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集》主要精选作者艾芜最具代表性和最具艺术感染力的《南行记》、《漂泊杂记》、《往事随想》中的作品为主。这些作品通过对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富有传奇性的故事，绮丽的地方色彩和异域风情，带有神秘气氛的边地生活和人物，体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作品中回忆师友和创作心得的篇章也写得朴实、真挚感人。

一次叛逆的出走使他告别了旧的过去，六年在滇缅边境的流浪生活铸就了一位漂泊者的灵魂，一封与鲁迅探讨小说创作的书信点燃了一颗彷徨的文学青年的心，并以一代“流浪文豪”的身份著称于世。

他，就是艾芜。

如果说沈从文是边城世界中遗世独立的浪漫诗人，艾芜则可称为边地环境里混迹江湖的任性游侠。独特而细腻的南行体验，绮丽温柔而苍莽荒凉的异国风情，少年意气在蜕变中对人世冷暖的审读，构成了艾芜自身个性十足特殊魅力，而这份魅力持续了大半个世纪，沉淀，发酵，由浓烈张扬的激情逐步化为内敛的淡然与随性，让不同时代的读者同样可以去感受，品读属于一个漂泊者的恣意与悲欢。

《艾芜集》所选，以代表艾芜创作特色的《南行记》、《漂泊杂记》、《往事随想》中的作品为主。其中既有对西南边塞风光的浪漫诗意的描写，有对边地底层人民的苦痛、挣扎与反抗的刻画。

《艾芜集》中回忆师友和创作心得的篇章也写得朴实、真挚感人。

文字的马帮：艾芜写作的当下意义

南行、南行

 人生哲学的一课

 在茅草地

 蝎子寨山道中

 山峡中

 我的爱人

 我们的友人

 松岭上

 左手行礼的兵士

 山中送客记

 南国之夜

 瞎子客店

 我诅咒你那么一笑

 瘴气的谷

 山中牧歌

 快活的人

 疯婆子

 偷马贼

 芭蕉谷

 七指人

 乌鸦之歌

 森林中

 冬夜

 我的旅伴

 卡拉巴士第

 寸大哥

 安全师

 流浪人

 月夜

 洋官与鸡

 山官

天地漂泊

 想到漂泊

 川行回忆

 大佛岩

 滇东旅迹

 滇东小景

 在昭通的时候

 江底之夜

 边地夜记

 进了天国

 病中记忆

 舍资之夜

 旅途断片

 滇曲掇拾

 旅途杂话

 潞江坝

 走夷方

 乡亲

 路边小店

 克钦山道中

 古尔卡

 八募那城市

 从八募到曼德里

 上缅甸车中

 缅甸人给我的印象

 缅京杂记

 旅仰散记

 仰光小景

 怀大金塔

 南国的小屿

 过槟榔屿

 马来亚旅感

 香港之一夜

 归来

 鼓浪屿

 孝陵游感

 旧地重游

 村居回忆

 夏天的旅行

师友忆旧

 悼鲁迅先生

 记我的一段文艺生活——兼记茅盾先生

 你放下的笔，我们要勇敢地拿起来

 悼邵荃麟同志

 回忆周立波同志

 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

 回忆茅盾同志

 回忆老舍

 沈从文的“不敢”

写作回顾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

艾芜年谱简编

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

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踯躅。

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

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的一文钱，但这一夜的下宿处，总得设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目前是暂时不用想象。

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

把包袱寄在柜上，由闪有小聪明眼光的幺厮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间小房里。这里面只放一张床，床上一卷肮脏的铺盖，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长发两寸的头，露在外面。

幺厮呼喝一声：“喂！”

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铺盖，蠕动了几下，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且抬了起来，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着，不高兴地望望幺厮的脸，又移射着我。

“你们俩一床睡！”幺厮手一举，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去了。

睡的人“唔”的一声，依然倒下，尖下巴的黄脸，没入铺盖卷了。

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

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于我并不觉得诧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识者脚臭的机会。如今是见惯不惊了。

屋里，比初进去时，明亮些了。

给烟熏黄的粉壁上，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也看得十分清楚。

“出门人未带家眷……”这一类的诗句，就并不少。但我一天来已没有吃饭了，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作的好东西。

我得去找点塞肚皮的，但怎样找，却还全不知道，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罢了。

我到街上乱走，拖着微微酸痛的腿，如同战线上退下来的兵。

饭馆子小菜下锅的声响，油烟播到街头的浓味，诱出我的舌尖，溜向上下唇舐了两舐，虽然我的眼睛早就准备着，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铺面瞧。

这时我的欲望并不大，吃三块烧饼，或者一堆干胡豆，尽够了。

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铺面，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溜着老鹰似的眼睛。喉头不时冒出馋水，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闪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

是这样：他，一个褴褛的叫化子，饿急了，跳到烧饼摊前，抢着两三个冷硬的烧饼，转身就跑，连忙大口地咬，拼命哽下。等老板捏着擀面棒气呼呼地打来时，他已三口吃完了一个。

这故事在我的心里诱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嘲弄地道：“你有三口哽完一个冷烧饼的本事么？”

另一种悲凉地答道：“没有！”

嘲弄的更加嘲弄道：“没有？那就活该饿！”

……

吃了饭没钱会账的汉子，给店主人弄来头顶板凳当街示众的事，也回忆起了，地点似乎在成都。不知昆明的老板，对待一个白吃的客人，是采怎样的手段，想来总不是轻易放走的吧。

肚子里时而发着咆哮声，简直是在威逼我。脑里也打算乱来这么一下：做个很气派的风度，拐着八字脚走进饭馆，拣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带点鼻音叫旁边侍候的伙计，来肥肉汤一大碗，干牛肉一大盘，辣椒酱一小碟。……舒舒服服地饱吃一顿。

然而，料到那饭后不轻的处罚，可就难受。

只有找点东西卖了。卖东西，就很生问题，包袱还放在柜上，要当老板面前取出东西卖，似觉不妥，这非晚上再为设法不行。而且，可卖的东西，除了身上的毛蓝布衫子外，包袱里的衣裤，都是脏的，有的甚至已脱了一两个钮扣。给老太婆填鞋底，作小孩的垫尿布，倒满有资格，要别人买来穿，那就全不可能。至于书，虽有两三本，可是边角通卷起了，很坏。当然那些残书摊的老头儿，看见了，便会摆手不要的。总之，就我的全部所有，变卖不出一文钱来。

一面走，一面思索，脑子简直弄昏了。

直到檐头河也似的天空渐渐转成深蓝，都市的大街全换上了辉煌的新装时，我才转回店里。

店老板的一家人，正在吃着饭。我连忙背着灯光，又吞了几口馋水。

托辞取得了包袱之后，拿到小房间里打开看。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黄脸尖下巴人，早已溜出去了。包袱里找得一双精致的草鞋，细绒绳作的绊结，满新的。

我由成都到昆明，这一个多月的山路，全凭两只赤裸裸的脚板走。因为着布鞋，鞋容易烂，经济上划算不来。着草鞋，倒是便宜，但会磨烂脚皮，走路更痛得难忍。因此，由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就躲在我包袱里，跟我走了一两千里的路。这在当时是可以带也可以丢弃的东西，料不到如今会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财产。拿到十字街头去拍卖吧，马上心里快活起来了。

草鞋塞在裤裆里，满有生气地，又像做贼一般逡出店外。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看看两头没有警察的影子，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去找主顾。

立刻想着，这该怎样措词，才使人家看不出我是仅仅拍卖一双，价钱上不致折本呢。P3-7

文学史上作家们的地位忽高忽低，这算不上什么特别令人吃惊的事。时代有异，趣味不同，标准位移，都是可能的。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左翼作家地位变化之大，还是多少有些出乎意料，而且恐怕也出乎作家们自己的意料。在最近三十年的文学学术研究界，左翼作家们的地位总体上是大大下滑了，尤其是跟再往前的三十年比较起来，评价上的反差更是触目，好像真是应了俗语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祸福轮转宿命。

毋庸讳言，艾芜也在其中。虽然，推崇者并不吝啬自己的赞美，盛赞艾芜为流浪文豪之类，但这种更多带有个人偏好的定位，究竟难以抹平学界整体上评价的落差。这些是事实；另一方面，艾芜的作品依然在出版，读者还在阅读，影视制片人愿意在艾芜的作品中寻求灵感，有的当代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在写作中将艾芜的作品当做潜文本，这些也同样是事实。

那么，对于一个当下读者而言，艾芜曾经的写作究竟意义何在？换一个说法，艾芜的写作究竟有何当下意义？

江苴这地方最让人先想起的就是艾芜的书。一本《南行记》曾经让多少像我这样的人看得如痴如醉。当年看时只恨自己没有生在艾芜的时代，只恨自己不能像艾芜一样跟随马帮穿山越岭地流浪。时间已经过去了百年，江苴却与艾芜流浪的时候差不太多，依然是石头铺成的街路，依然是“高脚楼”似的木屋，屋里依然幽暗陈旧，屋外的拴马桩上依然有马在歇脚。……马店的院里，还有一个马槽，石头的。一切的一切，都让人脑子里浮出艾芜所描述过的场景。看这床，看这马槽，都觉得是艾芜睡过的，是艾芜用过的。而门外的马栓，是艾芜拴过马的。文学这东西，因我自己是做这一行的，常常看轻它，可在这里，一个小村落，会让你想起书中的一切，会让你忍不住按书中所说去寻找，会让你惊喜和激动，会让你儿时的梦想一起涌上心头，会让你深深地怀念一个作家。这时候，就又会觉得文学的力量是那么的强大。

这是当代作家方方2001年云南旅行日记《到云南走走啊》中写下的文字。如果严格按照史料的标准看，方方这篇长文中有关当年艾芜南行的记叙存在不少错漏之处，个别地方还错得实在不该。不过，也许不需要那么苛求作家，作家究竟不是史家。相反，倒恰恰是这些史料方面的错漏，真正敞开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艾芜一生写过众多文字，哪些并以哪种方式还在持续影响今天的读众？

如果用云南、马帮、流浪、写作这样几个关键词进行记忆的搜索，很可能找到这个结果：艾芜。当然，仅仅举出这些关键词以描述艾芜，它的危险性在于：可能窄化了艾芜的写作，但这样做的好处也很明显：这些往往正是艾芜的文字令读者记忆最深刻的地方，甚至可能就是艾芜之为艾芜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

而在这最核心部分，艾芜的人与文完全融合在一起，难以分辨。可以甚至应该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做一个区分：哪些是艾芜当年漂泊、行走的真实历史，而哪些仅仅是艾芜作为一个作家可以享有的特权的结果——文学的虚构性叙述，虽然这种区分可以避免在文学理论意义上对作家的误读，但对艾芜的读者而言也很可能成为一种冒犯；对一般读者而言，甚至可能还十分乐于这种难以分辨的混成。不仅是一般读者，即使像方方这样的当代知名作家，艾芜后辈同行的笔下，艾芜的人与文也是纠缠在一起的。这多少有些类似于徐志摩和他的诗歌对于读者的情形——人们对于徐志摩本人，关于他和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的关系，关于他的浪漫情怀，明显远远高于对诗歌文本的热情。

艾芜的读者何以如此执拗于这种倾向，认为《南行记》等小说集中的“我”就是艾芜本人？

这里不能仅仅站在文学价值的职业性角度，简单地谴责读众的肤浅和含混——因为，除了文学价值的职业性与社会性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以外，艾芜的写作本身确实存在这种文与人纠结在一起的明显特征。

关于自己的流浪、漂泊，艾芜不仅在小说中写得很多，在散文中也反复提及：

我自己，由四川到缅甸，就全用赤脚，走那些难行的云南的山道，而且，在昆明，在仰光，都曾有过缴不出店钱而被赶到街头的苦况的，在理是，不管心情方面或是身体方面，均应该倦于流浪了。但如今一提到漂泊，却仍旧心神向往，觉得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呵。为什么呢？不知道。

“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呵”，这是艾芜最难以抛却的心结。

艾芜从来不是一个矫情的作家，甚至，跟一般想象的作家比较起来，艾芜的生平平实得不像作家。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止无定的漂泊者(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漂泊者——这个词语现在已经被赋予了更多形上层面的含义)。艾芜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的行止，是本义上的随流飘荡停泊。那流最开初是成都的九眼桥下的水流，随后就更是艾芜的生活之流。他是首先用脚来丈量，然后才用手来书写。一直到了晚年，艾芜应邀为、《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撰文时，还如此写道：“年纪大了，睡得少，有时不容易入睡。我就在睡了之后，闭下眼睛，尽量寻找绿色的植物，或者一片青青的麦苗，或者一丛绿色的竹林。这样的风景出现以后，就会有河流或者一片水塘进入梦中。人也就慢慢入睡了。”这段文字背后的潜文本，一定就是那些艾芜曾经走过的川滇、滇缅之间的山山水水以及相关的记忆与写作。

对于漂泊、流浪，大概无人能比艾芜更有资格说得上身心俱疲，但何以依然“心神向往”？艾芜很诚实，他“不知道”。之后，他尝试着回答说：“也许是深沉的苦闷，还深深地压入在我的心头的缘故吧？”他没有继续敞亮这深沉的苦闷究竟是什么。

这的确就是艾芜。他是一个职业作家，一生都在写作(在作家成为他的职业之前，他也主要是靠写作养活自己以及家人)，同时也是一个异常沉默的作家，就目前能看到的资料而言，绝少臧否人物，不太愿意用散文的方式言说自己真实的心境——即使言说，言语之间也不难感受那份小心翼翼。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至可能也还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他向自己也向读者提出了一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如此向往着流浪？

每个人都有着“深沉的苦闷”，尽管苦闷本身并不相同。正是人人都有的苦闷，使得人们不断地想象甚至向往着“另一种”生活。安居者渴望着流浪，而流浪者却又寻找着寄托——作为时间中存在的个体生命却又只能选择其中之一，因为没有人能同时在两条路上行走。这“另一种”生活可能是一种没有见过或者少见的奇异经历、天地(就如艾芜笔下西南边陲的景观、人文)，也可能是某种尚不熟悉的生存状态(如同钱钟书《围城》的主旨)。

艾芜的写作，尤其是早年有关南行流浪漂泊的文字，就这样击中了读者。边地下层民众包括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一个流浪读书人一路的见识与想象，川滇、滇缅群山中的寂静与寂静的危险，野人山、马帮、盗马贼、小偷、墨水瓶挂在脖子上的写作……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生活，是生存的万般无奈和极度冒险，不是旅行社组织的旅行。

今天，生活变得越来越职业化和模式化，拐过同样的街道，进入同样的大楼，枯坐在全世界都一样的电脑面前，没有神秘，没有惊诧，没有危险，甚至也没有差异——人在单位，对于江湖这“另一种”生活的渴望来得并非毫无理由。对那些现在真的处于漂泊状态的人们，艾芜更会成为他们的另外一个时代久远但印象清晰的背影。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读者会如此固执地将艾芜和艾芜笔下的人物混合在一起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说，读者可能不愿意承认他们看到的是文学，而更愿意承认那是生活本身——是艾芜的，也是他们自己的。毕竟是艾芜，最早用现代汉语呈现了漂泊的惬意在与困窘，快乐与辛酸。因此，不管目前的生活状态为何，在精神层面，艾芜用自己的行走和书写铺排的这个文字世界，依然有着它的魅力。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左翼作家们的地位总体上是大大下滑了，但即使在1980年代以后，艾芜的文字依然在不断出版，且一次次被改变成影视剧，当代作家会深深怀念他和他的文字世界，而花城出版社也乐于把艾芜的作品再次奉献在读者面前。即使在相当专业的职业化场所，在文学学术界，不少研究者还在津津乐道于梅里美小说《卡门》与艾芜的《山峡中》的比较，平行比较其中的卡门和野猫子，这两个无限崇尚自由的女性——不自由，毋宁死。这个时候，艾芜和他的文字，就成了一个符号，一种精神象征，有关另外一个世界，有关自由的行走和表达。

而这些是文学自身价值的社会性所在，也恰恰是过去写作的当下意义。

同时，作为一个作家，艾芜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估计将来也不会——大红大紫，声名显赫。他的声音不是喧天的锣鼓，而是山道上马帮的响铃。

那么，是否可以大胆地预言：当文明的绳索越勒越紧，森林中山道上马帮的铃声归于沉寂，而文学史评价中或左或右、忽高忽低的论争失却了意义——艾芜那些有关漂泊流浪的文字，会像云南群山里晴朗夜空中的星星，越来越频繁地敞亮其神秘而无言的召唤；那文字的马帮时有时无的响铃，虽然稀疏但却清越，终将会把阅读者从尘梦中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