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克林顿是美国执政最为成功的总统之一，在他8年执政期间，美国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稳定局面，他的执政理念、经济决策，历来是世界各国政府研究的绝佳版本。

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克林顿：重返工作》一书中，克林顿为我们阐述了退出政坛后对自己8年执政的深入反思，以及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指导意见。他在书中认真反思了美国的经济政策、政治斗争、大国地位，甚至是教育、科技、医保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

可以说，这是一部美国政府执政总策划书，可以成为各国研判美国未来政策趋向和制定发展战略的参考指南。同时，这本书深入浅出，让普通人也能在阅读中了解美国的内外政策与未来经济形势，了解世界局势及反思本国政府政策对本国发展的影响。

比尔·克林顿在《克林顿：重返工作》中阐述了当今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并提出为什么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恢复经济增长、创造就业、重建金融责任、解决次贷危机，执行一项战略可以使美国“回到通往未来的正道上”。克林顿详细阐释了自己对以上问题的看法。他解释了美国为什么会陷入今天的危机，并且就如何让人民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增加银行信贷和企业投资、使出口额翻番、重建美国制造业基础、开拓新行业等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他表示支持奥巴马总统对绿色环保技术的重视，认为改变我们生产和消费能源的方式是一项国家战略，这一战略最有可能催生快速增长的经济，并提高国家安全水平。

此外，克林顿还着重强调了私营部门与明智政府之间要通力合作，共同使美国恢复繁荣与进步。他以史为鉴，论述了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到政府头上，那么我们就无法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能实现共同繁荣富裕。

克林顿在《克林顿：重返工作》中写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反政府战略可以使美国在21世纪取得成功。反政府战略的理论基础在于‘个人要为自己负责’的理念，而不是‘同舟共济，携手并进’的理念。”他认为，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冲突在政治层面上是件好事，但却造成了不良的政策，使我们经济乏力、就业岗位不足、收入差距加大、贫困加剧、有力的竞争地位受到削弱。在现实世界中，合作比对抗要好得多，“美国人民需要在实际生活中赢得不断的胜利”。

前言

第一部分 我们在哪里

 第一章 我们过去30年里的反政府情结

 第二章 2010年中期选举及其在反政府政治史上的位置

 第三章 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

 第四章 债务问题如何解决

 第五章 对比一下我们过去和今天的竞争对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第二部分 我们能做什么

 第六章 未来我们如何重振希望

后记 抉择时刻

致谢

2010年的中期选举之后，我之所以决定写这本书，并非因为我所在的民主党失利，而是有感于此次选举的内容。经济状况不良，我们为了防止经济衰退演变为全面的大萧条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很多人的生活依然没有得到改善。所有这些因素都必然导致人们的愤怒情绪和焦虑情绪在中期选举日这天达到高潮。这对于执政党而言是不利的消息。

令我不安的是，虽然有那么多的人遭到经济衰退的打击，虽然有那么多的挑战需要应对，但是整个中期选举却没有提供什么机会让人们深入讨论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总统和国会在前两年里的是非成败、两党在2011年和2012年打算做些什么以及当前这种状况可能引发的短期后果和长期后果。我们如何才能在国内恢复 “美国梦”，并使其维持下去呢？在21世纪，世界的竞争性、复杂性、莫测性、分裂性日趋显著，我们如何才能确保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领导地位呢？对于这些更为重要的问题，中期选举期间都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讨论。

相反，选举期间充斥着华而不实的高谈阔论，充斥着虽然猛烈却往往不实的攻讦。这些非但不会有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导致前景更加渺茫。共和党人似乎在说，之所以会发生金融危机以及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之所以美国经济在触底了近18个月之后依然没有完全复苏，就是因为政府课税过重、开支过大以及在经济事务中插手太多，如果能够清除政府管制这一毒瘤对我们的生活和收入的影响，一切问题将会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攻击总统和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的人把他们描绘成了大政府中的自由主义分子，并认为是他们把美国带到了毁灭边缘，而且认为如果再给他们两年的时间，他们将会把我们推向无底的深渊。

事实证明，这些攻讦在选举中十分奏效，但是我认为这些攻击都是无稽之谈。首先，出现经济衰退的原因是银行的负债水平过高，风险投资过多，尤其是次级贷款、证券以及证券衍生品。比如，贝尔斯登公司破产之际的杠杆率是1∶35。传统上，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杠杆率一般是1∶10或1∶12左右，而投资业务的杠杆率更高。换言之，在杠杆率这个问题上，政府没有进行充分的监管和限制。

其次，这次经济衰退之所以没有演变为全面萧条，就是因为政府采取的举措挽救了金融体系，使其免于崩溃。为了防止金融崩溃，美联储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总额接近1.2万亿美元，包括购买有价证券和抵押贷款。经常受到批判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最初获批的资金为7 000亿美元，而实际支出规模勉强多于4 000亿美元。在已经支出的那部分资金中，除了1 040亿美元没有收回，大部分都已经收回。2011年7月8日，阿伦·斯隆(Allan Sloan)和多丽丝·伯克(Doris Burke)在《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估计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最终成本只有190亿美元，并援引《财富》杂志上的一篇分析得出结论说，美联储从救助方案中获得的投资收入将会为纳税人带来400亿~1 000亿美元的净利润。

最后，大多数经济研究表明，政府如果没有采取经济刺激方案，没有拯救并重组汽车行业，那么美国的失业率将会比实际情况高出1.5~2个百分点。诚然，经济刺激方案并没有促使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平。毕竟，你不可能用8 000亿美元就能填补几万亿美元的大窟窿。出台经济刺激方案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出现大崩溃，并推动经济开始恢复。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近8年时间里，美国有很多家庭的收入增幅很小或者根本没有增加。对于这些家庭，政府为其提供了减税优惠，每个家庭减少了800美元，而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拿出超过1/3的资金为这些家庭减税。很多人都需要这笔钱来购买生活必需品。这部分资金中大约有30%都拨给了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以防止更多的教师、医护人员、警察等遭到解聘。这些资助措施肯定非常有效，因为资助终结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资名单上的人数减少了50多万。

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中，只有1/3的资金投向了能够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这些项目既包括修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还包括给新能源企业提供贷款和资助，鼓励它们制造更多与新能源相关的产品以及发展节能技术。比如，从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到2010年的中期选举日，美国的新型电池制造企业增加了30个，有的已经建成，有的正在建设中。这些新型电池能够为混合动力汽车和全电动汽车提供动力。结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美国在世界新型电池市场上的份额从2%上升到20%。如果当前的刺激措施能够维持下去，我们就有能力在2014年之前斩获40%的市场份额。

换言之，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银行体系在后备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大肆进行风险贷款，而政府监管缺失，几乎没有对此加以约束。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演变为经济萧条，就是得益于政府及时为摇摇欲坠的银行体系大量输血，这才使其免于崩溃。经济衰退的影响之所以能够得到抑制，就是因为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拿出了一部分资金为低收入家庭减轻了税负，保留了大批公共部门的就业岗位，通过兴建基础设施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同时通过鼓励私营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增加就业。

对于共和党成功地攻击政府，我之所以惊讶不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之前8年里的所作所为。他们一方面实行减税措施，另一方面大幅增加政府开支，开支增幅几乎是我执政那8年的2倍。他们没有创造多少就业机会，但是连续4年保持平衡的财政预算和财政盈余却葬送在了他们手里，国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翻了一番。当然，他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提高债务上限，以期继续依靠大幅借贷来维持大手大脚花钱的做法。对于这种做法，我向来是坚决反对。

2007年民主党人在国会中重新获得多数席位之时，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次贷危机渐趋恶化，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奥巴马宣誓就职之时，经济衰退已经持续一年有余，而且爆发于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为“大萧条”以来之最，从而推高了年度财政赤字以及国债总额。有鉴于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刹住这个趋势。于是，之前反对政府调控的运动立即改弦更张。共和党大手大脚了8年之后，居然反对新任总统和国会出资缓解经济衰退，而且针对由此引起的债务激增，共和党予以猛烈抨击。实际上，债务激增的根源要追溯到共和党当年的政策以及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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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就是因为我热爱我的国家，因为我担心我们的未来。我在1992年初次参加总统竞选时经常说，美国价值体系的核心就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认为，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工作勤奋、遵纪守法，你就能享有追逐梦想的自由和机遇，就能给孩子们留下一个使其自由逐梦的国家。

然而，对于1500万急需全职工作来养家糊口却遭遇失业或依靠做兼职度日的人而言，这种理念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失业期超过半年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甚至连获得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对于这些人而言，上述理念也显得非常不现实。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他们是牺牲品，而似乎导致经济衰退的责任也要由他们来承担。

工作是人们赖以谋生的重要手段，但工作意义绝非仅限于此。工作对于人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工作是人们获得尊严的基础，有了工作，人们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用、独立而自由的人。12岁时，我替人修剪草坪挣到了第一笔钱；13岁时，我在一个小杂货店里工作，在旁边摆了一个销售二手连环画的小摊；从乔治敦大学毕业之际，我通过从事另外7份工作挣了一小笔钱；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时，我又做过其他7份工作。之后的40年间，不算创立基金会和其他慈善工作，我又做过9份工作。

我早期所做的工作中，大多数都没有持续很久。并非每一个工作都是我之所愿，但每做一份工作，我都会在工作、待人接物以及如何让雇主和顾客觉得物有所值等方面有一些新的感悟。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笃信无论发生什么，我永远都能自立。这成为我个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促使我在成年以后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帮助别人，也让他们有机会实现自立。看到这么多人被迫失业、深陷债务泥潭而且痛苦地怀疑自我，实在是令人心碎的事情。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现象。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在本书中，我将尽力解释美国在过去30年中发生了什么、美国的政治体系为什么没有以更好的方式应对挑战、为什么政府依然很重要以及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我将尽力阐述我们在促进经济复苏、应对长期债务方面应该做些什么选择，同时指出除非经济复苏，否则将无法解决日益迫切的债务问题。在21世纪的前十年间，虽然统计数字显示美国经济实现了增长，但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工资水平停滞、贫困现象增加、家庭债台高筑，而且美国90%的新增财富都流向了10%的最富裕者。我所指的并非这类增长，而是体现了“美国梦”的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下，美国有大量的新企业，工作报酬优厚，而且美国在清洁能源和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占据领导地位。

如果我们无法恢复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我们在今后数年间将会继续深陷当前这种经济泥潭，而且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的行为都不足以解决长期的债务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在未来必须推动美国实现复苏。

抉择时刻

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是否渴望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团结一心，重建美国梦，重建中产阶层。怎样才能以聪明有效的方式完成这一使命？是需要强大的经济和强有力的政府共同工作，使人们分享机会、分担责任、共享繁荣呢，还是弱化政府职能，任由利益集团横行？这些利益集团蔑视共同繁荣，推崇“赢者通吃”，最终将会导致国家繁荣丧失殆尽。那些反对政府的人士所鼓噪的“个人要为自己负责”政策最终将会导致任何人都无法享有繁荣。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人人共享繁荣的未来，希望中产阶层不断壮大，希望贫困逐渐减少，希望美国梦焕发生机，希望美国能够在当今激烈竞争的世界中保持其推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领导地位，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而且刻不容缓。

放眼国内和国际，我们会看到创造繁荣的都是那些致力于生产投资的人，而非醉心于过度消费的人；繁荣源于创造性的合作，而非无休止的争斗。

要想在全国各地都创造繁荣绝非易事，原因不仅仅在于各地的地区条件和资源状况相差甚远，还在于长达30年的反政府两极政治给我们造成了多动症，严重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面对这种症状，我们换汤不换药，还是接受政客和所谓专家们提供的强心剂。我们不想跟意见不同的人相处，不愿聆听他们的意见，更不愿向他们学习。我们还担心美国已经风光不再。

最辉煌的日子也许真的已离我们而去，但并不绝对。

比尔·毕晓普(Bill Bishop)当了一辈子的民主党党员。他在自己的《大归类》(The Big Sort)一书中提到，自己唯一的共和党邻居从奥斯汀的一头搬到了另一头，他怀念与这位邻居之间的谈话和争论。而这位共和党邻居之所以要搬家，是因为周围的民主党邻居中除了毕晓普之外都让他感到不自在。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约翰·伯格(John Bogle)当了一辈子的共和党党员，他首创了股票指数共同基金。伯格在自己的《够了》(Enough)一书中说，美国金融业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无比巨大的损失。金融业只关注大额交易，而这些交易费用高昂，无益于企业发展和就业增长。他与其他成功的共和党党员和民主党党员一道提出，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减少华尔街和美国企业界只顾眼前利益的“近利主义”情结。这就是希望。

只要还有数千名美国人排队应征一个空缺岗位，还有这么多年轻人(也包括那些已经不再年轻的人)不断涌现好点子，我们就还有希望。

要想把这份希望转化成为积极的改变，各行各业的美国人都需要树立信心，具备足够的常识和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这才能使美国走出经济和政治上的困境，回到通往未来的康庄大道上。

2011年春，盖洛普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相信现在这代年轻人能够过上比他们父辈更好的生活。2011年8月14日的《洛杉矶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动荡的一代：美国年轻人在梦想中挣扎》(Generation Vexed：Young Americans Rein in Their Dreams)，文中描述了年轻人不断跳槽，不得不一再推迟婚姻，并不断给梦想打折的现实。

我可以理解年轻人之间弥漫的悲观情绪，毕竟眼下的困境发生在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年龄段。不过，自暴自弃于事无补，永远成功不了。削减开支，节衣缩食可能是有必要的，但不应该给梦想打折。

有件事情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正在快速地融入一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更多新崛起的经济力量，国际政治影响力也越发分散。在当年柏林墙倒塌时，人们觉得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唯一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超级大国，但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很久。如果你相信智力和个人努力是平均分配的，那就不该埋怨这样一个现实，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将赋予别国人民更多追求梦想的机会，将给越来越多的国家崛起的机会，也给一些国家的重新振兴和崛起提供了契机。倘若你真心信仰自由和自由市场，那就不应当埋怨竞争，而应在竞争中自我学习。

在新的多极化世界中，我们仍然可以是全球最成功的创新型国家；我们仍然可以是全球最成功的新产品和服务生产国；我们仍然可以是全世界最包容的国家，融合来自各个民族、各个种族、各个宗教和各种文化的人们；我们仍然可以成为分享机会、共担责任的典范国家，向世人展示个人自由与紧密合作的力量，展示自由市场和积极政府的力量。

要想在21世纪的世界取得成功，就要求美国人民足够好奇、足够谦虚、足够聪明，还要足够大度。所谓好奇，就是要认真学习那些在重要领域做得比我们优秀的国家；所谓谦虚，就是要认真聆听那些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同胞的意见；所谓聪明，就是要明白分享繁荣比“各顾各家”更利于成功；所谓大度，就是要勇于承认自己有时也会犯错误。[如果你因自己不够完美而不快，想要了解自己的错误所蕴含的潜在积极意义，可以阅读凯瑟琳·舒尔茨(Kathryn Schulz)的《犯错的价值》(Being Wrong)一书。]

美国现在的状况是一团糟。20世纪最后几年，美国实现了强劲的就业和收入增长，债务逐年下降。可就在21世纪伊始，我们开始逐步抛弃一条被证明是正确的、繁荣共享的道路，转而越加追捧反政府理念。现在，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唯一的明智之举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承担起改变现状的责任。世界在不断向前发展，倘若我们不想被别的国家超越，我们就需要重新回到竞争游戏之中。让我们摒弃僵化的意识观念斗争，将我们的价值观、理念、经验和梦想都集中于对未来的讨论。如果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无党派人士、保守派、自由派、进步派和自由主义者能够以事实为依据，在不违背原则的妥协基础上展开富有实效的讨论，那将是多么激动人心呀！

我不知道眼下的这种情况最终会发展成什么结果，我只知道200多年来所有唱衰美国的人无不以失败告终。现在，又有很多人在唱衰我们，但我深信，虽然当今世界已今非昔比，但我们能找出正确的道路，通向“更加完美的联邦”。我们这就起程上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