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超越了以社会调查取向为核心的乡村研究，而突出了乡村研究的社会学意义。
本书既注意到了人类学话语的整体性和世界视角，同时又密切地从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积淀中寻找对话点，并作出了自己的分析，这个路数是值得赞赏的。或许这也是中国乡村研究的学术之道，即是一种学术的文化自觉。
本书论证了1949年后乡村的纵向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典型过程是“翻身”），但横向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针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乡村社会结构出现的新特征，作者提出了与老一辈社会学、人类学家相呼应的“工具性圈层格局”、 “核心家庭本位”等概念。所有这些都表明，该书是近年来乡村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本书基于丰富的田野材料，对湖南省一个汉族村落的历史及村民生命史予以详细的叙述和分析。作者认为，与梁漱溟、费孝通所说的传统乡村社会的“伦理本位”与“差序格局”相比，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形成了“核心家庭本位”和“工具性圈层格局”的特征。主要如：乡村的纵向与横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共变；乡村社会不再是费孝通所描述的“熟人社会”，而是融入了大量陌生社会行为规则的社会（尽管村民间仍是熟人）；村民以“己”为中心，一圈圈往外“推”展其关系时，“推”的核心依据不再是“伦常”，而是工具性的有用性，以致形成了“工具性圈层格局”；财产关系理性化说明村民不再如梁漱溟所说的依据“伦理本位”而有“共财之义”；向往不劳而获的劳动观和财富观说明村民人生观已转向“向外用力”。这些论断，都将前人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 针对中国乡村研究两种观点——“革命—再革命—告别革命”、当代乡村社会基础是“无公德的个人”及不管昨日和明天只顾今日的人，本书以大量的经验叙述为基础，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作者认为，乡村社会传统在革命中既未完全中断、也非完全延续，革命在纵向社会结构上改变了乡村社会（典型过程是“翻身”），但在横向社会结构上则延续了传统，村民并没有将“阶级认同”作为处理与其他村民关系的核心标准。该书还论证在当代乡村社会中，虽然个人主义确实开始急剧膨胀，但绝非毫无底线地变成了“无功德的个人”状态，而是在核心家庭内部仍然基本完整地保持着情感主义至上取向，在核心家庭以外则既有个人主义的一面，也有情感主义的一面。在社会心态上，虚无的一面开始困扰村民，但村民亦尚远非陷入深度虚无、只管今日不管昨天和明天，而是也有关注历史的、意义连续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