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围绕徐志摩短暂而丰富的一生，细加考究、多有新解。叙述真实而全面，史料考订颇有收获，既真切记录了徐志摩生命中的留学生涯、文学活动，还原了一个真性情的诗人，更对徐志摩一生中重要的情路历程秉笔直书，写尽了张幼仪的质朴而深沉的爱、陆小曼热烈而洒脱的情，亦不讳言徐志摩对张幼仪的漠视与残忍、对林徽因的痴狂与哀怨。

徐志摩是现代诗人、散文家。汉族，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本书其传记，收录了其生平事迹。

第一章 英年罹难

第二章 父亲的悲哀

  一、 老父招魂

  二、 硖石的岁月

  三、 头大尾巴小的顽皮小孩

  四、 终身大事

  五、 父亲的疑惑与悲哀

  六、 远涉重洋

第三章 诗人诞生

  一、 精神故乡

  二、 师从罗素

  三、 从伦敦到康桥

  四、 异国婚变

  五、 沉醉自然

  六、 永远的曼殊斐尔

  七、 诗人的诞生

  八、 泪别康桥

第四章 理想的搏击

  一、 传道者

  二、 现实的回应

  三、 相随泰戈尔

  四、 浪漫理想的诗意象征

  五、 聚散新月社

第五章 浪漫爱情的求索

  一、 生命的中心与精华

  二、 痛苦与欢乐相伴

  三、 人海觅伴

  四、 浪漫情炽

  五、 伤感之旅

  六、 凯旋眉轩

第六章 “晨副”，我的喇叭

  一、 辉煌的眩晕

  二、 “晨副”天地（一）

  三、 “晨副”天地（二）

  四、 从《诗镌》到《剧刊》

第七章 信仰的挣扎

  一、 痛苦的自剖

  二、 阴云笼罩

  三、 希望的新月

  四、 重温旧梦

  五、 黑夜里的啼唱

  六、 危机四起

第八章 浪漫亦逝

  一、 解脱与飞升

  二、 无限憾恨

附录 徐志摩年表简编

参考书目

初版序（贾植芳）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四、终身大事

1915年夏，徐志摩于杭州第一中学毕业。随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二年的春天，新婚不久的徐志摩又南下上海，转入上海浸信会学院（即上海沪江大学前身）。同年秋，又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一年后，因天津北洋大学并入北大，徐志摩随同转入北大法科，专修法政，同时以旁听生的资格，修读政治学，加修法文、日文。

在这短短的三年里，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多端，战争连绵不绝，洪宪帝制、护法倒袁、张勋复辟、直皖之争等历史事件接连发生。这一时期的徐志摩，从杭州到北京，折回上海，又去天津，复至北京。三年之内来往于五个大城市之间，虽然这不时的变动是为求学计，但却使二十刚刚出头的徐志摩大开眼界，动荡不安的社会反倒使这个从富商家庭出来的娇宠少爷对中国的现实了解得更为切实一些。

就在这动荡的时期里，徐志摩完成了对他的一生带来很大影响的两件大事：一是结婚生子；一是拜师学艺。

还是徐志摩在杭州一中读书的时候，当时金融界和政界的名流张嘉皲（当时正任兴武督理浙江军务朱端元秘书），奉命视察学校。他在一中看到徐志摩的考卷后颇为赞赏，就主动托人向徐申如求亲，以其妹张幼仪相许。徐家很快答应了这门亲事，送了聘礼。

这门亲事对于徐申如来说真是求之不得。当时徐家的实业在徐申如的苦心经营下，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其产业的分布已从工商业扩展到金融、交通业，而且随着产业的增长，徐府在同行业中的地位也日渐提高。但精明的徐申如深知，要进一步扩大产业，必须建立更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在动荡的时代里，要使产业有稳定的发展，必须有更强有力的经济后盾，并且在政治上寻找稳固的依靠。而宝山张府的政治经济地位对于徐家的产业发展，对于儿子的日后前程而言都是十分难得的。张幼仪的两位兄长都是社会名流，张君劢是哲学家，后来任民社党主席；张嘉墩后任中国银行的总裁，是政学系的巨子。两家的联姻，对于实现徐申如的家族产业繁荣之梦，当然是一个强有力的依托。

在徐申如先生的眼里，除了张家的门第令人满意之外，作为媳妇的张幼仪小姐也是无可挑剔的，虽然没有闭花羞月的美丽，但容貌也很端正，更主要的是张小姐操持稳重，沉默少言，秀外慧中，具有大家闺秀的气质，凭直觉就可以判断是一个善于持家的贤内助，与自幼任性顽皮的儿子相配，正好可以使徐志摩慢慢改掉孩子气；志摩都二十岁的人了，也应该学会自立了。于是，这桩旧式的婚事，在新式的礼仪中举行了。1915年10月29日，刚刚考入北大预科的志摩被父亲匆匆召回硖石。婚礼在硖石商会举行，由萧山汤蛰先生证婚。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青年志摩，在一派欢乐祥和的喧闹声里，在一张张熟悉的、陌生的但都洋溢着喜气钦羡的面孔的包围中，掸拂着从半空中飘洒而下的五彩纸屑，牵着婚纱盛装的新娘之手，也带几分欣喜、几分激动，走进了红烛高烧的洞房，跨过人生的这一道门槛。是年，志摩刚好二十岁，妻子张幼仪刚满十六岁。这桩婚姻的前前后后自然是父母的意愿，也是父母一手操办的。对于徐志摩来说，他并不了解张幼仪，就是见面也只有一两次，在二十岁的志摩眼里看来，张小姐不算很漂亮，但很文静，淡妆浅抹之下，透出青春少女的天然美丽。听父母说，她也是出自书香之家，受过新式教育的。虽然父亲也征求过他的意见，但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理由不同意父亲的安排，婚嫁是人一生中终归要经历的事，他没有什么理由不与张小姐成婚。在见了一两次面之后，在亲友的一片赞美声中，他也觉得喜欢上了张小姐，甚至觉得这该是一个人的缘分。新婚燕尔，自然如胶似漆。妻子对公婆的孝顺、对丈夫的体贴，使志摩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和安逸。婚后不久，志摩就转入上海浸信会学院（上海沪江大学前身），又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  三年之后，长子如孙生于硖石，乳名阿欢，名积锴。成家立业，是中国男子成年的标志，也是首要大事。徐志摩娶妻生子，在家族关系中的地位已经确立，接下来该是“立业”了。

1918年6月，正在北大法学院读书的徐志摩经妻兄张君劢的介绍，正式拜梁启超为师，成为这一代宗师的弟子。如果说他的婚姻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更多的是出于对父母之命的遵从——或者甚至连这一点也未意识到；那么，拜师之举却是志摩向往已久的事了。从中学时代起，他就为梁先生的学识与文采所倾倒。来到北大读书以后，志摩住在姑丈蒋谨旃之族弟蒋百里家中。志摩十分敬爱蒋百里先生，开始叫他百里叔，后来与表弟蒋复璁同呼福叔，亲如一家。他对福叔的敬爱不仅因为他待人和蔼，也因为他学识渊博。当时蒋百里已是国内知名的军事学家，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对任公的学识与为人，福叔自然对志摩有过不少描述与称道，这使青年志摩对梁先生越发敬仰了。

另外，因为当时志摩对政治的兴趣日浓（他从只开设中、英文学和历史、《圣经》及数理化的上海浸信会学院转入北洋大学又北京大学法科，并旁听政治学），而梁启超是进步党研究系的首领，段祺瑞执政府的重要人物，在北洋政府期间一直是政界名流。

可想而知，当志摩获悉梁任公答允收受他这个年轻弟子时，他是怎样的一种狂喜心态了。他在后来的日记里曾记下这样的肺腑之言：

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日，“弟子的也该烧了。”

膜拜之情，溢于言表。

而徐申如先生认为，能与一位学识深博、德高望重之辈建立师徒关系，不仅有助于儿子的远大前程，也同样有利于徐家实业的稳固与发达。所以，他也积极地促成此事，并毫不迟疑地送了一千大洋的贽礼，这在当时实在也不是一笔小数目。父子两人，在这件事上真是一拍即合，双双欢喜。

不管徐志摩的人生道路后来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两件大事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一生。在传统的成家立业的意义上，徐志摩后来的生活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早年的选择（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选择）做出了反叛——婚姻的反叛与事业的反叛。虽然其反叛的因素在徐志摩所作选择的当初是并不十分明显的，但仅仅作为反叛的前提和对象，它们对于徐志摩一生的意义就已经十分明显了。而这两种反叛在徐志摩那里，都以其生动和彻底的形式，在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富于强烈的个性色彩。

P14-17

记得一个外国作家说过：“序文总是写在最后，而印在最前面的文章。”炳辉约我为他的新著《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写序，已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但因我年老事杂，加上其中又两次出外奔波，所以拖到现在才动笔，因而忽然想起很久以前读过的这句格言式的话，觉得真是说到了实处，很有意思。

我虽然只读了这部人物传记的目录以及其中的若干章节，但我觉得炳辉的这本传记书，落笔实在，他完全摆脱了多年盛行的以政治功利主义观念对历史人物指手画脚的老套数，他没有对传主作廉价的褒贬，有意夸大什么或贬损什么，或从传主的政治观点或生活经历上找茬口做文章，而是以一种严正的历史主义态度，把传主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之下来认识，从他的生活经历，生命追求，他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上来着眼，着重研究徐志摩是以怎样的生存方式活了那么短短的三十五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中国新文学建设和诗歌创作，增添了什么有个人独特价值的东西，即他在文学上的表现和成就，以及为什么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六十多年以后，他的作品仍然那么具有艺术魅力，风行不衰？

徐志摩出身江南名门，他像五四一代他那一辈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有着精湛的素养，又出过洋，留过学，在英美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和诗歌艺术的熏陶。他的足迹遍及欧亚大陆，又性喜交游，与当时的西方文人学士多有过从。回国以后，又属于中国上层社会的文人骚客，学者名流。他可以说是活得真实而潇洒，死得浪漫又壮烈，他仿佛是出现在中国文学长空里的一抹转瞬而逝的绚丽的彩虹。对炳辉说来，徐志摩是六十多年前的一位历史人物了，他与传主所生活的历史时代，有着极大的历史反差，但好就好在他与传主一样，成长于中国开放的历史时期，生活在中西文化又重新碰撞和交会的时代环境里，他身上没有旧的历史负担。因此，他能以开放性的文化心态，直面历史和未来。他通过深入阅读徐志摩各式作品，徐的亲朋好友的回忆悼念文章，这几十年以来积累下来的大量中外学者的评价研究论著，尤其是从走访今天仍然健在的传主生前的亲友所得到的口述材料，经过自己的精心整理和深入分析，以自己的思路和笔墨，从传主的人生经历和追求中，从他所创造的文学天地里所得到的感悟中，塑造了自己意象中的徐志摩历史形象。正像他自己说的，他“企图穿越这道时间的帷幕，企望得以一窥诗人当时的真实风采”，“我的写作也仅仅是一种回忆，以我自己的方式，回忆20世纪初叶一位充满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浪漫诗人、散文家，回忆他的生命历程，他的文学创造活动，以及这两者和时代文化背景的独特感应”。应该说，炳辉笔下的徐志摩，是一个落笔客观实在而又可信的历史人物，因为他写的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就更显示出它的可读性和文学价值。我相信我们的读书界是会喜爱这部以丰富的史实、诚实的心态和潇洒的笔触所描绘的这份真实的人生记录的，因为它是一个具有自己历史价值的逝去的生命的载体。

贾植芳 1992年12月中旬于上海寓所

对传主的认识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传记作者对自我的认识。从我开始收集、整理徐志摩的生平资料，系统阅读徐志摩的全部著作起，至今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这对于写作一本二十万字的传记而言也许不算太短，但与我和徐志摩所生活的时代之间的距离相比，只是极短的片刻。一阵风吹飞着我的人生之书，逼着我匆匆读过这生涩苦辛的几页，于是，我与这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灵魂便有了新的感应和对话。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心目中的徐志摩形象似乎变得越来越清晰，我在分辨着六十多年前的诗人徐志摩，也在分辨着我自己。不过，这里写下的徐志摩当然是我的徐志摩，尽管在叙述诗人短暂的一生时，我对所述的每一个环节都做了重新审核，在缺乏材料的某些细节上，我只是根据可以确认的事实做了尽可能合理的推测，而不轻下断语。现在，我在这里的叙述已告结束，竭诚欢迎前辈同行及读者诸君从中向我指误。

在成书过程中，我曾受到许多前辈和朋友的教诲和帮助。。贾植芳教授和陈思和教授都是我学术和生活上的导师，我的所有进步，都与他们的教诲和提携分不开。贾先生不仅为我提供了许多徐志摩的相关材料，还多次介绍我拜访传主当年的亲朋好友。特别是陈思和先生，在这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他给予我许多具体的指导，如果没有他的鼓励，这本传记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余上沅夫人陈衡粹先生，早年与徐志摩夫妇交好，她本人还担任过新月书店的会计之职。她曾不顾年迈之躯，耐心地接受我的采访，为我提供徐志摩的有关情况，由于她年老耳背，我是在一块写字板上与她交谈的。

另外，我还要感谢赵家璧先生、陈从周先生、王映霞先生、丁言昭女士、贾英女士所给予我的重要帮助。我的妻子袁海东女士在精神和生活上给了我全力的支持，还为我抄写了部分书稿，谨记志爱。

再一次衷心地感谢这些对我充满友谊和关爱的人们。

1992年11月11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