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死美国经济的究竟是货币汇率还是亚当·斯密？世界经济未来的更大灾难是什么？拿什么拯救“变态”的世界经济？为什么不能抛弃反而还要帮助美国？你知道金融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吗？为什么说欧洲债务危机是“旧瓶装新酒”？为什么中国经济比西方经济好？什么“病毒”害得西方列强衰落？ 为什么说欧元大厦有“先天缺陷”？中国经济患有危险的“赌瘾”吗？怎样一招制服中国高房价怪兽？你知道中国经济奇迹怎样才能“长生不老”吗？

想知道答案吗？那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本书吧！

中国的经济奇迹和西方的经济困境引发了全世界对于经济模式的热烈讨论，西方人普遍对中国经济奇迹感到困惑，不能解释其中许多似乎“违反”常规的现象，换言之他们不知道中国经济模式为什么好。西方人不知道，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知道。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经济模式为什么好，以及我们应该怎样把它变得更好，进而力求打破目前各种“阴谋论”对图书市场的垄断，还国家经济模式竞争以本来面目，减少“阴谋论”对中国政府、企业、民众的误导，以便拒绝错误经济模式的诱惑，坚持和改进正确经济模式。

第一篇：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进行反思和质疑，重新认识现代市场经济的真面目，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解释现在的经济现象，一定是由于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某些认识是错误的。

第二篇：根据重新认识的成果，对中国经济模式从低谷向高峰攀登的过程进行了回顾和分析。

第三篇：对美国经济模式陷入困境的历程进行剖析，从它遭遇失败的现象中探索本质原因。

第四篇：对比中国和美国经济模式，总结出导致中美经济模式反差的经济根源、财富观念根源和文化根源。

第五篇：对目前世界经济的 “变态”困局的原因和现状作出分析，特别是大篇幅讨论了欧洲债务危机、欧洲衰落和欧元命运等热点问题。并对如何摆脱困境重归健康发展轨道提出建议，针对当下万众瞩目的高房价问题，对中国经济模式如何能变得更好进行了专题讨论。

自序

引言

第一篇 现代市场经济的真面目

第一章 现代市场经济的前世今生

 谁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驱动者？

 天上掉下的驱动者？

 “讨厌鬼”为什么变成了“香饽饽”？

 被迫当“香饽饽”却成为“定海神针”

 只能是“牛市”，不能是“熊市”

 “牛市”是怎样炼成的？

第二章 国际贸易的浪漫与现实

 当“看不见的手”遭遇“半丛林”

 国家的“半丛林”生存法则

 “误人子弟”的大卫·李嘉图

第三章 拨开国际产业转移的重重迷雾

 应该被砸碎的思想枷锁

 滞胀那点秘密和应对之策

第四章 “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国家产业结构

 “民以食为天”

 咬定真财富不放松

 “无商不富”是有前提的

 误入歧途的“要想富先修路”

 来自神秘非洲的案例

第二篇 中国经济模式是怎样从不好变成好的？

第五章 市场机制“冷宫幽禁”阶段（1949年—1978年）

 朝鲜战争是中国经济否极泰来的转折点

 “欲速则不达”

第六章 市场机制“重见天日”阶段（1979年—1991年）

 “万丈高楼平地起”

 初尝胜果后的一波三折

第七章 市场机制“名正言顺”阶段（1992年—2001年）

 一锤定音的“关键先生”

 “外家拳”和“练内功”

第八章 市场机制“凤凰涅磐”阶段（2002年—2009年）

 通货膨胀的“温柔”

 中式“借地生财”旗开得胜

第三篇 美国经济模式是怎样从好变成不好的？

第九章 金融业“身陷囹圄”阶段（1949年—1979年）

 朝鲜战争是美国经济盛极而衰的分水岭

 经济繁荣表面下的暗流涌动

 尼克松引爆滞胀炸弹

第十章 金融业飞出“潘多拉魔盒”阶段（1980年—2000年）

 里根是个歪打正着的滞胀“终结者”

 致命的转折

 超越罗马帝国的历史笑话

第十一章 金融业“垂帘听政”阶段（2001年—2009年）

 美式“借地生财”闹出金融危机

 美利坚为何疯狂？

第四篇 中国比美国好的追根溯源

第十二章 经济“王道”

 这个“王者”凭什么？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第十三章 财富观念的“土洋之争”

 “土气”的中国财富观念

 “洋气”的美国财富观念

第十四章 文化是经济的“精气神”

 眼光和胸怀需要文化底蕴

 经济要好先要洗脑

第五篇 拿什么拯救“变态”的世界经济

第十五章 T形台上的“变态”欧罗巴

 “新瓶装旧酒”的欧洲债务危机

 欧罗巴衰落之谜

 欧元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

第十六章 寻“根”寻到美利坚

 天上掉下有毒的美式“馅饼”

 难以抛弃又不能继续纵容的美国

 又苦又酸的世界经济“回天之术”

第十七章 中国还能更好吗？

 中国经济要“戒赌”

 为“借地生财”寻找“长生不老药”

 “解放全人类”的市场经济版本

全书结语

参考文献

被迫当“香饽饽”却成为“定海神针”

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从自身利益出发都希望得到政府帮助，使政府变成“香饽饽”。但是，这个“香饽饽”意味着千钧重担，倒更像是一个“烫手山芋”，那么政府是否愿意当这个“香饽饽”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工业革命过后，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还导致一种可能。如果商品卖得不好，投资者就会大量裁员，从而造成许多工人失业。

工作是工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工人如果不能生存，必然要仇恨解雇自己的投资者。但是，工人自己拿投资者没有办法，只能求助政府。政府如果不能帮助工人，工人就会认为政府与投资者勾结起来压迫自己，就会对整个社会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开始反对社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爆发革命，颠覆政府的统治。

例如，2005年10月，法国发生严重移民骚乱，排除种族歧视因素，过高的失业率就是主要原因。在巴黎郊区有许多政府提供的公共住宅区，主要居住着来自原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和阿拉伯移民，他们之中15～25岁青年人的失业率甚至高达40％。

此外，即使没有大量工人失业，但是由于市场供应不足，或者政府货币发行过量，都会导致物价飞涨，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也会大大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会发现自己的收人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且随着物价继续上涨，有每天辛苦工作却无法维持生存的危险。这时，工人又会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腐败无能，威胁政府统治。

例如，2009年6月，由于对伊朗总统选举结果存在争议，引起大规模骚乱。实际上，其背后还有经济根源，就是获胜的竞选连任总统内贾德在过去4年任内经济治理欠佳。2008年3月至2009年3月，伊朗通货膨胀率高达22.5％，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导致许多人对政府不满，选举结果争议成为了一个宣泄不满情绪的导火索。

一个国家即使税收很少，政治家即使不能实现强国富民的抱负，只要仍然能够掌握统治权力，政府就不会感受到致命的压力，因为只要能够继续统治，一切都还有机会。因此，维护统治是政府最核心的利益。为了维护统治，政府不得不利用国家力量去做投资者和工人无能为力的事情。

例如，政府会帮助投资者开拓市场，组织专家为经济发展做出规划，利用政策调控经济，利用国家财政和政府贷款投人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主导修建大型基础设施，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帮助工人寻找就业机会，为工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组织紧缺商品平抑物价，调节货币发行，调节税收，调节财政支出，等等。总之，政府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宏观调控和战略性经济参与，推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

我们看到，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政府从各自利益出发都要求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同时要求市场供应不断扩大。至关重要的是，由于政府掌握着统治权力，能够克服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作为个人无法克服的人性弱点，能够承担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作为个人没有实力进行的投资，能够发挥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作为个人无能为力的经济调节作用，因此，现代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性参与的任务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政府肩上，客观上，为了国家经济发展，政府应该去做这样的工作；主观上，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政府不得不去做这样的工作。

归根结底，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经济是被动的，是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出于自利需要而主动要求的，但政府最终是由于维护统治的自利需要而被迫接受的。结果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性参与因此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而政府则成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定海神针”。

本书的以上观点明显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开创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大相径庭，因为他及其信徒们不认为政府应该广泛参与并能够成功参与市场经济，他们主张政府实行放任政策，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认为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的手”自然会把一切调节到最佳状态。

分歧的根源在哪里呢？

自由市场经济信仰者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点，亚当·斯密写作和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的18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还处于初期萌芽状态，远远没有成为普遍现象，更谈不上完成，因为直到1825年，作为现代市场经济重要标志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才登上历史舞台，而周期性经济危机只有当生产能力大幅超过市场需求时才会产生。也就是说，亚当·斯密所考察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工业革命导致生产力飞跃式发展之后形成的现代市场经济，而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市场经济，两者之间具有天壤之别。

并且，1825年的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也把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继承者和发展者大卫·李嘉图挡在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大门外，因为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是在1817年出版的，而他本人在1823年就逝世了。如果一个人没有看到过周期性经济危机，他怎么能够理解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市场经济呢？相比之下，按照大约10年爆发一次经济危机计算，卡尔·马克思大约经历和考察到5次左右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使他能够有效考察现代市场经济。因此，他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看法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

在全新的现代市场经济之中，投资者、消费者、劳动者主动要求政府干预经济，并最终凭借对政府统治权力的影响力迫使政府不得不就范。亚当·斯密所反对的是重商主义政府主动干预经济的行为，而不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被动干预经济的行为，因为在他的时代这种现象还不普遍存在。

从另一方面来说，政府最终接受对经济的干预任务，乃是出于维护统治的自利需要，因此并没有脱离以人人自利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原则。只是，在亚当·斯密考察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市场经济中，政府还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经济角色，它因为不请自来(重商主义政府)而被视为“讨厌鬼”。反之，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中，政府由于其统治权力而被视为“香饽饽”，从而成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经济角色，而且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定海神针”。P11-13

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崛起和西方陷入困境的现实形成了强烈反差。目前西方的困境还在发展，美国经济深陷泥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欧元面临空前挑战。许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权威无法解释现状和昭示未来。自由市场经济受到质疑，小布什被称为失败总统，格林斯潘从神坛跌落，卸任多年的克林顿也被口诛笔伐，主张加强政府调控的奥巴马则上演政治奇迹，各种思潮乘机风起云涌，彼此激烈交锋，争夺下一阶段的思想主导权。

然而，遗憾的是，中文图书市场却还没有出现对东西方经济模式进行全面比较分析，敢于系统质疑传统权威的书籍，似乎这些事情只能由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或犹太人去做，因为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大卫·李嘉图、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则是犹太人，他们各自占据着自己的一方或大或小的神坛，在某些人心目中是高不可攀、只可仰视、不可挑战的。

其实，中国人的经济智慧并不逊色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或犹太人，中国人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是富裕的代名词。在世界经济史上赫赫有名的“亚洲四小龙”中，华人主导的经济体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独占三把交椅，另外一把交椅则由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韩国占据。更不用说如今中国内地的强势崛起，正在改变着全世界的经济格局。

但是，中国人对自己杰出的经济智慧迟迟不进行概括和总结，也不对人类经济活动提出自己的系统看法，以跻身于物质创造能力和精神创造能力并举的优秀民族之列。不知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是缺乏兴趣，还是缺乏信心，抑或仅仅是缺乏勇气？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绝不缺乏能力。

推而广之，同样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日本人、韩国人又何曾做过这样的事情？难道亚洲人、黄种人永远只能在欧美人、白种人的教鞭之下谨小慎微地安守学生本分，即便自己明明有所创新也不敢公之于众，唯恐遭到傲慢的嘲笑？如果胆小怕事、顺服知识权威是所有东方文明的共同特色，岂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毋庸置疑，中国的硬实力已经崛起，但软实力却没有能够并驾齐驱，孔子学院、四书五经虽好，但终究还需要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系统看法作为软实力中的“硬骨骼”，因为软中带硬方能以柔克刚。然而，相比华夏先祖创造灿烂的古典文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却多满足于对古典文明反复挖掘、解读和歌颂，陶醉于“保险箱”之中，而没有将诸子百家勇于创新的精神发扬光大，创造出现代华夏文明。这导致华夏文明相比西方文明，明显古强今弱，近代以来没有可以媲美西方文明的新发展。相反，西方知识分子则敢于“怀疑一切”(马克思座右铭)，大胆挑战，激烈争锋，因而推动西方文明古今同辉、高峰迭起。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图书市场上各种“阴谋论”大行其道，西方人被描绘得如何如何的“高明”以致屡屡得逞，中国人被刻画得如何如何的“单纯”以致频频吃亏。

诚然，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帝国主义是大大的狡猾。然而，为什么如此“高明”的帝国主义却把自己搞得深陷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泥潭难以自拔，企业破产比比皆是，民众失业居高不下，示威骚乱惊天动地，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国家信用濒临破产，社会经济每况愈下？相反，为什么中国人的“单纯”却换来了全球危机之中的鹤立鸡群，企业发展蒸蒸日上，就业形势有惊无险，政治局面安定团结，政府财政游刃有余，国家声誉节节高升，社会经济欣欣向荣？

可见，总体而言，西方人这种所谓“高明”如果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起码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实质只不过是一种“小聪明”。而中国人的“单纯”，即便不是疑兵之计，至少也是大智若愚，其实是一种“大智慧”。所谓“阴谋”，即使存在，也并不是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主流。  有趣的是，持“阴谋论”的大多是中国作者，而无论是写《中国大趋势》的奈斯比特夫妇，还是写《当中国统治世界》的马丁·雅克，西方作者却大多持“阳谋论”，坦然面对中国崛起，理性分析个中缘由。

要知道，畅销书作者并不仅仅代表个人，往往代表一个时期的民族思想状态。有点“阴谋论”当然可以让国人居安思危，但如果泛滥成灾，一个比一个耸人听闻，全世界会以何种眼光来看待中国作者释放出的强烈信号？是否会产生中国人都很偏激的印象？是否与中国力推的“仁和”理念有所冲突？

这会有利于中国软实力的发扬光大吗？

归根结底，某些过于耸人听闻的“阴谋论”并没有反映出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反而折射出藏在某些国人内心深处的些许自卑，似乎西方人的算盘总是比我们打得精，总是占得先机，我们却总是“很傻很单纯”，总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活脱脱一个“冤大头”。

在“阴谋论”者眼中，世界发展的风向标两百年如一日，照旧是西风压倒东风，理由是西风至今还经常占得便宜。而在“阳谋论”者看来，斗转星移，阴阳轮回，如今的天下大势已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西风已衰，东风当盛，人间正道是东风，西风虽然偶尔还能掀起_股“倒春寒”，但终究挡不住春暖花开的步伐。

应该是时候给“阴谋论”降一降温了，因为政府、企业和民众已经得到了充分警示，再进一步就会过犹不及了。如果政府、企业和民众成天被“阴谋论”包围，久而久之就难免迷失自我，放弃自己的某些正确模式，转而效仿西方人的“高明”模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样就会本末倒置、误入歧途了。

当下，我们应该适时高扬“阳谋论”，也就是说应当客观和全面地认识国家经济模式的优劣，透过现象达其本质，搞清楚为什么“高明”的西方在总体上会走向衰落，而“单纯”的中国却在总体上走向兴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首先说服自己，然后才能充满自信地对全世界说：“中国崛起是和平的，中国经济模式是有生命力的，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是健康的！”

笔者虽不才，但仍然基于以上的有感而发，殚精竭虑，伏案近七百日，十几次易稿，终于成书，献给读者，但愿能为中国人的自强贡献绵薄之力，为中国坚持正道直行摇旗呐喊，如能达抛砖引玉之效，将不胜欣慰。是为自序。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是艰辛的，并非一蹴而就，幸运的是在书稿形成之后，得到了中国经济出版社第八编辑部责任编辑杨邵川先生、编辑部主任余静宜女士的初步认可，以及副社长毛增余先生的鼓励。而且，正是由于他们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我对本书内容进行了扩写和修改，使面貌得以焕然一新，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敬意和谢意。

笔者写作本书的知识积累也并非仅仅是科班所授，最早得益于自儿时起在父亲单位小型图书馆的大量阅读，因此首先必须感谢父亲黄道举先生和母亲易忠芳女士让我能够有一个幸运的家庭环境，并且还要感谢黄浦、王亚丽、黄亚斌、张翠华、冉瑞奎、付健、冉亮、易良太、夏永权、易良梅、唐为民、易良菊等其他家人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支持和鼓励，尤其是当我独自在菲律宾研究写作的近半年时间，他们的理解对于我克服重重困难弥足珍贵。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我大学时期的系主任东人达教授，因为他曾经十分看重我的学术潜力，并且进行了悉心指导，还努力帮我推荐论文发表，但是我一度因为急功近利而离开了学术领域，让他非常失望。希望能够以本书的出版，报答师恩于万一。

黄伟

2010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