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以为神圣不可干者，日名分。今人以为神圣不可干者，一日公理，二日进化，三日惟物，四日自然。有如其实而强施者，有非其实而谬托者。要之，皆眩惑失情，不由诚谛。章炳麟读《易传》日：呜呼！伏曼容见之矣。《传》曰：“蛊者，事也。”伏曼容日：“蛊，惑乱也。万事从惑而起，故以蛊为事。”二经十翼，可贵者此四字耳。呜呼！伏曼容见之矣。作《四惑论》。
背私谓之公，今以为众所同认之称；治玉谓之理，引伸为觚理条理，今以为界域之称。公理者，犹云众所同认之界域。譬若棋枰方卦，行棋者所同认，则此界城为不可逾。然此理者，非有自性，非宇宙间独存之物，待人之原型观念应于事物而成。洛、闽诸儒，喜言天理。天非苍苍之体，特以众所同认，无有代表之辞，名言既极，不得不指天为喻。而其语有疵瑕，疑于本体自在。是故天理之名，不如公理，可以见其制之自人也。骤言公理，若无害矣。然宋世言天理，其极至于锢情灭性，烝民常业，几一切废弃之。而今之言公理者，于男女饮食之事，放任无遮，独此所以为异。若其以世界为本根，以陵借今人之自主，其束缚人亦与言天理者相若。彼其言日：不与社会相扶助者，是违公理；隐遁者，是违公理；自裁者，是违公理。其所谓公，非以众所同认为公，而以己之学说所趋为公。然则天理之束缚人，甚于法律；而公理之束缚人，又几甚于天理矣。盖人者，委蜕遗形，倏然裸胸而出，要为生气所流，机械所制；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故人之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责任者，后起之事。必有所负于彼者，而后有所偿于彼者。若其可以无负，即不必有偿矣。然则人伦相处，以无害为其限界。过此以往，则巨人长德所为，不得责人以必应为此。长国家者，责其民以从军应役，乃至医方工技，悉为有司所材官。此承封建之余习则然，混一久者即异是。信神教者，以为天公巨灵，特生人类以蕃其种，以润色其世宙。故非独死生不能自主，屏居遁世，不与社会耦俱，则已背上神之命。此误认万物为有作者，从而演为法戒，以根本之迷谬，及其枝条。若夫独觉、声闻、数论、老庄之说，则异是也。即实而言，人本独生，非为他生。而造物无物，亦不得有其命令者。吾为他人尽力，利泽及彼，而不求圭撮之报酬。此自本吾隐爱之念以成，非有他律为之规定。吾与他人戮力，利泽相当，使人皆有余，而吾亦不忧乏匮，此自社会趋势迫胁以成，非先有自然法律为之规定。有人焉，于世无所逋负，采野稆而食之，编木董而处之；或有愤世厌生，蹈清泠之渊以死，此固其人所得自主，非大群所当诃问也。当诃问者云何？日：有害于己，无害于人者，不得诃问之；有益于己，无益于人者，不得诃问之；有害于人者，然后得诃问之。此谓齐物，与公理之见有殊。欧洲诸国，参半皆信神教，而去封建未远。深隐于人心者日：人为社会生，非为己生，一切智能膂力，当悉索所有，以贡献于大群。因政教则成风俗，因风俗则成心理。虽瑰意琦行之士，鲜敢越其范围。有视国家与神教如虺蛇者，徒沾沾焉与其形式相攻，而因是所成之心理，已执藏于其髓海。如布鲁东氏之说，则日：“天下一事一物之微，皆将有而非现有，转变化成，体无固定。而百昌之在恒沙世界，节族自然，盘旋起舞，合于度曲，实最上极致之力使然。有此极致，故百昌皆乡此极致，进步无已，是虽必然，而亦自由。是故一切强权，无不合理。凡所以调和争竞者，实惟强权之力。”此以互相牵掣为自由，其说已暗昧难知矣。原其立论，实本于海格尔氏，以力代神，以论理代实在，采色有殊，而质地无改。既使万物皆归于力，故持论至极，必将尊奖强权。名为使人自由，其实一切不得自由。后此变其说者，不欲尊奖强权矣。然不以强者抑制弱者，而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仍使百姓千名，互相牵掣，亦由海格尔氏之学说使然。名为使人自由，其实亦-一切不得自由也。今夫人不与社会相扶助者，是势所不能也。虑犹细胞血轮，互相集合以成人体。然细胞离于全体，则不独活。而以个人离于社会，则非不可以独活。衣皮茹草，随在皆足自存，顾人莫肯为耳。失莫肯为，则资用繁多，不得不与社会相系。故曰，人不与社会相扶助者，是势所不能也。既已借力于人，即不得不以力酬人。有其借而无其酬，则谓之背于公理云尔。若诚肯为衣皮茹草之行者，既无所借，将安用酬？虽世不数见其人，而不得谓绝无其事，即不可以虚矫之公理齐之。非直此也，鸟之哺养其雏，人之乳食其子，特爱情流衍则然。诚有生子不举者，苟未至于戕杀侵陵之界，即不可以放弃责任相稽。所以者何？本未借力于此婴儿，则不必有其酬报，宁当以责任言之。律有不慈之刑，有子不收，法所不宥。此为国家待人而立，故开其蕃育之端，而重其弃遗之罚。名日亲对于子之责任，实乃人民对于国家之责任。法律本浮栖之物，无可索其本根，类如是矣。若非强执国家万能之说，而问其所谓责任者，则绝无责任可言。必日人类对于世界之责任，则人类本不为世界而生；必日人类对于人类之责任，则人类亦非互为他人而生。徒日公理当然，可乎？凡有害于人者，谓之恶人，凡有益于人者，谓之善人。人类不为相害而生，故恶非人所当为，则可以遮之使止；人类不为相助而生，故善亦非人之责任，则不得迫之使行。善与恶之间，必以“无记”为之平线，责人以“无记”以上，而谓之日公理，则束缚人亦甚矣。今夫隐遁者，犹未至与社会相离也。一人之力，足以耕十亩，十亩之人，值鬻有余，以其赢易麻枲竹木，足以御寒暑、庇风雨。复有他长，取以自乐，而不以是利人，斯谓隐遁之士。其不以是利人，诚凉薄寡恩矣，然而不得以背违公理责之。所以者何？人类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虽凉薄少恩，非他人所能干豫也。若夫有机、无机二界，皆意志之表彰，而自迷其本体，则一切烦恼自此生。是故求清凉者，必在灭绝意志，而其道始于隐遁。若为灭绝意志而隐遁者，即不惮以道授人，亦不得不以道授人。何以故？隐匿良道，专以自利，则我痴我见，愈益炽然，必不能灭绝意志故。其次，或为深求学术，必避嚣尘而就闲旷，然后用意精专，所学既就，出则膏沐万方。是二者，辅益他人，为用至广，与专求自乐者异撰。然则尺蠖不屈则不伸，龙蛇不蛰则不现，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作止语默，其致一也。顾可以市闾期会相稽哉？自裁者，爱身之念，自我主之，不爱身之念，亦自我主之。我既绝对，非他人所得与其豪毛。昔希腊哲学家在那氏，尝躬蹈之矣。其他宗教哲学诸家，或有取舍，皆称心而为言。有神教者，以为人禀精灵于帝，躯命非我有也。故必恪恭将事，以待日月，无或自擅。无神教者，以为人类本由识根迷妄，流转生死之中，死固苦也，生亦不可谓非苦。徒绝其生，而他日之生卒不可断。故自裁者，与求长生者，其愚则同。德人庵卢知说之日：“世界最污垢也。故有志于道德者，必先弃捐躯体。弃捐躯体者，非就于自裁之途，勤修苦行，严持淫戒则可矣。若夫自裁而死者，能断生命，而不能断其求有生命之心。求有生命之心云何？即意志是。虽自裁而意志犹在，他日且复转生于世界中，独其郛廓异耳。是故欲免世界之苦者，不在形体根器之消亡，而在自断其意志。断意志者云何？日以求断生命之意志，与求有生命之意志，自相格斗而已。此二虽异，在人自择之。择之者，非如世俗所谓本心之自由，乃法界意志之自由。”此则反对自裁矣。然有人论撰法理，而日：人果有自裁之权否？则庵卢知答之日：“人身所有之权！与其身共归于消灭，复何问焉？”无神教中，亦言“杀自身无有罪。何以故？我身由我故。若身由我得罪果者，剪爪伤指便当得罪。何以故？自伤身故。”(《文殊师利问经·杂问品》。)然则反对自裁者，就胜义而计之；认可自裁者，就恒情而计之。一于胜义，则自裁与求生皆非；一于恒情，则自裁与求生皆得。今之持公理者，本不越恒情界域，而汲汲与自裁以厉禁，何所执持而得有此无上高权耶？明其虽诋谟神教，而根柢实与神教同也。吾土有陈天华、姚宏业、陈天听者，以愤激怀沙死。彼则又诋之日：自裁者，求生天宫与极乐国土耳。不为社会增进福祉，惟一身就乐之为，故可鄙也！不悟汉土之自裁者，自颠连无告而外，皆以谋画不行，民德堕丧，愤世伤人，以就死地，未有求生天宫、求趋极乐者。当其就死，实有所不忍见闻，亦冀友朋之一悟，风俗之一改也。而人亦高其风义，内省诸己，而知其过，负此志士，卒令发愤沉渊，则悔悟改良者众，其为益于社会亦巨矣！顾以兜率净土相嘲，何其反也？求生天者，固迷妄矣：求生极乐国土者，亦无过怯弱短气之士所为，泯绝死生，斯为至耳！是故庵卢知之说涅槃曰：“乔答摩氏以涅槃之名词，表示寂灭，可谓豁然确斯矣。涅槃者，纯无而不与少有相杂之谓，质言则世界消灭是也。既到涅槃境界，则世界意志复其本来，而表彰之物，无有纤悉存者，亦无一物可以形状涅槃。故托义于无，以示消极，无非断空，独与幻有相对而谓之无。”庵卢知者，非纯为佛学者也。犹知涅槃与极乐国土，判然殊绝。循是以观，果求涅槃，则必不徒消形体矣；果求极乐国土，亦必无弃现在之生、而望将来之愉快矣。彼以是诮汉土之自裁者，未达汉土人心本不尔也。借令世有其人，亦彼自发愿耳。彼非世界之佣奴，而安得以公理检柙之？综此三者，所持公理，皆以己意律人，非人类所公认。人类所公认者，不可以个人故，陵轹社会；不可以社会故，陵轹个人。若如公理之说，无益于社会者，悉为背违公理。充其类例，则有法人之俗，虐老兽心，以为父既昏耄，不能饬力长财，为世补益，而空耗费衣食之需，不如其死，则自载其老父，沉之江水。是则持公理者，乃豺狼之不若，貍貀所不为耳。世之残贼，有数类焉。比校其力，则有微、甚之分。宁得十百言专制者，不愿有一人言天理者；宁得十百言天理者，不愿有一人言公理者。所以者何？专制者其力有限，而天理家之力，比于专制为多。言天理者，独于臣之事君，子之事父，操之过蹙，父之尽期，率先于子，而出身事君，亦得恣意去留。是故天理缚人，非终身不能解脱。言公理者，以社会常存之力抑制个人，则束缚无时而断。言天理者，谓臣子当受君父抑制，而不谓君父当抑制。君父以不道遇其臣子者，非独天理家非之，一切社会亦非之。故见屈于一人，而常受怜于万类，是尚有讼冤之地。言公理者，以社会抑制个人，则无所逃于宙合。然则以众暴寡，甚于以强陵弱。而公理之惨刻少恩，尤有过于天理。乃知庄周所谓“齐物者，非有正处、正味、正色之定程，而使万物各从所好”。其度越公理之说，诚非巧历所能计矣。若夫庄生之言日：“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与海格尔所谓“事事皆合理，物物皆善美”者，词义相同。然一以为人心不同，难为齐概；而一以为终局目的，借此为经历之途。则根柢又绝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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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更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省杭州府余杭县仓前镇人，生于缙绅书香之家。6岁人塾，在父亲和外祖父的辅导下，接受系统的经学训练，读许慎《说文解字》、顾炎武《音学五书》，习音韵、考据之学，为一生治学的根基。1890年，人杭州诂经精舍，师从著名经学家俞樾，偏向于汉学和经古文学一派，和兴起中的康有为经今文学一派易趣相对。
1895年11月，捐资加入清朝大员推动建立的变法团体“强学会”，眼界始从杭州的书斋，转移到风云变幻的上海。次年，强学会机关刊物《时务报》在上海创刊；1897年1月，章炳麟应邀来上海《时务报》任职，并不喜欢谭嗣同的《仁学》，更不满意康有为建立孔教，自称“教主”，甚而遭到康门弟子殴打，数月后离开上海，返回诂经精舍。在杭州，章炳麟和宋恕、陈虬创办“兴浙会”，并为《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等刊物撰稿，开始提出不I司于康、梁的变法主张。
1898年，章炳麟有《上李鸿章书》。随后，受张之洞、梁鼎芬邀请，去武昌协助变法，因流露出革命情绪，被弃而不用。回上海后，任《昌言报》主笔，发表多篇有影响的政论文。“百日维新”后，为躲避清廷的通缉，流亡台湾，后潜回上海，躲在租界。1900年，上海各界在张园举行“中国议会”，章炳麟愤而剪去辫子，与满清和保皇派决裂，倡言革命。1903年，章炳麟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革命军》作序，又在《苏报》撰文痛骂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触怒清廷，迫使上海租界当局加以逮捕。章炳麟在监狱中和蔡元培等发起光复会，撰写了《中华民国解》，“中华民国”国号缘此而定；1906年，服刑期满后，径直去日本加入孙中山等人组织的同盟会，主编机关报《民报》，以“革命文豪”的身份，与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论战。另外，为保存“国粹”，传递学术，又开馆收徒，行“东京讲学”。1911年，上海光复后，章炳麟回国从政，筹建“统一党”，主编《大共和日报》，担任总统府枢密顾问。后因和孙中山、袁世凯的政见分歧，不满丛生，渐渐脱离政坛，专注于学术。1914年，“二次革命”期间，章炳麟被袁世凯拘押，期间再开“国学讲习会”，行“北京讲学”；1917年，章炳麟回上海，借江苏教育会设立“亚洲古学会”，专意讲学。至1934年，更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行“苏州讲学”。
章炳麟见解独到，每每有不同他人的思考，初闻如惊世骇俗，继之则发人深思，拍案叫绝。如其《煊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建立孔教议》、《革命道德论》、《代议然否论》、《建立宗教论》等，都是当年论战中振聋发聩的名篇。另外像《讨满檄文》、《中华民国解》、《排满平议》则都是脍炙人口的划时代文献。其《文学总略》、《辨诗》则为诸多文学史家所尊奉。以“学问家”、“革命家”而兼“文豪”，章炳麟确为近代中国第一人。章炳麟曾和刘师培等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晚年则不再愿意追鹜共产主义等新思潮，惟以民族气节为尚，被视为“保守”。1936年6月14日，章炳麟在苏州病逝。国民政府以“革命元勋，国学泰斗”的名义，施以国葬，墓在杭州西湖张苍水墓之侧。
从“戊戌”到“辛亥”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人物，大都聚集在上海，以福州路的报馆、书局为据点，宣传自己的主张。章炳麟则更是其中的翘楚。章炳麟自1897年来上海，任《时务报》、《昌言报》、《清议报》、《亚东时报》、《国民日报》、《苏报》、《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等报纸的撰述、主笔和主编。章炳麟因“苏报案”被判刑三年，关押在工部局提篮桥监狱。流亡日本期间，他主编的《民报》虽然在东京编辑，但实际发行地在上海。章炳麟自1913年和上海女子汤国梨结婚后，居住在吕班路大陆坊(今重庆南路288弄)；1916年自北京回上海，曾‘居住过南阳桥白尔路(今自忠路)裕福里2号；1929年，得友人董康资助，迁居到同孚路(今石门一路)同福里25号。据说还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89号居住过，在上海足迹遍地，口传几多。章炳麟于1934年迁居苏州锦帆路50号，终老于焉。
章炳麟的著作结集，生前刊为《章氏丛书》(1915年，上海右文社刊本；1919年，浙江图书馆刊本；1924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刊本)，后又有《续编》、《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章太炎全集》，于1982年后陆续出版，共八本，至今尚未完成。本卷选编，参用了该全集的第三、四、五卷的标校，谨此铭谢。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庵，江苏仪征人，是乾嘉学者刘文淇的曾孙。刘师培学有渊源，少有文名，12岁遍读五经，19岁中举登科。1904年，科举制废除前夕，刘师培在扬州创办新式学堂；同年撰作《黄帝纪年论》，来上海参与反满活动，先后参加了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和国学保存会等组织，并以其学问撰写大量有影响的政治论文，在《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上发表。
1907年，刘师培受同盟会邀请，去日本从事革命活动，以“申叔”名。一度与章炳麟(枚叔)在学问、志趣上投合，人称“二叔”。到日本后，刘师培接触新思潮，更形激进。初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主办《天义报》和《衡报》，创立“女子复权会”；不久研习社会主义，创办“社会主义讲习所”；最后更同情共产主义，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1908年底回到上海，因经济拮据，叛变革命，给两江总督端方充当耳目，出卖同志。191l、年，随端方到四川镇压起义，被革命军逮捕。获得释放后，在四川讲学，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1913年，在山西投靠阎锡山，又被袁世凯任用。1915年，参与组织筹安会，谋划帝制。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因肺结核在北京病逝。
刘师培因家学渊源，传“扬州学派”经学。学问汪洋恣肆，触类皆通，且不无根据。所作《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为北大讲课稿，是近人写作中国文学史之开山和翘楚，鲁迅推为“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致台静农》)，对中国文学研究贡献最大。其次，刘师培以清代汉学方法研读典籍，开出现代学术，尤重对于清儒的继承和批判，有《清儒得失论》，客观翔实。另外，他还重视地理环境和学派分殊，有《南北学派不同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其余文章，如《中国文字流弊论》、《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舞法起于祀神考》于中国文学研究关系也很重要。这些文章在《国粹学报》发表，对二十世纪“国学”贡献甚大。刘师培以文人而论政，也有不少名篇，如《黄帝纪年论》、《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醒后之中国》，是早期反满革命之力作。后期宣传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共产党宣言>序》，虽草率不完，却亦为此风气之开山。
刘师培少年离家，盛年天亡，旅迹遍布上海、东京、南京、成都、太原和北京。然以其思考、写作、发表、影响及交游论，上海乃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城市。刘师培的著作，生前结集为《左庵集》(1910年自刻本)，生后整理成《刘申叔先生遗书》(1936年宁武南氏排印本。台北大新书局1965年，台北华世出版社1975年，中共中央党校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均据南氏本加以影印)。刘师培文集整理本，今有《刘师培论学论政》(李妙根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料文化丛书》，1990年出版)流行。本卷选编，参考了复旦出版社的点校本，谨致谢意。
李天纲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一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本丛书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主持并策划编纂的文学大系《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该文学大系中有50多位被历史烟尘湮没的海派作家浮出水面，占丛书篇幅的1/5，填补了文学史的部分空白。
该丛书入选作家中既有闻名遐迩的大师、巨匠，也有叶小凤、蒋敦复、彭康、潘黛柳等被文学史家忽略的作家。这其中包括最早准确预测了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这一大事件的晚清上海名医、小说家陆士谔。
本书为其中一册。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书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中期在上海地区出现著名作家章太炎、刘师培及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