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五十年史(1955-2005)》中，薛龙教授以娴熟的文笔讲述了费正清中心的历史。这段历史中折射出美国和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史。它反映了美国国内有关冷战的争论、由越战激发出的情绪、早年与中国台湾紧密的学术联系、1972年以后与中国大陆的学术合作的逐步恢复，以及过去五十多年费正清中心在大中华研究领域的学术盛况。

薛龙的这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五十年史(1955-2005)》是一部有关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历史。1954年，哈佛大学中国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与著名经济学家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等学者提出了一项有关中国的研究和出版计划，该项目集聚了现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专家。1955年，“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项目”启动，费正清中心即肇始于此。

此后二十年，费正清培养了他能找到的最有才华的学生，指导他们出版学术专著，并帮助他们在美国的一流大学找到职位。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休的时候，人们公认费正清以一己之力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并使他的众多学生成为该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

自1955年成立以来，众多学者为费正清中心的成长作出了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曾担任该中心主任的哈佛大学的学者们。自1973年费正清卸任以来，已经有九位学者担任过中心主任，其中每一位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推动了中心的发展。《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五十年史(1955-2005)》对费正清中心五十年学术史的研究即以各位主任的任期为线索，以把握费正清中心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学术事件。

几十年来，费正清中心一直是美国最令人兴奋的、最活跃的、最有创造力的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经常访问该中心，发表他们最新的研究结果。在中心享有研究工作室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也积极加入他们的学术活动。中心面向整个哈佛大学举办了大量的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与较为正式的学术研讨会相比，费正清中心特聘研究员（associates）之间非正式的学术交流也同样重要。多年来，每到午餐时间，费正清中心的学者们聚集在柯立芝楼（Coolidge Hall）咖啡厅的一张长桌周围，围绕中国话题，展开广泛的、非正式的讨论。难以数计的学生和学者受到邀请，带上午餐，围在长桌旁加入讨论。经常变换的话题丰富了他们的思想，也激发了他们的研究热情。

2005年夏天，费正清中心搬到新建成的哈佛大学政府和国际研究中心（CGIS）南楼。该楼位于剑桥街的南侧，就在曾经作为中心办公场所四十多年之久的原柯立芝楼对面，此举标志着中心的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现在，中心的学者们可以到中国旅行和研究，而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这还是不可能的。有关中国的英文研究成果在立论的严谨性、对史料的运用和分析的力度等方面都已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些成果很多都是由哈佛以及波士顿地区各高校中与费正清中心关系密切的教授们取得的。今天，哈佛费正清中心可以说已经成为整个美国乃至全世界最为卓著的现代中国研究机构。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中文版序言（柯伟林）

中文版自序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英文版序言（马若德）

英文版自序

缩略语

引言

第一章 费正清（中心创立者和第一任主任）时期（1955～1973）

 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项目（1955～1957）

 东亚中心（1957～1961）

 敦斯特街16号的办公室

 东亚研究中心（1961～1977）

 培养学生和师资

 迁入柯立芝楼（Coolidge Hall）

 越战风云中的哈佛

第二章 傅高义主任时期（1973～1975，第一任期）

 费正清中心图书馆

 赖世和日本研究所

 珀金斯代理主任时期（1975～1976）

第三章 霍夫亨兹主任时期（1976～1979）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1977至今）

第四章 孔飞力主任时期（1980～1986）

 韩国研究所

 费正清中心的博士后项目

 哈佛当代中国书系

 费正清中心的资金保障

 史华慈代理主任时期（1983～1984）

第五章 马若德主任时期（1986～1992，第一任期）

 筹资达到新高

 为当代中国研究招兵买马

 赖世和和纽豪瑟年度讲座系列

第六章 华琛主任时期（1992～1995）

 重组中心执委会

 支持研究生参与中心学术活动

第七章 傅高义主任时期（1995～1999，第二任期）

 1996年庆祝中心四十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访问哈佛

 新的出版项目合约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

第八章 裴宜理主任时期（1999～2002）

 拓展博士后项目

 迁出柯立芝楼

第九章 伊维德主任时期（2002～2005）

 位于中央广场的费正清中心

 费正清中心举办的主要研讨会

 哈佛大学的越南研究

 费正清中心执行委员会

 费正清中心的职员

 结束语

附录

 A.费正清的学生

 B.哈佛当代中国书系

 C.赖世和系列讲座

 D.哈佛大学出版社赖世和讲座系列出版物

 E.查尔斯·纽豪瑟纪念系列讲座

 F.费正清中心执行委员会成员（2005年）

 G.哈佛东亚专著丛书

 H.费正清中心的博士后

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项目（1955～1957）

东亚中心（1957～1961）

费正清中心肇始于哈佛的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项目。该项目设立于1955年，它获得了两笔巨额资助，一笔来自福特基金会，37.7万美元，用于研究现代中国经济；另一笔来自卡内基基金会，20.92万美元，用于研究中国政治。还有一些资金来自哈佛文理研究生院，其中一笔6.1164万美元，用于东亚地区研究的硕士项目，1955年支付；另一笔1.1461万美元，用于历史和远东语言博士项目（现称历史与东亚语言博士项目），1957年支付。这意味着支持研究生教育项目、举办研讨会、资助研究和出版等事项，都是由同一个机构承担的。

正式设立一个有关东亚的研究中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积极的筹备工作从1956年的夏秋开始，目的是确定中心的组织结构。经济学家艾克斯坦（他受费正清之邀来到哈佛）写了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信给费正清，讨论关于这个未来的中心要如何组织。他所建议的主要内容，比如专注于现代中国和社会科学学科，成为中心最初一二十年的基本目标。远东语言系的一些教授担心新成立的研究中心会弱化他们研究项目的地位，因此费正清答复他们，请他们放心。

1956年11月，威廉·兰格写了关于成立一个新的研究中心的第一封正式建议信。他当时是地区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俄国研究中心、中东研究中心两个研究机构的主任。在费正清和艾克斯坦拟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兰格给文理学院院长邦迪写信建议创立一个新的东亚研究中心。1957年春天，当中心就要诞生的时候，出现了谁应该被任命为中心主任的问题。兰格和邦迪一致同意主任应该是赖世和，而费正清和海陶玮则应担任副主任。可能是因为赖世和刚被任命为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而海陶玮感觉离不开远东语言系，领导新中心的重担就落在了费正清肩上。费正清当时已经在主持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项目，是一位现代中国专家，他的研究领域也契合要成立的研究中心将要侧重的领域。

东亚中心的创立者和在它诞生之前的推动者实际上是费正清，他在1957年至1973年担任了中心的主任。那个年代，费正清几乎单枪匹马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领域。他坚持不懈，怀着不倦的使命感，招收和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北美一流大学教授的学者，壮大了这一领域的队伍。他对哈佛和整个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很多人认为，那些年里，费正清本人在优秀的学者中间创造了亲密友好、兼容并包的气氛。这个气氛直到今天仍然洋溢在哈佛的中国研究学者中间。

创立东亚中心时，费正清已经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哈佛教授，他个人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兴趣促使他向美国主流社会介绍中国的情况。在哈佛读完本科后，费正清以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身份前往牛津大学，专门研究英帝国经济史。这时，他听说与他的研究可能相关的档案在中国开放了，于是他就去了北平（北京）。正是在那里，他和费慰梅（Wilma Cannon）结婚了。二十五岁的费正清和新婚妻子在中国居住了将近三年（1932～1935），并于1932年至1933年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这是费正清第一次深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中国有着令人骄傲的传统，但是，那时她也正经历着军阀混战，经济凋敝。

那时的北京厚重的老城墙和气派的城门依然耸立着。费正清徜徉于北京的街道和市场中，学会了基本的汉语会话。1936年，他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同年他来到哈佛大学历史系执教。1941年8月，就在美国参加二战前，费正清被征召参加政府工作。1941年至1946年间，他曾被安排到华盛顿战争信息办公室等机关工作，他也曾被派驻中国，担任设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情报处主任。

返回哈佛任教后，费正清被牵扯进席卷美国的反共恐慌。他被叫到政治味浓厚的麦卡锡委员会接受质询。这个委员会要调查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夺取中国政权，还要调查哪些为美国政府工作过的官员应当对“失去中国”负责。1952年3月10日至11日，费正清作了听证。他在战争期间，曾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对话，当时没有考虑可能的政治后果。尽管他的职位在华盛顿的官僚链条里一度相当重要，但没有担任过高级决策职位，因此不是参议院调查的主要目标。但是，去华盛顿在麦肯锡委员会前作证的经历让他很不愉快，使得他在此后十年里尽量淡出公众视野，而把精力用于哈佛年复一年的课程教学。P1-5

路克利先生是费正清中心的访问学者，我很荣幸能在他翻译本书的工作中与他合作。他的翻译精确妥帖，我很高兴能与中国及整个汉语世界中的学术同仁共同分享这一成果。我要感谢费正清中心的学者，谢谢他们首肯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我同样感谢新星出版社承担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发行。

中国历史内容丰富、充满活力，对人类文明贡献良多。我的中国同仁满怀热情地从事着这方面的研究。现在，我也欢迎他们来了解一下费正清中心的历史。

2011年6月

2005年不仅迎来了费正清中心的五十周年华诞，同年，中心也喜迁新居，为中心的发展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中心一直以来持续关注着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也一同被带入了这座新的办公楼内。在这些问题中，首要的是：如何保持中心的学术活力；加强博士后项目的建设，从而为中国研究领域培养出新一代的领军人才；改善图书馆和其他设施建设，以便让那些不断提供新的视野、活跃学术气氛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拥有更加充实的学术体验；通过举办何种会议邀请外面的学者来此交流，并激发和强化特定学术领域的研究；究竟对出版项目应提供多少资助；中心能够对短期来访的学者提供多大的支持力度；如何最好地利用现有的空间完成所有这些任务。多年来，每个主任对这些目标的轻重取舍都有所不同；早年，中心的工作目标还会受到资金波动的影响。这些目标之间如何协调和如何实现在中心发展的每个时期都各不相同，它们决定着中心各个时期的特色。

最近的学术进展让我们不得不追问，东亚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是否已经处于“后学科”阶段（post-disciplinary stage）。在这个阶段，学术问题已经不再被单一学科的方法论所限制。一些传统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理论偏见，结果使得这些领域的学者们希望建构出一套不受某一特定地域的特定语言和文化限制的理论框架。例如，经济学界和人类学界的许多人强烈地认为，构建通用的理论范式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学科中的很多学者对于那些将研究范围限定在一个单一的文化或语言区内的套路不屑一顾。今天，学者们觉得他们已经与“区域研究中心”这个打着冷战烙印的学术概念渐行渐远。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致力于中国和越南研究的费正清中心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这一问题也许会困扰一些人，但是对很多学者来说，费正清中心一如既往地充满活力、振奋人心，这个问题看上去对中心的运行模式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影响。

费正清中心刚刚搬入新址，它正在探索如何利用这个新的办公空间。中心的办公空间对塑造中心的氛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年中心还在敦斯特街的时候，中心的氛围温馨、放松却充满凝聚力。柯立芝楼没有敦斯特街那么气派，但空间无比宽敞。随着1973年赖世和日本研究所的成立、1981年韩国研究所的成立和1998年亚洲中心的成立，费正清中心的办公空间不断减小，但是目标明确、办事高效的气氛仍然保持了下来。柯立芝楼咖啡厅内的长桌子是学者们每日午餐聚会的地方，参加聚会的既有周边的学者也有远道而来的访客。

2002年至2005年，中心搬到了马萨诸塞大道625号。这个临时处所也不错，没有预想中的那种流放在外的感觉。中心的空间突然宽敞了许多：在同一个楼层上有了三个面积不小的研讨室供三个研究中心协调使用；甚至还有一个吃午餐的地方，有一个小厨房和几张（虽然只是很少的几张）长桌子，可供学者们在此举行午餐讨论会。众多学者不辞辛苦，赶来中心参加学术活动或者使用中心出色的图书馆资源。在中央广场的三年间，中心始终保持着它的活力和凝聚力。

现在，中心迁入了新落成的政府和国际研究大楼。在一楼有了研讨室，地下一层有了演讲厅，中心有信心一如既往地举办大量的学术报告和研讨会。此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和学术联系人也将继续他们的即兴午餐会，尽管他们要穿过剑桥街到政府和国际研究北楼的餐厅享用午餐。

现在可以松一口气，拿一句令人鼓舞的话来结束本书的写作了。有了过去五十年间历届主任和学者们殚精竭虑的努力、有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有了中国研究学术圈的强大支持，中心的学者们期待着迎来更加鼓舞人心、更加生机盎然的下一个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