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直，生于1925年。读大学时就参与做新闻工作。解放前在香港《文汇报》当过编辑，解放后在广州《南方日报》工作三年，1952年底走上外交岗位。其后，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十一年，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做过七年国际公务员，当过一任大使。1988年起从事了十年的太平洋经济合作工作，其间，做过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顾问，一任全国政协委员。《沉思的记录——从报人到大使》以时代为核心，回顾了这位外交工作者的生平，并试图说明一个问题，即时代观是问题的要害。

陈鲁直，江苏江浦人。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广州《南方日报》总编室副主任，驻印度大使馆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外交部新闻司处长，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等秘书，联合国秘书处D级职员，驻丹麦大使兼驻冰岛大使。

《沉思的记录——从报人到大使》以时代为核心，回顾了这位外交工作者的生平，并试图说明一个问题，即时代观是问题的要害。

《沉思的记录——从报人到大使》的意图，主要是借以向读者求教。

前言

一、思想变革的发端

二、爱国与抗日

三、阶级与亲情

四、革命与改造

五、苏联其名及其实

六、联合国国际关系

七、西欧和东欧

八、太平洋能否太平

九、资本与全球化

十、适应必然性为上

后记

在这个时代，我的祖父竟然从新学改革的参与者沦为落伍者，从地主阶级的新成员变成守旧者，环境的因素造成他的家道中落，他个人的苦处就是在新旧交替中明显地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了。

前面说过，由于父亲的死，我的母亲成了陈家的“克星”。母亲以孤儿寡母的地位支撑着陈家，是很不容易的。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我童稚的心。稍大一些，我开始痛恨这种给人的精神造成压迫和摧残的制度和文化，这就启动了我的寻求变革之念。

本来，江浦县南门大街“谢则陈”的家作为新举人的住处已经“焕然一新”。一座里外三进三开间的大砖瓦结构，前后院两个大园子，中间还有个天井。前院有一棵大香椿树，后院是食用的水井和厨房。人口不多的祖父有这么大的住宅，自然表明他的地位上升。

1928年蒋介石掌握南京国民党政权之后，陈家发生了大变故：我的祖父去世了。照传统，家主故世全家穿白，所以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江浦南门陈家似乎都是淹没在一片白色里。我祖父死后，我父亲接着病亡。而死去的家主遗体入殓后，置于棺中在家里要留放至少7天，即所谓“头七”，才出殡下葬。隆重者要留放更多时间，最多可达3个月。我的祖父、父亲留放了多久，我已记不清。但这一全过程的基本色调就是白色。正因为如此，白色在我的感觉中就是不祥，就是悲苦，老是伴随着泪水。总的来说，母亲就是这种气氛的化身。因此，我一想起童年，就产生一种力图挣脱的压抑感。一般儿童都以童年为乐事，我对童年却总是乐不起来。变革是我“心向往之”的，我估计我母亲也会有这种想法，只是她面前没有变革之路。

我还隐约记得陈家前院左边的住房曾是我父亲“小老婆”的住处，后来她竟席卷财物逃跑了。我母亲根本无可奈何。随着我父亲的死，前院的左右住房都空了出来。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只需中院左边的住房，前院的住房就由我母亲让纽姓亲戚住了。这家亲戚是我母系的关系，还长我母亲一辈，我叫他们夫妇为公公婆婆。纽家公公婆婆的进住，使整个院落增加了生气。

但纽公公的境遇竟也越来越落魄，以致他一度精神失常，丧失工作能力。我只能归罪于江浦南门的陈家有问题，起码是“风水”不好。如此的旧观念，对我来说是本不可理解的，但却又视为一种解释。我还记得纽家公公几次在院子里仰天长啸，好像要吐出无比的悲愤，令人吃惊。我不禁有凄凉之感，深为同情。所以，“风水"之论油然而来了。在忙完我父亲的丧事后，整个的环境仍然改进有限，再加上母亲所经受的不公正遭遇，就使我的变革之想逐渐迫切起来。

不过，这种变革的迫切感就一家而论，毕竟是有限的。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进了小学之后，“家恨”加上“国仇”，这才打开了我的眼界，进而探求我母亲不幸的真正原因了。这是我的母亲所不能轻易获得的，但她仍按常规送我上学，并没有像有些老顽固把独生子拴在身边，或者把老师请到家里来，专门为她的“宝贝儿子”授课。这恐怕是受我外祖父家的影响了，因为我母亲还是听她娘家的新派哥哥们的话的。

就时代观而论，确实在同一时期，由于所处境地不同，区别可以是很大的。以我父亲为例，我祖父死后，由于上海舅父的推动，曾去上海上大学，但除了找了一个小老婆外，没有什么长进。当然，这只能怪他自己，不能说是上海舅父的过错。我母亲心里自然有数：她绝不说是她的哥哥们的“过错”，只是她的丈夫不学好，自己的“命薄”。

记得在我之后，我母亲还生过一个小儿子，但不到两岁就夭折了。这不仅证明母亲的“命狠”，而且把我也牵扯进去，表明我的“命毒”，容不得一个弟弟。难道真的如此吗？P5-7

进入21世纪的第三年，也就是我78岁的那一年，2003年，我意外地收到家乡南京江浦寄来的一封邀请信，要我参加江浦实验小学成立百周年庆典。该校是我6岁起启蒙的地方。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我从江浦到上海读中学、大学，1949年解放。此后的54年中我只回过家乡四次，基本上只是做几天的逗留，没再长往，母校也没再回去过。现在欣逢它建校百周年，真是机会难得。所以，2003年10月25日，我和老伴成幼殊(她是湖南人，比我还大一岁)都去江浦参加了26日举行的庆祝大会。

我的兴奋，原不过是为母校的健在高兴。到了之后，才知道把我到为当过新中围驻外大使的所谓“名校友”之一。看了学校简介，更使我惊喜的是，原来母校的最初创办人，是我的祖父谢则陈(即陈殿弼)，我作为他唯一的孙儿过去竞不知道，只知他是晚清末年封建科举制度最后一期乡试中举的“举人”(清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比前的最后一次乡试)。

据《江浦县续志》记载，从1903年按照朝廷的诏告设立了县立小学之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我祖父曾是县立小学的副校长、校长；宣统二年(1910年)是江浦第一届教育会副会长；民国五年(1916年)当了江浦第二届教育会的会长；民国七年(1918年)又当了江浦相当于教育局局长的劝学所所长，此后即退下来。作为“老古董”，不但上升为货真价实的地主，而且成为抽大烟的乡绅。从辛亥革命后形势的发展看，他不仅是落伍了，而且沦为不合时代需要的保守派。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他当然属于应被革除的一群。所以，江浦小学虽尊重历史但仍按实记录他的业绩，却没有作什么渲染。

2010年，我已85岁，粗略一算，从1953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已近60年。外交离不开国际关系，而国际关系的内涵，对于我们搞社会主义围家的人来说，自然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所以，到江浦参加我上过的小学的100周年校庆，就不免要回溯我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因而也就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学说对我的教养。这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它使我乘机思索一下我这一辈子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究竟是跟上了时代，还是落后于时代。我特别以时代为核心来回顾我的生平，就是试图说明一个问题，即时代观是问题的要害，如果脱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代观看自己60年的经历，那就是自以为属进步之列，也是自欺欺人了。在本书开始时，我特地交代一下我的意图，主要是借以向读者求教。

酝酿着写一篇这样的东西已经有些时日了，回顾自己的一生，除了深感余生有辛以外，又常常觉得有所愧疚，就是生在伟大的时代，却总是搞不清楚它的伟大之所在。我已经度过了20世纪的3/4，又度过了21世纪的1/10，也就是85年矣。我没有想到我能活这么长，更没有想到85年的时间逐没有耗尽我的思虑。

语曰：人是能用语言思考的高级动物。人要不能思考，就不如死去。但思考就既是享受又是磨难。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因此，值得回味。无奈我的笔不能生花。这是“天不佑我”，只能怪自己了。

从一线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陆陆续续逐是写了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承蒙友人和同事的鼓励，在《世界知识》《群言》《国际贸易论坛》等期刊，在《国际问题研究》《太平洋学报》等学术刊物，在《国际商报》《青岛日报》等报纸上，长长短短发表过200多篇文章。主要内容大概分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印度、巴基斯坦特别是丹麦、冰岛工作的一些逸事；二是根据在联合国7年工作所接触到的，介绍一些情况；三是作为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秘书长，介绍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PCC)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KC)等国际组织的情况，以及对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些分析和看法；四是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一些名著和有知遇之恩的师长及友人给自己的启示。

进入21世纪，受于光远先生为主任的“中园学人体闲研究丛书编委会”之遣，撰写了15万字的《民闲论》一书，这是我第一本著作，用一年多的时间，系统地学习整理了马克思关于“劳”与“闲”关系的论述，2005年终出版，本人深感受益。

之后，又在于老的彩响下，围绕时代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和一些学者的有关文章，作了一些思考，写了一些东西。把其中的几篇，与前20来年发表和来发表的20几篇文章一起，编辑为《东西方道路与世界秩序》一书，于2007年出版发行。又将另外的一些文字编撰成了《马克思晚年论东西方道路》一书，也于2007年由知识产杈出版社付印。2009年把新的和过去的研究思考重做梳理，撰写了《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一书，包括如何看资本主义的演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马克思晚年观察世界的新视角等三部分内容，于当年8周出版发行。

2009年下半年以来，再次研读恩格斯1894年和189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和《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及马克思晚年的相关著作，又写了一些东西，谈了对这些巨著的理解，对暴力革命与社会改造、东西方的对立与相互联系和彩响、金球化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但是总觉得，应该向于老学习，要努力把深奥的理论写得浅显易懂，让更多的人读后能够评骘、赐教。于是就想以自己不吐不快的愧疚之意、幡然醒悟之感为线索，把自己的一些理性思考与反省结合起来写，遂成此编。它有点像是我的生平概述，不过为了求真务实，以示自我探索的劳绩而已。

读者不难看出，我在思想认识上受惠于于光远老先生很多。在动笔前后，反复研读了他所著的《我亲自经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金会的台前幕后》，又比较系统地读了他关于时代问题的几篇文章，有2001年的《论时代问题》，1998年的《要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1996年的《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1993年的《历史上和当前中国的私有和公有》，1988年的《关于当代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若干基本概念》，1983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等。于老思考研究问题的深刻，表述理论问题的深入浅出，确实令人折服。

他老人家以“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在今日之中国，能以此自豪者能有几人？现在他已接近百岁，我从心底祝他老人家健康万福。祝福他，同时也是希望中国能增加几个像他那样真正懂得马克思学说的哲人。100多年来，马、恩的著作发表了的和未发表过的，西方已经集中了大量学术力量，加以整理并陆续出版，其数量之浩瀚，实在是无出其右者。我辈后学，以任何借口漠视它都是自暴自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