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是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也被认为是与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怀特海一同创建了分析哲学。

《罗素自传(第2卷)》记述了罗素在1914年到1944年间的生活经历，其中包括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和平主义立场，作者的第二次婚姻，对苏联的态度，在中国的经历，与中国各界的交往，以及作者在二战期间滞留美国讲学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罗素自传(第2卷)》记述了罗素在1914年到1944年间的生活经历，其中包括作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和平主义立场，作者的第二次婚姻，对苏联的态度，在中国的经历，与中国各界的交往，以及作者在二战期间滞留美国讲学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罗素自传(第2卷)》由陈启伟翻译。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章 俄国

第三章 中国

第四章 第二次结婚

第五章 在泰利格拉弗宅的最后岁月

第六章 美国：1938－1944

索引

从1910年到1914年这段时间是一个过渡时期。我的生活在1910年以前和1914年以后，就如浮士德的生活在遇见梅菲斯特之前和之后一样，截然有别。我经历了一个重新焕发青春的过程，由奥托兰·莫雷尔开其端，又为战争而继续。说战争会使人恢复青春似乎很怪，但是事实上它使我摆脱了一些成见并使我重新思考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它还提供给我一类新的活动，对这类活动我并不感到乏味，而这种感觉每当我试图回到数理逻辑上去时都困扰着我。因此我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认为自己是一个并不超凡出世的浮士德，对我来说代表梅菲斯特的就是这场大战。

7月末炎热的日子，我在剑桥，和所有的人讨论时局。我觉得不能想像欧洲会疯狂到陷入战争，但是我相信，一旦有战争，英国是会卷进去的。我强烈地认为，英国应当保持中立，而且征集了很多教授和研究员在以此意发表于《罗彻斯特卫报》的一份声明上签名，到了宣战的那天，他们几乎全都变了卦。回首当年，人们竞没有明白地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似乎有悖常情。我在本书第一卷中曾提到，8月2日星期天，我遇见凯恩斯匆匆穿过三一学院的大院去借他表兄弟的摩托车赶往伦敦。不久我发现政府派人来召他去提供财政咨询。这就使我明白了英国加入战争已迫在眉睫。星期一一早我决定去伦敦。我在贝德福广场同莫雷尔夫妇一起吃午餐，发现奥托兰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她赞成菲利普要在下院发表一篇和平主义的演说的决定。我继续到下院去，期望听听爱德华·格雷爵士①的著名声明，但是人群拥挤不堪，竟无法进人。不过，我得知菲利普已经适时地发表了他的演说。傍晚，我绕着马路散步，特别是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一带，我留心地看着那些兴高彩烈的人群，让自己感受一下过往行人的情绪。这时和随后的几天，我惊讶地发现，普通的男女对战争的前景都很高兴。我曾经愚蠢地以为，战争是奉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专制政府强加给并不心甘情愿的民众的，这也是大多数和平主义者的看法。前些年我已注意到，爱德华·格雷爵士如何处心积虑地说谎，以使民众不晓得他是用什么办法让我们大家都答应在发生战争时要支持法国的。我曾天真地以为，当公众发现他怎样对他们说谎时，就会对他感到恼怒而厌恶了；然而相反，民众却对他表示感激，因为他使他们减轻了道义的责任。

8月4日的早晨，我和奥托兰在大英博物馆后面的街上来来回回地散步，那里现在已经是伦敦大学的一些楼舍了。我们沮丧地讨论着未来。当我们向别人谈到我们所预见的灾祸时，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发疯了；然而结果证明，同事实相比，我们倒是只会预卜小灾小难就唧唧喳喳叫的乐观派了。4日晚，与乔治·特里威廉沿着整条斯特兰德大街一路争吵，之后去参加了格雷厄姆．沃拉斯任主席的一个中立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中间突然爆发一声雷鸣般的巨响，委员会的老会员们都以为是一颗德国炸弹。这就把他们赞成中立的最后一点点感情也驱散无遗了。战争爆发后的最初一些日子，我感到大吃一惊。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如怀特海夫妇，都持异常激烈的好战态度。又如J．L．哈蒙德这样的人，多年来一直撰文反对参加一场欧洲的战争，却被比利时弄得狂热好战起来。我早就从参谋学院的一位军人朋友那里听说，比利时一定会卷人战争，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些大有名望的政论家们如此之轻率浮躁，竟对这种至关重要的大事无所知闻。《国民报》每周星期四照例有一次同仁午餐会，8月4日的这次午餐会我去参加了。我发现，主编马辛汉激烈反对我们加入战争。我提出要为他的报纸写一篇反战的文章，他热情欢迎。次日，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开头就说：“今天不是昨天”，并说明他的意见已全然改变。不过，他还是将我的一封反战的长信发表在下一期的《国民报》上。究竟是什么使他改变了主张，我不知道。我晓得阿斯奎斯的一个女儿在8月4日午后晚些时候曾看到他从德国大使馆的台阶上走下来，而且我隐约觉得，他也许因此而受到警告，说在如此危难之际缺乏爱国热诚是轻率愚蠢的。在战争开头的一年左右，他一直是爱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是这样的。有些主张和平主义的国会议员连同二三同情者开始在贝德福广场莫雷尔的家中举行聚会。我常去参加这些聚会，由此聚会中就产生了民主监督同盟。我很感兴趣地看到，许多和平主义的政治家更为关心的是他们当中谁来领导反战运动，而不是反战的实际工作问题。不过，他们都是应该发动的，而且我竭力把他们往好处想。

那时，我正处于最大可能的情感紧张状态。尽管我并没有预见到战争的全部灾难，但是我确比大多数人所预见的要多。战争的前景使我满怀恐惧，但是使我尤感恐惧的却是这个事实，即：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在预料到战争造成的屠杀时竟是极大的欢乐。我不得不修正我对人性的看法了。那时，我对精神分析毫无所知，但是我对人类感情的观点却与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并无二致。我是在力求理解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群众情绪时得到这个观点的。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父母爱自己的儿女是人之常情，但是战争使我相信那不过是一种罕见的例外。我曾经以为，人们大都爱财甚于爱别的任何东西，但是我发现，他们甚至更喜欢毁坏。我曾经以为，知识分子总是爱真理的，但是我在这场战争中又发现，知识分子中宁爱真理而不沽名钓誉者不足百分之十。吉尔伯特·默里自1902年以来一直是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在我没有支持布尔人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亲布尔派了。因此我自然希望他会又一次站在和平一边；然而他却一反常态，写文章骂德国人的邪恶，而赞颂爱德华·格雷爵士的超人美德。我对于那些将遭到杀戮的青年们充满了绝望的爱惜之情，而对所有欧洲的政治家们则感到怒不可遏。在几个星期里，我觉得如果碰巧遇到了阿斯奎斯或格雷，我会禁不住去把他们杀了。不过，这些个人的情感渐渐地消失了。这场悲剧之严重，以及对于仅仅由这些政治家的放任纵容而酿成的群众暴力的亲身体验，把我的这些个人的情感给吞噬以尽了。

在这中间，我自己备受爱国心的折磨。在马恩战役之前德国人的胜利令我恐惧。我像任何一个退役军官那样热切期望德国人战败。对英国的爱几乎是我所具有的最强烈的感情，而在这样一个时刻看来要把它抛开，我是在做一个非常困难的决裂。但是，我对于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从无片刻的犹疑。有时我被怀疑论所麻痹，有时我抱着犬儒派的人生态度，另外的时候我对世事漠然处之，但是当战争降临的时候，我觉得仿佛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的使命是提出抗议，尽管抗议可能是徒劳无益的。我的全部生命力都卷入其中了。作为一个热爱真理的人，所有交战国的民族宣传都令我厌恶。作为一个热爱文明的人，向野蛮的倒退使我惊骇。作为一个早失父母亲情的人，对青年人的大屠杀使我心痛欲碎。我并不认为反战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是我觉得，那些没有被狂热冲昏头脑的人应该表明自己是坚定不移的。目睹运送士兵的火车开离滑铁卢站，我总是有一种奇异的幻觉，似乎伦敦并不是一个在现实中存在的地方。我常在想像中看见伦敦的那些桥梁塌陷、沉没，整个这座大城市像晨雾一样消逝了。伦敦的居民也开始变得仿佛是虚幻的存在，而且我甚至怀疑我以为自己一直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否只是由于发烧引起的梦魇的产物。不过，这种心情为时不久，因为忙于工作很快就过去了。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