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所著的《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对胡适、何廉、蒋廷黻、翁文灏、张东荪、张君劢、梁漱溟、朱自清、吴恩裕等人的遭际和心态作了深层次解读，如应用托克维尔关于路易十六的论述谈慈禧新政，从孙中山独赏陈其美看近代畸形政党政治，发现朱自清非因穷饿而死，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之横遭阉割，闻一多和朱自清并非知交，秧歌作为革命符号的话语霸权，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何以多耻感，49年后在国家权力的威压下，不可能再有赵明诚李清照一类“文章知己、患难夫妻”等等。

近世文人之命运折射出中国百年风雨历程，《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通过披阅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胡适、何廉、蒋廷黻、翁文灏、张东荪、张君劢、梁漱溟、朱自清、吴恩裕等人的遭际和心态作了深层次解读，坚持论从史出和“同情之理解”，文本内蕴悲悯之色彩，极富个人化，堪称近世文人群体的一幅心灵画像。《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由黄波所著。

窥破文字的迷障(自序)

第一辑 时代与人

 “平生自问尚无羞”——书生翁文灏

 在孔子与罗素之间——漫说张申府

 “书生谋国直堪笑”——关于张东荪

 “丁在君这个人”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命运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个年头

 一个没有失败的“失败者”——“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

 说到“英雄”一涕然——陈其美及其时代

 真实与幻影——朱自清的1948年

 “北京政变”中的胡适

 晏阳初——不同的视角

 秧歌与大变动时代的知识分子

 “昔时赵李今……”

 从政治学家到红学家的吴恩裕

第二辑 性情与命运

 杨度：市井有谁知国士

 “知堂谈吃”有新篇

 唱样板戏的俞平伯

 残缺的《最后一次讲演》

 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读《沈祖棻诗词集》

 “政治装饰品”的心曲——《蒋廷黻回忆录》、《何廉回忆录》读后

 新闻史上的“范长江现象”

 历史的误会——作为“战国策派”文人的陈铨

 闻朱关系考

 寂寞一诗翁

 关于晚年周作人的两三件事

第三辑 现象解读

 独立人格是怎样失去的？

 模糊的“思想受难者”形象

 宽容的底线及其他——再探“思想受难者”的施难等问题

 接受忏悔，我们准备好了吗？

 重读吴晗的杂文

 如果哈耶克读民国史

 要不要“回到傅斯年”？——“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再解读

 托克维尔的启示

 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

 世运变迁与文人隐疾

“平生自问尚无羞”

——书生翁文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坛上，涌动了一股“学者从政”的小小浪潮，著名者如名满天下的胡适，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史学家蒋廷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任、经济学家何廉，而其中官位最高、经历最曲折者当属地质学家翁文灏，他做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高位，晚年又翩然海外来归，以政协委员终老。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及应该如何团结“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时，专门点到了翁文灏，说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算是未盖棺而论先定。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字咏霓，早年留学比利时，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任农商部矿政司司长等职。1914年任北京政府地质调查所矿产股股长等职。1918年代理所长。1922年起任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主任，曾先后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国际地质会议等，首次提出燕山运动在中国的存在及意义。1931年，一度代理清华大学校长职务。1932年被国民政府委为教育部长，辞未就。1935年初，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37年4月，以中国特使团秘书长身份，随孔祥熙到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6月，访问德国，旋赴苏联考察。1938年1月，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工矿调整处处长，负责军需生产。1943年9月，主持同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森及赫尔利关于中美两国军事经济合作计划会谈。同年11月，工矿调整处改称战时生产局，兼任局长。1945年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5月任行政院院长。11月辞职。1949年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离职后，于1950年由香港去法国讲学，次年从法国经香港回北京。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台湾和平解放工作委员会委员。1971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著有《中国矿产志略》《甘肃地震考》《椎指集》等。”从这个辞条可以看出，翁文灏的人生在1935年判然两途。作为学者的翁文灏，曾在近代中国大放异彩，手头有一本《翁文灏选集》，书后附有《翁文灏在我国名列第一的贡献》，计有十一项：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对作为科学家的翁文灏，如今的评价已趋一致，尤为难得的是，他在科研方面的组织和管理上的才能也早有定评。中国近世文人学者多多少少都与政治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以翁文灏的天性，他本应是一粹然学者、书生。他虽然也被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和丁文江等这批朋友不同，他不仅有浓厚的专业关怀，而且骨子里是相信科学救国的。职是之故，翁文灏先后两次婉拒了国民政府的征召。然而对近世知识分子，政治这东西简直就是胡适所说的“不要儿子，儿子来了”。一个对做官没有兴趣相信科学救国的学者最终还是走上了政治前台，、甚至一发不可收，在一个被世人目为腐朽无能的政府内阁中挂了头牌。回首前尘，其中可有几分宿命的意味？

翁文灏命运的转折缘于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1934年农历正月初三，翁文灏赴长兴调查石油的途中，因所乘汽车猛撞到桥栏杆上，汽缸爆裂，致头部受重伤，完全昏迷，病势极为凶险。蒋介石得报后，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并延请国内名医会诊，接来家属照看，终使翁文灏转危为安。说到翁、蒋的关系，还要追溯到1931年。鉴于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蒋介石在钱昌照的建议下，决定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内成立一个秘密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按照钱的设想，此处的“国防设计”是广义的，不仅有军事、外交，还包括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粮食及各种专业人才等各个方面，钱按照蒋的意思拟定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这一名单和以往南京政府的官僚机构有极大的不同，名单中人大多未曾在南京政府中任职，有些甚至是对南京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这份名单使一大批中国知识界、实业界的精英人物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翁文灏也列名其中。1932年春，蒋介石授意钱昌照分批安排名单中人与自己会见或讲学。翁文灏遂于该年夏天应钱昌照之邀上了庐山牯岭，与蒋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蒋、翁二人不仅都是浙江人，而且蒋的老家奉化与翁的老家鄞县过去同属宁波府，这种地缘关系可能淡化了初次相交时的距离感。两人在会谈中有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应对日本迫在眉睫的威胁。翁文灏说，如果以蒋为首的政府能够负起抗日保国的重责，必能取得全国拥护，而且因了确定的中心目标，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也易推进。谈到自己，翁文灏说他对政府工作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因并告以我国自然资源分布情况”。蒋顺着翁文灏的话头，托出了自己和钱昌照准备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设想，并趁热打铁请其担任委员会中负实际责任的秘书长一职(蒋自任委员长)。蒋的这一要求使毫无从政准备的翁文灏措手不及，他表示自己可以担任委员，但秘书长一职实难允诺，蒋却坚持己见，几经反复，最后以双方妥协达成一致：翁文灏接受秘书长的职务，但并不到职任事，仍居北平继续主持地质调查所工作，由钱昌照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负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时隔不久，南京政府再次改组，10月28日任命公布，教育部长竟然是事先毫不知情的翁文灏。翁以继母病故要送其灵柩返乡为理由，上书南京政府坚辞未就。

蒋介石在考虑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人选时，为什么独独相中翁文灏？主因大概有二，一是作为学界名流的翁未加入任何党派和团体，无政治背景和派系色彩，既有利于和各界精英联系与合作，也便于蒋介石对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控制；二是国防设计委员会的针对性很强，但当时中日表面上还未正式全面决裂，翁文灏虽是名人但毕竟尚未在政坛上露过头角，由他任秘书长可以减少外界注意。当然，蒋、翁二人小同乡的关系也是个可以适当注意的因素。

回顾蒋、翁的关系，二人有一个逐步接近的过程。不论真假，蒋在二人的第一次谈话中慨然以巩固国防为己任，这给崇尚科学救国的翁文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选择。翁文灏晚年回忆说：“那时我误认蒋虽是一个军人，但尚能认识保全国土的责任。  P3-5

窥破文字的迷障

我曾经应约为《杂文选刊》写过一篇题为《窥破文字的迷障》的所谓“创作谈”，文章很短，先录在下面：

自有文字以来，人类文明史渐趋辉煌。但文字这东西传承文明，也同时在设下无数迷障。这迷障有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原因，也有无心与有意之别，但最重要的一点，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成为一种奢侈品甚至被视为某种忌讳时，文字的迷障就不期然而然地降临了。

我喜欢去努力窥破文字的迷障，《十字坡上的冤魂》和《“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是两次尝试。对国人那种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英雄观，我困惑已久：十字坡上快意恩仇的武松、张青让人迷狂，为“英雄”衬色、垫底的十字坡上的冤魂却无人注意，这是一种怎样的国民性？于是我写了一组关于《水浒》的文字，总题为《说破英雄惊杀人》，陆续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包括《文汇报》笔会版等多家媒体为这组文字开辟了专栏，网上也转载如潮。我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感兴趣，搜集了许多史料，也写下了杂文、随笔多篇，《“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则是我这方面探究的一个小切口，通过冯至先生这一个案，我希望能够让人思索：为什么自轻自贱会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生活常态？究竟是什么力量逼使中国知识分子自轻自贱？这种自轻自贱与哲学上的“否定”有何区别？它对国家民族的危害又在哪里？……从文章发表以后的反响看，部分实现了我的目标，我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而欣慰。

文章中提到的《说破英雄惊杀人》，是我十几年来阅读《水浒》的一点随感，现已结集成书，已于2007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而“我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心态感兴趣”云云，这种兴趣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本名为《真实与幻影》的小书。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走过怎样的道路，我相信拿起这本书的人不会比我知道的少。我所做的工作是，对各种资料，哪怕是非常普通极易见到的资料，进行比勘，从中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说到底，仍然是在努力“窥破文字的迷障”。我的企愿是，如果一篇文章能够发现一个问题，积累得多了，庶几我们就能够回答这样的大问题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昭示着什么？鉴往知今，当下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自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奢望。

研究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很多，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不能不心怀感激地提及这样一些荜路蓝缕者：谢泳、许纪霖、丁东、范泓、傅国涌、张耀杰……不敢自承为他们的“后劲”，因为除了个人天份的限制以外，客观条件也是一大要素。探究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工作中，第一位、最基础的工作是尽可能多地搜集原始资料，但说了也许读者会不相信，本书所引用的参考书目，没有一种是从公共图书馆中得来的。我原在一个内陆的小城，那里的藏书似乎不比我的私家藏书多多少，现在我暂时栖息于一个据称要向“国际大都市”迈进的城市里，可这里的图书馆，我仍然是进一次就会失望一次。因此，我虽然利用网络，相对丰富了我个人的藏书，使资料运用中还不致捉襟见肘，但“研究”二字，是万不敢当的，只好说是个人对那代知识分子的匆匆一瞥罢了。自然，这匆匆一瞥的缺陷几乎不言而喻，也许唯一可以自慰的，这一瞥还不失个人化，此外，在一瞥中我坚持知人论世，坚持对那一代知识分子作“同情之理解”。

自小读书就不喜欢长长的序言。轮到自己，却不知不觉间罗罗嗦嗦了这么多。最后，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的朋友和师长，还有家人，真诚地道一声“谢谢”！这是我的第四本小书，但愿与前三本相比，它能带给你们稍稍多一点的阅读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