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毫无实际的用处,正因如此,它才是一件大事。我们读书,因为它无用。在功利主义的世界里,读书为人们维系着独立思考的超然姿态。
读书是人类与时间和死神对抗的终极途径。我们在阅读中令沉睡的思想重生。图书馆是坟墓的唯一竞争对手。
《为什么读书——毫无用处的万能文学手册》作者夏尔·丹齐格语多机锋,善以金句箴言道出各种微妙的阅读智慧。有关于读书情状另类而精辟的惊人之语,也有对作家作品精彩绝妙的讨论、不留情面的讽刺和令人发噱的比拟,读来让人大呼过瘾。
文学是掺杂了感性的文字,尽管如此,我们仍对它寄予信任。在这种反理性的信任之下,是读者未泯的童心。正是这样的读者缔造了文学魅力。作者将他们引为知己,对他们倾诉衷肠。如果你曾在阅读中遇见那个孤僻冷傲、贪婪自私、吹毛求疵而又欲罢不能的自己,那么你将乐于读到这本书,你会在其中得到最深刻的谅解、安慰和共鸣。
无论书的介质如何变化,阅读始终会是人们关心的话题。夏尔·丹齐格以资深书虫的历练和作家的精巧敏锐,写下了书中的七十余篇文章,将读者引上读书这条无用却意义重大的不归路。
文学是毫无用处因而无关紧要的吗?人们通过阅读向生活抗议,还是获得生命的扩展和延续?阅读会让我们变成功利自私、贪得无厌的人吗?我们在阅读中寻找炫目的新鲜感,还是对自我判断的印证?获得智慧必得以泯灭童真为代价吗?阅读是否能改变一个人?……
围绕各种读书话题,丹齐格在《为什么读书——毫无用处的万能文学手册》中分享了他精辟独到而又体贴入微的阅读心得,其中有切实的建议、甜蜜的赞美、尖刻的讽刺,还有新鲜的阅读观念:阅读是文学的姊妹,读者借助他们展开与死亡和时间的拉锯战。
《为什么读书——毫无用处的万能文学手册》作者精英主义立场鲜明,幽默的文字透露亲切与率直,却并不流于浮泛。文字密致,耐人回味。箴言警句不时灵光乍现,思考充满机锋与创意,独到的见解读来令人兴奋、畅快。作者带给我们一种令人叹服倾倒、大呼过瘾的阅读哲学,它只给我们带来一个渴望:读书!现在就去书店,去草坪,去摇晃的地铁车厢和床头宁静的灯光里,拿起一本书阅读吧。
为了学习而读书
我们可以为了学习而读书。这是一个分外令人质疑的动机,至少在涉及虚构文学时。我们难道会要求一幅皮特·克拉兹的静物画来教我们十七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文化吗?我们被告知:通过阅读大仲马的小说能出色地学到历史知识。是的,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这是某些人的观点。但它是错的。我们在大仲马的作品里学到的,就是大仲马。他关于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黎世留的观点当然不是错误的,可那是各种不同观点之中的一种。受到属于作者即大仲马的性情的影响。他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性情中没有奸诈狡猾的容身之地。他不喜欢路易十三这个相当奸诈的国王,因而很可能夸大了他作为小说人物的狡猾一面。正如吉奥诺在《帕维的灾祸》中夸大了夏尔·坎特斤斤计较的小心眼。正如切斯特顿在其著作《狄更斯》里夸大了狄更斯的乐观。而这很好。那些带有倾向性的作品比那些永远晦涩不清、观点中立的作品更有助于我们推敲人物。在有倾向性的作品里,我们知道追光灯——如同独奏音乐会里的照明灯光——分外强烈并且仅仅集中在一部分人物身上;至少那些人的夸张表现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于是我们明白了这种需要抑制的夸张的存在。在有倾向性的作品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作者,这些被其照明方式所照亮的灯光师,也看到了一个狄更斯,一个夏尔·坎特,一个路易十三——有人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吗?这样的一个人,他存在吗?如何像这样?单独一个人?一个单独的人存在吗?人难道不是生活在社会中并受其他人支配吗?想在一本并非以教学为目的的书里学到些知识,正如康德谈到别的问题时所说,等于付钱给别人,请他替我们思考。
少年时的我读过许多以往作家的作品,因而形成了一种略微过时的有关生命中种种危险的认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极不信任吃白食的人,这是在读过一位十九世纪作者的作品后形成的执念;而且正如王尔德某个小说人物那样,我还认为社会上没有什么比不付钱给裁缝更理想的事了。后来,在一部当代小说里,我得知从下向上刮胡须不好,这样做会使毛发长得更硬。啊,我再也不会说读书不是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之类的话了!
我对文学的偏爱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不由得对那些旨在教我学会某些东西的书籍产生反感。在我看来,那些书玷污了文学,正如我认为法国国营铁路公司退休员工的画展玷污了绘画一样。一我宁愿跟人而非跟书学习知识。
我们钦佩福楼拜,部分原因是为了向他学习。他的确在教我们。他用了五年时间来创作《包法利夫人》!那个大喊大叫的人!那些涂涂抹抹的线条!反复推敲斟酌字句的写作手法!那又怎么样?所以《巴马修道院》就不如《包法利夫人》好,因为司汤达才用四十二天就完成了,即使他有所夸张?在所有这一切中,我发现了福楼拜教师般的忧虑(“好动的学生,你专心点。”),更发现了他对艺术的轻蔑,这种轻蔑与作家们听了一辈子的粗鄙论调相差无几(“啊,如果我有时间,我会写出多么优秀的小说啊!”)。由于他在书信中流露的艰辛写作的痕迹,福楼拜这位反民主人士也身不由己地成为民主化创作的宣传员。无论如何,人总要为自己的成功付出代价。但福楼拜对此毫不在意。一部杰作不在乎他人对它的评论(包括本人在此所作的评论)。在其坟墓深处,他受到自己作品的庇护。爱玛·包法利和弗雷德里克·莫罗是哈姆雷特、伊万·伊里奇以及所有得到其创作者深刻理解的人物的兄弟姊妹,这些作者在他们的人物,那些或许弱小、愚蠢、可怕的人物身上洞察出全人类共有的照耀思想的光辉,这种光辉使得数以亿万计的读者——女人、男人、诺曼底人、外国人,在十九世纪乃至整个人类历史——说出:“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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