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人大创办了新闻系，国文教研室合并到新闻系，改称“文学教研室”。新闻系要开文学史课，而且指定要我来讲，但没有教材。那时建国才几年，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学史教材实在还不可能有，当时唯一的一部是李长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略稿》，但也只写到南宋的辛弃疾，宋以后就没有了。此外还有东北杨公骥先生的一部《中国文学》，以讲作品为主，讲得较为详细，记得好像只讲了先秦部分，后面也没有。此外就是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那都是解放以前的著作。因为实在没有适用的教材，我既接受了这个任务，只好硬着头皮自己来编写，于是上面这几种书就都成为我的主要参考书。与此同时我就下工夫重读原著，每夜都要读书或写作到一两点钟甚或更晚。就这样从1956年起，我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讲义，一直写到1958年，从先秦两汉一直写到明，全书约70万字。为什么清和近代没有写呢？因为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到1958年的“大跃进”，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越来越“左”，再加上提出“厚今薄古”的口号，于是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的课程钟点一再被削减，到1958年下半年，已嫌我原先写的讲义太繁了，所以1959年一开头，就由教研室的人将我的讲义删繁就简，本来约70万字的讲义，只剩下20来万字。所以等到我讲清代，剩下的钟点已很少了，讲《红楼梦》时，已剩下没有几个小时了。而学生的要求却是相反，不断地要求加钟点，但教务处是只听上面的意见，不听下面的(教师和学生)意见。再加上白天除少量的课程外，总是被开会、政治学习、搞运动占去了时间，在紧张的时候，常常是停课搞运动。到1964：年，全体师生索性到乡下去搞“四清”运动了，我被派到长安县的马河滩大队。从1964年秋天下去，一直到1965年初夏才回来，整整在陕西耽误了一年。
我除教文学史课外，还有一门作品选课，是与文学史课紧密结合的，因为我认为学文学史，光讲空洞的理论不讲作品，便成为说空话，所以我非常重视作品选的课，往往讲一段文学史，就讲一段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这样就使得讲课有骨有肉，既有作品的时代背景的讲述，又有作品的思想艺术的分析，要叙述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渊源，也就显得源流分明、变化有序了。我主编的《历代文选》就是当时讲作品选的散文部分。诗歌部分的作品是由我选的，但来不及作注，不像《历代文选》是我和教研室的同志分头注释的，诗歌作品则实在赶不及，只好选取已出版的作品注释来应急，所以后来没有排印。
从1954年到1966年这11年间，我的教学工作一直是最繁重的。我每晚总要到一两点钟才能睡，一是要备课，二是要写讲稿。长期辛劳的结果是，留下了《中国文学史》(自先秦到明)油印讲义一部，约70万字。可惜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我连油印讲义也没有了，幸亏原任安徽省政协秘书长的余乃蕴同志和原在湖北省委宣传部的周维敷同志还保存着这份讲义，最近他们把这部讲义(自先秦到唐宋元)寄回来了。还有我主编的《历代文选》，此书自196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就得到了毛主席的佳评，为此，吴玉章老校长还召见我，告诉我此书得到毛主席的称赞，并勉励我继续努力。此外我还配合教学，写了几十篇文章，后来结集为《逝川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长时间以来我虽然辛苦，却留下了一部文学史，两部论文集，现在回头想想，这段时间的拼命工作还是值得的。
在这段时间内，我还写了几十篇戏剧评论和戏曲研究文章，其中《彻底批判封建道德》一文，是应中宣部之嘱为分析认识传统戏曲中的封建道德而写的，发表后得到毛主席的极高评价，并让康生来找我。康生先想调我到他的办公室工作，后来又想调我到中央批判赫鲁晓夫的写作组去，因我已在中宣部的写作组而罢。我的这些戏曲评论文章，还有一篇《三看二度梅》是应《戏剧报》之约而写的，发表后，得到田汉同志的赞赏。因此田汉特意请我吃饭，还邀请了吴晗、翦伯赞同志。后来这些文章结集为《春草集》出版，共30余万字。
P5-6
中国人民大学70周年校庆前夕，校史研究室在校史编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编写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的第一批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纪事(1937—2007)》、《造就革命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大学史(第一卷)》、《血与火的洗礼——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1937—1949)》、《在神州大地上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回忆录(1950—2000)》)，初步展现了中国人民大学70年的奋斗历程。在丛书编写过程中，我们感到，由于体例、篇幅及历史材料本身的缺失等原因，学校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关键事件、人物，某些重要时期的重要抉择等，没有或很少有相应的文字记载，而历史的亲历者逐渐步入暮年，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根据校领导有关指示精神，我们决心抓紧开展珍贵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抢救工作，重点分析、研究学校发展历史进程中与国家形势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集中反映学校在各个重大历史关头所作出的重大抉择，进一步突出中国人民大学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风格和特点。
本书的编写过程，再一次体现了中国人民大学“众手成史”的校史编纂精神。
2008年3月起，我们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三年规划(2008年—2010年)》，开始通过查找整理资料、调查采访等手段，了解和收集有关口述或自述资料。根据各学院提供的《中国人民大学志·人物》名单，我们进行了采访或约稿工作。截至2009年9月，共采访31位老教授，整理编辑了共计100余万字的文字资料。《求是园名家自述(第一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完稿的。全书共含41位教授、专家或校友自述、事件回忆，有的是编录学者或专家口述材料，有的是作者自己写成。文章回顾了其个人成长、治学历程或历史见闻等方面，也有少数教授对现状和未来发表了感言或建议。校史研究室编辑后均由自述者或其家属审核并签字同意出版。其中4篇文章是根据教授个人或家属意见收录其发表在其他刊物的自述文章；另有6篇文章是学校离退休工作处在2007年校庆70周年前夕组织学者写成的自述(曾收入内部印发文集《踏遍青山——中国人民大学七十周年校庆纪念文集》)。还有部分重要学者、专家的采访或自写稿件拟在今后陆续出版，在此特作说明。
本书回忆文章虽然长短不一，详略不同，但都是这些跟人大同呼吸、共命运的同志脑海中记忆的串珠。心路是客观走过的，有些选择是时代使然，正确与否，价值如何，留待时间去证明。
本书的出版，对自述者本人来说是辛苦的过程。冯其庸等教授不顾古稀高龄，经常写到深夜两三点钟，高放教授、方立天教授等放弃春节休息，完成了万字以上自述文章，其他教授不辞辛劳搜集资料、修改文字，与校史研究室同志多次进行耐心而详细的沟通和研改，用多种形式鼓励校史研究室的工作。他们对国家、社会和学校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宝贵的敬业精神，使校史采编人员逐渐意识到，采编的整个过程，都是不可多得的吸取智慧、提高认识、充实心灵的机会。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校领导及时的指导和鼓励。纪宝成校长和程天权书记不仅审定了书稿，还分别为本书题词，他们始终强调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做好校史工作，强调关注教学和科研，关注广大师生员工。党委副书记马俊杰、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王利明作为先后主管校史工作的领导，全面统筹规划口述史工作，王利明副书记审读了全书稿件，林岗副校长、冯惠玲副校长对书稿的编辑提出了建议。其他校领导也以不同方式对校史研究室的工作给予了支持和鼓励。
校长助理、学校办公室主任刘向兵审阅了书稿，参与了统稿的全过程。梁敬芝、付春梅、万静负责本书稿的组稿、采编、统稿及其他相关工作。
本书书名为求最贴切地反映书稿内容和形式，汲取了众人的智慧，最后由纪宝成校长确定，冯其庸教授题写书名。王利明副书记兼副校长、冯其庸教授、黄朴民教授及刘向兵、胡娟、侯书栋等同志为书名的确定贡献了智慧。
本书的编写还得到了全校各部门、学院和相关直附属单位的支持，档案馆、党委宣传部、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经济学院、财政金融学院、新闻学院、历史学院等在知识咨询、联系采访、摄像、资料查询等方面提供了便利，国际关系学院冯青淑及学生冯永光、黄晨等参加了部分采访工作。在校史研究室进行的采访中，档案馆高增承担了刘炼等9位教授的摄像工作。学校办公室朱瑞、郭晓瑜、陈蓝蓝、肖国华等参与了部分稿件的初编工作。学生张晓波、杨雪萍、张文静、姜敏、任焱等参加了部分资料查询、整理编辑和校对工作。被采访的老教授、老同志所在的学院及其家属为本书提供了有关资料。郑水泉、胡娟、李家福、张晓辉、李惠、侯书栋等同志对本书的部分编辑工作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在此，特别感谢档案馆、党委宣传部两个部门，他们于2006年左右采访了近20位荣誉教授，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视频资料。虽本书最终收录的是自述者根据校史研究室拟定的提纲完成的口述记录、手写稿件(视频资料与手写稿件将存至学校档案馆)或已公开发表的自述稿件，但上述两个部门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灵感和启发。在此真诚致谢！
由于校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年轻力薄，尽管尽力查找线索并追根求源，以求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学校历史原貌，但仍感存在诸多缺憾和不足，敬请各位读者谅解并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办公室(校史研究室)
2010年9月16日
人物自述
人大学者
冯其庸自述
吴宝康自述
黄顺基自述
王思治自述
宋涛自述
卫兴华自述
高鸿业自述
黄达自述
王传纶自述
陈共自述
高铭暄自述
许崇德自述
孙国华自述
王作富自述
彭明自述
彦奇自述
高放自述
方汉奇自述
甘惜分自述
邬沧萍自述
方立天自述
胡乃武自述
张象枢自述
韩大成自述
关怀自述
韩铭立自述
唐孝纯自述
刘炼自述
人大校友
肖扬自述
李琦和夫人冯真自述
事件回忆
李震中忆：人民公社调查组始末
周兴健记：1978，复校年代的记忆
王俊义忆：清史研究所成立前后
刘佩弦记：新中国高校马列主义课程的建立
汪永祥记：哲学原理教材建设的回顾
郑建邦记：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创立
张同新记：研究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的几点体会
江风记：中国人民大学成人教育事业的成就与贡献
陈维雄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三十年
吴尚宇记：“敢为人先”——书报资料中心的九个全国第一
吴微谈：人大校史见闻及思考
后记
《求是园名家自述》主要编发部分资深学者、专家及校友自述。文章或简述其人生经历、治学心路，或详谈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力求展现中国人民大学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与时代共搏击的风采。
《求是园名家自述》(第一辑)，从框架到细节的完成，都不是一气呵成的过程，可以说是从有趣到惶恐、从轻松到紧张、从零散到严谨的探索过程。
也就是在不懈的探索中，校史组编人员逐渐形成了“三个工程”意识：
一、存史工程。本书不仅是人大学者个人发展史，自述文章中也都联系了所处的时代，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历史资料。主题或专或散，笔触或虚或实，都因人而异。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尽量忠实自述者原文篇幅和意愿，尽量使文章再现学校发展过程中成败得失的部分历史细节。相信随着这批专家、学者年龄的递增，这些资料的历史价值也在与日俱长。
二、形象工程。本书不仅是人大学者“雁翔天空”的足迹追寻，也是人民大学部分学科发展的历史记载，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一段记忆。这些历史参与者和见证者谈今论古的文字，将是体现人民大学甚或人文社会科学形象的重要方式之一。
三、人心工程。本书的编写过程，可谓是体现“众手成史”精神的感人过程。资深学者付出的心血皆凝诸字里行间，稿件的采访、组稿和编辑的过程，是学校领导、各个学院、部门、老人家属和本书编写人员倾心合作的过程，学校的凝聚力再一次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采访、编辑过程中，我们经常期待：天道有知，不应该让可敬可贵的人们老去。但是，岁月却忠实地昭彰着自然规律，丢给我们无边的痛憾：首批采访名单列好不久，时万咸、高鸿业、吴大琨等教授先后辞世；几位老人在我们采访不久后撒手人寰，留下隔世离空的教诲；有位老人走后，审改一半的稿件墨迹似未彻底干去；昨日病逝的彦奇教授在病重之际，还不忘与家人沟通手写稿件的编发事宜……
生命无常，宇宙无边，无论我们怎样努力追逐时间，都时常汗颜自己的力薄与拖沓，从而也更加努力地去追逐时间……
祝愿所有为人大历史写过一撇一捺的人们，能够以各种形式常在眼前。相信本书浸透心血的回忆文字，将是我们触摸生命质感的永久载体。
本书自述者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被下放的时光。黄达老校长在自述中作如是思考：“建国后的这些活动，很多是在错误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指导思想下组织进行的，严重地伤害了知识分子。但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我觉得这些活动，甚至‘左’的路线本身，都使自己对人生有了一步深入一步的领悟。没有对人生的领悟，恐怕经济理论的奥秘之区也是难以深入的。当然，接触生活、接触社会，完全不必要以极左的伤害知识分子的路线为前提”。沧桑阅尽，有此体悟，使人敬服，故本书保留了自述者对运动的记忆，以期后来人在面对复杂的人和人生时，能从其切肤之体会中汲取一点力量和智慧。
本书系列，不求仰望崇高，亦不为寻觅圣灵，唯愿这些充满个性、侧重有别的学者之忆，能够体现知名学者、专家在专业领域自强不息的心路历程，体现中国人民大学的贡献和思考之一斑，体现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家发展的各个时期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进步，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光荣传统，体现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执著精神，“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学术传统以及“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赤子情怀。，本书由纪宝成校长定名为《求是园名家自述》。“求是园”是踏人中国人民大学东门即可入目的一处秀雅园林。该园始建于1985年，原名学前区花园，1992年改造时在园前树立了镌有“实事求是”四字的校训石，2000年定为现名。日出日没，冬去春来，饱学之师与莘莘学子浸润其中，尽享求是园的自由和谐，并以其智慧与激情为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的宝贵精神作出朴素却深刻的注解。本书以“求是园”命名，既是对学校历史上坚持实事求是传统的昭示，又代表着对未来继续牢记实事求是校训的愿望。
愿我们能始终相信：有一种财富叫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0年2月25日
全书58万余字，共收录42位资深教授、专家或知名校友自述、回忆。他们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记录了自己的求学治学历程和体会，以及对学校发展历程的相关见闻。纪宝成校长为本书题词：“钩沉发微、以史鉴今”，程天权书记为本书题词：“尊史求真、熔前铸后”。著名红学家、国学院名誉院长冯其庸教授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之一。
该书收录了中国人民大学部分资深专家、学者的数十篇自述、回忆文章，主要讲述了各自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回忆了学校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