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缘何顶尖成果稀缺？缘何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缘何我国的科技原创水平在国际上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本书对中国教育方法进行了研究，并回答了这一艰深命题。

我国经济已腾飞，现在该是中国教授、博士、硕士、大学生以及全体同胞把祖国铸造成科技强国的时候了。我们不需犹豫，更不需等待！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钱学森之问”，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和国人纷纷发问，今日之中国，经济已龙腾虎跃，为什么因教育滞后总“冒”不出超拔之才？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本书对中国教育方法进行了研究，并回答了这一问题。

1．“钱学森之问”吹晌了教育观念革命的号角

2．崛起的中国需要一大批世界级的科技大师

3．中国需要一大批卓越的年轻科学家

4．我们应站立着平视牛顿、爱因斯坦

5．从鱼讯，钱学森看大师成长的轨迹

6．大师成长第一定律——理性传统与工匠传统相结合

7．大师成长第二定律——多元知识结构形成多元思维

8．大师成长第三定律——适度知识并善于竞争

9．大师成长秦四定律——好问善疑而成学派帅才

10．大师成长第五定律——自信、独立、坚韧

11．抓住了高考改革就抓住了“教改”的关键

12．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13．人才评价制度应大胆跳出“文凭+职称”的传统框架

14．科技大师必须关注右脑的开发

15．尤其要有自信力

16．意志力是科学探索的“神杖”

17．科学发现离不开科学实验但不能实验至上

18．应该弘扬我国古代理性传统和工匠传统相结合的墨家

19．教会学生思考

20．用法推动教授走上大学生的讲台

21．“用爱育爱”是现代教育的普遍原则

22．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引发科学革命

23．质疑是科学家的基本素质之一

24．批判精神是科学精神的灵魂

25．没有学派，就不可能有大师

26．激励人的创造力的开发应是国家的基本战略

27．与真理为友

28．为我喜爱的北大寄语

29．寄语青年学子钟情的水木清华

30．重多元、轻主体无助于形成自主创新能力

31．学习与真理为友的爱因斯坦

32．创新人才是不按常规出牌的人

33．创造力是教育和科研的生命

34．时间和生命是一次性消费和一次性财富

35．学术权威只表明是某学科的代表而不是神

36．平等竞争机制是科技发展的发动机

37．科学家要想攀顶就要有为探求真理而百折不挠的思想准备

38．科学家探求真理的精神体现在敢于献身科学

39．蔑视“百工”的传统观念，导致中国科技水平大大落后

40．中国千年的炼丹术为何不能升华为化学，

41．中国高铁最先完美回答了“钱学森三问”

42．请为“首席工人”制开绿灯

43．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没有发现新大陆的警示

44．对子女和学生的过度呵护是中国教育的软肋

45．公众科学素质甚差成了我国和平崛起的软肋

46．中国应试教育使人平庸和怯懦．

47．谁让一些中国科学工作者丧失了提问能力

48．当今流行的“应试式”的提问和辩论节目不利于塑造青少年的科学头脑

49．大师之所以伟大既在于卓越贡献又在于拒绝特权

50．科举式的应试教育从根本上泯灭了科学的创新思维

51．“理想完人”是中国缺乏学派的、深层次的根源

52．中国学术传统的负面影响挡住了中国科学的革命

53．“英语至上”正悄悄地吞噬我国母语

54．基础科学是科技创新的核心竞争力

55．提倡“和而不同”的方法论

56．科学发现和科学发明需要高校“去行政化”

57．允许科研失败，以宽容之心待人

58．基础性科研以高校为主是促进科技繁荣之策

59．“按贡献分配”是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竞争的内驱力

60．胆识兼备能助科学探索取得成功

61．我国的教育和科研应尽快跳出“求同思维定势”

62．“求异思维”是科学家善于质疑的前提

63．儒、道、墨文化三维是中国科学生长的沃土

64．科学需要鼓励不同学派形成和竞争

65．高仿冒会切断国家自主创新的活力

61．我国的教育和科研应尽快跳出“求同思维定势”

62．“求异思维”是科学家善于质疑的前提

63．儒、道、墨文化三维是中国科学生长的沃土

64．科学需要鼓励不同学派形成和竞争

65．高仿冒会切断国家自主创新的活力

66．潜意识自卑是使模仿至上挥之不去的根源

67．科教界应首倡“民贵君轻”思想

68．科学研究也应该实行不可行性分析

69．想象力是创新力之母

70．拥有自由氛围的科学家群体是科学发现的桥梁

71．诚实是科学研究的通行证

72．“沉下去”是科学研究的成功之道

73．重大科技项目需要“群体突破”

74．科教短语百则

跋

附录1：钱学森复信原件

附录2：走访“罗老爷子”

钱老是中国人的精神脊梁，众多网友在网上用这句话缅怀科学家钱学森。他在去世前几年，多次向温总理发问，吹响了教育观念革命的号角。

作为新中国科学和工业的奠基人之一的钱学森，借温总理探望他的机会八次向总理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在钱学森眼中，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杰出人才”呢？跟随钱老26年之久的秘书兼学术助理、年届七旬的涂元季先生说，他心目中的杰出人才要比一般的专家、院士高出一大截，也超过了一般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科技帅才。这样的科技帅才不仅要在国内某个领域位居前沿，而且要在全球科技领域让人一提到就竖起大拇指，不仅个人要具备拔尖的学术水平，还要有本事团结一大批人、统领一大批专家攻克重大科技难关。

“钱学森之问”不仅在科技界起到了振聋发聩之效，而且影响波及了整个文化界。有识之士提出理论界也存在“钱学森之问”，教育界也存在“钱学森之问”，文学界也存在“钱学森之问”。在理论界，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所说：“多少年来，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似乎不需要创造理论，主要是干诠注理论、宣传理论的活。”教育界纷纷发问：当代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教育家？应试教育以学生成绩为评判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的生态环境，严重地束缚了教育者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样的环境怎么能使教育者以教育家的身份脱颖而出呢？在文学界，以青春文学出名的韩寒在社会最有名气，有教授无奈地说道：他的名声竞大于当代教授名声的总和。这种文化态势，当然使中国的文学陷人了罕见的低谷。

因此，“钱学森之问”不仅是科技出不了大师之问，而且是要国民共同探索中国教育出不了大师的深层次原因之问，是中国教育进行一场观念革命的前夜之问。正如安徽11名教授就“钱学森之问”发出的公开信中强调的：“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①遗憾的是，什么是新的教育哲学和理想，什么是发展战略和模式，教育体制如何改革，公开信没有深说下去。教育部负责人在2010年3月的人大新闻中心积极回应了“钱学森之问”，谈到《规划纲要》，提出了四个方面形成一个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环境，即要完善治理结构，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加强章程建设，让章程成为学校内部的宪法；扩大社会合作；推进专业评价。显然，教育部根据中国特色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作出了积极行动，特别是对关于探索教授治学取代行政治学，不仅与国际发达国家先进高校治理模式接轨，如果实行，还将对中国教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恕我直言，国家高等教育只根据上述四个方面进行改革，还没有从创新人才的发生学来构建规划大纲，按照上述四个方面进行改革还没有触及到创新人才培养的精髓所在，弄不好，就会像1998年开始的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改革没有获得成功那样。怎样培养出科技大师级人才呢？应该从教育发生学为启端进行一场教育观念上的革命。按中外科技大师他们成长的共性，科技大师成长应该具有五个必备条件。

一、大师级科技人才成长的必备条件之一是手脑结合

大师级科技人才成长就是要既能脚踏实地又能仰望星空。这里所说的脚踏实地，就是一切从实践出发，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脚踏实地，就是一个创新人才，他必须沉在基层，与大自然和社会以及所关心和研究的客观对象零距离地接触，对其进行思考和观察，并善于在实践活动中勤于动脑、富于智慧地分析、解剖实践活动，达到手脑结合。瓦特、牛顿的成长如此，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钱学森的成长也是如此。若按科学哲学的术语来说，这叫理陛传统(哲学传统)与工匠传统(经验、实验、实践)的结合。这也是理论界、教育界以及文化艺术界大师级人才成长的基础。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开创了这一基础，可惜“独尊儒术”以后，两千多年来手脑分家，社会上一直把“工匠传统”视为“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特别是清代传下来的中国传统和风气，中国人一旦穿上了长衫，他们就抛弃了手的劳作，对工匠不屑一顾，认为那是被人看不起的社会标志。现在虽然我们不再穿长衫留长辫了，但教育界以及社会上轻视体力劳作仍然顽固地存在。我们赞扬瓦特，但自己却不愿像瓦特那样当工匠；我们赞扬居里夫人，但自己却不愿像居里夫人那样像烧炉工一样长期在实验室炼矿渣提取镭。所以说，我们若不根本改变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仍然歧视工匠传统的观念，世界级的大师就无法炼成。

二、大师级科技人才成长的必备条件之二是多元知识结构

因为要成长为大师级科技人才，就要常常发现别人看不到、想不到的现象或观点。要达到这样的创新思维就必须靠拥有多角度、多方案、多层次的多元思维方法。多元思维方法又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除前面所说的手脑结合外，还特别需要多元知识结构才能成为可能。因为只有构建了更多更新颖的知识组合，才能够放弃已被人接受的想法，也才会时时产生新的想法。爱因斯坦特别喜欢舒伯特、舒曼、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钱学森自小爱画和音乐，音乐一直伴他终生。这些仅是科技大师多元知识结构的一个侧面。一个大师级人才，他不仅是具有文、理、工合理的知识结构，而且是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结合得很好的人。当前我们的教育不仅过早地文理分科，而且知识结构和学习过程过于单一，文科对自然科学陌生，理、工科不懂文学艺术，使文科学生思维难于理陛化，也使理科学生思维不能形象化。多元思维无法形成，不能把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就不能看到并发现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就不能流畅地思考。从而从根本上抑制了受教育者的创新欲动，即使让学生学再多也无助于创新能力的激发。学生的创造来源于多元思维，而多元思维又来源于多元知识结构，所以，我们要让学生传统的单元知识结构改变为多元知识结结构，也需要一场切实的观念上的教育革命。P1-3

“钱学森之问”，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和国人纷纷发问，今日之中国，经济已龙腾虎跃，为什么因教育滞后总“冒”不出超拔之才？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古之中国，曾是世界科技发明之滥觞。原创之盛，乐乎哉！到了明清数百年间，中国科技发明却痛失此等殊荣。原创之衰，痛乎哉！

科技发明之原创，曾彪炳于古代中国。黄河、长江，孕育着远古的中国伟大的科技文明。稻、粟、麦、豆之源起，杂交育种之首创，经络学说之神秘，天象仪之灵巧，都江堰之杰作，万里长城之壮观，景泰蓝之典雅，世界第一张航海图之诞生，地震仪之创造，勾股定理之证明，氧气(阴气)之发现以及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之发明，无一不让世人拍案称奇。俱往矣，中华民族不愧是最具创造活力的民族。

曾几何时，到明清时国之衰朽，“文字狱”之横行，等级之森严，百姓之不堪重负，致使科技发明之原创，也随之凄凄然。

技术原创不能升华为科学，让所有有自尊心的国人莫不痛心扼腕！列强使用中国发明之火药制成的炮弹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还指着中国人的脊背叫骂“奴隶”；列强使用中国发明之指南针驾船渡海运来鸦片到中国，轻而易举地把许多近代中国人变成了“东亚病夫”，还指着中国人的脊背嘲笑为“劣种”。原创之衰已使明清国体病人膏肓！

随着封建王朝之覆灭，共和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繁荣，国力雄健，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新兴的经济大国。在“钱学森之问”的2005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3200万人，研发人员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研究和发展的经费居世界第六。那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缘何顶尖成果稀缺？缘何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缘何我国的科技原创水平在国际上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国人无不焦虑。

最为忧思的莫过于钱老，他在温总理面前多次的“钱学森之问”让科教界和国人闻之无不动容。同气相求，同心相鸣。钱老带着忧思走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也给我们留下了还未解的“钱学森之问”。

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国外同行常用咄咄逼人的眼神看着中国的教授；在国内，国人仍常用咄咄逼人的眼神看着中国的教授、博士、硕士和大学生。美国航母仗恃其科技先进，肆意在我国门挑衅，淫威十足。我们已经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我们也能尽快扔掉科技落后的帽子，用我们的强大科技让霸权主义见鬼去吧！我国经济已腾飞，现在该是中国教授、博士、硕士、大学生以及全体同胞把祖国铸造成科技强国的时候了。我们不需犹豫，更不需等待！

令人振奋的是，2006年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向全党全社会宣布，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十七届五中全会倡导以创新精神开创未来。自此，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着崭新的时代课题，教育能否为崛起大国提供新动力？教育能否为提升民族素质提供智力支持？教育能否为创新型国家作出贡献？教育能否使大师人才辈出？时代催“教改”奋进。2010年，教育改革已成为教育的春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在正文简称《规划纲要》)正式颁布实施。这次回应“钱学森之问”，是由温家宝总理亲自督战，是由新任教育部长披起教育改革的战袍。中央十分明确“教育优先发展比一万亿GDF。更重要”，要始终把教育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优先发展位置。抓住公平、质量、治理和改革，多年热议最多的“高校去行政化”已开始纳入“教改”之轨，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已成《规划纲要》突出之亮点。最令人兴奋的是，这次“教改”注意了教育观念之改革，诸如推行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教改”质量评价制度和人才评价制度，对人才评价开始注意克服唯学历、唯分数的传统方式。《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根本在教育。”  我们欣喜地看到，“钱学森之问”已使教育部和教育界在积极回应，科技界在积极回应，国人在积极回应。如果搞得好，“钱学森之问”将会是中国教育观念革命的拐点，也将是中国科技大师辈出的拐点。笔者自幼就敬仰一心为国的钱学森。20多年前，大师他能亲笔与平民的我平等对话，甚为感佩。2005年，钱老与温总理的“钱学森之问”始，我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作为一生为教的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回应“钱学森之问”。于是我在资深编辑刘建生君的催促下，把近6年的思索写成本书，以期与国人和同行共同探讨。本书的主旨已是中外教育界取得的共识，即“创造力是每个正常人都具有的能力，不是个别天才人物所独有的神秘之物”。因此，我全书所论及的“大师是怎样炼成的”，是针对每个人的。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通过锻炼而成为大师。

1922年，爱因斯坦去日本讲学途经上海。当时我国国力贫弱，但爱因斯坦对国人处境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当时中国有学者在他面前流露出悲观与失望，爱因斯坦不认为如此。他认为曾经创造过辉煌成就的中华民族，将来也一定会在科技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如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国力强盛。笔者相信：一旦中国教育认真进行了教育观念的革命，一旦中国科技工作者以科技创新为第一生命，中国大师级人才将会成批地像大鹏腾飞万里，中国科技原创之痛将会转变为原创之喜，已是指日可待。

笔者与中国经济出版社资深编辑刘建生君至此已有五次合作，在友人之中传为佳话，令吾感慨。近日刘建生君南下书展，幸会晤面，一见如故，侃谈“钱学森之问”等不息，被川大友人誉之为“神交”。吾特以文字记其情谊，不甚以已，感佩系之。

是为序。

罗利建

2010元

改革开放不久，我因应高校教学之需，写了一本《中国行为科学导论》。书出版后，我首先想到的是钱老也正在倡导“行为科学体系”，就试着给还没退休的钱老寄去一本。一月有余，我收到了钱老的亲笔回复，和我平等地探讨了书中的问题，顿使我更加敬佩。钱老的回信跟他的其他手稿一样，笔锋道劲而工整，一丝不苟，无一错字，书信格式高度规范，中规中矩，正如有人惊叹为一篇出色的硬笔书法。最令我感佩的是，作为当时功成名就的国际知名大师，能谦和地与一名普通教师平等地交流。我感佩之后，并未声张，同事都不知晓，然后作出一个决定，辞去学术界学会的一切职务，也不再忙于为刊物应酬撰稿，也不为职称的提升去搞应试学术，决心潜下心来做学问。后来又因与中国经济出版社编缉刘建生君未晤面却能神交，心灵相通，文思泉涌，我人虽老，心理颇觉年轻，学术写作一发不可收拾。回过头来看看，得衷心感谢钱老当时的激励。钱老去世时，报社记者不知从何处知道我有钱老书信前来采访，我才把钱老的来信公之于众，以示缅怀。我想，我对钱老最好的缅怀是回答他的“问”。自2005年钱老之问后，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历近6年而写成《答钱学森之问——大师是怎样炼成的》。此时正值教育部积极回应“钱学森之问”之时，制定了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核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并广泛征求意见。作为一生为教的我，特以《答钱学森之问——大师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参与讨论、建言，以期预祝这次由温总理挂帅的“教改”能获得成功。

本书的封底画是画家、友人陈可之君提供的，甚为感谢。此画“鲲鹏九万里”正与本书主旨相合。陈可之君就读川美，二年级时就以悼念刘少奇为题材的《历史》而享誉国内美术界，后来的《长江魂——三峡纤夫》《延河水》《夔门天下雄》等油画震撼了画坛，他以东方神韵融人西洋的油画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美学元素的西洋油画画派。由此，他在采撷三峡岩画系列中，使古老的岩石注入了画家的深情，看到一幅幅岩画，犹如看到中国人的硬汉精神。它又以长江水相拥，刚柔相济、相得益彰，特别是与长江的纤夫、渔船相配相融，更是美不胜收。陈可之乐于磨炼，遇苦不辞，雄劲而坦荡，不弃主旋律之风格，在封底的画中可略见一斑。

另外，在借用“跋”之机，我应提及友人杨锡麟君，他是我的同事，同在理工大学任教。作为一名金融学副教授，20多年来一直对我人文学术的发展关心备至，时时鼓励，比亲兄弟还关心我。这次我写的《哲学之子》《探索未知》两书他爱不释手，他告知我，放在枕边，每日入睡前必看一段，还多次约我在茶馆讨论、探讨书中问题，实为知音矣。还有理工大学几位大学生来访，他们朝气勃勃，是祖国之未来，他们也成了我的忘年之交和知音(请见附录)。如此看来，写原创之书虽然苦矣，但得其知音，能去苦为乐，则足矣！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敬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怀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