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上海一埠是中国第一个开通地方，排场则踵事增华，风气则日新月异。各种新事业，都由上海发起；各种新笑话，也都在上海闹出。说他文明，便是文明；人做不出的，上海人都能做的出。上海的文明，比了文明的还要文明。说他野蛮，便是野蛮；人做不到的，上海人都会做的到。上海的野蛮，比了野蛮的还要野蛮。并且在别处地方呢，“文明”、“野蛮”四个字是绝对相反的。文明了，便不会野蛮；野蛮了，便不能文明。上海则不然：野蛮的人，霎时间司化为文明；文明的人，霎时间可变为野蛮。做文明事情的，就是这几个野蛮人；做野蛮事情的，也就这几个文明人。不是极文明的人，便不能做极野蛮的事。
看官不信，待在下讲给一个人你听。
这人是在下的同窗好友，姓李名国珍，表字梅伯，是青浦第一个才子。骚拟屈、宋，赋拟相如、子云，文拟史公、班、范，诗拟太白、少陵，词拟少游、耆卿，书拟元常、羲、献。日步趋千载以上之古人，足迹不出庭户外，不慕荣利，不求闻达，终日在家里头以文自娱。在下没有出来的时光，便常到他家与他闲谈。自在下到了上海，他便也想到上海来逛一会子。先写封信给在下，在下便发封回信道：“上海时髦世界，似吾兄这样古道，恐未必相宜。”信寄去后，只隔得两天，在下正在寓所编撰小说，只听得辘辘辘人力车直拖进弄里来，到寓门口便停下了。只听一人道：“这里是八十一号，想必是了。”声音好熟，接着就是打门之声。在下忙着掷笔出去，开了门，见正是梅伯，忙着握手相问：“今儿轮船到的这样早？梅兄行李呢？”梅伯道：“我还是昨天到的呢，耽搁在三马路家伯号里头。”原来梅伯的伯父叫做希贤，表字叫仲芬，在昼锦里开着一家绸缎号。
当下梅伯到我书房里坐下，见了案上的两部小说稿子《风流道台》、《新孽海花》，略一翻阅，笑道：“笔阵纵横，到处生灵遭荼毒，云翔，你这孽也作得不浅呢！”我道：“现在的人面皮厚的很，恁你怎样冷嘲热骂，毒讽狂讥，他总是不瞅不睬。不要说是我，就使孔子再生，重运他如椽大笔，笔则笔，削则削，褒贬与夺，再作起一部《现世春秋》来，也没中用呢。”梅伯道：“你的小说，主文谲谏，原在指迷，涉笔诙谐，岂徒骂世。虽无《春秋》之体，却有《春秋》之志。”我道：“这却是拟不于伦了。我不过是游戏笔墨，自己消遣消遣而已，说什么《春秋》不《春秋》，我自己知道，连冬夏都比不上呢！”说得梅伯也笑了。我授一水烟袋给梅伯，梅伯抽了两袋，问我道：“你的新著《风流道台》笔墨很是生动，我给你题一个跋语如何？”我道：“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你就题罢。”梅伯放下水烟袋，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只见他题的是：
《风流道台》以军界之统帅，效英、皇之韵事，未始非官界中佳话。第以惜玉怜香之故，竟至拔刃操戈，殊怪其太杀风景。乃未会巫山云雨，顿兴宦海风波。于以叹红颜未得，功名已误蛾眉；白简旋登，声望全归狼藉。可恨亦可怜已。
我道：“妙极，妙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你这支笔真是可怕，还说我笔阵纵横呢。”
二人谈了会子闲话，我道：“天气很冷，与你到王宝和去喝壶酒，解解寒气如何？”梅伯道：“很好。”于是二人出了寓门，一径向南而行。走到大马路，天色尚早，见来往车马尚不甚喧闹。一时到了王宝和，上楼拣副座头坐下，叫堂倌烫两壶花雕来，又向徽馆里喊两个炒、两个碟，就对斟对酌起来。
刚喝得三杯，只见隔壁间里一个少年走过来，向我招呼，我只得起身相让。梅伯见我起身，也就站起身来。那少年见了梅伯，忙道：“这位不曾见过，敢请教贵姓台甫。”我道：“这是敝友李梅伯，新从青浦出来的。”少年道：“原来是梅翁先生，久仰的很。”梅伯转问少年，少年道：“敝姓贾，贱字叫做敏士，敏慧之敏，士农工商之士。”梅伯也回了几句高雅渴慕的套话。梅伯又问：“敏翁是高就在上海的？”贾敏士道：“在报馆里胡乱混混。”梅伯道：“原来是位主笔先生，失敬，失敬！”贾敏士就扬扬得意道：“报馆托业虽微，在社会上却是最重要不过的。即如兄弟在里头承乏，偶尔高兴动一动笔，著几篇论说，载几段新闻，承蒙本埠几位大人先生交相推许，如商会里头的季和诗明府、吕合臣观察、孙伯书观察等好几位大绅士，都说兄弟褒贬确当，不愧为一代名作。其实兄弟下笔时并不曾经营过，也很随随便便的。若使经营一点子，虽不见得甚好，比了现在出版的，也应动目一点子。然而现在已荷众位绅士称赏不已了，兄弟自觉着真是徒负虚名呢。”梅伯道：“敏翁笔法必自不同。惜兄弟陋居乡僻，于上海各报纸都没有寓目过。前月云翔寄了几张《民吁报》给兄弟，兄弟瞧过一回，见上面有一个叫作‘帝召’的几篇论说，做的很是痛快，笔法也很高古，不知这‘帝召’可就是敏翁的别号么？”贾敏士道：“不，不，兄弟并没有进过《民吁报》。这《民吁报》是没有人过日报公会的，是一家野鸡报馆，他报上的论说都像犬吠一般毫没道理的，所以这会子被道宪封掉了。这种害群之马，除掉了也是我们报界上的幸福。”梅伯道：“《民吁报》封掉了倒也可惜，不知为甚事封掉的。”我道：“就为载了日本人的事封掉的。”梅伯道：“记载外国事情，报律上是不准的么？”我道：“我不是法律家，这个我可不甚清楚。想来道台叫封这《民吁报》，必是犯了报律了。不然他们做监司大员的人，那里会不照律例办事呢？”梅伯道：“这位帝召先生这会子不知在那一家，想敏翁必是知道的。”贾敏士道：“这种无名小卒，兄弟那有工夫去认识他？”梅伯道：“帝召的笔墨是好的，我观他用笔颇有古趣。”贾敏士道：“好了，报馆不会封掉了，都是这种混账东西闯的祸呢！梅翁说他用笔颇有古趣，不知他的坏处就在这上头。我们办报是要开通民智，那文字必要浅显明白，人人懂得方好。像他这种艰深古奥的文字，吾国四百兆人中有几个瞧得懂？所以兄弟著论说总是力求浅显。那种艰深文字，兄弟并不是不会做，因于社会上并没有益处，所以从没做过。”
梅伯道：“敏翁高论，兄弟佩服的很，真不愧为报界人材。我想报馆的重要，与京里的都察院差不多；主笔的责任，也与御史差不多。”贾敏士道：“然而不然。论起势来，还是报馆利害些。都察院御史不过是朝廷的鹰犬，我们报馆是舆论的机关，我们主笔是国民的喉舌。”梅伯道：“这样说起来，竟与咨议局议员一般隆崇了？”贾敏士道：“然而不然。咨议局以一省之人民图一省之事务，其范围只不过在一省里头。我们报馆则近自本埠，远及各省，上采国闻，下访民政，并且旁译海外之治要，博载世界之奇闻。你想，我们报馆的言论权怎么可与咨议局相比？并且咨议局不过为行政官之辅助品，我们报馆直有监督政府之能力，咨议局如何比得上报馆！”我道：“王衍清谈误国，敏翁还是喝酒罢。”贾敏士也不客气，随即坐下。
P6-9
陆士谔(1876～1944)，名守先，字云翔，笔名沁梅子，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早年学医，后热衷于文学创作，在医学、文学两方面均有声名。他著有《医学南针》、《士谔医话》等书。在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作家中，他是极为多产的一位。《鬼国史》、《新三国》、《新水浒》、《新上海》、《新野叟曝言》、《官场怪现状》等作品，是他在清末创作的具有浓重政治与维新色彩的小说；而到民国后，他的《三剑客》、《白侠》、《血滴子》、《七剑八侠》、《七剑三奇》等作品，则是当时武侠小说的重要代表。
长篇小说《新上海》是陆士谔政治小说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十大古典谴责小说”之一。正如作者在第一回中所说，中国近代“各种新事业，都由上海发起；各种新笑话，也都在上海闹出。说他文明，便是文明……说他野蛮，便是野蛮；人做不到的，上海人都会做的到。上海的野蛮，比了野蛮还要野蛮，”在本书中，作者所着力揭示的便是在种种所谓“文明”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各色各样野蛮的现象、既有故弄风雅的贾敏士(“假名士”)，也有整天高喊空洞口号的贾葛命(“假革命”)，更有揩油、占便宜的刁邦之(“吊膀子”)。正是他们的投机钻营、造谣撞骗，使得所谓的“新上海”成了尔虞我诈的场所、乌烟瘴气的所在。对此，作者的讽刺与批判意味是相当明显的。在艺术上，全书前三十回以刚从青浦乡下来到十里洋场的李梅伯为线索，后三十回以银行职员沈一帆为引导，结构较为紧凑、完整，是同时期谴责小说中的上乘之作。全书共六十回，至迟于1909年11月完成，1910年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
徐卓呆(1880～1961)，原名傅霖，号筑岩。因筑岩的谐声为“卓呆”，故自名为徐卓呆。原籍苏州，后长期居住上海；又因一度居住上海闸北，就自称为“闸北徐北”。他原学体育，是我国最早的体育留学生之一，光绪年间曾赴Et本学习徒手操、哑铃操、棍棒操等体操专业。后不久兴趣转向文学，先在《时事新报》工作，后又转入中华书局编辑部。
徐卓呆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中的滑稽小说大家，有“东方卓别林”之称。他出口诙谐，下笔滑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拥有众多的读者。他在《滑稽小说之要素》一文中，曾经这样谈到他对滑稽小说的理解：“……最好是情节很滑稽，又极自然，其中还含着一点儿深意。其次还是那情节平常而专用滑稽的来描写，倒也有趣。”可见，徐卓呆的滑稽小说并不是一味追求插科打诨、逗人取笑的庸俗文学，而是希望能写出些“含着一点儿深意”的文学作品来。因此，在他的《小说材料批发所》、《爱情代理人》、《浴堂里的哲学家》、《李阿毛外传》等作品中，在貌似嘻嘻哈哈、凑趣逗乐的描写背后，其实有着作家的正义感，体现着他的人性关怀。
徐卓呆的滑稽文学以短篇小说为主。他在《小说无题录》一文中这样说道：“小说是以描写人生片断为主，所以既不必有始有终，又无需装头装脚，能够写实，当然最好；最容易达到目的，不消说了，自然是短篇小说。”足见他对滑稽文学在艺术处理上的感悟与理解。他的作品多发表于《红玫瑰》、《半月》、《小说世界》等杂志，又有《卓呆小说集》等专书问世。
栾梅健
2010年2月于复日大学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一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本丛书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主持并策划编纂的文学大系《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该文学大系中有50多位被历史烟尘湮没的海派作家浮出水面，占丛书篇幅的1/5，填补了文学史的部分空白。
该丛书入选作家中既有闻名遐迩的大师、巨匠，也有叶小凤、蒋敦复、彭康、潘黛柳等被文学史家忽略的作家。这其中包括最早准确预测了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这一大事件的晚清上海名医、小说家陆士谔。
本书为其中一册。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书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中期在上海地区出现著名作家陆士谔、徐卓呆及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