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珮春爱上了“文革”时期从中国出走，最后到达德国的关愚谦。她真实介绍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和家庭演变。她是中国30年来社会发展的目击者。扎针灸，练气功，讲食疗，甚至跟着街道里的老人晨练、跳街舞。观察力敏锐的德国媳妇海珮春以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几十年的变化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的社会变迁和精神变迁。

本书经过作者修订和增补内容后更加完善，可读性更强，读者能感受到一个外国人看待中国的独特思维角度。

从一滴水可以窥见大千世界。或许就是因为丈夫、媳妇和家庭这三个要素都“非同一般”，这本书便得以用一个特殊家庭几十年的变化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的社会变迁和精神变迁。它通过描写三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相当清晰而深入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老一代追求光明、正义和社会进步的理想主义，中间一代一脉相承的进取精神和报国志向，以及下一代崇拜西方追求物质享受的务实倾向，都展现得真实准确。同时，又通过作者对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描写，揭示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历史与现实。不错，的确是由于国在变，所以家在变，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观念也在跟着变。在中国多角度多方位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作品的主人公佩春，自己也在一步步地朝中国靠拢，从对中国有顾虑、不理解到熟悉、了解和热爱，最后竟然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上海人，这本身就说明她这个德国媳妇已经变成了中国媳妇，其间的经历已经够得上是一部传奇。作家写作关于自己的传奇，怎么能不使读者期待呢？

序 李昕

序曲

第一部 德国媳妇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一个中国小伙子

 愚谦的惊心动魄的经历

 中国女孩子让我们一度分手

 1975年，我去了中国

 周恩来、毛泽东之死

 学汉语

 闪电结婚

 只身闯台湾

 宾客盈门

 和愚谦偷返大陆

 接外甥女到德国

 儿子关新来信了

 意外打击

 我变成了中国的奴隶

 第一次被约写书

第二部 中国家

 夫妻双双把家还

 我非要向公公下跪磕头？

 我的公公关锡斌

 “表姐”慧善

 哥哥迪谦

 母亲的骨灰

 周恩来并没有发脾气

 过春节

 到天津走亲戚

 再一次狼狈去国

 豪华轮的邀请

 愚谦的中国心

 洋媳妇受到热情接待

 敏谦的故事

 进庙烧香

 到外交部去告状

 五台山历险记

 热情的愚谦娘家亲戚

第三部 国在变，家也在变

 初次见儿子小新

 与小新同行

 哥哥迪谦出国记

 中国悄悄在变

 给小新提皮包

 在出国潮中

 中医、气功的神奇

 CHINA拆哪！CHINA拆哪！

 练功队的一员

 公公活到一百岁

 灰姑娘摇身变成企业家

 这哪是旧日的中国

 天时、地利、人和

 和老总理施密特交友

 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上海人

结束语

跋 关愚谦

结束语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作为德国好家庭的女孩子，她应该有个好职业，二十出头就应该选择对象结婚了。”我的母亲常这么哕唆。别看她读了很多的书，能讲一套一套的人生哲学，但一联系到自己家，思想还是很老派，总是在我面前这样唠唠叨叨。她和我姐姐就是这么过来的。我现在刚满二十岁，我可不这么想。我想自由飞翔，还可以再等上几年嘛。何况我刚刚在一个职业学校毕了业，找到了一份工作，急什么呢！

但是形势逼人啊！自从我十四岁开始，每逢过生日或者过圣诞佳节，都得到父母送给我的礼物，什么毛巾啊，床单啊，银的刀叉啊，这是德国的一种风俗，也就是说，从十四岁开始，女孩子已到发育期，这些都是以后的陪嫁品。这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对这种老式的想法，我一方面抵制，但另一方面也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也拿自己的工资给自己挑了一套瓷器，上面是一幅中国玫瑰花的图案，我心里想着，以后我有了一个家，这也算是陪嫁品吧！我拿给母亲看，母亲嫌我买得太早了，谁知道我以后会嫁给什么人呢？老公会喜欢吗？

在我们住的北德小镇巴德奥德斯洛，人口才两万多人，好像家家都互相串通似的，只要镇里发生了什么事，谁家女儿和谁家男孩在一起，谁家婚前怀了孕，谁家离了婚，马上就会传开。离我们家不远住着一对老夫妇，他们的女儿年过三十了还没有出嫁。在背后就有人说她是老姑娘了，没人要了，总拿她开玩笑。我觉得这太过分了，但是又怎样反对这样的习俗呢？我父母的朋友和亲戚，每次见到我就问，“怎么样了？有男朋友了吗？”

我有一个朋友叫芭芭拉。有一天，她对我说，你到二十岁了还没有一个固定的男朋友，你真是个没用的人。她能这么说，当然是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对象，对方是个大学生，在一个轻乐队里还是个鼓手。每到周末，他就和他的乐队到酒吧去巡回演奏，芭芭拉当然是永远跟着去的。我也跟他们去过两三次，回来以后总挨爸爸妈妈的骂，说那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我当然提出抗议说，这是我的自由。但是从此以后，我也再没去过那些地方。我其实也讨厌那些又窄又小还弥漫着烟雾的酒吧。我情愿和我公司的同事蕾娜特去汉堡大学餐厅开的酒吧，那里每个周末晚上都可以跳舞，而且去那儿的人大学生居多，品位高。

一年以前，我认识了一个挺帅的学数学的大学生，他非常适合我父母的口味，工作努力有抱负，家庭出身也不错。他希望以后当老师，像他爸爸一样可以得到终身职位。在这方面他是很自信的。我和他交朋友已经有八个月了，他总叫我“亲爱的”，但是我总感觉我对他爱不起来。蕾娜特对我的这种想法觉得可笑，她现在已经二十六岁了，并且也在外国待过，工作过，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她总是这样对我说，“爱情是次要的，金钱是主要的，还得看对方有没有钱”。

我的看法和她的完全不一样，我很看重爱情，我认为爱情是圣洁的、美好的、高尚的。男女之间可以有短暂的激情，一时的冲动，但爱情则是永恒的。

这个学数学的学生与我之间缺少一种“爱”，但是我又说不出来我在哪一点上不喜欢他。我觉得爱情这个玩意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属于一种精神世界上的东西。世界上的人，谁也难以解释爱情到底是什么，爱情没有一个标准和定律，不同的人对爱情都有不同的感受。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他或她是真正的爱着还是假爱着。我越和他接触越觉得无味，总是想和他结束关系。最后使他恼羞成怒，决定和我一刀两断。这么一来，我反而觉得受到伤害，好几个星期精神恍恍惚惚，不能恢复过来。

我的母亲认为，我应该在我的同事之中找一个，她就是和我父亲在一个工作单位认识而恋爱上的。果然，在我们的公司有一个同事，对我有极大的好感。他名字叫瓦尔特，为人老实，有着浅黄色的卷发，长得很魁梧。可是我喜欢的是黑头发的男孩，我还不喜欢卷头发的男孩，因为我自己的头发也是天然卷曲。我上面的一个领导，长的样子我倒挺喜欢，他有深色的头发，留着黑色的胡子，两片嘴唇的形状也够意思。但可惜的是，他已经结婚了，而且两只眼睛不断地瞟着和我在一个办公室的另一个女实习生，好像关系还挺密切似的。

瓦尔特对我真是很不错，我也常跟他出去玩，有时候他会把我拽到他的朋友那里去。他们之间最喜欢谈的内容就是买房子啦，买车啦，多赚钱啦！对我来说，这种谈话不但是枯燥无味，而且太庸俗了。我的父亲是银行的监察总长，我的所有的建房保险费用全由我父亲来管理，他的见识比瓦尔特这些人高多了。我心里这么想。

我所关心的更多的是，我将来要干什么，成为怎样的人，我并不反对冒险。我在一家大的进出口公司学过对外贸易，学完以后被该公司留聘，得到一个很好的、收入丰厚的职位。最近几个月来，我已经把多批德国工业品用船装运到国外。处理这些事，其实任务并不特别重，主要的麻烦在于文件处理以及和运输部门电话打交道。我简直难以想象，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天天干这个？我希望我今后的工作要紧张、刺激并且有意思。但是做什么呢？我的父亲说：“你别想太多，什么时候你结了婚，有了孩子，还什么职业不职业的。你应该找一个男人，他可以养活你和这个家。”听了这些，我总觉得不舒服。

搞外贸，我过去一直以为很有意思。我可以和全世界的商人打交道，而且还可以借此周游世界。但后来在实习过程中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至少在我们公司不是这样。即使需要到国外去办事，也是男人的事，我们女人只能在办公室里头和文件打交道。那时候我就恨不得放弃实习，继续念我的高中，然后继续读大学。我的父母认为我这种想法不现实，最好是先把实习生这个阶段完成，手里有一纸证明，走到哪里都不怕。我也是这样做了。

有一次，我的一个女朋友对我谈起，在汉堡有这样一个国家新办的夜校，凡是已经工作的人，仍可以在这个夜校补拿高中文凭，一共需要三年的时间。我的兴趣马上来了。我过去之所以辍学，是因为我得了肾结石，动过大手术，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我可以进入这个学校了。可是那位对我有好感的瓦尔特提醒我，三年夜校再加上读大学，少说也要七八年时间，到那个时候再结婚，建立家庭就太晚了。“我现在的工作太枯燥无味了，我希望今后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职业。”我说。

“你可以在业余时间去找啊，他说，“有一个职业，只是为了赚钱，并不一定要有兴趣。如果你还想提高自己，你可以业余学英文和西班牙文啊！”

他说得有道理。我马上利用夏天的度假时间，参加了一个到苏格兰去的英语速成班。这是专门给德国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办的，为期三周。位置就在苏格兰的海边。我住的小镇虽然离波罗的海不远，开车只要一个小时就到了，但我还是很少见到大海。

到了苏格兰，既没有家庭的羁绊，也摆脱了公司的繁文缛节，陪伴我们的是大海的波涛，海水如此汹涌地击打着海岸，我好像有很多话要向大海诉说。我的心胸忽然开阔起来。我决定，一切顺着自己的意志和命运的安排去发展，不再做社会风俗和家庭观念的奴隶。这是我参加速成班最大的收获。

在这个学习班里，我认识了一个在汉堡大学学教育的大学生，名叫马丁。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小伙子，能说能笑，只要他在，大家的兴致就很高。回到汉堡以后，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大家都做自己的事，我们学习班的人彼此联系不多。有一天，马丁给我来了个电话，约我去参加他二十五岁的生日晚会。他说，二十五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年龄，必须大大地庆祝一番才行。这就是典型的马丁。晚会来了一百多人，好像他把大学里一半的人都请来了一样。  我一到他家，就觉得很不舒服，几个高音喇叭开得震天响，而且全是摇滚乐。如果是小提琴或者古典音乐，那我还能接受。但是为什么开得那么响呢？人们谈话都听不见对方的声音。马丁把他父母的寓所当作了迪斯科舞厅，到处是闪闪发光的彩色灯泡，一直从天花板拉到墙根。一百多人挤在这幢房子里，从一楼到地下室，他把他所有认识的人大概都请来了。中学朋友、大学朋友、汉堡同宿舍的朋友，还有服军役时的朋友。他从一圈人逛到另外一圈人，到处应酬着，根本找不出时间和我谈话。

幸亏还有六个和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去的速成班同学也在，于是我们在地下室找到了一张圆桌子，坐在一起。马丁不时地这转转，那转转，有时把音乐开得更响一点，他说这是为了增加气氛。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儿的气氛已经够浓的了。就在地下室吃自助餐的地方，马丁的母亲做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吸引了很多的人。过了两个小时，我的脑子被震得晕乎乎的，再也没有情绪在这么吵的音乐声下和别人大喊大叫了。同桌子的人也是如此，大家越来越懒得说话。我恨不得马上回家去。可是离家有两百公里，马丁已经给我们这些人安排了住的地方，并且明天早上一起吃早饭。但是我实在不感兴趣。

音乐终于轻了下来，在众人拍手下，马丁出来宣布，自助餐开始了。马丁特别强调，这是他母亲特意给大家做的。又是一阵鼓掌声。我们那一桌子显得非常安静。在那么吵的音乐声中大声嚷话，已经把大家说累了，我的头还嗡嗡地在叫。我老实地坐在那里观看着人们在临时改成的跳舞场地里蹦来蹦去。

当我的眼睛像摄影机似的横扫过去时，忽然隐隐约约看见一个亚洲人交叉着双腿坐在地上，好像在那里打坐。这时一对跳舞的人忽然挡住了我的视线，不一会儿，他的身影又出现了。我定睛一看，的确，这是一个亚洲人，他不是在打坐，而是静静地坐在一个卷起来的地毯上，低着头，一束黑发吊在前额，慢慢地在吃盘子里的东西。他吃得很慢，脑子里好像在想着什么似的。这是一幅多么有意思的景象啊！嘈杂之中的绝对安静，鲜明的对照。

“你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马丁来到我面前，把我吓了一跳。

“那是愚谦，我们住在同一宿舍。他从中国来。一个好人。要不要和他认识一下？”

和他认识一下？他的问话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并没有这种愿望啊！马丁根本不等我回答，接着说：“我去把他找来，但是你得和他说英文，他还不会德文。”一转身他走了。

“算了吧！”我对他说。他好像并没有听见。

P8-13

由于从事编辑职业的关系，一年到头通常要阅读百余部书稿。读得多了，难免眼光有些挑剔，或者神经有些麻木，于是便常常抱怨书稿平庸或者沉闷，缺少亮点和光彩，让人提不起神，调动不起激情。然而，当我打开愚谦先生和珮春女士从德国发来的电邮，读到《德国媳妇中国家》的书稿时，顿感一股鲜活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令我精神为之大爽。我忙戴上花镜，捧着电脑，急不可耐地将它一口气读完。尽管此时，这部作品还略显粗糙，需要打磨、加工、整理和润饰，但是作者独具的才情和书稿所显露出的鲜明特色已然令我拍案叫绝。考虑到作者还在等待我的回音，我迅速在电邮里写下这样一行字：“大作已拜读，总的印象是：一个字，好；两个字，很好；三个字，好极了。”对方闻之自然欢欣鼓舞，于是我们的出版合作正式展开。

其实，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部书稿。

我和愚谦、珮春夫妇相识在十几年前，那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而愚谦先生是香港三联书店一向倚重的老作者。他虽常住德国，但在香港名气很大，是《信报》的专栏作家，也常常在凤凰卫视开讲时事问题。大约在2000年，愚谦先生围绕自己“文革”期间“叛逃”的经历写成了纪实性文学作品《浪》，这本书在香港出版就是我担任责编。我至今记得自己初读书稿《浪》的体验，简直把愚谦先生惊为天人，万万想不到眼前这位仪表堂堂的华裔德国汉学家竟然是“文革”期间与马思聪“叛逃”案齐名的另一·重大“叛逃”案的“主犯”。开新书发布会那天，愚谦先生请来了多位“大腕”助阵，其中不少香港传媒界、文化界的名流，光是凤凰卫视，就来了吴小莉、何亮亮和曹景行，大家都对愚谦先生的坎坷经历感慨万分。到那时我才知道愚谦先生交游广泛，他的身边永远是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但在这样的场合，愚谦先生的夫人珮春总是比较低调，她在先生的身旁，不抢镜头，也不争话语权。当大家谈论愚谦先生的书时，她听得很专心，却很少插话，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贤惠善良，与愚谦先生正好是夫唱妇随的一对。尽管，她有时会突然说出几句笑话，自嘲一下或者捉弄一下愚谦先生，令大家忍俊不禁；有时也会用西方人常用的耸耸肩、摊摊手一类的动作表达她固有的幽默感，但愚钝如我，却并不能从中察觉到她与其他的外国媳妇有什么不同。然而几年以后，我回到北京三联书店任职，在北京又与他们重逢，忽然得知珮春这几年辞去一切职务，在家专心写作，收获甚丰，不仅迅速成为了德国知名的作家，而且已然和愚谦先生一起被请上了法兰克福书展里著名的蓝沙发，那可是全世界的畅销书作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啊！从此我便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了。

重逢的话题之一就是珮春正在写作的一本关于愚谦先生和他的中国家庭的书，我立刻意识到这本书的价值，当即约稿，并安排好了责任编辑，一切有如箭在弦上。可是珮春写得很专心，很认真，因而也很慢。差不多过了三四年，其间我催稿无数次，这部书千呼万唤始出来。不过，总算工夫不负有心人，它带给我们的惊喜足以弥补时间拖延所带来的遗憾。书写得精彩，尽管它的内容不过是些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之间的琐事，没有多少缠绵曲折的情节，但是作者娓娓讲来的故事仍然很抓人，让你时而为主人公的命运牵肠挂肚，时而又为作品中的趣闻乐事报以会心的微笑。读后掩卷遐思，得到的竟是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动。起初我有些不解，弄不清楚作品的艺术魅力从何而来？毕竟它写的是普通人的家庭、普通人的生活。但细想才发现，书中的内容非但不普通，而且十分特殊：

首先，作品中的愚谦先生是个非同一般的中国丈夫。他惊心动魄的“叛逃”经历和大起大落的命运，他富于戏剧性的去国与归国，他一腔热血忧国思国、渴望报国的心态，始终是整部作品的主线。他的形象，可以借用和改动那句著名的歌词“让西风吹拂了四十年，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来形容。这个人物决定了作品的基调和主题，他的悲、怨、喜、乐，直接牵动着读者的情感。  其次，作品中的中国家庭也非同一般，它是个典型的中西合璧式的家庭。它保持着中国固有的三代同堂的大家族结构，遵守的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一些传统道德规范。但由于愚谦的父亲早年留洋，后来又投身革命的关系，加上近百年来现代教育的影响，使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家庭对西方的观念是开放的、理解的、包容的。一家几代人多能操流利的英语和珮春对话，仅凭这一条，就可见出这个家庭的西化程度。正是这个家庭中西融合的环境，给了珮春观察和写作的方便，使她不仅可以带着西方人的眼光去看待中西家庭的异同，而且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自然而然、如鱼得水地融入这个家庭，并且以主人的身份写下这本书。

再者，作为德国媳妇，珮春也是非同一般的。她爱中国，熟悉中国，对中国文化的热衷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当年为了编写中国旅游指南一类的书，她跑遍了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去了很多中国人也很少去的地方。谈起话来，她对中国的名胜古迹如数家珍，常令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自叹不如。她几乎对中国特有的一切都感兴趣，学中医，扎针灸，练气功，讲食疗，甚至跟着街道里的老头老太晨练、出操、跳街舞。她对中国社会融入之深实为罕见，令人惊叹。同时，作为一位女作家，她的心极细，观察力极敏锐，善于从微小处辨析中国文化的特点，特别擅长从日常生活小事中发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特征。她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这在作品中表现为乐观包容的心态和聪慧机智的表达，这些再配上轻松活泼的文笔，给作者笔下那些原本平平常常的生活故事增添了无穷趣味。

从一滴水可以窥见大千世界。或许就是因为丈夫、媳妇和家庭这三个要素都“非同一般”，这本书便得以用一个特殊家庭几十年的变化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的社会变迁和精神变迁。它通过描写三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相当清晰而深入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老一代追求光明、正义和社会进步的理想主义，中间一代一脉相承的进取精神和报国志向，以及下一代崇拜西方追求物质享受的务实倾向，都展现得真实准确。同时，又通过作者对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描写，揭示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历史与现实。不错，的确是由于国在变，所以家在变，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观念也在跟着变。在中国多角度多方位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作品的主人公珮春，自己也在一步步地朝中国靠拢，从对中国有顾虑、不理解到熟悉、了解和热爱，最后竟然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上海人，这本身就说明她这个德国媳妇已经变成了中国媳妇，其间的经历已经够得上是一部传奇。作家写作关于自己的传奇，怎么能不使读者期待呢？

愚谦、珮春夫妇嘱我为本书写序，自知才疏学浅，难当此任。但却之不恭，只能将一些读后感记录在这里，是为序。

一个经过大风大浪的我，说年轻也并不年轻了，三十多岁，孤苦伶仃，来到西方世界，忽然遇到一个如此冰清玉洁、温柔漂亮的德国姑娘，不知有多少人羡慕死了。但那时的我，刚从阿拉伯监狱死里逃生，终于来到欧洲这个可以到处自由飞翔的世界，怎么能再被绑住手脚。况且，自己的过去的一切，包括发配青海、婚姻不幸，几乎让我一命呜呼，将来更是前途茫茫，今日不知明日事。怎能欺骗这么一个纯洁无瑕、刚满二十的女子呢。况且，西方的女孩是多情的种子，她那么单纯，那么诱人，还未定型，中西文化差异那么大，世界大千，千变万化，一旦你陷入情网，她和你说“拜拜”，岂不是自寻烦恼？不！还是和她保持一定距离好。

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洋人，都是人，在“情”字这一问题上，大同小异。珮春是一个善良但也执著的姑娘，我越想与她保持距离，她就越体贴入微。我病了，她来看我，又是水果，又是鲜花。我住在大学生宿舍，生活拮据，她买黄油面包，塞在我那迷你冰箱里。总之，她对我是无微不至。

珮春在北德一个市镇里长大。父亲从一个银行小职员直升到银行总监，说明他的勤奋。家里虽有大花园，但有文化修养的母亲，生活简朴，省吃俭用，诚恳待人。典型的德国人，对家庭秩序一丝不苟。例如，吃早饭有吃早饭的桌布，吃晚饭有吃晚饭的桌布。星期日下午，有专门喝咖啡的桌布，不管家中有无客人，都是一样。父母这些良好的要求很严格的教育，给珮春的一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姐姐像母亲，贤妻良母，珮春像父亲，胸有大志，对她的舒适生活并不稀罕。母亲希望她以后选个好丈夫，一生可以无忧无虑，但她自动选择到大城市汉堡去打工。

有一次，我问她：“你对我那么好，为什么？你看中了我哪一点？”她说：“看中了你的那种乐观、苦学、苦干的精神。我一直犹豫徘徊，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自从认识你，你的顽强意志无形中感染了我，给我增加了力量。”

古今中外，我自己看了那么多书，很少见过老公给老婆的书写跋的。来到北京和三联书店老总李昕一谈，他说：“最了解珮春的就是你，我看你自己一定要写一篇对作者的印象。”我听后吓了一跳，回到家和老婆珮春一说，她竟然立即表示同意。我这个人相当固执，但是最听老婆的话，她一赞成，我就没话说了。

一定会有人说我，你这个人真没出息，这么一把年纪，还那么怕老婆。这让我怎么说呢？我这个老婆真的和一般的老婆不一样，她有德国人的严谨，对道德、法律一丝不苟，绝不搞欺骗人的小动作。同时，她又有中国人的诚恳、气度、好客、忠于朋友、乐于助人。她身上的毛病就是有时主观，例如，我开车冲黄灯，她说，违反交通规则；我找停车位，好不易找到一个，她说这里不行，挡着人行道；我驾车时，对那些不守规则的驾驶者发脾气，她反倒责备我的不是，因为对方听不到我的谴责声，她听得到。

我常骄傲地、并发牢骚似的对人说，她既是我的老婆，我的学生，但又是我的同志，我的碎嘴老师。我这后半辈子，如果说还略有所成的话，这与老婆珮春的支持和配合是分不开的。

我这个人的性格往往直来直往，说话有时会得罪人，她总是在旁边提醒我。如果她当面不提，回到家她就碎嘴唠叨地批评我，说我不该用这样的态度说话，或者用词不当。有时我感觉，她的含蓄和忍耐力，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我甚至觉得，她有观察人的特异功能，能一眼看一个人的可交和不可交，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她的意见是：直率的人，可以深交；城府很深的人，要敬而远之。虽然她比我年纪轻很多，但在这方面她比我成熟。当然她有时也有看错人的时候，她一发现，就会马上告诉我，她对这个人的看法有所改变。例如，2010年南非世界杯，她对德国第一电视台的足球评论员纳才尔讨厌极了，说他太严肃，不苟言笑，只会批评别人。可是，经过几场比赛，她彻底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说他讲解评论有深度，恰到好处，笑起来很自然，很有人情味，并且批评自己的主观。

这些看人的阅历，她是从哪儿来的呢？她说，从她的家庭背景和书本中得来的。在她的双亲长大成人时，正是德国法西斯最猖狂的时代。由于她的外祖母有一半犹太人血统，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那些年月里，只要哪家和犹太血统沾上半点儿关系，就会有池鱼之殃。因而他们始终担惊受怕，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就紧张万分，一旦出言不慎，就会大祸临头。幸好，“二战”时期直到法西斯投降，都没有出事，而她父亲在军中当小会计员，也没有上前线。父母养成了说话、待人、做事特别小心谨慎的习惯，这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女儿。

因而，珮春对我这头鲁牛横冲直撞的性格有时特别担心。我在汉堡大学、汉学系任教时，有一个女同事自己什么都不行，但很会钻营。有一年，她被选为学部领导，于是就趾高气扬，发号施令，乱指责，到处得罪人。我就看不惯，就要起来和她正面对峙。珮春就拼命拦阻我说：“这是德国，你是外国人，你为了一时的怒气，很可能丢掉大学的职位。”事后想想，她是对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在外国大学任教，不能意气用事。两年后，这位女教授又被选下来了。

由于珮春的柔和性格，使我在德国生活的四十年平安无事。和大学同事相处的三十年也是融洽无间。但是她也有因做事优柔寡断、拖我后腿、错失良机的时候，如美国一大学要聘我当该校的首席教授，珮春没点头，我只好拒绝了。现在想想还觉可惜。这是怕老婆的坏处。不过……不能再说下去了，会找骂的。

总之，我们之间相敬如宾，很少有口角或者脸红的时候，大家都互相体谅，因而有人说，我们能长寿。其实，长寿又有什么好处？健康、自力比什么都重要。

好读书是珮春最大的优点。她最喜欢读文学书，更喜欢读个人传记。现在的年轻德国人，由于电脑和互联网的普遍，他们不像中老年一代的德国人那样好读书了，她觉得很可惜。珮春读起书来，废寝忘食，但绝对是有选择的，对能提高她的文学修养和对写作有帮助的书，她会放在第一位。

我们一起写的书，只要经过她看一遍，我绝对放心。因为她很理智，很严肃，很仔细。绝不偷懒。如果有什么典故不清楚的，她一定要查找资料。例如，我们曾经写过一本《中国文化古迹指南》，在写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碑的四周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最后的一块浮雕是人民解放军“胜利渡长江”。船上的士兵是拿着冲锋枪还是卡宾枪，或是步枪呢？她一定要弄清楚。我就对她说，你就随便写一个不就行了嘛。她说不行。她一定要我写信给我住在北京的外甥，要他到天安门前去查看到底是什么枪。另一个例子是，当我们写到杭州的灵隐寺的时候，我们要写大雄宝殿内的阿弥陀佛的高度。我查中国的书籍，不同的书有不同的高度。她就问我，怎么会有三个高度呢？我说：“你就随便选择一个高度写进去吧！”她说不行：“我一定要知道它的正确高度。”为此，我非常生气地说，难道要我专门为此飞到灵隐寺去量一量呀？我一天没有跟她说话。她于是自己到汉堡大学图书馆中文部去寻找资料，竟然被她查到了，一个德国人于20世纪初，在灵隐寺做过三年和尚，写了回忆录。书中确实写了阿弥陀佛有三个高度。原来它是佛身的高度，再加上荷花座的高度，和最后加上台基的高度，这三个高度都与中国书中的高度吻合。不过此莲花座战时被日本人毁了，现有的是1953年又重新恢复的。为此，我真是服了。

再如，我们不久前用德文出版了一本书《大鼻子——中国人眼里的德国人》。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因为德国媒体在中国办奥运会的前后发表了很多带有讽刺性、讥笑性、污蔑性的文章。我很生气，决定写一篇文章来驳斥他们。但是哪个德国报会给我发表昵？一家德国出版社的社长罗曼先生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写一本书，反映中国人对我们德国人的看法呢？”我们当机立断，决定写这样一本书。于是到上海，到北京，到中国其他城市，以及在德国，我们访问了将近一百个有不同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中国人，请他们谈自己对德国和德国人的看法。其中大部分都是赞扬德国人的，但也有很尖锐的批评。我们都把它记录整理下来了。但是我们总觉得，分量还不够扎实，于是珮春就在德国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德国人在历史上和中国人有联系的资料。

珮春是一个同情弱者，好打抱不平的人。她虽然是一个西方人，但对西方列强在历史上对第三世界国家所犯的滔天罪行，绝不予以原谅。她不像许多西方的成天人权、民主的“讲正义”的文化人，当他们一接触到西方人在第三世界所实行的殖民手段和自私自利的行为时，就尽量回避或者轻描淡写。珮春则不然。她从历史书里找出了很多历史资料，有些揭露得非常尖锐。如在鸦片战争中，某个德国人和英国人同流合污、假冒中国商人到中国海岸，帮助英国人收集军事情报；也有和他们一起贩卖鸦片、屠杀华人的德国人。她毫无保留把它写在书里。为了这本书最后的定稿，她几乎废寝忘食。

2009年9月，这本书终于在德国的最大的一个出版社之一——费许尔出版社出版了。德国老总理施密特主动地为这本书写了序。在序中他写道，这本书不但富有趣味性，信息性也很强，而且对我们德国人来说，还有教育意义，对于那些对中国有成见、有看法的德国媒体更是一块试金石。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百分之七十的功劳都归珮春。现在，这本书成为德国畅销书，已经出了第四版了。目前，珮春在德国已经被公认为是一位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以至于风土人情极为了解的专家。但珮春很低调，默默勤恳写作，毫不张扬。所以我又把她看作我的朋友、我的老师。

珮春酷爱中国文化不是口头的，表面的，她凡到一个博物馆，见到中国古老的文物，包括瓷器、玉石、雕塑、书法、绘画，就爱不释手，乐而忘返。她收集了近百个宜兴茶具，还有中国的剪纸和老百姓的民间艺术。在我们汉堡和上海家中，每逢过春节的时候，门窗上总是贴上“福”字，墙壁上挂上中国年画和对联。从买到贴，都是她的主意，由她一手操办。更有意思的是，她还非常尊重中国古老的传说，以至于对八卦、算命、测字都感兴趣，还打算为它们寻找科学根据。她认为中国的《易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珮春喜欢它们，研究它们，但也不是毫无理性的盲目崇拜。对有些完全违背科学的迷信内容，她还是持拒绝的、批判的态度。

在我们关家，人人都喜爱珮春，包括我的儿子和孙子。珮春也很喜欢他们。她的感情非常细腻真诚，对人和蔼可亲，但从来不追求回报。我们汉堡的家，三十多年来，常住的客人没有断过，大多数是从中国来的。为这些亲戚朋友，我们花出去多少钱，她从来不计较，无怨言。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而红过一次脸。她非常爱护家庭，希望家庭和睦、愉快、幸福。无论从家庭的内部装饰到洗衣做饭，她永远任劳任怨，尽善尽美。她很注意小事，就是为我们两人准备早饭，她也一定学母亲的习惯，铺上餐布，摆上餐巾，哪怕是喝稀饭，她把小菜如榨菜、酱豆腐、花生米，分开盛在小碟里端出来。我们的早饭，一般以西餐为主，面包、黄油、火腿、果酱；晚饭永远是吃中餐。她因为喜欢中国文化，就学会了中国的烹调技术。她能做出一大桌子菜来。红烧蹄髈、香酥鸭、清蒸鳜鱼、水晶虾仁、素炒年糕、包饺子，都是她的拿手好戏，炒蔬菜就更不用说了。她曾向一个我们曾援助过的中餐大师傅学艺，她现在可以同时擀四到五个饺子皮，把中国留学生都看呆了。

我是一个有时为了写作忘了吃喝的人。但常常发现，书桌上忽然出现一盘切好的水果、一杯热茶、一碟蛋糕，那都是珮春静悄悄送来的。因而，不管是中国朋友或西方朋友，都向着她，我问过一个德国同事：“你是我的朋友，如果我和珮春吵架，你帮助谁？”他回答说：“我先把你打一顿，然后再问谁对谁错。”我也曾把这问题同样地提给一个中国朋友，他不加考虑地回答说：“那还用问，肯定是你的错。”由此，我在珮春面前更老实了。  这是真的，凡是到我们家里来的客人，无论对我们汉堡的家或者上海的家，都感到很亲切、温馨，异口同声地赞扬。其实，家具都是很便宜地买来的，但是每件东西都是经过思考、精心安排的。珮春特别喜欢花，爱花如命。现在我们汉堡家阳台上的花，已经成为左邻右舍的谈资了。

我们家有一个小狗，叫密密，已经16岁，老了。按人的年龄乘以7计算，已经112岁，走不动了。珮春对它的爱护和照顾无微不至，令我都感动不已。深夜，只要密密睡得不稳，她一定起来看视，上下楼对密密有困难，她就把它抱起来。有时连我都妒忌了。她则说，等你到了这么大年纪，我也抱你。

这就是珮春。

我的哥哥关迪谦最近在电话里对我说：“愚谦，你真幸运，有这么一个好老婆。”

阿弥陀佛！

：她像讲述家长里短一样地讲述着中国、德国、二十与二十一世纪。她毫不预设立场与观念地、绝对客观地讲出了如此动情的沧桑故事。她参与了这样多、这样深的政治事件，成为如此翻天覆地的历史的见证。乜许这只不过是爱情，只不过是平常的人性，只不过是正常的喜怒哀乐，只不过是一个女性的非常个人的生活经历。有这样的经历，分享这样的经历，我们有一种终于长出了一口气的感觉。

——王蒙

冯骥才：一些学者警告我们，未来的世界将要因文明的不同发生冲突乃至对决，本书的一对主人公却用相互的爱否决了这种可怕的预言。就像音乐是超语言的，爱也是超文化的吗？这是通过一种明智的努力，还是缘自爱的本身才达到的？对于这个太难的问题，我的朋友珮春会很轻松并微笑着回答你。

——冯骥才

一双“德国媳妇”的眼睛，诚恳、善意地观察并眷顾着她的中国家。通篇客观、率直又不乏幽默的语言，讲述着两种文化的相遇、试探、碰撞与融汇。这是她的个人命运与一个中国大家庭复杂、跌宕的传奇，这传奇从细小之处出发，却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跨越世纪的变迁，以及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目。作者不带偏见的明澄之心。以及朴素、丰满的活泼描绘，使她的故事饱含可以触摸的有温度的生活质感，亦呈现出别样的历史价值。

——铁凝

我与关先生和海珮春是街坊，住同一条街，也在同一家超市，菜场、面包店买食品，享用同一个邮局、银行，还有电影院、书店、咖啡店，大约可猜得出他们的生活起居的方式和我们差不多。但在这外部方式的里面，有着什么样的内心呢？这本书可以给你一些答案。

——王安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