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教育情怀》是一位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老人吴大年女士的回忆录，记录了其八十几年的人生之路及教育生涯的不凡过往。作者的记述不但忠实而且给读者一种襦褪廉立的鼓励，这是最可宝贵的贡献。能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有所助益。

《跨世纪的教育情怀》为作者吴大年回顾与总结自己教育人生的结集，从上世纪30年代顾颉刚和冰心两位先生关怀的13岁小作者时期写起，直至耄耋晚年。收入著作及文章20余篇，分为五部分：一、小学和中学；二、大学生活；三、教师生涯；四、十年动乱中；五、机关工作琐忆。《跨世纪的教育情怀》语言隽永清丽，笔端下流淌出的，不仅是对数十载教育生涯的深情忆语，更通过其丰富、曲折的个体经历的独特视角，彰显中国现代教育之雪泥鸿爪，益于人们历史理性思考及现实关照。

序 何兆武

一、小学和中学（1932—1941.7）

 小难民自述／1

1.再会吧！首都／1

2.乡村生活／2

3.警报传来／3

4.扬子江上／4

5.和州一度失陷记／4

6.皖省的农村情形／6

7.握着了光明之灯／7

8.三百余里的崎岖路／7

9.公路上／15

10.登陆后／20

11.在大武汉的怀抱中／22

12.月色皎洁下脱离了大武汉的怀抱／25

13.粤汉车上／26

14.在湘省逗留的片刻／27

15.西南公路上／29

16.目的地到了／35

作者的话／37

附1 《小难民自述》序 冰心／37

附2 《小难民自述》是怎样刊出的 方豪／38

附3 吴大年和《小难民自述》 吴海云／39

 我心中的南京鼓楼小学／46

 残缺而完整的中学时代／50

二、大学生活（1941.9—1945.7）

 忆母校西南联大／54

1.不寻常的开端／54

2.学术自由的氛围／55

3.言传身教的老师／57

4.南院生活点滴／59

5.结束语／60

 到圭山去／61

 我在西南联大接触的一个中共地下组织——“文化小组”／64

1.茶馆谈话／64

2.小组成员／65

3.活动特色／67

4.背影远去／70

三、教师生涯（1945.9—1956.10）

 风雨同舟在春城／72

附1 引导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好老师——回忆钱闻、吴大年先生 杨振铎／76

附2 一年受教 终生难忘——记吴大年、钱闻两位老师 段成鹏／78

 忆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常州师范学校／81

 琐记芳晖女中／88

 教师，闪光的职业／95

四、十年动乱中（1966—1976）

 江苏劳大遇险记／97

 “文革”期间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102

1.动员下放／102

2.领导的威风／104

3.在生产队的养鸡房安家／105

4.乡村夜路／108

5.磨砺／110

6.自力更生／112

7.知青之家／113

8.读书学习／117

9.株连与抗争／122

10.告别金湖／125

 金湖县黎城农技校创办始末／126

 “文革”后期在扬师／134

五、机关工作琐忆

 上世纪80年代师范教育工作回顾／144

 贺通师建校90周年／164

 情系教坛三园丁——记王兰、斯霞、李吉林／168

1.王兰／168

2.斯霞／169

3.李吉林／171

 我所知道的古棵先生／174

 从吴天石的两张旧照片说起／178

 我和方非／188

后记

3.言传身教的老师

联大老师们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岁月里，在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差的环境中，那种执著的坚守和无私的敬业精神，令每一个同学都十分钦佩；他们的渊博知识和各具特色的教学风格，也使我们受益良多。在我所选的课程中，有多位老师让我终生难忘。

大一期间，我选过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概论。在为新生开的社会科学基础课中，选陈先生这门课的同学特别多，因此安排在昆华中学一间楼上的大教室里上课。陈先生总是在上课前就等在楼梯口踱步，上课铃一响，他立即走进教室，从后排走向前排上讲台授课。陈先生授课严谨周密，他规定做作业必须用统一规格的纸张，并要求我们把作业纸对折起来，在封面的右上角写上系别、年级、姓名、学号，交作业时，把有字的一面朝上再向里对折。而当作业发下来时，我们又会发现陈先生的打分总是端端正正地写在封面右上角我们写着姓名、学号的下方。这看似小事一桩，但仔细回想，陈先生对我们的严谨要求又岂仅止于一纸经济学概论的作业！

雷海宗先生是我们历史系的系主任。和雷先生最初的接触是在选课之时，按照学校规定，选课表须系主任签字。为便于学生选课，各系主任（除工学院和师范学院外）都坐在新校舍的大图书馆里。我记得雷先生总是坐在图书馆东头靠走道的一张长桌边，当我们把选课表交给他时，他认真审阅，非常和气地问上几句话，然后签字。雷先生学贯中西，功力深厚，能开中国史课，也能开世界史课。选雷先生课的同学很多，甚至有外系的，我到三年级时选了雷先生的世界中古史。以前我对世界中古史没什么兴趣，选这门课是考虑到它与世界近代史的衔接，而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为了想听雷先生的课。他讲课时从不带讲稿，但每堂课的讲授内容丰富，条理清晰，语言简练生动，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对历史上每一事件、每个人名地名，甚至每个人物的生卒年月都记得一清二楚，从无半点差错。他一边讲一边板书，等他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钟声也刚好响起。一堂课下来，我们记的笔记总是一大沓，只要我们记得完整，课后完全无需整理。雷先生认真的教学态度和极高的教学水平不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予我日后教学工作积极的影响和鞭策作用。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江苏省教育厅工作时，一次偶然得知雷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坎坷遭遇，心情异常沉重。2∞6年初，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徐百柯写的《雷海宗——历史的碎片》一文，读后更是感慨万端。文章在评价雷先生的学术成就时有这样一句话：“史学大家何炳棣上世纪30年代求学于清华历史系。他认为，由于近20年来学界对陈寅恪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但‘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在简略介绍上世纪30年代清华历史系的情况时，该文再一次引用何炳棣先生的话：“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对学术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但作为昔日雷海宗先生的一名学生，我认为何先生以他上世纪30年代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所作出的评价应该是客观公正的，也是可以信服的。

大二开设的中国近代史是历史系的必修课，由邵循正教授讲授。邵先生当时身体不太好，讲课时声音不高，我和同学们总是早早地赶到教室去，希望能够坐在前几排，可以听得清楚些。邵先生学识渊博，会多国语言，甚至连蒙古语也懂。但不知出于何种考量，邵先生的课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讲到戊戌变法就没再讲下去了，令人遗憾和困惑不解。不过，在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的50年中，邵先生把当时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中华民族的备受欺凌和屈辱，以及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抗争都讲得非常详细，所引述的资料也很丰富。在中国近代史的课堂上，气氛显得特别肃静甚至沉重。我感到，邵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课不仅是历史课，用现时的话说也是成功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课。我觉得邵先生是把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倾注到教学中去了！我特别喜欢这门课，课余还在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参考书和资料，制作了很多卡片，在历史知识和思想认识方面均收获颇丰。1986年2月，我参加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师范教育处长会议，会后途经虎门，参观了林则徐当年抗英军的指挥所和炮台，看到销毁鸦片的大石灰池。沿小径走向林间深处，又看到一座约一人高的土坟堆，坟前竖立着一块石碑，上书“节兵义坟”四个繁体字，因“节”和“义”为两个错字，史家据以考证此坟是当年民众为埋葬战争中牺牲者所建。面对鸦片战争的遗址，我耳边似又回响起邵先生讲课时那低沉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林则徐虎门销烟、关天培率军死战、三元里民众抗英等等，这些都是邵先生当年详细讲述过的。风声过处，我重新感受着历史老人那沉重的步履和深邃的目光。

到了大四，我们要用一年时间写毕业论文。大三时我选修过刘崇铉教授的西洋近世史，这也是历史系的一门必修课。我对这门课中俄国19世纪的一段历史特别感兴趣，就想请刘先生做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我的同学沈镒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刘先生，他约我们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到他家里去面谈。刘先生只身一人住在一座旧楼上，房间里陈设非常简单。刘先生很和蔼，听了我们的请求后，表示很高兴做我们的导师，并建议我们各自选择一位俄国19世纪的著名作家，从其作品中去研究俄国19世纪的社会。这真是个奇妙而有趣的课题，我决定选屠格涅夫的作品，论文题目是《从屠格涅夫的小说看19世纪的俄国》；沈镒则写《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看19世纪的俄国》。其间，刘先生要求我们多看书，鼓励我们自己去思考，我们在他的精心指导下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

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从联大老师们身上学到了什么？我的亲身感受是：他们不仅向我们传授知识，引导我们独立思考，还在细微末节处教以做人之道，帮助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4.南院生活点滴

联大女生宿舍是原来的昆华中学南院，简称“南院”。这里原本是一所祠堂，名为“岑公祠”，虽然破旧，但面积相当大，大小庭院错落，房舍还真不少，院子里长着些花草树木，比男生宿舍的条件要好得多。我刚进联大时，宿舍大门开在文林街上，1943年，靠文林街的一部分房屋让给联大附中，女生宿舍的面积就小多了，大门也改到了钱局街，但宿舍仍很整齐洁净。

我住南院四年期间，曾搬过四次房间，从八人一间房到两人一间房，从睡上下铺到单人床，条件逐年改善。特别到三年级时，我们搬到了另一个院子，这里住宿条件很好，东西两侧各有一排两层楼房，我住到了西边楼上，是四人一间房。我的床挨着窗子，窗下放着一张课桌，我们几个同学用白报纸把窗户糊好，房间里显得窗明几净。值得一提的是，窗外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在树影婆娑映印中，更使得这间宿舍显得幽静雅致。那时昆明已很少有空袭警报，我的外祖父母家本来避居乡间，此时也已搬到城里，就住在钱局街。我贪图宿舍安静好看书，连暑假都很少回去。然而，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那扇没有玻璃糊着白报纸的窗和窗外那棵大树竟是这间宿舍不安全的隐患。我们这排宿舍的墙外就是钱局街，小偷只要攀上围墙上树，那是很容易得手的。终于在一个周六晚上，我正好不在房间里，小偷从窗外伸手偷走了我床上的棉被。我那时家境贫寒，家里一时无力为我添置棉被，我只好“打游击”，有时回家去睡，有时和同学挤一床。直到上大四，母亲才为我准备好棉被，我才又“安居”下来。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一向强调“学生自治”，我们没有班主任、辅导员和什么女生指导之类，但一切都自治自理得很好，同学们在联大那种独特的氛围里养成了自尊自重自觉和自律的好品行。例如学生伙食就是学生自办，我们组成膳食委员会，定期公布账目，并每天都安排同学到食堂里“值厨”。但毕竟靠领贷金吃饭的人多，加之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物资供应极差，吃霉米或遇饭里掺砂子的情况早已多见不怪。荤菜是极少见的，饭菜数量又不足，有时下第四节课回来，常常就吃不上饭菜了，于是同饭桌的同学便为上第四节课的同学留好饭菜。记得有一次我上完第四节课赶到饭厅时，一位同学已拿我的茶缸留了饭菜，我高兴地端起茶缸就吃，哪知越吃越觉得有股异味，直想呕吐。奇怪之余，我把饭菜翻到底查看，原来是早晨刷牙时残留的牙膏还在杯底，引来满桌同学爆笑不止。三年级时，女生宿舍有两位在传达室服务的女工在饭厅门口为同学们炒鸡蛋饭，一碗饭打上个鸡蛋再加上点葱花，也花不了几个钱，同学们有时便以此改善伙食。女生宿舍附近西仓坡处每天有一个早市，有人在早市上卖“烧饵块”，椭圆形的一片饵块在炭火上烤熟了，抹上辣酱，再包上根油条，也是我们女同学解馋时爱吃的。

在南院，尤其是从大三起就住的那个大院子，有一些激荡人心的往事值得回味。  在月色朦胧的夜晚，我喜欢和一些知心同学手挽着手地在院子里漫步，我们往往不知疲惫地走了一圉又一圈，议当时的形势，谈各自的理想。大四写毕业论文期间，我和沈镒常坐在宿舍门前大树下看书，她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我讲屠格涅夫《前夜》中的英沙诺夫和爱伦娜，还激情朗读他的散文诗《门槛》，那个敢于斗争、敢于献身的俄罗斯女郎的形象深深地感动着我，并从此牢牢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进入1944年，那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新的民主运动高潮正在孕育成熟，联大新校舍的校园也越来越不平静。我和一些女同学经常匆匆忙忙赶到新校舍去参加进步晚会，哪怕教室里人再多也要硬挤进去，会后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回到宿舍，并常常畅谈到深夜。接着，中共地下党的油印刊物在女同学中传看，我从历史系女同学陈雪君手里拿到这些秘密刊物，也曾在她的房间或到新校舍后面的小红山上阅读议论。1944年下半年，女同学会改选，在历史系进步女同学马如瑛那间光线略显暗淡的房间里，我们几个同学热烈地讨论，为她竞选出谋划策，后来她竞选成功，当选为这一届女同学会主席。女同学会主办的壁报也随即作了人员调整，我参加了壁报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们的壁报《南苑》就张贴在大院子旁边走道的回廊上。作为壁报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我，在毕业前夕编完了这一学年最后一期壁报。在这个院子东楼的一间宿舍里，我曾和陈雪君、马岱华等几个同学讨论“民青”（即后来的“民青”二支）章程，并参加了“民青”组织。而在此之前，我已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并参与一些秘密活动。

我在联大的学习生活结束了。

P57-60

何兆武

这里呈现给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是作者吴大年女士的回忆录。其中记述了作者本人80年来的人生经历。就我所知，书中最早那部分的回忆录，尚是作者当年作为小学生时的写作，实在不能不令人惊叹作者的才华横溢。其后，到了上世纪的40年代，作者入西南联大遂和我同学，不过我高她三班，故无缘同班受业。只是从我妹妹处知道她不但是一个聪颖好学的青年，而且是一个追求进步与光明的学子。毕业后，她即去西南联大附中任教。当时联大附中教师队伍中也正是人才辈出，任继愈、杨振宁、王浩等名家都在那里任教。学生当中也有许多已是当今著名的学者了。解放后，作者将终生都奉献给了教育，其中也包含了不可避免的苦涩和艰辛。作者的记述不但忠实而且给读者一种襦褪廉立的鼓励，这是最可宝贵的贡献。谨祝本书能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有所助益，不辜负作者此生的苦心。

2011年7月21日

本书汇录的文稿，除《小难民自述》写于1938年，其余大部分均在近几年内完成，有些还在报刊上正式发表过。换言之，从13岁到80多岁，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写作”，其实只处在人生的两个顶端。

72年前，冰心先生在《小难民自述序》里说：“……从13岁写起，至少自己要希望再继续写作50年，这不过是个萌芽，是个启明星，浓密的树荫，灿烂的日中，是要在三四十年后的。”这些勉励之词，对于一个爱读好写的小女孩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鞭策。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益世报》记者李南江领着我到冰心先生家中拜访的情景，记得先生那和蔼的面容、亲切的微笑和谆谆的寄语。遗憾的是，我后来没有像冰心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名女作家，而是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教育工作者。这也不奇怪，对于生长在战乱频频、社会动荡的那一代莘莘学子而言，个人的志向和择业总是与时代洪流息息相关，往往由不得自己来定夺，这或许是后来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普遍都有的一种感受吧。

搞了一辈子教育，虽常有碌碌无为之感，但觉往事并非都如过眼云烟。我的小学、中学与大学时代经历了抗日战争全过程，与我朝夕相处_的一些师长和同学中，就不乏为了民族解放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的人。我20岁从西南联大毕业后走上讲台成了一名教师，伴随着此后风雨兼程、曲折漫长的教育生涯，又有多少我所熟知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为了追求光明与新生而赴汤蹈火？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而披荆斩棘、无私奉献？这些可歌可泣的人与事，加上我自己在战争时期、和平建设、改革开放等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所亲历的那些刻骨铭心的人与事，以及体味其中的那些苦涩与甘甜、迷惘与探寻、徘徊与奋起之种种心得感悟，让我愈到晚景愈萦绕脑际、思之难忘，乃至夜不成眠、挥之不去。于是我自问：该不该把这些记述下来缅怀留存，以供后辈点滴启发？

我以为，但凡一个饱经沧桑的人忆述当年职业之路，无不将其作为一种人生追求和一种精神境界对待，且深深打上时代之烙印，而被视为人类最崇高事业之一的教育更亦然。这些年，在出版业和读书界，一些出自有较深阅历的普通人之手的回忆录颇受到学者关注和读者青睐，这种既具史料价值意义又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书写模式，对于我这个爱读闲书的人而言，不啻为深刻而有力之启示：个体如涓涓细流般的细节，可作为整体宏大叙事之重要注解。

感谢上苍赐予我一副好记性和一定的精神体力，使我在耄耋之年尚可竭尽余力，拿起笔来回顾自己平凡、坎坷的教育人生。当然，一滴水能否真正反映出时代变迁轨迹的些许光影，需由读者加以评判，但能客观叙述过往经历，实话实说该表达的意思，这是自己在斜阳照耀下努力耕作后似可聊以慰藉的。本书完稿后，承蒙西南联大学长何兆武兄为我写序，值此付梓之际，诚致谢意！

吴大年

辛卯年夏于金陵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