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间有这样一个巧合：中国文学翻译界的泰斗杨宪益、戴乃迭，是中西两极、阴阳合璧的伉俪。杨酷爱中国文学，精通英语、希腊语及拉丁语；而戴又是生活在中国，选中汉学专业，秉天赐良机地与杨同读于牛津大学，相识相爱，携手同袍，译坛共步，风雨沧桑。一个英国文学培养出来的汉学家，一个汉儒教训而成的英文学者。造物者也真是具有伟大而神秘的魔力，竟早就出了这么一对译界合欢花。

李伶伶的这本《杨宪益传》将带你走进杨宪益先生的世界，了解他一生的精彩。

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传奇性，读来像是一本流浪汉小说。他出身豪富之家，尽管从小穿上只有王子才有资格穿的丝质黄马褂，但由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不但没有成为对社会无益的纨绔子弟，反倒是极大地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智慧。他十九岁时留学英国，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修古希腊、罗马文学。他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办报纸，宣传抗日，并努力争取英国朋友对中围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他与同时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格蕾迪丝(她是在牛津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相爱。1940年，两人一起回到遍地烽火、满目疮痍的中国，从此结成生死不渝的终身良缘。尽管他学识渊博，尤其对中外文化关系史有独到的见解，但是，热情、真挚、勇敢的性格决定他不可能成为一位关在书斋、皓首穷经的纯学者。正如他晚年在自勉诗所说的：“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他怀抱火热的爱国情怀，是非分明，看到不合理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就要说话，就要抗议。

他便是杨宪益先生，《杨宪益传》将带你重温先生的那段精彩人生。

《杨宪益传》由李伶伶所著。

小引

第一章　白虎星下凡

　1.官商家族

　2.童年丧父

　3.中学时代

第二章　留学，游学

　1.彩色的生活

　2.异国之恋

　3.爱国情怀

第三章　与权贵相疏

　1.罗家伦及中央大学

　2.朱延丰及中印学会

　3.杭立武及中英学会

第四章　跨国婚姻

　1.一婚定终身

　2.来自政治的考验

杨宪益是天津一个特别富有的银行家的独子，生于1915年。母亲告诉他，在生他之前，她做过一个奇特的梦，梦见一只白虎扑人她的怀里。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克父。真的在他5岁时，父亲就病死了。算命先生的话成了他一辈子的纠结。上中学时，妈妈发现家庭女教师与儿子眉目间有异，等他一毕业，赶紧把他送到国外留学去了。

1.官商家族

杨宪益父亲叫杨毓璋，字霁川，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杨家的故事可以从杨毓璋的曾祖父杨殿邦讲起。虽然可以查到杨殿邦的曾祖父叫杨东明，祖父叫杨世锦，父亲叫杨果亭，但他们的事迹不详。

杨殿邦生于1773年，死于1859年，活了87岁，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时代，这样的岁数可以说是非常长寿的了。在如此漫漫人生中，他所担任过的职衔有记载的就达37项之多，做官从嘉庆十年一直做到咸丰九年，连跨三朝，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州按察使、贵州布政使、贵州巡抚、山西布政使、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府尹、礼部右侍郎、漕运总督等职。

在他的晚年，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他曾与太平军交过手，地点在扬州东北面邵伯镇一带。在中国历史上，官军往往不敌“匪军”。杨殿邦在与这帮农民军的较量中，并未显示出特别的军事才能，所以也耻辱地战败了。清廷降罪，将他革职，戴罪留军以观后效，后来就郁闷地死在军中了。

杨殿邦子嗣不旺，只生有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肢体一直有病，因此无法走上仕途。杨鸿弼肢体不良，但躯体没问题，也仿佛是老天有意使他弥补父亲的遗憾，他竞接连生了八个儿子！做不了运动员，就做教练员。他悉心培养儿子们，终使杨家日后出现了“五子登科”的壮观景象。

长子杨士燮是光绪甲午进士，先后在淮安、杭州任知府，还任过浙江巡警道等职；老三杨士晟是光绪壬辰进士，历任无锡、崇明知县、芜湖米厘总办，民国时任芜湖关监督、苏州关监督兼交涉员。1920年春，上海太田商会职员角间孝二等几个日本人到苏州虎丘游玩，在冷香阁午餐，适遇我第五团三营九连士兵十余人也到此用餐，角间孝二看不顺眼，竞用猎枪射杀了新兵胡宗汉，引起社会愤怒，杨士晟曾为此代表江苏地方当局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针对日本驻苏州领事百般抵赖事实、把射杀说成误伤致死，杨士晟也复照予以驳斥。

这一年，杨宪益年方五岁，是个顽皮的孩子，也许他在顽皮中，会听到一点家里人谈三叔公与日本人交涉的事情吧。在他年幼的单纯意识里，可能会印刻下些微对日本人的最初印象。也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老四杨士骧是光绪丙戌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庶吉士。历任直隶通永道道员、直隶按察使、江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接替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杨士骧为人随和幽默，生活上不拘小节。有天他赴一个叫马龙标的回族人的宴请，席上都是鸡鸭做的菜肴。酒酣之际，杨士骧对马龙标说，今天这桌酒席可以用“鸡鸭杂”对你的名字。席上众人都大笑不止。

或许杨宪益小时候听说过这个故事，所以日后当他遇到一个在他看来名字有趣的老师的时候，立刻如法炮制。

老五杨士琦是光绪壬午举人，先受李鸿章器重，曾担任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中的联络员。李鸿章死后，又受袁世凯重用，任洋务总文案献，是袁世凯的智囊人物，为袁世凯效劳不遗余力，在袁世凯的许多重大政治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甚至袁士凯复辟帝制，据说也是杨士琦的主意。光绪之死，一种说法是被袁世凯下毒，而那剧毒药水是杨子琦花重金从洋人手中购得。后来杨士琦也被自己的小妾小白菜用同样的药水毒死的。他历任农工商部右侍郎、邮传部大臣、钦差大臣、上海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总办、政事堂左丞、参政院参政等职。

老七杨士铨是光绪癸巳举人；老八杨士骢是候补四品京堂，广东补用道，京奉铁路总办，放山西巡盐道，在民国1913—1917年、1922—1924年两次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与袁世凯做了儿女亲家——袁世凯的第三个女儿袁叔祯是杨士骢的儿媳妇。

许是身体生来有亏，后天又操劳过度，杨鸿弼死得太早，不仅死在他父亲杨殿邦前面，也死在他的儿子们都有出息了之前。在杨殿邦身后，杨家开始衰落，身为长孙的杨士燮责无旁贷地负起了持家与照顾弟弟们的责任，一度颇为辛苦，后来当他娶了吴棠的女儿之后，生活才有了转机。

吴棠系晚清封疆大吏，先后任江宁布政使、漕运总督、江苏巡抚、闽浙总督、四川总督等职。早年，杨殿邦对吴棠有知遇之恩。吴棠是安徽盱眙人t当时盱眙属于安徽，1955年划归江苏)，杨殿邦本是安徽泗州人，后迁居盱眙，又年长吴棠整整40岁，所以把吴棠视为同乡晚辈，关爱有加。吴棠于道光十五年(1835)参加江南乡试中乙未恩科举人，之后五次赴京参加会试，有三次杨殿邦都叫他住在自己府邸内，照顾饮食起居，予以谆谆教导，帮他复习功课，关怀殷殷，犹如对待子侄。吴棠后来将次女吴述仙许配给杨殿邦的长孙，该有报答师恩的意思。

吴棠一生有两大传奇。一件事是道光年间他在清河县任县令时，湖南道员刘某去世，他的儿子扶棺回原籍，船经清河时，刘儿便派人向父亲故交吴棠报信，吴棠包了三百两银子，派人送去。

谁知此时河上还泊了一条丧船，是两个女儿送她们去世了的皖南道父亲的灵柩回乡。吴棠的仆人一见丧船就上去了，一问，不错，是位道员，就把钱递给了两位姑娘。

仆人回去复命，吴棠觉出事有蹊跷，再派人去打听，这才知道弄错了。于是再包了银子亲自前往刘船祭拜，而后又来到皖南道惠征船上致祭。

姐妹俩原也川资不够，正处困顿之中，收了钱正不知如何感谢，当下见了素昧平生的吴棠，自然感激涕零，表示日后若有机会，定当报答云云。P4-7

民国时期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形成了一种群体形象，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身份感与民族自尊心，虽然祖国处于贫弱混乱之中，他们仍然像对待母亲那样不嫌弃她，对她的今天不消极，对她的明天不丧失信心，不把自己的命运与她的命运分开考虑，不去考虑自己留在一个和平安宁文明现代的环境享受适意高雅快乐的生活，而是怀着一颗“理所当然”的心归来，安心地生活在愚昧落后的社会环境中，遭遇挫折不快也不大会有出走之意。

他们思想解放，视野开阔，追求民主，精神自由独立。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改造社会的积极性；他们有历史使命感，有天降任于己而应成就事业的意识；他们有信仰，有理想，追求光明与进步，较少把物质追求放在第一位；他们有是非界限，有嫉恶之心，有批判社会的意识，平日一团和气，一旦遇有大恶大非，敢怒敢言。

这一群人身上的这些优点，杨宪益差不多也都具备，甚至于有些优点更加突出。比如民国前期归来的知识分子，在抗战之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学而优则仕的不算，单是安身于大学教席的，也多有过物质生活优裕、社会地位甚高的黄金岁月，而杨宪益归来于抗战烽火正炽、民众流离转徙之时，他说：“我知道，回到中国，我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即使在中日战争改变了一切以后，我的心也没变。”思想境界当然不一样。

虽然杨宪益回国以后仍可算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可是那塔早已非同以往，它千疮百孔，四面透风，甚或摇摇欲坠，可杨宪益这样一个少爷出身的人，一个享受过西方物质文明的人，身在其中，却能安之若素。他也时有埋怨，但从未真正埋怨过自然环境与生活待遇，他所不能忍受的，是缺少相知相得朋友的环境。

国民党政府是被杨宪益唾弃了的，1949年他拒绝跟随去台湾，至死也不后悔当时的决定。当时他对共产党新中国充满希望，甚至愿意冒着危险为它收集与传递情报，在它打下江山后，又积极为它工作连家也可以不顾。但当它一度出现了病症时，他却也不顾情面地加以斥责，在他的打油诗里、他的自传里，都时有表现。比如在自传里，写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怪状，就有：“那年头，就像现在一样，在中国一名卡车司机可能比一位大学教授更有钱。”还有：“今天的大学教授想下馆子吃饭就难了，尤其是那些有孩子要供养的教授，除非是吃请，或是在北京有官方关系。”尽管这些批评社会的言论有时像是一种牢骚。

杨宪益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和气佬，一个好好先生，一个没有脾气的蔼然长者，一个心如止水豁达一切的人。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甚至于在他逝世的前几年，至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还时常表现出会被视为情绪化的东西。

他写自传时，也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早该心静如水、气和如风，可他在自传里，臧否人物，往往直言得厉害。比如对罗家伦、对朱延丰、对梁实秋这些去了台湾的人，固然笔下不大客气，对他视为好友的卢冀野，却也并不刻意为说好而说好。如他写道，卢冀野说过，如果重庆陷落，他就要与汪伪政府合作了，因为那里面有他的国民党老朋友。早在1983年，他将他早年出版的两本书《零墨新笺》、《零墨续笺》合并，交由三联书店出《译余偶拾》，他在序言里写到，由卢冀野给起的《零墨新笺》这个书名，自己并不喜欢。

若换了一个人，就不会这么说，至少可以不说。可是杨宪益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老了都还未将棱角磨圆的人，一个弃虚伪如敝屣喜欢讲真话的人。

任何一个社会，总有一些人受人尊重，但被人尊重的人和人是不同的。有些人，人们尊重他，其实针对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职务，是他头顶上的桂冠，是他手中的权力，是他在这个社会中所占的位置；另些人，人们尊重他，是折服于这个人本身的品德和能力。杨宪益就属于后一种人。

在受人尊重的杨宪益身后，许多人怀念他，纪念他的长文短章很多，扬其善，颂其德，读了很使人心生崇敬。但作为一个传记作者，要写一个人，仅有崇敬是不够的，还要有更多的对传主的了解和发现，否则就传达不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真实的人。带着这种思想，写这本书的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就是“寻找”二字。

这本书动笔于秋天，而将要搁笔时，心急的花树已怀揣苞芽，预备要有所动作了，善感的诗人见了也许要说：这是怎样一个看了使人心猿意马的景象哟!收获永远是一个诱惑，促使贪恋它的人不辞辛劳地进行下一轮的播种培育。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属于一个人的一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