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荣获1995年度列文森图书奖的优秀史学著作，以1916-1928年间的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通过描述浙江政治精英沈定一(玄庐)在三个不同场域(上海、杭州、衙前)的含义不同的活动，剖析他由此形成的复杂个人身份和社会网络，揭示了千百_万人民在其日常生活中的细小抉择对历史形成的巨大作用。本书主人公在种种激荡中的传奇经历和遇刺遭际，还有助于探究国民革命失败及此后的政治体制形成的原因。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农民社员们用炸药爆破了沈定一的坟墓，这时距沈氏在衙前汽车站被两个身着白色长衫的杀手暗杀刚刚过去40年。此墓位于沈定一衙前老家西北部半英里的地方，曾是凤凰山上一处壮观的所在，适合于一位非凡人物的安息。作为一个革命者、地主、政治家、新闻记者、教育家和国共两党的早期党员，沈氏在与孙中山首次会晤后被孙评价为“浙江(省)最有天赋之人”。

尽管凤凰山上散布着无数的墓穴，却只有李成虎的墓穴总是与沈氏的坟墓相提并论。李曾与沈定一一起共同组织了1921年抗租运动，这是中国首家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发动起来的农民运动。运动失败后，李被投入监狱并病死于狱中。对此两处坟墓，一个上海的新闻记者林味豹于1935年曾专程前往衙前拜谒并有所描述。当时，李成虎的墓碑上刻有沈定一的手书：“李成虎君墓衙前农民协会委员之一，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害于萧山县狱中，其子张保乞尸归葬。”这位记者说：“我们在墓前默默的立了几分钟，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袭上了心头，幻想这位热情的老年(李君死时已67岁)农友病死狱中的惨状，怎得令人不同情流泪呢？我们向墓前行了一个礼，悄然地跟着小朋友再向上跑，穿过山腰，折向左面走，便看见一座壮丽的坟墓，巍巍然矗立在眼前。这座墓完全用水泥建造，式样很美观，墓前有一块小小的花坛，用精巧洁白的小溪石(滑石)砌成，下面更有整齐的石级。沈先生的墓四周，围着水泥的栏杆。墓成半圆形，四面松柏密布，墓的背面，巨岩高耸，更显得雄壮。”

在拜谒完墓穴下山的路上，林注意到正走在路上的一个中年农民。林的年轻向导告诉他这中年人就是李成虎之子张保，正是他央求地方政府允许他悄悄地埋葬其父亲的。对于林而言，能获得张保对1921年及其之后事件的看法真是太幸运了，所幸的是，当时正去地方政府办公室的张保也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要求。

在1993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日，我专程去衙前寻访凤凰山上的沈定一墓。征得衙前地方官员的同意后，我们便前往凤凰山。但是陪同的官员只想让我们看李成虎的墓，李由于参与了1921年沈定一倡导的抗租运动而被共产党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尽管我执意要看沈氏之墓，陪同我前往以帮助我应付难懂的方言的中国人也一再坚持，但这位官员起初极力反对，说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沈定一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对沈氏地位的如此不确定，部分由于沈定一本人有争议的历史。

在我们的坚持下，这位官员终于说：“我们同意你去看，但我们也搞不清他的墓究竟在什么地方。”经过积极争取，最后他终于让步：“镇上也许有人知道墓的位置。”当他们开始去找人时，我就登上石级去看李成虎的墓。李的墓在离山脚不远的地方，经过1984年翻修后，这一墓穴显得极其宏伟。整个墓背依一堵高约12英尺且饰有几何图案的半圆白色石墙，顶部覆有人字形瓦盖，坐落在一个宽广的石基上。在其前面是一个长着郁郁葱葱低矮灌木的花坛，沈定一手书的碑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李成虎烈士之墓”。墓的背景是凤凰山峭拔的险峰，我还来不及欣赏这景色，就听到有人向我喊说是找到了一个知道沈氏墓穴的人。那个人面带笑容、红光满面，名叫李越晓，是李成虎的孙子，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似乎很乐意，爽快地答应带我和其他六个分别来自杭州大学、萧_山县以及衙前镇政府的中国人前往沈氏墓冢。

我们一行先是穿行在一条长满杂草和蔓藤的林间小路上，路的两侧是一片稀疏的针叶林。随后路消失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狭窄的上山路，路上长满了齐膝高甚至齐腰高的野生植物。李说：“这就是通向沈的墓穴的路。”林味豹在1935年所见到的石级不复存在了，只有那些零乱地疯长着的杂草似乎还是当时墓地的故物。我们沿这条路走了一会儿，李突然分开一片草丛，地上立即现出一个豁开的洞口——这就是在1968年被炸弹炸开的沈定一的墓穴。

我早已知道墓曾被毁的事，但我原以为经历1/4世纪、尤其是经历了这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已转变观念，因而对墓已有所修复，可事实并非如此，非但没有修复，毁坏程度以及随后的对尸骨的处理竟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整个墓如今只剩下一块笨重的水泥板(想来曾是宏伟的墓盖)，静静地躺在爆炸后留下的碎片之中。尸骨当年被扔了出来，后来被其家人重新埋葬在一个秘密地点，那个地点只有沈的76岁的儿子才知道。“那些破坏坟墓的人是红卫兵吗？”我问。“不是”，李的回答令我震惊：“他们是农民。”这确实令人震惊，因为正如我将在本书中提到的，沈将其晚年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如何扶助这里的农民上了。

究竟为什么让沈招致如此的怨恨？早在10年前那些曾在“文革”中蒙冤之人就已获平反，但为什么沈却在被暗杀65年以后仍然使得共产党官员讳言其经历、历史地位，也不知道如何去评价他？沈定一身上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谜？本书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重构沈的最后12年生涯来揭示这一谜底，部分谜底可从沈氏之死破解。如果说沈氏在今天仍能激起怨恨的反应，那么在其生前，他的所作所为也许也曾激起了某些人或某些团体的憎恨，并终致被暗杀。在衙前汽车站发生的那起遇刺事件因而也未曾认真澄清过，尽管那是一起血腥而重大的谋杀案。

这一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澄清沈氏被刺案的一次尝试。

当然，本研究的主要意，图还是为了通过研究沈定一的交往、经历和死亡以及其中蕴含的本(20)世纪10年代晚期和整个2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裂痕及结构，以考察20年代中国革命。尽管这一被称做国民革命的、20年代中国革命的社会动力机制对理解现代中国有重要意义，但不像30年代和40年代的共产主义革命，对于它的研究从未超越主流政治范式和结构、制度、意识形态方法：左、右两极主导的政治模式论；政治承诺和动机上的意识形态中心论；革命行动上的结构(政党和派系)中心论；对第三国际在国共两党事务中的作用的强调和对环境、社会背景的普遍一律的描述。

在沈定一和革命的故事里，事实上存在着一些至关重要的相互关联的问题，诸如社会身份的性质、社会网络的作用、场所’的含义以及过程在历史解释中的中心地位。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学术取向，中国最近迅速的经济增长已导致对国家、民族和地区认同上的相当兴趣和全新观点。事实上，几乎在整个20世纪的巨大挑战和曲折地探索新的政治和文化正统的过程中，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始终居于中心地位。然而，这一切只有当中国作为一个实体或中国人成为一个民族时才成为事实，在巨大的、令人目眩的社会政治变迁背景下，个体不得不把其自身的身份问题与社会、国家、民族中_的其他人的身份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而激剧的革命变迁造成的相当的政治与人身不安全也使得个人必须面对身份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须建构或重构身份。沈定一不能代表每一个人或每一个革命者，但是他必须解决的身份问题在其他所有中国精英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即便仅仅是为了与革命发生联系。也许事实是，许多精英的身份具有变化的轨迹，随着社会情境的变迁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适应性。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20世纪中国部分人生悲剧正来自于在具有不确定性结果的革命过程中，坚持以特定不易的身份标签看待他人。沈定一之谜与此身份问题相关，他在革命的20年代的生死际遇昭示了这样一个观点：“身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即时性的产物。”

伊拉·拉辟达斯在其197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以比较历史学家研究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时采用的社会修辞手法，向中国历史学家提出挑战，他主张用网络而不是层级观点来考察社会动力机制。他问道：“把与伊斯兰世界的区域政治平行的中国地方史研究整合进网络，而不是以层级模型来分析是否可能？假如不从整体系统观点来分析中国史，而是将它看做个体选择和行动的结果，中国是否将是另一个模样？”当然就目前来看，回答还是否定的，尽管网络手法已逐渐被引入近年的中国研究中。在社会分析中，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已多次提到网络观点的重要性。然而目前的主流模式仍然是层级方法：父权制家庭、集权制政治模式和群众路线、以权威依赖情结为标志的政治文化，以及近来颇为流行的中心地域的城市等。

80年代有个中国诗人把中国人的生活比作“网”：个人生活在以直接的方式或通过间接的媒介维系的关系网中，并藉此与他人发生联系。可是个人并不只简单地从属于一张网，而是属于许多重叠_的网，这些网决定了个人的社会位置并塑造其身份。尽管网络在许多社会中都是重要的，但在中国社会对关系的强调更具中心意义：个人首先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切诺凯因曾经指出，与日本强调以“集体”为基础的家庭伦理相比较，中国的家庭伦理“通常建立在特殊个体的相互关系之上”。也就是说，中国人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们在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及他们所属的网络来定义自我或被人定义的，也即获得身份的。而这些网络则又是以家庭、社区、职业、政治、经济、社会、智力等一系列因素为基础的。

本研究把社会看做是个体间通过广泛的私人联系而形成的联结体或聚集体。这些可能既是横向又是纵向的联系随之又组成社会关系束和关系网，而后者又是社会组织和群体诸如政党和派系结构的基本成分。

裴宜理在关于本(20)世纪30年代上海劳工组织的研究中就认为：“组织发展反映了工人中已经存在的非正式网络。”在革命期间，这种网络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和资源，它们的稳定性以及力度(或缺乏这些)也变成一种重要的动力，因此它们对理解革命的方向、概貌以及沈定一的生死之谜，意义非同小可。

有关革命和沈定一故事中的第三大重要事实是场所作为背景和角色扮演者的重要性。最近理论家们已提出空间在社会分析中的关键地位。在中国研究领域，施坚雅的市场与区域体系模型已为一些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空间方法。但是在空间及所处环境和人的观点、行为的关系上似乎尚无一致的观点。例如，在对20年代革命的分析中，主要角色似乎常常被一些研究者置于无差别、无场所的世界。因此，一个强有力的背景意识不仅对理解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网络、结构和动力，而且对于辨析多样化的观点和思想都是至关重要的。罗伯特·唐顿认为：“一般观点不可能按政治事件的编年顺序来加以说明，但是它们的真实性一点也不逊色。”而我将证明，就试图通过重建这样的观点，以分析革命情势而言，这一论断尤为重要。

沈的革命活动主要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作为大都市的上海、作为省会的杭州以及作为乡村的衙前。表面上看，这个分析的一般框架是由三个空间场所组成的，但实质上，就它们之间在社会生态学和经济政治发展程度上的差别来看，它实际上(这里借用格罗哈姆·佩克关于西部中国的经典报告的题目)是对三个不同时代的考察。从被李欧梵称为“‘现代性’的‘空间扩张地’”的上海，到迅速现代化中的杭州，再到由阴暗沉闷的茅屋组成的衙前，沈在这三个地方的活动不仅展示了三者间的相对结构和价值维度，也展示了三者的历史角色扮演者、社会网络和时代精神之间的互动维度。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革命并不是主要只依靠非个人的社会、经济力量或意识形态斗争就能解释的过程。(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历史似乎常常表现为思想斗争，这些思想斗争主要在思想家们和作为各种主义的喉舌的革命者之间展开。)相反，革命是男人和女人们的故事。这些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推进力中的人们，常常是别无选择地被卷入他们不能控制和引导的革命形势和风暴之中。在这里，希望和绝望似乎永无休止地轮回着，而生命也就这样被变动不居的革命潮流塑造、扭曲或毁灭。革命过程中的日常决策和行动产生于类似的事件、发展和关系，而不是普遍的意识形态、政治一致及发展。为了理解革命，我们必须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日常人生经历和社会过程，人们的思想发展和行动正是来自于此；我们也应把我们的主要关注点置于活生生的个体之上，不同个体的目标相同，但可能来自于多样的动机。

本书每一章分析沈氏的革命生涯在某一个或某几个场合的戏剧性危机或发展，叙述并详尽阐述革命的本质和动力，同时指出可能解释沈氏死亡的线索。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一个历史可能性和偶然性的故事。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关于沈氏之死，至少有五种可能的猜测以及相应同样多的解释。在革命中，潮流沿不同途径和方向变迁也具备多种可能性，从而产生极为不同的历史结果。不管当时的可能性如何，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的结果是开创了一条通向今日中国的政治道路。

为探究沈氏生死之谜和20年代革命的动力，我为指陈社会情境而广泛使用了沈的散文、小说、诗歌和演讲中的片断，这些片断将帮助我们揭示他及其时代的本质。

致谢

提要

第一章 衙前之死：1928年8月28日

第二章 重返家乡：杭州，1916～1917

第三章 觉悟：一线光明上海，1919～1920

第四章 患难与共：衙前，1921～1922

第五章 分崩离析：杭州和衙前，1924～1925

第六章 黑星：杭州和衙前，1925～1926

第七章 危难之际：杭州，1927

第八章 群众代言人：衙前，1928

第九章 遇刺之谜

第十章 沈定一和中国20年代革命：一个事后分析

参考书目

人名术语索引

省内危机：1916年12月～1917年1月

尽管议会秋季会议有不少议题，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省议会与国会以及省政府的关系问题。在整个秋季会议期间，省议会一直等待着北京确切讲明省议会在政府编制预算过程中以及重组地方议会和其他自治机构中的作用。但是，直到秋季例会结束仍没有预定的答复，因此需要一次额外的会议。关于地方自治的要求，来自会议开始之际县级议会关于程序的讨论。省督军吕公望和沈定一就此问题经常磋商，他们一方面同意一些县继续搞他们的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向国会提出省议会关于恢复地方自治组织的要求。

12月中旬，吕公望和沈定一致电北京政府，沈定一在电文中(致国会、参议院、总统及内阁)写道：

地方自治共和之基，造成法治，陶养政能，悉本于此。故国会省议会之提议，人民之请求，省行政长官之电陈大总统之电主速办。举国一心，迄未实行者，以无法也。论者以大总统六月二十九日有民国三年(五月一日)以后法令作有明令废止外一律仍旧之中令。地方自治长此阻遏何以语国何以对民？咨请本省会暂以本省单行法济无法之穷，则本会既不抵触法律命令，本省行政长官亦不违反行政系统。

在特别会议预定结束期到来之际，关于预算和地方自治的回复仍没有下来。这对沈定一和其他议会领导人来说，挫折感肯定是巨大的。这一延误对这一个自认为在中国颇有地位、有着高度责任感和远大抱负的政治团体来说，也是极为令人沮丧的。它向当时的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新的国家治理模式中，中央作为权力之源的作用被人为地抬高了，同时它也削弱了人们原先希望的随着袁世凯的死去形势会好转的看法。

但是与年底出现的危机相比，所有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这一新危机比中央政府的预算和自治回复危机更难以控制，也远甚于民国初年强调法律和程序时遇到的困难。自从这年4月推翻督军朱瑞以来，争夺省军事领导权的激烈斗争就在保定和浙江两军校毕业的军官间开始展开。像任何这样的斗争一样，战线是在个人前程问题上展开的。尽管在这幕闹剧中充斥着大量的个人恩怨和幕后活动，但主要的对手是保定军校毕业的督军吕公望和浙江军校毕业的省警察厅长兼警务处处长夏超。

浙江系反吕之因。吕公望掌权之后即着手削弱浙江军校毕业生尤其是夏超的权力，他先是撤销了由夏超控制的省警察部队，接着在“双十节”向军事要员们授勋时又剔除了夏超。吕的目空一切还表现在尽管遭到许多领导人的反对，还执意任命王文庆为省长。12月底，吕公望决定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他的密友傅其永取代夏超的职务，以增加保定系对浙江政局的控制，此事因同样的理由遇到了抵制。但如果中央政府对吕要求的答复没有延误，以及夏的周围的人没有及时发现吕的阴谋，这一图谋险些得逞。

保定系反夏之因。这年秋天，夏超开始与浙江系军官周凤岐策划夺取权力。他们的计划是推翻吕公望，并推出一名浙江系军官为三个月的看守政府首脑，然后由周接掌军事领导权，而由夏执掌政府权力。吕公望察觉了这一阴谋，他觉得夏超这个以“奸诈”著称的人密谋破坏政府秩序，要使浙江获得发展所必需的安定局面必去夏不可。因此，他想以自己的朋友傅其永取代夏，这一任命得到了总统黎元洪的同意。

12月26日交接权力的那天，夏超开始反击。正午刚过，当省警察部队同僚正为傅其永举行欢迎宴会时，几个身着军装的人持枪闯进大厅，不分青红皂白把傅拉出房间大肆殴辱。除了少数几个赴宴者假装叫他们停止殴打并离开外，其他大部分警官只是围观。这次袭击除了使傅受到身体伤害外，还饱尝耻辱、大丢面子。他无疑是无法回去领导这些默许殴辱他的下属了。

与此同时，杭州及其郊区的全体警察罢岗，一致抗议傅的到任。省内许多军事领导人也纷纷递交辞呈以逼吕下台。显然，夏超以其帮派和网络作好了充分准备。但是形势发展逐渐失控，拥有武力的双方把军队开进城内，在大街上设置木栅，并在要津仓促架起机枪大炮。军事集团间直接猛烈的军事行动和迅速升级的对抗，与议会注重程序上的合法主义和小心谨慎构成了强烈的对照。在这次杭州城的危机中，沈定一表现得极为勇敢。他亲赴交战有可能最为激烈的市区，要求军队不要涂毒省会和人民。他是拖着病体并顶着风雪交加的严寒在街上奔波斡旋的，因此这一行动深为人们称道。后来有评论家认为，他在这次阻止杭州市区的公开交火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事态平息后，吕公望在12月27日向北京政府提出了辞呈，他满心以为北京方面会否决他的辞呈。然而第二天北京方面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浙江人将不再被委任为军事和政府首脑，国务总理段祺瑞企图利用杭州的政局不稳之机，把浙江纳入北洋阵营之中。他任命北洋军官杨善德为浙江督军，同时任命来自满洲里的前清官员齐耀珊为省长。这不啻是一场政治地震，杭州政界，包括军队和民政方面都极为震惊，全城处于一片恐慌之中。自1911年以来，不管省内军事和政治统治方式的本质是什么，浙江人始终可以说把浙江控制在本省人手中。人们也想当然地以为本省人总是代表本省的最高利益的，现在这种安全感受到了威胁。

元旦晚上，省会所有高级军官、警察厅长、沈定一和杭州总商会会长聚会商议，以达成省内妥协并阻止北洋军入浙。他们同意继续支持吕公望为督军，吕迅速致电北京告知他将留任。原来反对吕的军事领导人出于对北洋军入浙的同仇敌忾转而又支持他了。省议会这边则由沈定一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当局召回杨善德，同时致电国会议员褚辅成预示可怕后果：“(闻)杨督浙齐长省，各界释嫌归好，一致御侮。若客官朝临两浙夕乱，盼公商诸公，取消弭祸。”

然而，反对外来者的联盟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阵线，上海买办和浙江同乡虞洽卿支持杨善德入浙，这激起了杭州各界的愤慨。杭州总商会领导人也企图致电欢迎杨善德，但遭到电报局的拒绝。实用主义的商业团体显然宁要和平与安定而不要战事，也不要所谓的本地人利益。然而尽管如此，本地权利捍卫“阵线”控制着社会舆论，一份浙江市民集会的宣言反映了这种立场：“浙自辛亥以来，地方安宁绝无纷扰，实由军政两方皆本其自治能力敬恭桑梓之意。……务请收回成命，以便地方，即以保国，全浙公民大会。”

在1月5日的市民集会上，入们再次听到的关于民国以来本省人治本省给浙江带来了繁荣安定的论调，只是两年前上海一家报纸的一篇报道的翻版。《时报》一篇文章分析认为，浙江在浙江人治理下比在清朝时实际上糟糕百倍。文章认为，农民暴动有增无减，米价疯涨以致人民被迫以树皮草根充饥，甚至卖掉墓基地换钱；官员为了升官发财而横征暴敛；守法良民被逼为盗；独断的律师职业群体乘机与时俯仰。1916年底的另一篇报道则显示，当时全省商业经济还未恢复到1911年的水平。我们并不怀疑这些报道有一定夸张成分，但任何有关民国早期浙江发展状况的研究表明，这些年对许多浙江人而言并不是什么好年头。

执迷于倡导浙人治浙，显然表明一种地方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塑造了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家庭、乡缘、关系，这些“熟悉”的东西被认为是好的；陌生人、外部世界，这些“未知”的对象总是受猜疑，因为它们无法被定义。因为缺乏确定性，它们变得不可预测和充满危险。对出生地的强调导致把世界看成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与个人有联系的，另一部分则不是。这种“我们”与“他们”判然分明的意识——我们来自同一家族而他们是外人，我们来自这个地方而他们来自另一个地方，我们来自政界而他们来自军界，我们来自保定军校而他们来自浙江军校——深深地渗入民国社会和政治中。即使当出现的问题是全国指向和全国范围的，这种出生地意识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政治思想和行动。

1月5日集会的发起者由32个来自绅、政、商、学和新闻界的领导人组成，其中就有沈定一和其他10个政治商榷会的成员。这次集会于下午1点在火车站附近的第一剧院举行。据报道吸引了将近4000人参加，一层和楼厅坐满了人，舞台四周也挤满了人。8个代表社会各界的演讲者发表了演说，其中数人的演讲颇得人心，掌声震屋宇。沈定一是第五个演讲者，他是抱病参加集会的，在风雪交加的杭州街头奔波，阻止两军交战，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了。他的演讲主要围绕民国早期政治精英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而展开：家乡情结、地方自治、地方和国家间的共生关系、法律和程序的重要性和对军事的厌恶等：

大致谓此次军警小有龃龉，民间虽小有恐慌，尚不至十分吃苦。何以故？因长官均系本省人，必能顾念小民痛苦。若以外省人身列其间，不待今日(早已受压迫)。

浙江者，我浙江人之浙江也。浙人不能保浙即国人不能保国。况浙江政治冠美全国，不但浙事为浙人之责，即中国全国亦因由浙江人负责。浙江人不自治而一一以委诸外省人，外省人而仍不治，不将引外人来治耶？夫国者省之积也，省不自保，国于何有？

我浙人今日之举动非造反也，不过小有口舌之战耳。顾大众一致进行，毋逞客气，毋涉嚣张，一以公理与正谊为对付，协力同心，坚持到底，期于必达目的而后已。

否则北兵一至，良民非良民，必将为淫威所劫，而有铤而走险之虞……愿大家注意。

记者称当时每个人都凝神听他演讲，其声调极为悲壮。虽然疾病削弱了他的身体，而且天气也极其寒冷，但他仍大汗淋漓。作为一个人所景仰的雄辩家，他的演说深深打动了数干听众。演讲一结束，掌声立即响起，“轰轰烈烈，如雷贯耳”，“浙江万岁”之声此起彼伏。

P33-45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适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