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曼君先生把文学经典当作既是实在本体，又是关系本体的观点，是一种“视界融合”的经典阐释理论。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体现了从历史发展的多维视野中对文学经典进行认识和把握的文学历史发展观，要求我们不断从新的高度对经典进行历史建构。它有利于我们从社会历史文化的变动中寻求历史精神资源；有利于我们从传统中去发现与发展人生经验与审美经验；有利于阐述主体创造意识的拓新，从根本上不断地变革传统、丰富传统，不断地激活传统、发展传统。可以说这种“视界融合”的经典阐释论，是一个具有开放性观念意义与方法论意义的文学批评理论贡献。
其次，关于现代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形成了新的知识系统，体现了新的价值观。
中国现代文学有无经典，这是多年来困惑当代学术界的一个问题。从80年代中期开始，有人认为，1949年以后的30年间的文学成就，远不及1949年以前的30年，1949年以前的文学成就最重要的价值，恐怕就是充当思想史的资料。黄曼君先生认为这样一种在文学急剧转型时代的焦虑感与危机感主要是源于本体论缺失所造成的阐释性焦虑，它也迫使我们必须深入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问题。新世纪以来，关于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潮中，受海外汉学的影响，存在着一股对“五四”以来新文化传统与新文学传统的解构主义倾向，用一种二元对立立场，把“五四”文学放在与古代文学的对立面，否定或消解现代文学经典。黄曼君先生认为，无论是消解大师、告别经典，还是寻找大师、重释经典，都要避免盲目性。我们必须从经典的融合视野来认识现代文学经典，建立一个全新的现代价值观。把现代文学经典放在与古代文学经典的比较与对话中来确立现代文学经典、认识现代文学经典。
黄曼君先生认为现代文学经典是在新的知识系统基础上形成的新的价值观的结晶。这个新的价值系统的核心就是人的发现与科学的发现。现代宇宙观突破了天人合一，转化为“天人相分”的凸显个性的观点；从知识论范畴突破传统的文质、道技关系；从形式上表现出重逻辑和理性化的叙事特点，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中国旧学体系，又区别于西学的新型知识系统。科学在古典价值系统中，被归入从属于“道”的“技”的范畴，而在新的价值系统中，是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人之道”、“人性之光”。新的知识系统与新的价值观不同于旧系统的本质特征是现代性。在西方，现代性寄予“人”的启蒙理性和主体性原则，“人”成为意义的唯一来源。在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表现为个人主义和国民性等启蒙话语与民族国家观念相融合，由器物而制度而思想文化的现代性发展，导致“人”的发现、科学的发现与新的艺术精神的觉醒。政治经济先行，思想文化后变导致了“人”的精神价值与审美自由追求的受限、科学理性和知识系统价值中立立场的丧失。现代性是“启蒙的现代性”，它立足于社会的改造、思想的更新、新人的培养。这样一个启蒙现代性孕育了新的审美精神，即审美现代性。新的审美精神的体现，是建立在新的知识与价值背景之上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以现代性为中心，呈现为多维度的展开与流变，这个多维向度主要体现为革命与审美的关系、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关系，并且在这样的流变中得到重构与延传。
与现代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学经典，作为特定时空的一种历史话语，有着被确认的权威价值与地位。以现代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赋予了新文学经典以特定的内涵，使其具有现实的超越品格与历史的恒久品格。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和互动一直伴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程。在全球化语境中，各民族文学如何维护和更新自身的传统，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有没有传统？如果有，这种传统又是怎样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蜕变和转换过来的？黄曼君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何以形成新型传统》①中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的丧失，文学在表现现代生活、揭示现代人的心灵等方面显现出很大局限，文学必须改良或革命。他把现代文学新型传统的建构过程分为：现代转型、现代构型与现代定型三个阶段。自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文学明显地由抒情言志的文学向叙事的文学转变。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从新民入手，倡导国民群体意识，在着重文化承传的前提下调和“东”、“西”，提倡“渐变”，这是新型传统的转型期。到了“五四”时期，主张破除精神传统，以个体意识取代群体意识，追求个性自由与人性解放。并将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的革命作为一个整体，冲破了数千年传统文化深层价值观念及其文言文符号系统。“五四”文学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辅相成，形成了“五四”精神，它是中国文学新传统的构型期。“五四”精神是中国人精神文化实现现代化的标志，是几代中国人创造精神能量经过积聚以后的总爆发。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精神，而是一个多面体，涵盖着哲学、社会政治思潮、文艺思潮、语言本体及符号表现系统，它包容了政治意识系统的、启蒙的、生命价值本位的、审美独立性的、文化守成的等多种文学观。这一些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形成的“五四”精神本体以其鲜明的多元共生、互补交融的特性，体现了“五四”新传统构型中的开放性特征，获得了成为建构新传统的资格。P6-8
黄曼君先生是去年11月22日中午离开我们的。为了纪念他，我们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编辑了这部黄曼君先生逝世周年纪念集。纪念集中的作者有曼君先生的同辈学者，像严家炎先生，就是60年代与他一起参加中宣部组织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同事。那个年代严家炎先生与曼君先生都不到30岁。这部由唐□、严家炎主编的教材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中文系最权威的专业教科书。这部纪念集中的大多数作者是他的学生，有50年代他留校时教过的，像曾祖荫先生，和他的年纪不相上下，曼君先生那个时候是位年轻、帅气、有才华的老师。他从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到20lO年他所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近百位，这次他的大多数研究生为纪念曼君先生撰写了文章。也有不少作者未曾授业曼君先生门下，但无不对他发自内心的崇敬。
每一篇文章都深情地记录着曼君先生学术与人生的生动影像。曼君先生给大家的印象，正像戴建业教授称道的那样：黄老师治学有才，为人有趣。像黄曼君老师这样才趣俱佳而又清澈如水的学者，在当下中国的学术界可谓“稀世珍宝”。在如今中国的学术界，黄老师虽然未能绝尘免俗，但他也从不假装超然脱俗。正因为黄老师敢以本色示人，我们才觉得他有趣，才觉得他可爱，才觉得他可亲，才觉得他可敬。
在学者、朋友们的追念中，曼君先生可敬可爱的形象一次又一次复现在脑海里。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朋友，是桂子山一个永远具有现代学者魅力的偶像，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第二代学者的优秀代表。
这部纪念集中的“学者风范”，主要收集的是有关回忆与评述曼君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成就的文章；“师生情缘”汇集的是他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回忆追随曼君先生求学问道时的心得体会；“性情风采”是学者们与曼君先生交往的生活记录与印象扫描；“新闻报道”收录的是曼君先生70寿辰与去世后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纪念诗文”采集的是写给曼君先生70寿辰与去世后的诗歌，也选载了他生前的四首有代表性的诗作；“挽联唁电”是曼君先生去世后追悼活动期间有关学术机构与学界友人发来的唁电与挽联(可惜有部分没有保留下来)；“生平年表”中的“生平”是由周晓明教授代写，以文学院名义发布的，“年表”由曼君先生夫人与他的二公子合作完成。纪念集的几个专题分类，是为了方便编辑阅读，内容上有不少是交叉的，并没有明显的区分。
曼君先生纪念集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范军社长、段维总编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领导与文学院领导的热情关心，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纪念集由黄曼君先生纪念集小组策划、协助组稿，黄永林教授做了大量组织与协调工作。稿件的编辑过程中，曼君先生夫人陈菊先教授给予了许多协助，访问学者王海燕副教授帮助做了大部分稿件的整理工作，最后由王泽龙教授统稿定稿。纪念集中的遗漏或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泽龙
2011年10月21日
黄曼君先生走了。他比我还小两岁，身体、心态向来都不错，却突然先我而去。闻讯后不禁黯然良久。
我与曼君最初相识，是在1961年，至今已整整五十年。当时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正主持全国两百多种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我与曼君共同参加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瞍主编)，即是其中之一。那时，我们两人都还不足三十岁。由于各自的工作都相当紧张，我们之间个人的接触并不多。真正相互熟悉起来，则要到“文革”结束，《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又上马之后。
1977年，打倒“四人帮”后第一个夏秋之交，曼君正在北京。不知他何以得悉周扬已经从被拘押的场所出来，便约我同去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看望周扬。我们听周扬提到了“文革”中的某些经历，也谈到他今后如果出版文集，会把自己所发表的文章全收进去的打算，周还特意提到了那篇著名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也必须收。从中组部招待所告辞出来，一路上曼君就向我表示，他很佩服周扬那种“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敢于负责的精神，我也深有同感。正因为这样，几年后当《周扬文集》正式出版时，同样是周扬却说“《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由于是毛主席亲自阅改过的，所以就不收进文集”，曼君就失望地表示“无法接受”，“没有道理”；因为毛泽东所加进的那几行文字(“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早在“文革”中就曾以黑体字公开发表过，绝不能成为作者自己推诿责任的理由。可见，曼君的是非感相当分明。
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曼君在饭桌上当众摇头晃脑、满怀激情地朗诵自己新诗作品的景象。虽然现在早已记不得他背诵的是哪几首诗，但在我记忆中，这样的场面至少曾出现过两次或三次，每次必是朗诵者神采飞扬，在场者则欢笑不已，一餐饭下来，每位友人都感到非常愉快。足见曼君颇有点诗人气质，而且性格相当开朗。因此，当后来有朋友传说他患了抑郁症的时候，我实不敢相信这类消息，总觉得和他的气质有点相背。
确切地说，曼君其实既有诗人的热情、浪漫、活泼，更有学者的严谨、勤奋、扎实，而且后者应该是他更为根本的特质。他早年那篇《(创业史)的长篇结构与人物描写》，便写得相当中肯到位。后来在沙汀研究、郭沫若研究、余光中研究等方面则更有出色的成绩。《论沙汀小说艺术再现的特征》一文，将．这位作家写实主义之厚重、细密、锐利、泼辣展现得淋漓尽致。《(女神)创作灵感试论》、《自然科学的精神与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二文，对郭沫若的诗作灵感和泛神论思想均作了科学的颇有说服力的论析。《余光中现代诗学品格论》更是一篇有独到见解的好文章，不仅论述得全面得体，而且富有思想学理的深度；既体现出研究对象余光中诗学境界多元丰厚的特点，也显示了曼君自身学术视野的开阔和襟怀的宽广。这些都是我自己作为同行，读过他的著作后不能不一吐为快的实际感触。至于像《新文学“以美引真臻于善”教学体系刍议》这类文字，更可以说是总结了他丰富的教学经验后形成的真知灼见。
曼君是一位非常诚恳的人。有一件事使我深受感动：1989年8月，《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印出后，我曾给曼君寄了一册，但并不敢期望他撰文评论，因为知道他很忙。过了七八个月，我却收到他寄来的一本《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上面载有曼君先生的大作《一部学术性与开拓性并重的小说史力作——评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长达万余字，写得非常认真，而且极有见解。十多年后，当我想在拙著第三版(增订版)中选收几篇书评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曼君这篇，但终因其篇幅较长而不得不犹豫再三，忍痛割爱(仅在书评目录中显示)。我想，曼君自己或许是能够体谅我此番不得已而用的苦心的吧！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黄永林、王泽龙主编的《黄曼君学术与人生》是为了纪念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曼君先生逝世一周年而编辑的一部纪念集。《黄曼君学术与人生》汇集了对黄曼君先生学术思想与教学经验专题研究的文章，收录了黄曼君先生20多位博士、部分硕士回忆追随黄曼君先生求学问道时的心得体会与生活片段；黄曼君先生生前同事与学术界友人缅怀黄曼君先生学术人格与性情风采的诗文；纪念黄曼君先生70寿辰与去世后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黄曼君先生去世后追悼活动期间有关学术机构与学界友人发来的挽联与唁电。压轴为黄曼君先生的夫人与其二公子合作完成的生平年表。以此表达我们对黄曼君先生的缅怀之情。
黄曼君(1935年5月30日-2010年11月22日)笔名黄毅军，湖南株洲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导、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著名学者和诗人。2010年11月22日因病辞世。
黄永林、王泽龙主编的《黄曼君学术与人生》汇集了对黄曼君先生学术思想与教学经验专题研究的文章，收录了黄曼君先生20多位博士、部分硕士回忆追随黄曼君先生求学问道时的心得体会与生活片段；黄曼君先生生前同事与学术界友人缅怀黄曼君先生学术人格与性情风采的诗文；纪念黄曼君先生70寿辰与去世后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黄曼君先生去世后追悼活动期间有关学术机构与学界友人发来的挽联与唁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