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从一名民军首领开始说起吧，这个首领的名字叫做张金称。
张金称，贫苦人家出身，因实在吃不上饭而聚众反抗。这位老兄虽然没上过学、没读过书，却天生拥有将帅之才，不管是谋略还是胆识，均堪称“准一流”。他曾经率军屡次击败官军的围剿，最终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民军首领！
不过，此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性格急躁且极为残暴，只要攻陷某个城池，即行屠杀。史载，他曾在一个早晨杀死男女一万余人，所过之处基本上不留一条人命。
对于这种情况，其实很好理解，民军虽称为“民军”，但心里不一定装着老百姓。尤其是残酷的军事斗争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很容易让一些人心理变态，从而演变成杀人狂魔！
大家还记得樊子盖吗？这个家伙后来不就成为典型的杀人恶魔了吗？
就在河北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一位杰出的官军将领默默地出场了！
杨善会，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县令，为人忠直却长期得不到升迁和重用。不过，这位老兄却是一个很看得开的人，虽然官职不大，却清正廉明，干得有声有色，因此很受当地百姓的拥戴。
若干年之后，“征高句丽”开始，河北一带成为受难最重的地区之一，很多人承受不住无休无止的兵役和饥荒，从而被迫选择做盗贼的道路。杨善会作为一个县的最高长官，理所当然承担起了捕捉“盗贼”、维护治安的任务。
这位老兄做事非常负责，临时招募起了一支数百人的“保安团”，然后展开了极富挑战性的围捕行动。效果是明显的，没过多久，该县境内便不见了盗贼的踪影。
两年之后，张金称率领的民军逐渐壮大起来，攻城略地、屡败官军，闹得轰轰烈烈、沸沸扬扬。在这位张首领的带动下，河北地区真的是乱了套了，接二连三又涌现出了孙宣雅、高士达等若干股民军。粗略估计，当时的河北一带有中等规模以上的民军十几支，较大规模的民军五支，总人数达到四十万以上！河北的地方政府，基本上都被击败过，只有一个地方除外，这个地方就是杨善会所在的小县。
不久之后，张金称率领着自己的大部队(三万以上)来到了杨善会所管辖的区域，预备来一场痛痛快快的抢掠和屠杀。在张金称看来，不就是一个小破县嘛，搞定它如探囊取物！
杨善会得到消息后，立即率领自己的“保安团”(此时有一千人左右)前来阻截。这位杨老兄虽然只是一个文官，却有着惊人的谋略和胆量；他没有畏缩不前，而是果断进击，以一千人力敌对方的三万人，竟然打了个平手！
正当双方相持之时，朝廷派来了一支剿匪大军，领头的叫做段达(此人后面还会出现，请稍留意)。这位段老兄非常自信，简直自信到了自大的地步；他没有听取杨善会的正确意见，选择贸然出动，结果被张金称打了个大败。
幸好段达这小子还算识相，立即向杨善会谢罪，并且虚心请教破贼之法，才没有落得一败涂地的下场。
此役之后，张金称联合孙宣雅、高士达等人合兵一处(不低于三十万人)干了一件大事：攻破了朝廷的黎阳仓(大型储粮仓库，在今河南省北部地区，方圆三十余里，有四千座窖)。
等这帮哥儿们抢足粮食，开开心心往回走的时候，却遭到了一个人的顽强阻击，这个人正是咱们的杨善会。这位老兄以仅仅一千多人的兵力，以“突袭”的方式，竟然取得了一次大胜利。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呀！
杨广得知这一丰硕战果后，大为赞赏，直接将杨善会升为某地市长。
一段时间之后，杨善会与另外一名隋军将领合力再次击败张金称，使得河北地区的局势一度得以控制！
但是，由于皇帝杨广的瞎折腾，河北地区再次大乱起来，而且比上一次还要严重，简直到了“从盗如市”的可怕程度；张金称、高士达等人也再次崛起！地方军队不堪一击，接连遭到惨败，唯有一个人还在苦苦支撑，这个人就是杨善会。史载，在这段戎马倥偬的峥嵘岁月里，咱们的杨老兄曾参加战斗七百余次，全部都获得了胜利。
可惜，杨善会这样的人太少了，贼患愈演愈烈。杨善会看到这一情况后，感慨道：“国乱如此，却不能为国平贼，只恨自己无能呀！”
于是，这位一心为国的优秀将领便向朝廷上了一封奏疏，简略陈述了一下河北地区的“贼乱”情况。巧的是，此时宇文述刚刚死掉，这封奏疏得以顺利地呈给大隋皇帝。
皇帝杨广看到之后，立即调派一名老将前往河北地区支援。
这名老将就是咱们的老朋友、一代名将杨义臣！
自打从高句丽战场上无功而返后(《正儿八经说隋唐大隋天下》“再征高句丽”部分有述)，这位老兄便被调离了军界，过起了平平淡淡的日子(任某省省长)。
对于一名早已习惯了军旅生涯的战士而言，这种枯燥的生活无异于浪费生命，也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因此，杨义臣的内心非常不平衡，天天唉声叹气，似乎有一肚子的委屈。有了这样的心理，其政绩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三年，直到那个诏令的到来：河北地区大乱，卿带兵前去平贼。
接到命令后，杨义臣老？目纵横、感激万分，立即率领数万大军(三万左右)赶赴河北。
能够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能够再次扬威沙场，不是一件很让人激动和期待的事情吗？尤其是对于一名真正的战士而言。
或许是憋闷得太久了，或许是急于立功，杨老兄刚一踏上战场便将矛头对准了“河北第一巨贼”张金称！
很快，双方的军队遭遇。P1-3
通俗与提高、专家之学与普及性读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一直是史学界的老问题。早在1946年，顾颉刚先生检讨抗战以前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时就指出，在此之前大家的精力都投向了专的方面，而忽略了通的方面，专家的研究固然是史学界的基石，万万缺不得，可是接受专家研究的成果、融会贯通后送给一般人看的普及读物也万万缺不得，因为“唤起民族意识，把握现代潮流，都靠在这上了”，所以他希望将来的史学应当“两条路都走，两种人才都培养，然后可以学尽其用”。
令人遗憾的是，顾先生的这个真知灼见并没引起此后中国史学界的重视。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对于普及应用性史学的发展一直重视不够，使历史学在公共知识体系建设中成为较为薄弱的一块。由于历史教育的缺陷和历史研究论著缺少趣味性，导致很多人的历史知识不是来自历史课堂和史学研究论著，而是来自一些缺少历史依据，甚至是胡编乱造的“历史小说”或“历史剧”。这些“历史小说”或“历史剧”最严重的问题不在于描写“官场倾轧”、“宫廷秘闻”、“皇帝野史”等事情的不真确，而在于它们崇尚和传播的是“弱肉强食”、“心狠手辣”、“见风转舵”、“明哲保身”、“权钱万能”等不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思想。深受这些小说或电视剧影响的人们的历史观念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成为“清官”、“好皇帝”、“权钱”的崇拜者。史学界除了发出几声不满外，对这些毒害人民、贻害民族的现象并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遏制。
在这种情况下，发自学界以外的历史通俗读物开始出现，并且逐渐赢得了不少读书者的喜爱，这种史学现象也引起了学界内外的关注和争论，有人反对，有人赞赏。平心而论，尽管目前出现的历史通俗读物良莠不齐，表现各异，不过它们的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专深历史研究不擅长知识传播和普及的缺点，向人民大众传播了较为真确的历史知识，拉近了历史学和大众的距离。综观近几年出现的历史通俗读物，它们总体上有一个基本的取向，就是求真、求善、求美。毋庸讳言，人文社会学科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不断地促使人类实现真、善、美。所以对于这种求真、求善、求美的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学界应当给予提倡和鼓励。
所谓“求真”，就是历史通俗读物的写作应当以正确的历史事实为基础。“秉笔直书”是一切历史著作之所以为历史著作的根本。历史通俗读物虽然追求通俗易懂和生动有趣，但是它本质上还是历史著作，所以自不能例外。目前被认可的一些历史通俗读物，虽然已被人指出存在某些“硬伤”，但是大体也都遵守着这一根本原则。从历史通俗读物被指出的“硬伤”来看，主要问题在于过分依赖“正史”而不注重对已有历史研究的吸纳。历史学发展到现在，几乎在所有知识点上，都有专深的研究，并且不少都是被普遍认可的结论，这就给历史通俗读物的撰写提供了很好的知识储备。所以，历史通俗读物如想更好地“求真”、避免“硬伤”，就必须更多地参考已有的专深研究，而不能仅仅依靠一些传统史书。
所谓“求善”，就是历史通俗读物的写作应当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司马迁一部《史记》之所以能够传诵千年而不止，正是它努力践行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继绝世，补弊起废”的“王道”。现代社会虽然已经不再需要宣扬“王道”，但是明辨是非、惩恶扬善、纠偏补弊依然是历史书写的基本追求，而且公民社会的建设还给其赋予了更高的目标，即塑造与公民社会符合的历史观。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著作，尤其是历史通俗读物在叙述、评说历史时，虽然是以个人视角解读历史，但也应尽可能摆脱个人好恶或时流俗见的影响，谨记建设公民社会正确价值观的使命。因为，歌颂“清官”、“好皇帝”，其实质是在支持“人治”反对“法治”；崇尚“权术”、“厚黑”，其效果一定是颠倒是非、扬恶惩善。
所谓“求美”，就是历史通俗读物的写作应当生动有趣，易懂好读。“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语准确地概括了论著能否得到传播和普遍接受的真谛。专深的历史研究论著是写给职业史学研究者看的，它要的是言之有据，论证精详，所以不必讲求文采，更不能讲故事。但是历史通俗读物是写给普通大众看的，如果语言不生动，故事不有趣，情节不曲折，行文不好读，那么就不会引起普通大众的阅读兴趣。所以它必须要把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精练简化为一个个有趣的情节或故事，然后通过精美生动的文句、娓娓动听的讲述、自然合理的议论，给阅读者以美的享受。
一句“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成为近几年评价赞扬历史通俗读物最流行的评说语。这句潜藏着对过去数十年由职业历史学家主掌的历史书写“否定”意味的话语，值得我们当前史学界深思。就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今天的中国史学研究无疑已经超越了六十年前，但是在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方面，我们则很难说进步多少，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还退步了。比如民国时期的一些史学大家，如顾颉刚、吕思勉等人都热心于历史通俗读物的编撰，在这些史学家的努力和支持下，《大公报》、《益世报》等主流报刊也开办了面向公众的史学栏目。反观今天的中国史学界，既很少有在史学研究上卓然有成的史家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传播，也难在普通报刊上见到面向公众的史学栏目。史学论文和专著虽然数量在不断增加，且不说思想的枯萎和见识的短浅，就是越来越干巴的行文也让史学界内部不少人士难以读下去。中国史学界目前的确是越来越专了，以至于研究明清不知魏晋，可是这恰是中国史学的悲哀而不是骄傲。缺少“通人”，缺少“通识”不仅使历史学远离大众，脱离现实，也使史学研究自身让人生厌，失去吸纳后继人才的魅力。
当问题不能由正常方式来解决的时候，就一定会由某个非正常的渠道来解决。历史知识普及的任务既然职业史学工作者不担负起来，那么发自“民间”的历史通俗读物则会让人眼前一亮，并迅速被社会大众认可。
相对于那些胡编乱造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存在的种种问题来说，旨在求真、求善、求美的历史通俗读物，在向公众普及必要的历史知识、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促进历史学健康发展等方面是颇为有益的。职业历史学家和学院派学人对于这类历史通俗读物的编撰，应该予以提倡和支持！
《正儿八经说隋唐(之3群雄逐鹿)》由王玉伟所著。
《正儿八经说隋唐(之3群雄逐鹿)》内容简介：那是一个带着一丝血腥的时代，但那也是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想被别人统治，唯一的选择就是统治别人。生于一个那样的时代，他们必须义无反顾地把时代当作自己的舞台。于是，顶盔贯甲的武将来了，他们在万马军中拼死冲杀，哪怕到头来身首异处，马革裹尸。摇着鹅毛扇的阴谋家来了，他们在庙堂之上设谋划策，滔滔雄辩，哪怕到头来家国俱碎，只是画饼。
许多人不喜欢做历史研究，但历史本身却以无可阻挡的魅力让我们沉迷在了他的怀抱。
王玉伟的这本《正儿八经说隋唐(之3群雄逐鹿)》是一部严肃的通俗历史著作，以宇文邕和杨坚为中心，分两部分介绍了大隋王朝建立的前前后后，人物个性鲜明，战争场面宏大，语言风趣幽默，功力力逼当年明月。本书参考《资治通鉴》、《北史》、《南史》、《周书》、《隋书》、《新唐书》、《旧唐书》等正史，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用小说笔法，以心灵品史，对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隋唐王朝进行全景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