英国在新大陆栽培适合制作轻薄棉布的长纤维棉花，并开发以此为原料的棉纱纺织机，实现了资本集约型的生产革命，并使劳动生产率最大化。随着从印度的棉布进口量的减少，不但消除了贸易赤字，而且开始向全世界出口机制棉织物。就是说，为了防止贵金属外流，形成了印度洋贸易圈与欧洲版的环大西洋贸易圈，构筑了自给体制。而日本，则大规模缩小贸易，构筑了国内自给自足的“锁国”体制。长期以来，棉花只在热带印度进行栽培，后来开发了在温带植培的适合制作厚棉布的短纤维品种，14～16世纪，逐渐移植至中国、朝鲜和日本。特别是在日本，作为一种可以兑换成货币的作物，棉花栽培得以迅速普及。近代江户社会的“锁国”体制，通过日本著名学者速水融所命名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革命的“勤勉革命”，形成了土地生产率世界第一的经济社会，摆脱了对于海洋亚洲物产的依赖，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具有和近代世界体系相同的文明史意义。

本书发展了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中所描绘的文明示意图，将围绕欧亚大陆成为贸易舞台的海洋纳入其中，向人们展示了更加接近现实世界的文明示意图，此图对于理解海洋史观具有重要作用。虽然作者过分强调海洋亚洲地域的物产对于世界史的贡献，对于日本也过分强调它的历史及地理的特殊性，但是，总体而言，整体结构采用“起、承、转、结”的形式，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把经济史领域的专门知识写得简明易懂。如将历史上的中国分为“大陆中国”和“海洋中国”两个部分。“大陆中国”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是以册封体制、自给自足为原则的中华帝国；“海洋中国”是南方的经济中心，由善于从事贸易的华侨构成其主体。而“海洋中国”以东南亚物产为媒介，形成了新的物产复合(如印染、蓝染棉布)，这些都对日本造成了经济压力，从而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勤勉革命”。书中其他涉及中国的内容，也有不少颇具卓见。这些观点，对于国内从事中国(日本)海洋文化研究的人来说，可以提供很好的参考价值。

如上所述；川胜的海洋史观，试图超越达尔文生物史观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范式，对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大塚史学及今西锦司人类学进行了扬弃，明确指出了他们缺乏从海洋透视人类及各种生物的弊端。在“转之章”中，从“海洋史观之发轫”、“由陆地史观到海洋史观”、“海洋史观的社会变迁论”、“欧洲史的海洋史观范式”、“日本史的海洋史观范式”、“海洋亚洲的浪潮”等方面，详尽地论述了海洋史观之于日本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结之章：21世纪日本的国土构想”中，作者指出21世纪是“太平洋时代”，展望了海洋所展现的新的历史镜像，描绘了将日本建设成为“花园岛”的美好蓝图。

本书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日本经济衰退期，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持续十年的低迷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经济低迷是综合性、体制性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政府为遏制经济衰退，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但收效甚微。而在本书中，作者将日本式资本主义经济视为未来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论断，与日本目前的现状相比，与事实有着明显差异。用发展的观点看，作者的某些看法的确已经过时。但是，本着学术自由的立场，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作为译者，我们尽量保持作者在书中所展现的日本“文明之海洋史观”原貌，让中国读者真实地了解作者对于日本海洋史观的思考。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然而，与日本在历史上以武力与殖民侵略为手段发展海洋经济、成为海洋大国的发展路径不同，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海洋文明的道路。在中国全面发展海洋经济，建立海洋文明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诸如日本这样的海洋大国的发展经验。另外，作为海洋大学三大学科发展支柱的海洋、食品、水产，有许多涉海研究项目。而作为海洋大学最年轻的学院——外国语学院，如何将自己的发展与海洋大学的主流学科进行有机地结合，关系到外国语学院在海洋大学未来总体发展中如何进行自我定位这一根本问题。日语系作为外国语学院历史最悠久的外语学科之一，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每个老师都精通日语，对于日本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也为我们介绍翻译日本海洋文化提供了某种可能。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拿出像样的日本海洋文化研究成果，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做一些翻译介绍工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文明的海洋史观》译著，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我们日语系全体老师为了适应海洋大学发展战略所进行的初步尝试。如果这部译著，能够为中国海洋文明建设提供些微的借鉴，为海洋大学的海洋学科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作为译者，我们将倍感荣幸。我们也希望以此为契机，在海洋大学实施“十二五”发展规划期间，为海洋大学主流学科的发展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有关本书翻译的技术性问题，有必要加以说明。作者川胜平太是研究经济史领域的专家，书中有很多涉及此方面的内容。所谓隔行如隔山，作为译者，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很准确地译出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意义。如果译文中存在我们并不知晓的“硬伤”，还请内行的专家及读者予以指正。另外，书中引用中国古代经典如《大学》《旧唐书》中的内容，我们皆用中文原文；对于日文旧文体的翻译，也用文言翻译，以求风格上的一致；英文人名，无法找到对应的中文译名者，则采用英文原文，以便读者查找。

本书的翻译出版，可谓集体智慧与力量的结晶。“序”、“起之章：锁国与近代世界体系”、“承之章：论历史观”(部分)以及“跋：寻求新的生存方式”，由本人承担；“承之章”之“生态史观”至本章结尾，由黄爱民老师翻译；“转之章：文明的海洋史观”由张秀梅老师翻译；“结之章：21世纪日本的国土构想”由张丽梅老师翻译。全书的修改及统稿工作由本人承担。

最后，本译著得以作为上海海洋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之作，我们要特别感谢上海海洋大学以及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以齐亚丽院长为首的学术团队为本书出版提供的资金支持，还要感谢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相关人员。

刘军

2012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