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记述民国传奇人物张冲生平的《张冲传》，现由马雨农编写，团结出版社出版。50万字的传记，翔实展现了张冲经历奇特的一生，特别是他作为国民党谈判代表，周旋于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曲折经历。该书披露真实史料，考据严谨，可读性强，且有文史价值。

张冲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如流星耀空，光彩炫目。他参与了中国近代许多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叱咤风云，恩仇人生，经历奇特。张冲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军委会顾问事务处中将处长、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一生为国家尽忠，为民族献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当年曾评价他是“国家的栋梁”，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良朋”，是“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的人”。然而他的传奇人生，犹如的他的神秘身份一样，一直隐没在历史的帷幕之后，鲜为人知。

张冲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去世后，为了悼念他，当年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德怀、叶剑英、邓颖超等，和国民党首脑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孙科等，都送挽联为他致哀。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共同悼念一位国民党人，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尘封的历史，不应湮没这样一位彪炳史册者的英名。翻开《张冲传》，让我们跟随作者马雨农的笔触，穿过历史的烟云，去走近他，评价他……

《张冲传》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代序 周恩来：悼张淮南先生

第一章 脉承山海

第一节 故乡家园埋忠骨

第二节 伴随黎明和春天来到人间

第三节 幼年丧父的家庭困顿

第四节 慈母做主的娃娃亲

第五节 恩师知遇的精心培育

第六节 忧乐天下的少年志向

第七节 志在醒华的远大抱负

第八节 早婚青年的求学选择

第二章 师从磨难

第一节 皇城根下的铁路缘

第二节 乡情亲情总相依

第三节 志在报国为民

第四节 转学哈尔滨与哈尔滨转学

第五节 初历国共合作

第六节 牢狱之灾

第七节 曲折的获释过程

第八节 重返哈尔滨

第三章 中统干将

第一节 中统特务生涯的开始

第二节 不羁之才的谋略初试

第三节 顾顺章事件的案中案

第四节 牛兰案天价交易的幕后隐秘

第五节 伍豪事件的始作俑者

第六节 设计主任的淡然转身

第七节 涉苏外交与奉旨离婚

第八节 著述最丰的一年

第四章 影业中坚

第一节 涉足影业的机缘

第二节 在考察中筹划蓝图

第三节 建设国家级的影业基地

第四节 倾心扶助国产电影

第五节 电影教育与教育电影

第六节 热情介绍苏联影

第七节 首开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之门

第八节 《农人之春》的为国争光

第五章 秘密特使

第一节 《八一宣言》的感召

第二节 致力缔结中苏军事同盟

第三节 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第四节 受命秘密出使

第五节 有惊有险的旅途

第六节 在待命中周游欧洲

第七节 意外中断的莫斯科会谈

第八节 蒋介石的突然变故

第九节 内奸的告密与日媒的曝光

第十节 无奈的决定：取消行动

第六章 联络代表

第七章 和谈功臣(上)

第八章 和谈功臣(下)

第九章 军援顾问

第十章 力维大局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一

张冲踏上赴北京的旅途，这是他人生路上的一大转折。

从交通不便、相对闭塞的江南小城温州，来到北京这座刚刚爆发了五四运动的古都，张冲的眼界顿时开阔了许多。展示在他面前的，是更为丰富广阔的社会景象；他强烈感受到的是，新旧思潮更为激烈复杂的冲突。

张冲前往报到的北京交通大学，坐落在北京城中心巾南海西墙外的李阁老胡同(今力学胡同)。它的前身，是1909年清廷在北京创办的铁路管理传习所，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铁路管理人才的高等学校。张冲进校后才知道，原来这所学校的创办，伴随着一段如此愚昧、屈辱的历史。

随着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1825年，英国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虽然全长只有43.5公里，但它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火车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动力大、运量多、成本低，很快为许多国家所青睐，纷纷效仿英国，出现了修筑铁路的热潮。但在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闭关锁国，竞长达半个多世纪一直拒之门外。

1876年(清光绪二年)，英国商人在上海未经中国政府同意，擅自修建了一条从江湾到吴淞镇的铁路，全长14.5公里。这是巾国历史上第一条铁路。清朝政府得知后，视为洪水猛兽，用28万两白银将其赎回后，拆毁了之。

19世纪70年代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幡然觉悟，认为兴建铁路是治国自强之道，积极主张修路，但清廷的顽固派仍然坚决反对，认为修铁路有百害而无一利。

1881年，李鸿章提出修建全长45公里的唐山至北塘港铁路，以解决唐山开平煤矿到天津港的煤运，供北洋舰队和商船之用。但由于顽固派的极力阻扰，清廷最后只批准修建唐山到胥各庄9公里的路程。

9公里！这条超短的唐胥铁路，1881年动工，当年建成。这是中国自己筹资建设的第一条铁路。

如此又过了8年，直到1889年，清朝政府才把修建铁路定为国策，平息了长达几十年有关修不修铁路的争论。此时，距英国首建铁路的时间，已相隔64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见中国软弱可欺，纷纷入侵，强占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法国修筑滇越铁路，俄国修筑中长铁路，英德修筑津浦铁路，德国修筑胶济铁路，他们利用铁路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

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1904年爆发了一场收同路权的反帝爱国运动。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清政府废除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出卖主权的条约，将路权收回各省自办。这场运动席卷全国，到1907年达到高潮。迫于人民的压力，清政府废除了与美英两国签订的粤汉、苏杭甬(后称沪杭甬)等铁路合同，宣布向民间开放路权，准许华商自办铁路。之后，国内一度出现商办铁路的热潮，许多省设立了铁路公司，兴办起铁路学校。

1906年，清政府成立了主管路、航、邮、电四政的邮传部。翌年，邮传部决定在北京建立铁路管理学校。校址就选在该部北侧的李阁老胡同。1909年9月10日，占地33亩的校舍落成，挂出了铁路管理传习所的牌子，开创了我国自己培养铁路人才的历史。

当时，中国的邮政业务，由外国人控制的海关税务司管辖，主管司长是英国人。1910年，清政府准备将邮政与关税分开，自成系统，急需邮政管理人才。邮传部便决定，在铁路管理传习所内增设邮电班。这样，学校就更名为交通管理传习所。

二

辛亥革命后，邮传部改称为交通部，传习所隶属该部管辖。

孙中山极为重视铁路建设。民国元年(1912)4月，他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就专心筹划铁路建设。6月23日，上海民立报记者采访，问及政界近况，孙中山不欲发表意见，仅说：“现拟专办铁路事业”，“潜心规划铁路大计，将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此诚发展中国财源第一要策。”6月25日，在再次回答民立报记者问时，孙中山更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

时任交通部次长兼邮政总局局长叶公绰，十分赞赏孙巾山的铁路救国思想，重视铁路管理人才的培养。1917年1月，他把传习所改组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并兼任两校总监督。1920年8月，他就任交通总长后，先后到英美法日等同考察铁路受到启发，主张用欧美大学的办学思想来办校治学，提议将部属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邮电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组成交通大学。次年2月获得批准后，就组建交通大学董事会，被推选为首任校长。交通大学下设三个学校：北京学校、唐山学校和上海学校。7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9月10日三校同时开学。

交通大学的成立节，标志着学校由此进入正规大学的新阶段。学校厉行改革，采用欧美发达同家教材，用英讲授课，教学水平明显提高。此后一年多，因北洋政府政局动荡，交通大学又经反复改组。到1923年3月1日，交通部决定：北京学校“更名为北京交通大学，与沪、唐两校鼎足而立”。

张冲入学时，正是该校正式更名北京交通大学之初。他所在的俄语专修班是该校首次开设。这个班只招收20名学生，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在校专修两年俄语，打下基础后，选拔“升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藉作收回中东路准备”。

这是巾国政府为接收中东铁路所作的特别安排，旨在为中东铁路培养十部，储备管理人才。正I六l为如此，学生享受官费资助。

中东铁路，也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是我国东北地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到绥芬河，南至大连的铁路线Iu称。原为帝俄于1898年至1903年间强行修筑的铁路。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的路段为日本所占据，称为南满铁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俄合办，仍称中东铁路。但实际上仍以俄方为主。

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备受列强欺凌的国难史。张冲进入北京交通大学的第一课，就是接受这段让莘莘学子心潮难平的路史教育。他的主修学业和未来发展方向，就与改变这段屈辱历史，争取国家主权独立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就在紫禁城的墙根下，张冲开始了与铁路结缘的大学生活。

P23-25

悼张淮南先生

周恩来

淮南先生逝世将三个月了。每念公谊，迄难忘怀，而且也永不能忘怀。

我认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到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五年来国内外风波频起，淮南先生尤首当其冲，而风波之险，谣诼之多，甚且侵及先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志，变其神态。且困难愈甚，而先生之努力亦愈多，奔走亦愈勤。这种至死不息的卫道精神，淮南先生也是五年如一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淮南先生为国民党的青年中委，但从未以此骄人，且曾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亦从未染近日“调查统计”工作的习气，在平日待人接物，尤极谦和，而青年英俊之气，亦未稍衰。这种动定成宜的守身立世之道，淮南先生也是守之至死不渝的。综合先生生平，蒋委员长挽之为“赴义至勇，秉节有方”，可谓深知其人。在我印象中的张淮南先生，尚可续上“临事有恒，持躬至谨”两语，以为之赞。

五年来，我与友党人士相识，无虑数百，唯因工作关系，始终安危与共的淮南先生实为其最。今逢开会追悼之日，怆痛之情，不能自抑我对于往事的回忆。

我识淮南先生，虽在西安事变之后，但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却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临潼变作，淮南先生亦被羁留近两旬，我于事后知之，以不及谋面为憾。事平，先生复入陕，遂得相见。为商两党团结事，几朝夕往还，达三四月。彼时，甚至以后，参与其事者固不仅先生一人，唯先生为能始终其事。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每当问题争执之际，我辄以“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之义陈诸先生，先生亦常以此义相督责，故问题终得解决。先生这种忠于民族国家利益的精神，直贯注到他临终前致某先生书及和我的谈话中，犹殷殷以两党团结为念，可见他在一开始奔走团结时所表现出的忠诚，并非偶然了。

其后，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凡所奔走，靡不与闻。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七七”变作，“八一三”继之，先生不仅忙于团结，且复奔走坛坫，未几，即出国赴苏，完成树立强援使命，而国内团结少先生参加者却近半年。接替之人竟至一翻成议，肇成以后纠纷不解之局。迨先生归来，虽一再图谋挽救，终因事态已成，难于根本改变，居常引为憾事。然亦正因先生归，武汉之局，得以开展。于此，亦可见先生一身关系之重，在国，国内合作成，出国，国际强援树，去国事顿，回国势转，先生虽非决最后大计者，然其任事之勇，奔走之劳，已匪异人任了。

由武汉而重庆，淮南先生更是辛劳备至，一方面既忙于国际团结，另一方面又忙于国内团结。其时，国内一部分人士已转移其眼光对内，而先生独持正义，力主以团结御侮为尚。民二十八年春，我有江南之行，是夏，复北返延安，均赖先生助其成。不幸，抵延后，我因折臂出国就医，不与先生共安危者几及一年。此一年中，国内风波迭起，赖先生斡旋其间，得使局势未臻恶化，而我则养伤国外，真觉愧对先生。

去岁夏初来渝，复与淮南先生往还，而团结之局，亦日入险境，但先生努力不稍懈。今岁一月事起，二月报事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思，力维大局，备极憔悴。六月苏德战争起，方冀先生不得施展于国内者，将偿志于国际之活动，不意竟先一日而病例。病榻相慰，初尚以纳粹第五纵队作祟戏语先生，孰料一病缠绵，竟致不起。数次视先生病，辄蒙以两党关系为问，临末一面，犹殷殷嘱我与某先生保持联络。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兴安危谁共之感。

然而，抗战还在坚持，团结更须加紧，再求一如淮南先生者出而继任巨艰，赓续前功，应早在国民党贤明当局的选择之中了。可是，淮南先生已不愧为国家民族之栋梁，已不负于蒋委员长特达之知，即在吾党，亦深痛丧此良朋，何况国民党失此忠贞，其损失何可计算？！但我们相信，国民党尽多英才，尤多关心团结致力御侮之人，淮南先生虽死，其至勇至谨有恒有方的精神，犹照后人，必有许多继起者补其岗位，替其职守，这是我们最所企祷，也是全中国人民最所热望的了。

目前形势正如吾党毛泽东同志所说：“全世界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现在这两种团结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而民族领袖蒋委员长更号召全世界反侵略各国联合奋斗，团结制敌。在这种国际团结的任务面前，我们国内团结，如不加紧，如再恶化，不仅无以兴奋世界反侵略各国的联合奋斗，抑且无以对前方将士被难同胞的流血牺牲，更无以继淮南先生五年来奔走团结戮力御侮的遗志。果如此，追悼又有何用？

但是，淮南先生的精神尚在，这是团结的象征。前线的血还在流，怎能分得出属于何党何派？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我们追悼淮南先生，我们便应踏着淮南先生的道路前进。淮南先生的道路，就是团结的道路！

张淮南先生精神不死！

国际与国内团结万岁！

(原载1941年11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

这部传记从开始酝酿，到付梓出版，有四年时间了。但此刻把它呈献给读者，心中仍感忐忑不安，总觉得时间还嫌不够，作品尚不成熟，担心还有差错。

对传主张冲，原本并不熟悉。为他立传，事出偶然，但也有一点因缘。

张冲先生的女儿张雪梅女士和女婿邱清华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我们同住在杭州，常有往来。2008年春天，在一次闲谈中说到了张冲。其时，二老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一再惋惜他英年早逝。当时，我随口说了一句，将来如果有条件，可以收集点资料，写点东西。但老人却很认真地对我寄予了厚望，并逐渐具体成了写一本传记。受他们的委托，我深感责任不轻，特别是事后不久，雪梅女士不幸病逝。邱老也年逾九旬，体弱多病，长住在医院，更觉得压力沉重。

一旦真正着手写张冲的传记，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要艰难得多。有关张冲的史料实在稀少，搜集起来极为困难，几乎需要沙里淘金般地去寻找。而且，有些文章所述内容常有矛盾，也有一些似是而非，需要查对相关事件和人物的文献记载，搞清来龙去脉，予以确认、鉴别。不少事例，犹如文物考古一般，需要对搜寻到一些片断，作查证、比对、拼接。工作量之大，出乎意料。这可能也与张冲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有关。我只能尽力而为，多下功夫，力求丰富和准确。

从2008年下半年起，我利用业余时间，尽可能地收集资料，阅读有关书籍，熟悉抗战前后的历史背景，梳理张冲一生的历程。两年多后，有所收获，有所积累，但仍觉得还不充分。本想再多花几年时间，深入挖掘，但邱老期待的目光，不容我慢行久拖，只得尽力加快节奏，以不负他和其他家属的期盼。好在2010年8月，我完全卸任公职，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所以可以开始潜心写作。

由于这个题材基本上是自找的，没有什么任务观念。虽受家属之托，但他们都十分豁达，一再表示，除了尽可能地提供资料之外，写成什么样都不予干涉，作什么评价都悉听作者自便。所以，写作的心态比较宽松，只求文责自负，对历史负责，对良知负责。

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曾说：“历史研究，贵在求真。”他还认为，应该采取摆客观事实的纪实性写法来写传记。本书的写作，就是想遵循这样的原则，作一点尝试。为此，写作中引用的文献材料比较多，写得犹如学术考据的风格。有时为了说明一段真实的历史，甚至把一些引证辨析的过程，也写入了书中。这是特定条件下，鉴于特定人物的一种选择。张冲本人留下的史料既少，有些记载和说法又多有矛盾，需要作些论证。而且，张冲所经历的，大多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他所交往的，又是蒋介石、周恩来等重要历史人物，所以在叙述其生平时，作者常常有敬畏、拘谨之感，不敢妄加发挥。只能力求比较全面地搜寻与传主有关的文献史料，客观地展现他的人生历程；力求多引用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或者权威论著的文献，尽可能地再现一个真实的人物，再现一段真实的历史。

这样做法，也符合作者的职业习惯。此书的写作，更多地采用新闻的笔法，而不是文学的笔法。所写的内容，力求做到有事实依据，有来源出处。不捕风捉影，不随意演义。力求做到细节的陈述，也有据可循。但这只是愿望而已，限于水平等原因，离此要求肯定还有不小差距。效果如何，尚待检验。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者在写作中发现，以往流传甚广的一些说法，如张冲寻找伍豪的启事、张冲随考察团访问延安、张冲与毛泽东、周恩来的首次会谈等，与事实似大有出入，原本想采取回避的做法，各说各的；但由于这些事件与传主关系甚大，而流传的说法已形成相当广泛的影响，实在很难避开，不得不作了正面的质疑和商榷。作者愿以一家之言通过争鸣和辨析，探明真相。相信读者定能作出明断。

本书的遗憾很多。由于收集史料困难，书中还留有一些疑点和空白。本想去台湾访问，查阅国民党保存的档案，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无法成行。查阅大陆保存的档案，也非易事。即便是一些已知的线索，由于条件限制，终也未能如愿查得。因此，有关传主的一些经历，笔者在没有掌握准确史料之前，只能暂留空白、暂时存疑或暂且不写。作者对历史研究纯属外行，书中所述的历史问题，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限于时间仍嫌仓促，成稿后未能多加推敲，差错之处诚望读者朋友，特别是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希望有机会再版时改正、完善。

在搜集材料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很多热心人的帮助，谨表示由衷的感谢。

邱清华先生自始至终一直关心我的工作。尽管病养在医院，他仍不时来电垂问进展。我去看望他时，常予指教和鼓励。他在病床上仔细审看了初稿。邱老的公子、张冲的外孙邱夷平先生通过他的朋友、学生从台湾帮我收集到张冲的一些珍贵资料。夷平师效张冲的风范，富有爱国热情。他和夫人林旭赴美国深造，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学业有成，但都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来报效祖国。他们分别受聘担任上海东华大学纺织学院院长、中科院上海营养研究所所长助理，都是一个行业的专家。邱老的女婿曲宝库先生，帮我收集资料等，为本书的出版做了不少工作。

张冲的孙子张良若、张骞兮、张俭若，接受作者的采访，提供了张冲遗存的信函复印件，以及其父张炎所撰《张淮南先生行年小谱》手稿复印件等宝贵资料。他们大学毕业后，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兢兢业业，作出了贡献。他们自幼随父母生活在新疆，历经坎坷，后来陆续回到故乡温州定居。张氏兄弟，继承了张冲慷慨助人的家风。张俭若先生帮助作者联系访问乐清，张良若先生亲自陪同作者寻访故居旧地。在乐清，得到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陈绍鲁、市档案局局长吴金汉先生的大力帮助，查阅资料，拍摄到了张冲的遗信手稿。2011年11月下旬，本书初稿写成后，张氏兄弟专程到杭州审看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在琯头，张冲的外甥孙郑振晓先生陪同我再访故里、墓地，并实地考察了中雁荡山的环境。

尤其要感谢的是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他的指教和帮助，使我获益甚多。在初稿开始写作时，杨先生的几部大作一直是我主要的参考书。他对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和国民党联共与反共经历的权威论著，是我熟悉这段历史背景的引路指南。一些与张冲有关的内容，还多有引用。2011年初，因有些问题不解，我冒昧写信向杨先生求教。杨先生发来邮件，诚恳地解答我的问题，并慷慨赐予我多件有关张冲的资料，帮了我的大忙。如蒋介石与张冲来往电文中几次出现的“前途”一词，就是请教杨先生才搞明白的。杨先生是史学大家，尽管教学著述极为繁忙，但仍拨冗给以指点，使作者深受教益，深为感动。

四年来，无论我走到哪里，到处都受到热心朋友的帮助，深感友情的珍贵。在北京，我的学长、《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先生帮我联络咨询事宜。北京交通大学校史馆张其坤馆长接受采访，赠送了校史出版物。在温州，市记协孙宏杰主席和周潮忠副秘书长陪同我访问了温州中学，并到温州市图书馆查阅、拍摄资料；《温州都市报》薛元总编辑委派记者黄小玲陪同我访问了乐清、琯头。在乐清，还承张炳勋先生介绍情况，惠赠大作。在上海，市记协贾树枚主席陪同我访问了上海文史馆，并在吴孟庆馆长陪同下采访了曾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的张令澳先生。我的大学同学丁广烈先生则安排我采访了98岁高龄的“二流堂主”唐瑜先生，介绍有关潘汉年的情况。在南京，江苏省记协周世康主席帮我联络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朋友；南京市文化局离休干部陈智女士，给我介绍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情况，并惠赠她的大作《农人之春逸史》；南京图书馆夏彪先生，不仅提供我借阅、拍摄的方便，还有心为我收集资料。在哈尔滨，哈工大校史室陶丹梅老师，为我提供了校史资料；黑龙江省记协崔尊秘书长，陪同我访问哈尔滨日报社志室，得到康铁主任的帮助。在西安，时任华商网总经理蔡国栋先生，为我安排了两天的访问。在杭州，《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总经理俞文明先生、浙江广电集团高子华、陈九九、吴伟先生，浙江省记协陈宗泽、傅亦军先生、魏加芸女士等，都给予支持和帮助。还有我的家人，不仅尽力为我安心写作创造条件，还做了大量的辅助工作。

还要感谢团结出版社梁光玉社长和特约编辑、《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宏伟先生，他们的热情鼓励和精心工作，使本书得以如愿出版。尤其是梁社长，亲任责任编辑，给予很多指点。本书在写作中，还得到诸多朋友的帮助，参阅了大量学术著作，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列举，详见附录参考文献篇目。采用的照片，除家属提供和作者自摄外，还有一些转自其他书刊。其中有的因不明出处，未能注明作者，甚为抱歉，期待联络后补正。在此谨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马雨农

2012年4月20日谷雨节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