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的创作以散文作品著称，先后有《京都一年》、《读中文系的人》《午后书房》、《交谈》、《拟古》、《饮膳札记》等，这些散文作品在台湾影响很大，多次获奖，部分篇章还被编入台湾语文教材。

“拟古”开创了一种写作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学当中，“拟古”是写作者相当重要的写作策略，即有传承之脉络，又要吸取拟古对象的优点加以自己风化而成。

此书兼及古典文学研究、日本文学翻译以及散文写作，恰好体现了林文月之“三位一体”，贴近文学青年阅读，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

《拟古》辑集林文月散文系列作品十四篇，以前人的文章格调为摹写对象，其中华美厚重的文笔是之前所未有的，此为吸收拟古对象的优点加以自己风华而成，初看若游戏笔法，实则深具实验性与批判性，可说是开创了一种写作方式。

自序

香港八日草——拟《枕草子》

江湾路忆往——拟《呼兰河传》

往事——拟 My Life at Fort Ross

给儿子的信——拟《傅雷家书》

给女儿的信——拟《傅雷家书》

给儿女的信——拟《傅雷家书》

平泉伽蓝记——拟《洛阳伽蓝记》

罗斯堡教堂——拟《洛阳伽蓝记》

散文六则——拟《东坡志林》

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拟《我与老舍与酒》

伤逝——拟《龙坡杂文》

你终于走了，孩子——拟六朝代作诗赋

有所思——拟《漂鸟集》

无题——拟《园丁集》

伤逝——拟《龙坡杂文》

今年十一月九日是静农师逝世二周年祭。匆匆二年过去了，而昔日谈笑教诲，仿佛尚在目前。现在他和师母双双安息于背山面海的白墓中。今年的祭日，由益坚学兄撰写的碑文，已由孔达生先生书成楷体字，铭刻于墨色大理石、安置在墓上。台先生应可以含笑九泉了。

师母过世时，豫伦与我正在英国访问旅行。旅次中辗转得悉噩耗，不胜惊愕。返台后，一日黄昏，去温州街的台大宿舍拜访。向师母的遗像行过礼后，依往常那样，在书桌对面的旧藤椅中坐下。台先生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面庞略显憔悴，但神色倒还镇定。一时间，也不知说什么吊唁的话才好，只是静静听他叙说师母临终的情况。他又摸索着，从面前的抽屉里取出一张诗稿给我看。那诗题是《伤逝》七言绝句：“韦家阿姐方家嫂，晚岁萦怀绝可怜。今已同归原下土，可曾相遇话当年。”并为我讲解师母与昔时情同姐妹的妇女友谊种种。声调是淡淡的，却令我凄楚感动不已。最后，又说：“思蔚和思敏兄妹还真是懂事。那天公祭，他俩一同来参加奠祭。是的，真令人感动！”他说的是

我的儿女。他们当时都仅有十余岁，平日与台公公、台奶奶都十分亲近的。因为豫伦与我未能赶回来，所以兄妹二人代替我们去参加了公祭。听到台先生说及此，我一时忍不住眼泪就流下来了。

师母走后，台先生必定是十分落寞的，但他有益公、惠敏，以及三个孙儿陪伴，多少可以安慰晚年。尤其是小孙儿么么还很小，没事总在书房调皮捣蛋。台先生和他斗斗嘴，下下棋让几个子儿，表面上不胜烦扰模样，其实大概也相当宽慰解闷儿的罢。有时赶巧我去拜访，台先生就会装出爷爷的威严道：“走开、走开，去那边玩。爷爷要跟林姑姑讲话。”小家伙撅起嘴说：“走就走嘛，有什么了不起！”径自走开，手上还摇晃着他爷爷题署篆体“楚留香”三个字的小纸折扇。“咳，没大没小的。真没有办法！”台先生说的时候，分明疼爱多于责备。不由得令我想到陶潜《责子诗》的语气。

台先生的书房里，经常还是有许多学生及慕名而拜访的人。多年来，我总是不定时的去拜访，有时与同侪相偕而往，有时则独自一人去。若是午后，他常会斟些酒给我，自己手中也有一杯;中午以前，则通常是亲自到饭厅去倒一杯热茶，而无论上午或下午，香烟总是有的。那张大型的阅读兼书写的木桌上，终年放置着烟盒、打火机及一只仿毛公鼎的烟灰缸。抽着烟，啜饮着茶闲谈，忽然他会插一句：“喝酒是有意思。烟这东西可真讨厌！”起初，并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直到一天他说了：“唉，这烟灰缸太小，一下子就满了。从前你师母在时，总是由她清理的。”依旧语气淡淡，可我明白台先生是在怀念师母。他们

家有一位年轻能干的媳妇打理大小家务，而师母晚年背脊弯驼，虽不便操劳，却总是缓缓移步，给台先生清理那只毛公鼎形制的烟灰缸，这变成了师母的一种习惯性运动。她老人家过世后，台先生自己清理，难免会睹物思人的。

其实，台先生除了必要的应酬外，并不爱多出外游动，一者年纪渐大，毕竟不如往昔的健步如飞;再者，台北的交通情况愈形恶化，便也视出门为畏途。居家在书房，乃成为他生活的重心了。自从退休以后，台先生更勤于书艺，而且也颇有意要写一些回忆的文章。他告诉我：“许多人劝我写回忆录。我就是不喜欢。我这人疏懒得很，也没什么可记述的。倒是老朋友的故实，有些很值得写下来。”有时候，一两天没有人登门拜访，他提笔撰成文章，晚饭以后会带着微醺的语调打电话说：“你近两天有空，到我这里来。有一篇文章给你看看。”我就知道，台先生一定有什么自己得意的作品写好了。

一次，他给我看一篇记述抗战初时自己如何冒险自北京赴南京探视胡适之先生的文稿。那篇文章有台先生一贯澹涩的味道，却又充分流露当时知识分子的关爱与忧患，没有真感情与亲阅历是万万写不出来的。我当着师长作者的面前读完，反而不好意思赞美。台先生也许看出我的心态，便自己先讲：“这题目想的还不错。”那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始经丧乱》。文章和题目都非常好。后来收入了洪范书店的《龙坡杂文》内。

又有一次，是他书成一幅巨制倪体鲍明远飞白书艺，气势万千，

雄浑秀逸，他自己也十分满意，要我尽快去欣赏，因为那是为香港某人书写的，不能久留存。记得一日午后下课，我与方瑜、邵红三人联袂登访。台先生高兴地为我们展示那幅字。由于纸张颇长，只得将书房与卧房的纸门拉开，在那日式的房屋，字的上半部在卧房榻榻米上，下半部在书房的地板上。我从未见过这么美的字，一时感动得不能言语！方瑜和邵红也都连连赞赏。台先生更高兴了。他说：“难得的是，写字的两个钟头内，没人按门铃，也没人打电话来。这就一气呵成了！”我虽不懂书艺，也隐约感受其间一气呵成之气势。

“这幅字要卖与香港的人吗？太可惜啦！”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办法，收了人家的钱了。”“这张不能卖，您自己留下来。再另外写一张好了。”我们纷纷建议，并且找出尺来量：长三七四公分，宽七四公分。上书四言二十八句，共百十二字。这幅字，后来收入华正书局出版的《静农书艺集》内，虽已较原样缩小许多，依旧不掩其雄逸之势;至于其原件，则已捐赠与故宫博物院了。至今，我仍觉得那一个黄昏我近乎无理的坚持是对的。

师母走后，我们这些老学生有时去坐坐闹闹，或许也是一种宽慰。有时，台先生还请惠敏做些精美可口的菜，又备妥美酒，在家中招待我们，临走更赠与每人一两张字画，说那是“试新笔的”、或是“别人送的纸，练练字的。”实在令大家受宠若惊。老师的慷慨大方，有时令我们觉得局促不安反而不自然了。据我所知，许多学生辈手中所保存的墨宝，往往是在如此自自然然的情况下乍得，而非刻意向老师求取的。

如此硬朗豪爽的台先生，竟也会病倒，真是出乎我们意外。犹记得最后一次与台先生燕谈，是在张亨、彭毅伉俪府中，因有国外老同学返台，遂有那一次小聚。那时台先生已自温州街十八巷六号搬至二十五号，与张府仅一巷之隔。豫伦与我先去接台先生，再步行至另一条巷巷。暮色之中，一时弄不清门牌号码，便像小学生叫朋友一般，在灯光渐起的巷堂里大声喊叫：“张亨！”“彭毅！”三两声之后，我听见台先生也直起嗓门喊：“张亨！”那声音相当洪亮且还带点皖北的腔调。那一夜，吃酒聊天极尽兴。当时台先生的身体已有些不适，却也流连不忍离去，经家人再三打电话催促，才依依不舍地先走。据说，隔天尚兴致浓郁地打听：“他们大家聊到什么时候才散的？”

可悲的，那一夜竟成为台先生与我们最后一次的饮宴欢聚。相隔不数日，他的健康状态渐呈不良，精神开始衰惫，缠绵病榻，几度往返医院，所罹患的是食道癌，而台先生自己是明白的。他先已戒了烟，犹自我调侃：“总算摆脱掉那讨厌的东西。也用不着倒烟灰缸了。”后来，酒也不得不戒止。

病情恶化而尚未长期住医院时，有一夜我去探病。台先生的三位子女纯懿、益坚和纯行都从远方赶回来侍病，大家正在饭厅内饮酒。是他们的父亲要他们那样子做的。台先生见我，也叫我过去：“去吧。你难得跟他们喝喝酒。”喝了几口酒后，我又回去看斜卧在床上的老师。他笑笑说：“自己不喝，隔墙听听人家喝酒讲话，也挺有意思。酒好，香气果然远闻。很好。”台先生说的可能是真心感受，但我当时听此，几

乎有支持不住的酸楚。饭厅和起居室的灯光，从日式房屋隔间上方镂雕隙缝流泻下来，在台先生盖着的微暗的衾被上投射有花纹的光影。两年过去了。奇怪的是，我至今清楚记得那一道一道照射在衾被上有花纹的光影，以及当时仿佛麻木地看着那些光影的自己的心情。  P151-156

西晋太康诗人陆机曾作模拟《古诗十九首》的一组诗，题日《拟古》。关于其写作的时间与动机，历来学界所持的看法并不一致。王瑶在《拟古与作伪》一文中提到：拟古是一种学习写作的主要方法，正如同习字之由临帖人手。姜亮夫在《陆平原年谱》中更推断：此组诗写于陆机入洛以前的青年时期，谓：“审其文义，皆就题发挥，细绎古诗之义；盖拟模实习之作，且辞义质直，情旨平弱，即有哀感，哀而不伤，不类壮岁以后饱经人事之作，疑入洛前构也。其中虽不无可以牵合身世际会之语，故国黍离之悲，究难认为中年后作也。”

王、姜二氏之说，皆出于臆测，虽各有道理，却也未必是绝无疑问的。即以写作时间而言，若据姜亮夫所论，以为作品中“情旨平弱”、“哀而不伤”即认为未“饱经人事”的人洛以前所构，其准则是相当暧昧主观的，因为拟古之前题本为“就题发挥，细绎古诗”的一种受限制的写作方式，究竟有别于完全不受拘束的自由创作。不过，即使在如此受到拘束的限制之下，陆机的拟作中仍可以见其巧妙寄托情志的痕迹。试取一例为证：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古诗·明月何皎皎》

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

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

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

踟蹰感节物，我行永已久。

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

陆机《拟明月何皎皎》

比对原作与拟作，虽然别思离绪之情景颇相类似，但古诗的语言辞义质直、以闺中思妇之口吻咏出，“隐隐衷，澹澹语，令人读之寂历自恢。”(明·陆时雍《古诗镜》语)至于拟作则采缛词赡，其“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二联，句法工整，显然已变汉诗风貌为太康特质了。陆机生为三国时代吴国的豪门后裔，复以才华见重于时，故司马氏灭吴统一天下后，逼于王命，不得不北上入洛，时年二十九岁。其后便在中原浮沉宦海，虽频频南顾而未能遂其返乡之志，因而他的诗文集中，常常不克自制地流露思乡怀旧、羁旅游宦之叹。前举的拟古诗中，虽然其内涵与基调皆蹈袭着古诗原作，仅以“游宦会无成”五字取代“客行虽云乐”句，却一转泛泛之别思为去国游宦之具体事实，而巧妙地与作者的景况、情怀有了一种紧密的联系。

我曾经仔细检视陆机的《拟古诗》，一一比对其所模拟的对象，发现无论在内蕴情志，或遣词谋篇方面，这一组作品都有陆机个人匠心独运之处，绝非单纯地亦步亦趋于古诗旧迹“拟之以为式”(王瑶《拟古与伪作》语)而已，至于其繁缛精致的写作手法，更显示出相当成熟的艺术修养，亦不可能是年少入洛以前的模拟习作。我推想《拟古诗》是陆机入洛以后所作，至于其写作动机，一者可能借古诗以寓托情怀；再者亦不妨视为出于游戏心态，甚或试与古人一较长短的比赛心态。

事实上，陆机所开拟古之风，在六朝诗坛上竞自成一种题材，许多大家都曾经尝试写作。如陶渊明有《拟古》九首、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鲍照的拟代诸篇，乃至于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陆机《拟古诗》的影响。不过，各家模拟古人的方式却未必尽同，江淹拟陶渊明《归园田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逼真到了乱真的地步，后遂窜入陶集；而苏东坡景仰陶公，盖亦信以为真，乃遂有和诗。至于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则每首非专拟一人之作，但求似古而已，后人无法窥测其所模拟的对象，则其意或在托古以抒怀罢了。

我在授课及研究古典文学之余，又从事翻译及创作；创作以散文为主，已出版者有数册。多年来虽努力求新求变，但终觉不免囿于一己狭隘的天地，而重复踏袭老调，乃一时兴起，想到要仿陆机以降六朝文士的《拟古》，诗既然可以拟古，散文又何妨？六朝诗人拟古的对象在于汉、魏；但今日拟古，当然不必设限在遥远的古代。我所取拟的目标，是已作古的作家风范；而且就自己的阅读经验言之，也不必单取中文；是以我的散文拟古，可以包括古今中外，在比较广大的时空中选择对象。至于模拟的态度，则是采取比较自由的方式，无意于呆滞刻板的“拟之以为式”一途。

写作对我而言，是严肃的，也是寓含游戏性质的；既是游戏性质，就必然存在着比赛因素。我喜欢跟自己比赛，希望每一次的比赛都能超越过去，或者至少不要落后太多。所以这种游戏，往往是相当辛苦的。至于这一次的游戏，则又有古人参与。我并未敢狂妄到想超越古人，但他们所遗留的典范，是我非常景仰且努力追随的目标。然而，并不是所有可钦佩的古人篇章，都适合成为我模拟的对象，必须要其中的情致趣旨，或形式章法，与我想要表达的，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性，始为我所选取。而且，我也并不勉强自己为拟古而拟古，只是在写作的构思过程中，恰巧想到所读过的古人篇章中有能够吻合者，则取之以为模拟之标的。不过，有时也会因为读古人之作品而启迪我写作的灵感。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其间差异，容我在此对于本书所收若干文章的写作过程略做解释。

《香港八日草》，是我的第一篇拟古之作。六年前赴香港八日，主要目的是去接受香港翻译学会颁赠荣誉会士衔，但是短暂的停留，所会见的故知与新友颇多，见闻及感思亦不少，撰成一文恐太繁芜，分别记述又嫌单薄。当时我刚刚完成日本平安时代随笔文学《枕草子》的中文翻译。《枕草子》的行文，兼采“类聚式章段”及“日记式章段”，可长可短、宜繁宜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正可供我写作之依凭，遂以为模拟之对象。不过，同是随笔的短制散文，我却又选择了苏轼的《东坡志林》为另一篇《散文六则》的模拟对象，原因是《志林》虽亦不拘长短，其间繁简的差别较少；而且我的随笔里特别引用了一篇《记承天游》，那篇文章是我阅读经验里最喜爱者之一。

《江湾路忆往》与《往事》都是回忆的文章。二文之撰写，却相隔五年。人过中年，对于逝去的岁月与事物，弥感珍贵。我写前文，先是由于法国电影《再见童年》的引发，其后读萧红《呼兰河传》，更为她那淡淡感伤的文字及井然有序的空间感叙述手法所吸引，便试为模仿而作；至于后者，乃因去夏在美国加州Fort ROSS纪念馆中购得的一小册传记所触发而作。My Life at Fort Ross的作者Laura Call Carr并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但是她以娓娓的语调记述年少时光，那种平凡而琐碎、似真又如幻、甜蜜而感伤的往事，恐怕是许多平凡的人在回顾过去时，都会有深获我心的感动吧。其实，我自己的笔调，本来就有几分与Laura相近之处，即使没有读过这本传记，我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也会写出一篇《往事》这样的文章的。

我和儿女之间，一向维持亲密的关系，无论在他们年少的时候，或稍长出国留学之后，都习惯用书信往来表达关怀。我们在家书中所谈及的范围，不仅止于母子亲情而已，对于读工科而嗜好文学与音乐的儿子，和读建筑而喜欢美术的女儿，我经常利用书信与他们讨论问题、交换意见。《傅雷家书》不仅深深令我感动，同时以之为拟古的对象，对我而言，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洛阳伽蓝记》为我近年来在课堂上取做教材的一本书。作者是北魏一个官阶不高、无甚名气的杨街之。历史上找不到其人传记，但他所留下的这一部冷笔与热笔交织的书，已足令他永垂不朽。他记寺院、述历史、传人物、兼及于志怪谣谚、庭花苑草。以空间为经、时间为纬、正文与子注巧妙配合，完成了颇具特色的书。而巨细靡遗的《伽蓝记》，也是我百读不厌的好书之一。参观日本的寺院，甚至美国加州北部一所俄国正教教堂的遗迹，我都取以为行文之范本。《平泉伽蓝记》与《罗斯堡教堂》二文，也只能效仿杨街之的笔法，始能容纳我所要表达的整体。

《伤逝》写于先师逝世二周年忌日。台先生在《龙坡杂文》内也收有一篇《伤逝》，表面上是追怀他的两位好友张大千先生与庄慕陵先生，实则那时候，师母方去世一年。文章表面上约制着哀恸，而台先生的内心是十分悲哀的。去年十一月五日，我的父亲于缠绵病榻近五年后，终不治而离去。我衔悲写《伤逝》以追念台先生，遂更深刻地体悟到台先生当时执笔之际的心情。

追怀台先生的时候，除了他的品德风范、学问艺术之外，当然也会记得他饮酒时的豪情与趣味。不久以前，我应他人邀稿写酒事，撰成一篇与饮酒相关的零星记忆之文，一时间快乐的回忆与悲伤的回忆一齐涌上心头。《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与其说模拟台先生的《我与老舍与酒》，倒不如说是撰写时我一直怀念着老师生前饮酒的模样，而他那篇文章更引发我想象台先生早年如何与老舍交往谈饮的情形。

一个作家如何同情他人，而将他人的心情转化为自己的心情，设身处境地说出那种真挚的感受呢？《你终于走了，孩子》，是我真正非借拟古之方式无以写作的一篇文章。虽然我始终没有见过那个男孩子和他的母亲，但听到那悲惨的消息后，我寝食难安，直到借六朝文士代咏或代笺的形式而撰成此文，才稍感释然。我承认把自己关在书房孤灯之下的当时，已不遑辨认拟古是否寓含游戏性或比赛性等问题了。于今回想起来，当时执笔写作，我的心已完全融进那位悲苦的母亲心中，既哀痛又肃穆。

我读台大中文研究所时，曾选修过印度文学选读课。糜文开先生导引我们去认识一个未知的世界，令我兴味盎然。后来，我的书架上也排列着《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以及泰戈尔、奈都夫人等的书籍。对于泰戈尔的《漂乌集》和《园丁集》，我尤其喜爱，模拟写作已有多年，开始撰写这个拟古系列的文章之后，遂补足而发表过两次。《园丁集》应该是属于诗类，至于《漂鸟集》却是既像诗，又像格言，有时也像短短的散文。这两组模拟泰戈尔的文字附在末尾，也许有些不妥；不过，既然也是拟古，就让它们有一个归属之处所吧。

写此系列的文章，原本是出于一种严肃的游戏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实验性。文学创作在沉思与酝酿之际，实以创新为贵，而所谓创新，是指古人已用之意，谢而去之，古人未述之旨，开而用之，所以陆机《文赋”云：“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我期望达到的目标是：拟古而不泥于古，我并不想因模拟古人而失却自己；而且，生为现代人，我可以自由选择模拟的对象，而写作的范围，当然也不必限制在中国。例如：我以杨街之《洛阳伽蓝记》为模拟之典范，却以记日本的平泉寺及美国的罗斯堡教堂；以日本清少纳言《枕草子》为借镜，而写出在香港的感思。就此言之，我拟古的事实，也与陆机拟古略有不同了。

我当初的构想是，写出二十篇拟古文章才结集成书。但朋友们频频催问，又转思钟嵘《诗品》卷上、古诗条下分明写着： “其体源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如今我所拟，也正好有十四篇，便也找到提前出书的有力依凭了。数年来我所写的文章当然不只这十四篇，但我宁愿将那些不属于拟古系列的文章另行结集，而避免二者相连，是基于一种考虑：我希望这两个孩子是双胞胎，而不是连体婴。

于出版之际，我把自己所模拟的对象摘录一部分附于文后，以供读者比对之参考。不过，这样的安排，也只是提供参考而已，这十四篇文章脱离所拟之对象，应该还是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才对。我曾经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看到过一些画，是将现代画家的作品与其所模拟的古画并列在一起，观者可以分别欣赏两幅画；然而二者比对之下，则又可以发现今人拟古之际的用心与妙趣。可惜我并没有记下那个画家的名字，以及他所拟的古画。至于我所附录的“古文”，除My Life at Fort Ross外，均是中文，或者也应在此稍做交代。我所读的《枕草子》是日本古文，但我既然已将其翻译成中文，所以采用了自己的译文中的若干段。《漂鸟集》，我手头另有英文原作，但糜先生的译文极佳，故与《园丁集》同录自中译本。这样的安排，其实是对于终身默默从事印度文学译介的先师，表示我由衷的追思与崇敬的。

在我断续发表此拟古系列的作品时，曾接到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来信。有人表示赞许，有人则担忧如此“模拟”下去，会失却我个人的风貌，并劝告我及时回头写自己的文章。我感谢那些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事实上，这本书内的十四篇文章仍然是我自己的风貌，我只是将自己的创作与阅读做一些有趣的比对关联而已；如果因而有些变化，那也是我所冀盼的。什么叫做风貌或风格呢？一个人的生理现象有不同阶段不同风貌，创作也理当有不同阶段不同风格才是。如果有一天回顾，我大概会欣然认知自己曾经有过这个“拟古”阶段的吧。

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

　　林先生的古典文学造诣非常深厚、精湛，这对她的散文创造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读她的散文随时可以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熏陶下的白话文的成果。

——陈子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