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千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曾经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给我们留下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一系列传世名著。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我们有责任总结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各级干部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迫切需要加强学习，以提高他们在修齐治平方面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固然很多，而认真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本书的目的，就是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供一面镜子，使他们用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照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提高自身修养，做出符合国情民意的决策。

本书为“新世纪干部历史文化读本”系列丛书之《分久必合》。

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也是治乱兴亡更迭的历史。治乱与兴衰，不仅仅是历代王朝的政治特征，时至今日，它仍然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倒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民族的兴盛与衰亡。中国古代治乱兴替的历史实践，政治家、思想家的探求与总结，仁人志士为维护治世、警避乱世、防止历史逆转、力求国家长治久安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使我们在洞悉治乱兴亡规律的同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制治于末乱。

序

一、从三家分晋到秦皇一统

 (一)三家分晋：社会大变动序幕

豫让

 (二)魏：昙花一现的强国

西门豹

 (三)赵：四战之国的盛衰

毛遂

 (四)韩：在夹缝中求生存

 (五)燕：周旋于大国之间

苏秦

 (六)齐：泱泱大国的浮沉

孟尝君

 (七)楚：跛足大国的兴亡

 (八)秦：后来者居上

二、周武帝统一北方

 (一)北齐的胡汉之争

 (二)庸主、勋贵与恩悻

 (三)周武帝灭佛

 (四)晋阳已陷休回顾

斛律金

宇文护

三、隋朝：其兴也勃

 (一)思安逸民

 (二)勤劳思政，躬行节俭

 (三)革文皇之弊，极隋朝之盛

 (四)逞欲无厌，其亡也忽

 (五)除谏掩过，至死未寤

高颍

杨素

李密

四、元朝：武功迭兴的大一统

 (一)大蒙古国的建立

 (二)南下和西征

 (三)武功迭兴，文治多缺

 (四)“思大有为于天下”

成吉思汗

窝阔台

耶律楚材

一、从三家分晋到秦皇一统

公元前475年，即周元王元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习惯上把这一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称为“战国”。从表面上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大国兼并小国，战争连年不断。实际上，通过这种暴力的方式，中国古代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大变动，这场历史性大变动的终结点，就是秦始皇所实现的大一统。

对于今人来说，两千多年前的社会大变动，给了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国与国之间的兼并、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抗衡和竞争，而且也是先进的与落后的两种制度之间的较量，是新兴的与腐朽的两种社会势力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从更深的层次来说，也是新旧两种观念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更替与变革。这种更替和变革的结果就是大一统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性质的封建王朝的创立。

(一)三家分晋：社会大变动序幕

1.知伯骄而失国

胜利者是强大的，但强大的未必是胜利者。晋国四卿知氏、韩氏、赵氏、魏氏四家之间的较量，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弱者由于面临强者的共同威胁而联合起来，最终打败了强者，由此导致了“三家分晋”事件的发生，赋予历史发展以新的意义。

知伯之所以身死国灭，是因为他的骄傲。骄横而目中无人，骄横而不可一世，使他对眼前发生的事变丧失了起码的判断力。

晋国处于今山西西南部，原来是个大国。晋献公时，统一汾水流域，继而发展到黄河南岸和西岸。晋惠公时，又“作辕田”，“作州兵”，实行改革，晋国以此走上了强国之路。周襄王十六年(前636)，晋公子重耳流亡十九年后回国即位，称晋文公。晋文公在政治上打着“尊王”的招牌，以此提高晋国在诸侯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又奖励农业，发展商业，扩充军队，使晋国国力大增，进而与楚国争霸中原。周襄王二十一年，城濮一战，晋国大败楚国。文公献俘于襄王，襄王遂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晋文公则率诸侯朝襄王于践土，以此实现了晋国争霸中原的宿愿。但晋文公在位仅仅九年，此后，晋国进人多事之秋，国势逐渐转弱。大臣以正卿执政，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到了春秋末年晋国六卿即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势力逐渐强大，左右国政。进入战国时期以后，事情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六卿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不断发生分化、兼并和重新组合。公元前458年即晋出公十七年，知瑶联合韩、赵、魏三氏，将范、中行二氏灭掉，瓜分了他们的封地。但是，胜利者之间的同盟并不巩固。对于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和人力资源的瓜分，激起了胜利者更大的贪欲，特别是对其中势力最大的知氏来说，更是这样。

知氏家族的首脑人物知瑶，首先将目标对准了卫国。他指使他的儿子颜假装逃奔到卫国，以便时机成熟时来个里应外合。但是，他的这套把戏却没有瞒过明眼人。卫南子对卫公说，知氏的太子在他父亲跟前很是得宠，没有什么罪错，无端地跑到卫国来，这里面一定有名堂。卫君心里有了底，就派人到边境迎接太子来卫，但特别告诉使者，如果太子的车队超过五辆车，就不准他进入国境。太子颜到了卫国后，递上父亲赠送的好马、白璧，卫君高兴得合不拢嘴，群臣也都兴高采烈地祝贺，只有南子面露忧色，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卫君看了心里很不痛快，就问南子，举国同欢，你为什么这样忧心忡忡呢？南子说，无功之赏，不可不察。卫君一想，此话有理，随即命边境加强守备。知瑶不知就里，按照原定计划发兵攻卫，可是到了卫国的边境，一看卫国的军队严阵以待，就灰溜溜地跑回来了。知瑶懊丧之余叹息说：“卫有贤人知吾谋也！”知瑶在卫国碰了钉子，可是贪欲却越来越大。到了第二年，他又率兵攻中山国，总算将穷鱼之丘划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些行动，都是针对三晋地界之外的，并没有引起国内太大的反应。可是，像知瑶这样的人，贪欲是没有止境的，此后，他将矛头对准了原先的伙伴。在他看来，韩氏、赵氏和魏氏在实力和地位上不配与他平起平坐。公元前457年的一天，知瑶与韩虎(韩康子)、魏驹(魏桓子)宴于蓝台。知瑶竟然当众戏弄韩虎和他的相段规。知国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就劝谏他说：

主不备难，难必至矣。

意思是说，国君如果不居安思危，就一定会发生意外之变。可是知瑶根本听不进这种逆耳忠言，竟然说：

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

一副骄横不可一世的样子。知国又说：

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日“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螨、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

知瑶还是不听。

过了两年，知瑶就直截了当地向韩氏“索地”。韩康子咽不下这口气，不想给他，段规劝他说，知伯贪而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他一定会兴师伐我，倒不如满足他的要求。他从我们这里得到了土地，就一定会对别人提出同样的要求，别人如果不给，他就会兴兵讨伐，到那时，我们不但免掉一场灾祸，而且可以“待事之变”，等着看好戏了。韩康子觉得此话有理，就派使者将万家之邑畅畅快快地送给了知伯。知伯动了动嘴，就得到了一大块土地，高兴得不得了。正如段规所预料，他又故伎重演，求地于魏桓子。桓子不想给，他的相任章劝谏说：

吾与之地，知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知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知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知氏矣，奈何独以吾为知氏质乎！(《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

知氏无止境的贪欲，是自掘坟墓，而段规的“待事之变”和任章的“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也确实是一种后发制人、引导对方犯错误的高明策略。后来的事情果然朝着这条轨道演变。知伯又向赵襄子索地，赵氏就是不给。知氏果然大怒，逼韩氏、魏氏一起发兵讨伐赵襄子。三家将赵氏的城堡团团围住，而且放水灌城。但赵氏百姓同仇敌忾，就是不投降。知伯在韩康子和魏桓子的陪同下到前线巡视，看到这一景象，不禁得意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韩两氏一听此话，脊背上冒出一股凉气。魏桓子拿胳膊肘捅了捅韩康子，韩康子悄悄地用鞋踢了下魏桓子的脚后跟。两人心照不宣，都知道汾水可以灌魏氏的都城安邑，绛水可以灌韩氏的都城平阳。知伯身边有个细心人叫缔疵，看穿了韩康子和魏桓子的心思，就提醒知伯说，韩、魏必反。知伯问何以见得。缔疵说，由人事得之。因为：

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

缔疵的这种推断确实合情合理，可是知伯刚愎自用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不但不相信，到了第二天，他还将缔疵的这番话告诉了魏、韩二子。魏桓子和韩康子立即反咬一口，说缔疵进谗是为赵氏游说，知伯居然深信不疑。缔疵看到两人出来，从两人的眼神已经洞悉了一切，这个聪明人知道知伯已无可救药，赶紧请求出使齐国，躲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赵襄子那边，形势危急，也在加紧谋划对策。他深明知伯的为人，也洞悉知氏与韩、魏二氏的同盟是十分脆弱的。于是派张孟谈暗地里找到魏桓子和韩康子。对他们两人说：

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

张孟谈所说的唇亡齿寒的道理，韩、魏二子自然是清楚的：赵襄子如果真的被消灭了，他的下场，就是韩、魏的明天。在这种情况下，二人与赵氏“惧而相亲”，暗中结成了反对知氏的同盟，并由此部署了一切。可悲的是，知伯对此还蒙在鼓里。赵襄子当夜派人杀死守卫堤防的官员，决水灌知伯的军队。知伯军救水大乱，韩、魏乘机从两翼出兵，赵襄子从正面出击，于是大败知伯之众，杀知伯，尽灭知氏之族。

司马光主持撰写的《资治通鉴》，开卷就记述了“三晋灭知氏”这件事，末了对此还发了一大通议论。

司马光说，知伯之所以败亡，问题出在他个人身上，是因为他的才能掩盖了他的德操。才和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世俗之人总是弄不明白这两者的区别，将有德和有才的人都称之为贤人，拿这种观点来看待人，识别人，就不可能发现真正的人才。那么，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呢？司马光认为：“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按照这位大史学家的理解，才是才干、能力，属于技能的范畴；德是德操，指的是品格和修养。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和才是不可分开的，但两者显然有着主次的不同，德占据着统帅的地位。才德兼备的人可以称之为“圣人”，才德俱缺的人则是“愚人”，品德修养高于才能的人是“君子”，反之则是“小人”。根据这种区别和分类，司马光甚至认为，如果“圣人”、“君子”不可求，与其得“小人”，倒不如得“愚人”。为什么呢？因为愚笨的人即使想做坏事，因为智力和体力的限制，也不至于坏到哪里去，就好比吃奶的狗咬人不痛一样。而小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有小聪明，干起坏事来无疑如虎添翼。可是，一般人都容易被才所蒙蔽，而忽视了一个人的品性修养。由此，针对知伯的败亡，司马光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知伯哉！故为国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

司马光撰史、论议所持的立场，与我们今天自然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将政治成败、史事得失归之于人的德才的高下，进而论及德才的不同和主次关系，这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他在论析此事后得出的结论，对于我们总结历代的治乱兴亡更富有启发性。

P1-7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国家与民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千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曾经从不同角度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给我们留下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一系列传世名著。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我们有责任总结和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各级干部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迫切需要加强学习，以提高他们在修齐治平方面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固然很多，而认真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唐朝名臣魏征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我们编撰《新世纪干部历史文化读本》的目的，就是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供一面镜子，使他们用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照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提高自身修养，做出符合国情民意的决策。

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也是治乱兴亡更迭的历史。治乱与兴衰，不仅仅是历代王朝的政治特征，时至今日，它仍然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倒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民族的兴盛与衰亡。中国古代治乱兴替的历史实践，政治家、思想家的探求与总结，仁人志士为维护治世、警避乱世、防止历史逆转、力求国家长治久安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使我们在洞悉治乱兴亡规律的同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制治于末乱。

在把握中国历史兴替发展规律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从中国的历代国情着手，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厘清历代国家体制、方针政策、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变迁和损益，从中提炼对我们今天治国安邦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政治方面，我们要注意集权与分权、统一与分裂、治民与安民、官僚体制与行政运作、民族与治边；经济方面除了解各个历史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外，更要注意历代的赋税财政、重农抑商向农商并重的转变、土地和人口政策以及经济管理、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对其利弊得失，应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社会方面，重点则在于中国历代的社会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风俗，并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交通问题、流民对策、婚姻与家庭、宗教政策以及道德风俗等问题的处置与得失；思想文化则需要注意主流意识形态的走向与社会思潮的变迁、文化教育、封建王朝的思想文化政策以及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历史是人们活动的累积。这种累积不是无序的。人们的活动总是受理想、信念的指导和支配。每一次社会变革，总是以人们理念的转变为先导；而人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提升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实践，注重个人的“修身、齐家”，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追求与个人思想修养紧密结合起来。有关道德情操方面的礼仪体制、思想伦理和政治实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源泉。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但愿我们编撰的《新世纪干部历史文化读本》能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从政和提高自身修养的案头书，借此促进祖国的长治久安，促进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

本辑六册与第一辑六册的内容，均根据赵禄祥主编的《中华史鉴·治乱警鉴》(北京出版社1996年8月版)作者的著作由原作者充实修改而成。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王政尧、田人隆、刘洪波、李世愉、孟世凯、商传、谢保成、蒋福亚先生。

赵禄祥

2010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