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中国知名的历史学家、作家、评论家,一生快意恩仇,笔耕不辍,著述甚丰,以其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和由深厚学养所激发的蓬勃才情,在广大国人乃至整个华人圈、世界文学圈内享有盛誉。
一世之雄,一手包办,一袭红衣,一成不变,一言九鼎,一座称善,一针见血,一厢情愿,一板三眼,一唱三叹。看李敖以证据骂人,以口舌开心,开辟一片言论新天地。
《李敖有话说(4纪念版)》收录了《不要成全“台独”耍赖》、《“台独”傲骨 另类定人》、《过分自谦就是说谎》、《捡起尊严 保护荷包》、《大师摇身变助理》、《历史迁徒的创伤》、《台湾闭门造历史》、《台湾地位确定》、《台湾问题是美国问题》等文章。
李敖是当代中国最具人格魅力、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虽困居台岛,但胸怀博大,志存高远。穷其一生,与国民党黑暗专制政权作斗争与“台独”分子及形形色色的恶势力作斗争。笔墨六十载,出书千万言,虽屡遭查禁,仍笔耕不辍。
其一手包办、一言九鼎、一针见血、一座称善的《李敖有话说》,打破电视节目制作模式,以证据骂人,以口舌开心,开创一片言论新天地。
《李敖有话说(4纪念版)》展现李敖丰富学识,领略李敖深刻思想。
读李敖的《李敖有话说(4纪念版)》,就是读一种自由精神,品一份独立思考,享一席智慧的盛宴。
历史迁徙的创伤
最近大家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看到,我们台湾这边,由我的制作人游本嘉这些小老弟所制作出来的一个专辑,叫做《一九四九年大迁徙》,其主题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如何兵败山倒,逃到台湾来。当时大约有两百万左右的外省人,其中包含了有六十万的军人到了台湾。到今天五十五年已经过去了,这五十五年里有很多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不过绝大部分这些当年的当事人都死掉了。譬如说,当年蒋介石来台湾的时候,只有六十三岁,比现在的李敖还小六岁,蒋介石只不过六十三岁。现在这些人老的老,死的死,都走掉了。
游本嘉他们做的这个专辑节目,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最大的缺点是在做成以前,没有让我李敖过目。为什么这是一个缺点?因为我必须说,做这个节目需要很强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知识。游本嘉他们这些人是非常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游本嘉还是德国留学的那么好的一个知识分子,可是碰到历史这一行,他们都要靠边站,我认为要有很好的历史背景知识才可以。干什么?可以拆穿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这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一九四九年大迁徙》的最大优点,是他们居然能够找到这么多的当事人,现身说法地说出他们的遭遇跟这五十五年来的故事。可是我认为,缺点也就在这里。什么原因?因为在整个节目,有限的时间里面,你不可能做精密的历史考证。换句话说,你也不能够去用其他的证据来诱导对方,或者纠正对方的一些话,会很难。这不能完全怪制作单位,而是说时间上面也不允许,如果这样做起考证工作来,这个节目就做不下去了。
我记得过去帮助李宗仁写回忆录的,我的好朋友唐德刚教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在美国帮着李宗仁写回忆录的时候,常常跟李宗仁发生争执。什么争执呢?就是当时的李宗仁虽然做过了所谓中华民国的“副总统”,“代总统”(事实上是“总统”),他根据回忆说是这样的事情,可是唐德刚教授说根据资料是另一个样子的。李宗仁说我记得一点都没有错,绝对没错,结果,唐德刚教授拿出资料来给他看,时间、地点、人名、事实通通有错。这个李宗仁一看,傻眼了,说为什么我的记忆力这么不可靠啊?嘿,你的记忆力就是这么不可靠。所以我们认为,用记忆来陈述的历史是非常危险的。虽然我们干历史这一行的人,都知道有一种叫做Oral History,就是口述历史,可是当我们做口述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呢?当事人会有意地说谎,或者无意地说谎,有意地夸大或者无意地夸大事实。
像台湾当时有一位叫许世英的,许世英是什么人呢?就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兵败山倒跑到台湾的时候,在所有的这些满朝文武里面,做过最大官的人就是许世英,因为他是北洋时代的国务总理,他比国民党这些人做官做得都大。他到台湾来了以后就经过口述出了一本《许世英回忆录》,里面错误百出,他说谎吗?他没有说谎。他记错了吗?他也没记错。可是怎么错的呢?就是他的记忆力跟当时他年轻时所发生的事情,真的假的已经混在一起了。所以像杨乃武小白菜的案子,他说他审判过这个案子,可是杨乃武小白菜案审判的时候,根据记录,许世英在欧洲,你在欧洲怎么会到北京审判案子呢?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比说他又记得他审判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案子,他说他参加过审判,可是他也在欧洲,你怎么参加审判呢?就是说他把过去大家传说的这些事实,跟他个人成长的经验连在一起了,他自己分不开了,他并不是在有意说谎,可是说出来的话经不起对证。
在《一九四九年大迁徙》里面,我就发现过有这种情况。好比一开始访问了一个“二·二八”时候搞所谓武装起义的一个台湾人,叫做钟逸人,他满头白发,“白头公,说天宝,古董山人话晚明”,说得头头是道。可是在我李敖看来,很多是谎话,不是有意的谎话,而是记忆错误,可是这种错误,在当时就发生了。当钟逸人回忆的时候,他的一位同党古先生就讲出来,说当时我们这个反抗国民党的部队根本没有这么多人,你说你做总司令,没有这个事情啊,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个编制,没有这个声势,也没有这么多的抵抗,为什么变得把我们描写得这么英雄啊?果然,这个英雄啊越来越夸大,到了《一九四九年大迁徙》的时候,已经夸大得不得了了。所以我们看起来,觉得这整个节目里面,美中不足,可是我们没有怪制作人,因为这样的制作,不可能有你李敖所说的这个效果,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专家的事情,专家是谁?专家是李敖。如果问我李敖这个节目这么做,我告诉你,你们做不出来了,因为只有你们这个做法才能做出来。大家看这么好的一个节目,可是照我李敖的做法做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过分地挑剔,东挑剔、西挑剔、东考证、西考证,这件事情就做不出来了。所以,历史有一部分的确是靠着我们这种想象所建构出来的一个感觉,事实上不可能有那个感觉。可是当在《一九四九年大迁徙》里面,你有的时候就会看到这种感觉。
你看到严家淦,就是台湾所谓做过蒋介石以后的跟蒋经国之间过渡的这个“总统”,傀儡“总统”,在他的家里面,当那些箱子照出来以后,我们有个印象,觉得他们怎么有这么多箱子?可是大家知道吗?或者节目里面也没有强调出来,严家淦不是一九四九年来台湾的,他当年是跟着陈仪一起来接收台湾的,换句话说来得比较早。那我们才知道,他家里面会有那么多的家当。可是同样的,给我们另外一方面情况没有反映出来,你没到我家来照啊,我们家也带出来一个箱子,只有一个箱子,为什么只有一个箱子?我们没有本领带出这么多箱子来,即使有一些东西也带不出来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的?我们是那么样艰苦地过来的。所以对国民党这些大员而言,逃难对他们来说就不是逃难,他们是搬家,可是对我们而言就是逃难。
我的一位好朋友叫做施珂,他是台大中文系研究所的。他到现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还是在逃难。他从大陆逃到台湾,当他有机会去美国的时候,他跑到美国。大家看看我家里好了,我家一九四九年来台湾的时候,我的大姐二姐留在大陆没有出来,为什么没有出来?当时家里人判断错误。当时我的大姐刚刚考取了辅仁大学一年级,刚刚考取大学,觉得怎么可以离开呢?我二姐在贝曼女中念高三,眼看就要高中毕业了,等念完高中吧,当时我的姑父在美国那个陈纳德中将的那个民航空运队,是空军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跟我爸爸说,不要那么急嘛,她们两个人一个念大学一年级,一个念高三让她们念嘛,万一有风吹草动,有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派飞机把她们接走就好了嘛。
结果大陆失去得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快,那时候来不及了,所以我的大姐二姐留在大陆没有出来。到了台湾的有我的第三个姐姐,第四个姐姐,我的大妹妹,我的小妹妹,我的弟弟。到今天为止,三姐在美国,四姐在美国,大妹妹在美国,小妹妹在美国,我弟弟在加拿大,只有我一个人在爱台湾,留在这里,为什么?基本上就是这些外省族群的心理所致。有很多本省人骂,说你们不爱台湾。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对台湾没有信心,有机会怎么样?有机会就跑,午夜梦回,我们就跑。所以我的好朋友施珂,他在台大念完中文研究所以后就走了。临走以前他跟我见面,他一个好朋友叫陶泓,他们两个开玩笑,陶泓对施珂说,我一辈子就是要逃难,所以我把我的家当啊,携带细软啊,我这些细软非常简单,只要全部财产一背我就走了,我就可以上车,就可以上船,我就走了,逃难方便得很。我这个好朋友施珂大哥,他对陶泓讲,你这一背就走算什么本领啊,我施珂手一提就走,我的家当、我的细软、我逃难的东西一提就走。换句话说,这些人带的东西,就是睡衣睡裤,牙刷、牙膏、就这样子随时准备就走了,就跑掉了。今天他们都在美国,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真正一九四九年大迁徙带给这些外省族群的真正的心灵上的阴影,我的好朋友游本嘉他们应该指出来,这种心理上的这种伤痛和恐惧,是多么的严重。他们不敢待在台湾,闻望风而逃,共产党来,他们就跑,跑到台湾跑不动了,或者被控住不能跑了,有朝一日要开放的时候,他们还会全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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