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到漳河》一书内容是范长江等六位记者撰写的战地通讯。他们报道了抗战初期河北和河南境内战场的情况。这些通讯主要表明我国部分军队和人民群众已经开始奋起，反抗日军的侵略，但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野心巨大，它将侵吞我们整个国家的广大河山，令我们全国百姓成为被压迫和奴役的亡国奴，篇篇通讯都在呼吁广大读者觉醒，团结起来，参与抗日的斗争。

范长江主编的《卢沟桥到漳河》包括范长江、方大曾等六位战地记者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冒着生命危险采写的10篇战地通讯，这些通讯有半数以上是近些年首次披露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为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提供了宝贵的佐证。今年是抗日战争爆发75周年的纪念日，《卢沟桥到漳河》的再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重温历史，二是怀念先辈，三是总结历史经验。

本书还附录了新闻界老前辈，著名战地记者陆诒生前珍藏的小册子—“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概要”，这是目前有关“青记”成立历史最权威、最完整、最珍贵的史料，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集体主义的启示／于友

卢沟桥到漳河

 中原杂感／长江

 卢沟桥畔／长江

 保定前方／长江

 保定以北／小方

 平汉前线／士焯

 保定以南／小方

 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小方

 保定抗战经过／无畏

 漳河安阳的形势／章雅声

 漳河线的防御战／从周

附录

 忆小方／范长江

 悼念抗战初期牺牲的小方／陆诒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概要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发起人介绍

 “青记”武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编后记／范苏苏

中原杂感

长江

九日午后五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便衣队袭扰我上海虹桥飞机场，当夜十一时左右，全上海已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许多人都呼吸着“紧张”的空气，而怀疑“一二八”之是否再临。我那时匆匆赶到北站，打算搭火车离上海，外观上这是对于上海危机的逃避，然而那时是否能“逃”得了，许多人还认为有问题。为了任务，馆中已为我作第二步的打算，万一北站火车不能顺利开出，则另乘汽车至苏州，转京沪火车以达北上目的。

大公报的大本营是在天津，若干先辈惨淡经营了三十年，他的读者密布着辽河黑龙江黄河三大流域乃至扬子江以北地区，扬子江以南，以至珠江流域的知识分子，亦与大公报有密切之联系。“九一八”事件以后，日本军人强迫黑龙江辽河的同胞和大公报分别；最近平津的强占，使大公报的天津版与平津正当报纸一样，合法经营成为不可能。全国目前新闻事业的总中心，也是大公报的新根据地是上海，而日军的行动，又着着威胁上海的安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往往自己造成些自我麻醉的理论，不是“保侨”，就是“生命线”，近年来要想起“共同防共”的理由，和中国缠扰不清。其实我们不必说些外交上冠冕堂皇的话，中国的事请你干脆少管，你觉得中国对于你侨民不安全(实际上海有什么不安全存在)，最好请他们回国，中国防共不防共，你更管不着，中国人自有自己合理的打算。要说中国什么地方是你们生命线，那更是说不通，你以为富于煤铁棉花粮食森林等的中国领土，是你们的生命线，如果你们是今天的中国人，被人这样的逼迫着，试问你们作何感想，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正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线所在的地方。

九日虹桥事件，日本一位海军中尉死在我们军用飞机场边，日本军人难免不借题向日本国民煽动，说中国保安队如何无理，枪杀日本军人。其实只要日本国民想一想，如果一位中国军人死在日本军事禁地的横须贺兵工厂旁边，或者被日本射杀在佐世保要塞附近。你们还能容许我们中国人说什么话吗？

沪平通车侥幸平安开出，然而这次时刻最准的蓝铜车，也误了点，因为应付紧急时局的兵车，须得赶快开出，我们在南京下关轮渡码头白等了好几小时，但是也没有人着急，大家心中已自然养成了“军事第一”的主张，保卫国家的当前紧急工作，要算军事，为了国家，我们愿军事顺利的开展。

中国在过去，在民众心理上，没有产生过真切的深入的爱国主义。即是他们的感觉是“国耻”，而不是“国痛”，即是大家对于国家之不利形势，只是精神的感触，而不是切身利害的尝受。九一八事件比较切实一些，但它所给予中国人的痛苦，仍比较限于局部的，不是全般，这次平津被占，同时全国动员，中国人的环境大不相同了。第一，平津已经是中国的心脏部分，和中国各地方的关系太深了。经济上平津固然与华北各省息息相关，痛痒立觉，而因平汉与津浦之长期贯通，南北利害，已相融于一体。北平为全国文化中心，全国领袖知识分子，大半从北平熏陶而出，而各省青年之受教于北平者，亦不下二十万人，今一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此事与全国大部有力家庭以极大之痛苦，盖子弟陷敌军而生死不明，非等闲之消息也。

日本焚杀天津，占领北平之后，进而着着增兵，逼着中国不能不出于正当自卫之行动，我们也尽我们交通能力，调遣军队，作应有之布置，因为军运频繁，交通常态破坏，全国旅客无不感觉痛苦，在平时大家一定怨恨军队，而今天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想到给予我们旅行痛苦的是横蛮的日本。

由于日本飞机的无理轰炸和扫射，南北在日机行动半径内的都市，都不得已而撤退妇孺。女人是最安土重迁的分子，而且是最留恋家庭的人物，因为日本的压迫要叫她们离开她们的丈夫，避到寂寞的乡间和遥远的内地，她们太不愿意了。女人们大半不习惯旅行生活，她们拖儿带女的长途旅行，生活习惯完全打破，而新的环境往往应付不来，她们怨恨，她们痛苦，她们虽然一般的缺乏知识，然而利害上她们已普遍的知道日本之为如何可恶的东西了。

家庭教育的主要影响者是母亲，这一代的中国妇女受了日本如此强烈的恶劣刺激，则下一代的中国人思想上会有如何的影响，当可推测而知。日本天天设法防止中国人有爱国思想，即取缔所谓“排日”思想，而日本自己却加紧用铁的事实来教育中国民众，告诉他们国家衰弱的痛苦，和发奋图强的必要。

津浦路明光车站上，一位打红绿旗的站员正高举着绿旗，口吹警笛，命令开车，似乎因为他站在大绿树下面，绿旗没有被司机注意到，他连吹警笛，都没有发生效力，他生气了，再拿着绿旗前进两步，仍然没有影响，他索性再走，他走到我站立的一辆车门边，车厢上正有“开往北平”的白底黑字指示牌，他斜看了一眼，苦笑道：“嘿！还开往北平！天津都不行了！”我随便和着他说：“最多几年后总可以再开北平的！”他被“几年”两字怔着了，赶紧说：“也快，只要咱们队伍一上，就快了！”我看他神色沮丧得厉害，左手虽然高举着绿旗，右手却拿着铜笛不断地摆动，头部左右摇动，逐渐低垂，他口中发出凄凉的声调说：“一家八口在天津，日本鬼子烧杀后，到今天还一点信没有！……”

徐州车站，几位老朋友的士兵，集起来谈天。他们的正饷是除伙食外，尚有余剩，“九一八”国难以后，国家财政困难，军队薪饷不免稍减，当然他们的收人不够支出，感到痛苦，而他们又知道痛苦之来由于国难，国难之成，则全由于日本。于是他们有了期待了。他们期待着国难的解除，来解除自身的痛苦。

我认为中国今后一定能产生真正的爱国主义。不只是感情的，而且是利害的。基于利害的爱国主义，其表现将大不相同了。

P5-9

集体主义的启示(代序)

——早年记者战地通讯集读后

于友

我读过名记者范长江的《我的自述》，了解到他早在大学学习阶段就倡导团结群众、共同奋斗。他在北大时期，主持过“1936研究会”，和同学们共同议论时政，提高救国认识。他一直确信：坚持爱国思想必须同时坚持集体主义。他在担任记者工作以后，尽力团结同业，不遗余力。最近读了1938年3月生活书店出版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一、由长江主编的战地通讯集《卢沟桥到漳河》，更确信文集是长江宣扬集体主义的著作，他在昭示我国读者：抗日救亡必须坚持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卢沟桥到漳河》一书内容是长江和小方、无畏等六位记者撰写的战地通讯。他们报道了抗战初期河北和河南境内战场的情况。这些通讯主要表明我国部分军队和人民群众已经开始奋起，反抗日军的侵略，但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野心巨大，它将侵吞我们整个国家的广大河山，令我们全国百姓成为被压迫和奴役的亡国奴，篇篇通讯都在呼吁广大读者觉醒，团结起来，参与抗日的斗争。

举例说，记者小方的通讯《保定以南》中间就写道：“这是一场全民的抗战，是一场生死关头的民族解放斗争，每一个国民都应该并且必须组织在抗战行动之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握着最后的胜利。”

长江的那篇通讯《保定前方》更提到：“我们的对日战争不是短期内可以求得胜利的，我们要能维持军事的继续支持于不坠，我们应该更加健全的更加努力的来做行政的、经济的、教育的工作，这样才可健全的维持中国社会的生命，社会健全的存在，才有力量继续抗战，才能愉快的策动战争。”

由此可见，当年这些战地记者们都很有远见，我国持久的抗战需要全民的努力，尤其需要持久地唤起各界群众的教育工作。当年这些记者们尽力报道并且有所呼吁，就在坚持对读者群众的教育和动员工作，记者们切记着他们负有唤起群众的使命：抗战需要全民的团结。

长江就在战友们各自发表通讯之后不久，将他们同期的通讯编成文集，作为《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一，由生活书店发行；这文集不仅显示长江致力于扩大一批通讯的宣传作用，同时也显示长江致力于发挥记者团结的作用，当年先进的知识界在宣扬“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长江在抗战初期就在尽力贯彻它；1937年11月8日，他在抗战中的上海，和一些年轻记者共同创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正是他致力于团结记者的实践的继续。长江，无愧于当今记者学习模范的称号。

长江主编的那本《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之一《卢沟桥到漳河》的战地通讯集，显示着记者的集体主义的呼吁，正是一本宝贵的历史文献。

(2012年2月21日，时年97岁)

范苏苏

三十年代我父亲范长江的著作《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以及由他主编的《西线风云》近几年都陆续再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几个月前王鹏同志(王芸生老前辈之外孙)在北京图书馆又发现了我父亲在三十年代主编另外一本书《卢沟桥到漳河》(1938年3月在汉口由韬奋同志主办的生活书店出版)，他把这新发现告诉了我，这真让我喜出望外。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书中包括我父亲及小方(即方大曾)等六位同志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冒着生命危险所采写的10篇战地通讯，时间跨度为四个月，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军队和广大民众在抗战初期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当时某些妥协政策造成的严重不良后果。其中我父亲所写的“中原杂感”和小方所写的“保定以北”、“保定以南”等文章都是首次被发现的珍贵史料，小方的“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则是他牺牲前的绝笔。今年是抗日战争爆发75周年，也是小方为国捐驱75周年，我想再版此书的意义不言自明。他们在那个年代里所表现出的职业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十分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新闻人的责任是什么？报道真相，揭示真相！在他们笔下无论对军队的士兵、军官、各级官员、民众的描述都是真实的、理性的、客观的，一点不夸大，一点不缩小，一句套话都没有，这是多么的不容易！方大曾烈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新闻必须是事实，谣言不是新闻，感想不是新闻，一定是事实。”我现在才更深刻地理解这些话。我父亲曾说过：“在抗战中新闻工作的效力远比平时为大，同时客观上要求新闻记者人格之健全更大。因为如果我们为外力所诱惑，我们不忠实的作新闻工作，把抗战不力的人说成民族英雄，把虚伪腐化的分子，誉为爱国志士；相反方面，把英勇抗战的事实人物，或加歪曲，或加诬蔑。这样一来，使国民是非颠倒，毁誉失真，丧失正确而有力之国民舆论，则难以支持战争。”父亲当年这些振聋发馈的言论今天读起来都让我十分钦佩。

2011年10月23日那天，我和著名战地记者陆诒同志的儿子陆良年一起去卢沟桥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在宛平城墙旧址及卢沟桥等当年我们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采访过的地方合影留念，这也是我们的“寻根之旅”。那一天是我父亲的忌日，41年前的那一天，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了，那年他只有61岁。10月23日那天是个阴天，下着小雨，连老天爷都在为他哭泣。75年前的中国，民族危亡日益严重时，我父亲和陆诒、小方等一大批年青的新闻工作者义无返顾地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只有一个信念：用自己的笔把真相告诉人民，团结一切力量，为民族解放而努力！

有些遗憾的是在卢沟桥的这个抗日战争纪念馆中，谈到全国人民支援抗日战争的内容时，提到“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等等”，既有图片，又有文字，唯独对新闻界对抗战的贡献只字未提，这太不符合历史事实了，希望今后纪念馆补充这方面的内容。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年青的志同道合的新闻工作者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饭店成立了！(2000年国务院已把11月8日定为新中国的记者节。)2011年9月18日，陆良年意外地在自己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本小册子——“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概要”，详实地记录了70多年前“青记”成立会的细节(时间、地点、参加人、发起人、选举结果、章程等等)，这是目前为止研究“青记”最权威、最有价值的珍贵文物和史料。所以我把这个“概要”放在本书的后面作为附件，还附上我们掌握的“青记”主要领导人和所有发起人的简历，以飨广大读者。

一个文化强国，一定要尊重自己国家的优秀文化传统，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的精神遗产，是我们国家、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继承、保护并发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新闻事业同样应该大发展大繁荣，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我们的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尊重事实，尊重历史，谈何容易！为了坚持实事求是，为了坚持真理说明历史真相，不仅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枯躁无味的耐心细致的考证工作，更要有为了说真话不怕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和勇气。我们的前辈就是我们的榜样。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我们的责任，纪念这些新闻界老前辈当年为民族解放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关于本书的六位作者目前我们尚不能完全最后确定，就目前掌握的情况作一些说明。除我父亲范长江和方大曾(即小方)外，还有无畏、从周、章雅声、士焯等四人。在徐适翔和钦鸿先生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中我们找到了四位曾用过“无畏”作笔名的人，但从年龄、经历、职业各方面综合判断，本书作者“无畏”初步可以确定是谢冰莹女士。谢冰莹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七、七”事变后她从日本返回国内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不仅组织“战地妇女服务团”，还亲自赴前线采访，写了《军中随笔》、《在火线上》、《新从军日记》等书，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用“从周”做笔名的人在“笔名录”一书中只有一人(即：陈从周)，但从他的经历和从事的职业看基本可以排除，可喜的是我在“青记”的大名单里找到了一个叫郭从周的人，从网上搜到的简历看，抗战爆发时他在中央社工作，曾被派往河南、山西一带做随军记者，他写的《山西战局鸟瞰》曾被收入《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他还去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初步确定“从周”即郭从周。对作者之一章雅声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只知道他在抗战初期编过一本《抗日外记》(1937年11月10日)，这书和他写《漳河安阳的形势》一文(1937年10月25日)仅隔16天，这至少说明他在抗战初期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爱国记者。对作者“士焯”我一点线索也没找到，有些遗憾，但我父亲的文章曾提到过一位杨士焯。对“青记”发起人我们掌握的资料也很有限，甚至有一小部分人连生卒年月都不知道，但我坚信随着本书的出版定会逐步得到补充和完善。

感谢群言出版社一如既往地给予我坚定的支持，樊伟、刘亚华、陈佳、齐立娟等同志再次和我愉快的合作，感谢于友老前辈虽已97岁高龄仍为本书撰写序言，感谢王鹏同志为我发现了这本书，感谢陆良年同志提供的珍贵史料“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概要”和照片，感谢方大曾烈士的外甥张在瑜、张在旋同志为我提供的宝贵史料，感谢张浩青、方兢、钟华等同志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我的热情帮助，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本书是不可能顺利出版的，在此深表谢意。

2012．4．4

(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