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回来，我说不出什么能算是一桩收获。世界多少是见了一些，但并没有哪个使我真正有过震动。除了在：Mesa Verde看到印第安人撤走后高原在狰狞地淌着绿膏般的血以外，除了曼哈顿岛的楼妖厦鬼朝我汹涌澎湃如同一片疯狂的海之外，说实话我只是长了些见识但并没有觉得新鲜。全力以赴搜寻过消息，但是Bob Dylan没有在那一个月里唱。只听了一场他曾为伙伴的Joan Baez，这自然极为难得和感受万千。她虽然长得出人意料的美，但至今还是六十年代式的歌，这便不能成为我的参考。不是我有意如此，冰冷的一丝感觉快要膨胀了，我只得当机立断，一头钻到梵·高的油画中去。
出洋本为奢侈事，看梵·高的原画不是一个草地放羊出身的人能轻易体验的大奢大侈。尤其是，在这个国家里我的语言只能点几样酒，而看画时世界是平等的，谁都知道那里的通用语是什么。再加上时间少，门票贵，我对诸如毕加索、马蒂斯或者修拉塞尚一律一眼瞟过，几个小时牢牢站在梵·高的面前，度过我在美国最紧张最充实、也是过得最快的时间。后来接待者宣布，已经通知各地帮我寻找梵·高的作品藏处。但是回来我才发现他们食言了：至少在芝加哥有一幅夫妻俩收藏的《割了耳朵后的自画像》。如果当时我知道这件事，我猜我怎么也能求他俩让我看看的，因为在芝加哥干的其他事没有一样是非干的，而且我猜我若是见了那对夫妻，没准会交上美国朋友，并且彻底改变我今天对美国的印象的。
但是应当谢谢美国，还有联邦德国，毕竟是它们使我有生以来真的看到了梵·高的油画原作。慕尼黑四幅，华盛顿两幅，纽约十三幅，芝加哥五幅——我共计看到了二十四件这伟大艺术家的亲笔原画。醒过神来，又觉得中国人真是可怜透了：你能想象中国王家的《昭陵六骏》和《帝后礼佛图》被美国人打碎装箱(他们至今也大概还觉得那是可以随便拿的石头)运到美国再粘起来收藏展览，但是你敢想象中国人能把不是美国的梵·高油画买一幅回来吗？交待出来请美国东道主别生气：离开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后那天夜里我做梦了，我梦见我死死搂着梵·高的那幅《破靴子》朝西跑。在洛杉矶的沙滩上我使出了死劲，追我的十部警车陷在沙滩里轰鸣怒吼，我猛地跳了太平洋。——这不是个没味儿的闲扯，我觉悟到我从事文学以来惟此一次获得过伟大的想象力和幻想。
把在梵·高原作面前出现的感想写出来也是一件困难而且不适宜的事。因为用灌在钢笔里的墨水在格子纸上写出那激动人心的色彩和画面，首先已经不可能；我又不能要求我的读者们有人手一册画集的条件。另外，感受这个世界还需要一种血型，杂志不能为我先验血后卖书。
一切都只能是尽力而为。好在当年他就是这样画的。
必须先回到联邦德国，最初的经验是在慕尼黑。慕尼黑对于我，就好像蒙古神话中那个少年在走过三道河、越过三道山后，找到了他追寻的第一张神弓一样。(在这之前我已经失败了一次：在西柏林座谈会后，我急着利用这么惟有的半天时间找他的画。我居然用全部不足二十个英文单词和一位老太太一块找了半天整。我们先大步疾行了十五分钟，好不容易碰上了出租车。驶到书店时店门刚刚关上一半，立即买了一本他的画册，并问了藏他原画的博物馆在哪儿。再赶到那个博物馆时是下午三点半，离闭馆还有半小时。老太太满头汗进门就问：梵·高在哪儿？回答是：他不在这个博物馆。)当我在慕尼黑的画廊人口听到馆员讲“是的。请向左走。我想是在第十八室或第十九室”——的时候，我的心猛地动了一下，我不知道从那一刻起它是怎么了。至今天为止，我还在捉摸它是怎么了。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