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意义上讲,中国人对“房”有着不可割舍的特殊情感,“房”不仅是“遮风避雨,安身立命”的场所,也是维系家庭和宗族感情的基础。有了自己的房子,对国人来说,就是有了“根”,心底就十分踏实了。从现代意义上讲,“房”又承载了投资的功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作为几代人所积攒的家庭财富,“房”所具有的最好的居民投资功能又冲击了人们的心灵。“房”所具有的传统与现代价值,使得房地产成为当下中国最为特殊的商品,房地产市场成为当下中国最为活跃的市场。
(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
较之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对当地区域经济水平、社会状况、人文环境及其房地产市场状况有着更全面、具体、深入的了解,如房地产市场供求量和供求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房地产企业情况、市场秩序的规范程度以及住房保障制度的实施情况。因为房地产业有较强的地域性特征,不同地区的市场发展规模、水平有极大的差异,所以地方政府更享有天然的信息优势。中央政府无法了解各地区的真实、具体情况,只能依靠各种制度安排,通过地方政府获取信息,据此作出宏观政策选择。然而,尽管地方政府会在强制性的制度约束下上报房地产市场的各种数据资料,但地方政府出于对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会对信息进行“加工”,最大限度地隐瞒对自身不利的信息,导致中央政府收到不完全或是失真的信息。这会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和约束的行政能力遭到削弱,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大打折扣。②
信息是市场交易的重要资源,拉丰和马赫蒂摩揭示了在一般情形下,不对称信息构成了委托人实施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的主要障碍,信息不对称将增加交易成本,降低市场效率,也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信息不对称还是俘获发生的一个原因。监管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竞争的先天性缺陷--个体利益膨胀导致整体利益无法实现最优一一而建立的一种让利益各方进行有效博弈的制度,监管中市场参与者的资格标准、产品标准的制定与执行、必要性信息公布的强制要求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中,政府通过制定强制性的信息生成、披露规则,可以降低信息的搜集成本,提高信息的质量和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充分或错误信息对决策的影响,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Coffee认为强制披露制度是一种理想的减少成本的战略,它通过对搜寻信息成本的社会补贴来确保信息的数量及信息的准确性,而没有强调披露制度将导致更为严重的低效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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