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2：梅故校长精神永在（节选）
浦薛风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两诗句。实可为吾师梅故校长月涵博士之志节写照。盖以一位谦诚勤朴之学者，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但事耕耘，不问收获”，最后两年卧病之中，犹复竭尽可能，指示处理，病榻之上，语不及私，此种“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之坚毅精神与忠诚努力，较之慷慨从容之志士仁人，当无逊色。而其躬行实践，以身作则之伟大人格，尤足为世代师表！
梅故校长一生与清华发生密切关系，民元前四年美国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中美双方协议，对此款作为资遣中国学生赴美深造之用。民前三年。梅师月涵即考取第一批留美，入吴士脱工科大学，攻电机工程。学成返国后即于民四年起在清华学校任教，直至十七年秋，由清华赴美担任留美学生监督。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奉命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故梅师与清华之关系，自其考取留学算起。计有五十三年；自其任教算起，则有47年；自其长校计，则亦十三载，此实不可多得之事迹。所谓惟精惟一。此殆近之。
当时清华旧制八年毕业。所招幼年学生，系按各省田赋轻重而配其多寡名额，由各省每年公开考送。惟八年之中，缘死亡、退学、开除或留级而淘汰者，大抵居十之三四。故每级约一百学生，最后往往只有六十至七十人能毕业留美。回忆本人于民国三年夏考入清华后，梅师曾授予数学一课，讲话特别缓慢，解释非常明白，练习认真而态度和蔼，此一印象至深，迄今犹历历如昨日事。其后数年。予曾参加清华创办之童子军，而梅师恰为吾队之领导，循循善诱，得益良多。此为本人亲承教泽之开始。其后，予留学归国，在母校执教数年，梅师出任校长，乃多追随机会。
清华之发展进步，历任校长均有其贡献。梅师任期最长，故贡献亦最多。梅故校长主持清华之后，对于应聘教师，充实设备，增添建筑，扩充院系，分别继续努力。而当时清华又复以另一特色见称，即所谓“教授治校”。此一佳话，殊值叙述。当时所谓教授治校，绝非教授干预学校行政，更非校长推诿责任，而是环境、传统、作风、需要，交织形成。举凡校中施教方针，年度预算，规章细则，建筑设计，以及类似重要事项，或则由教授会议决，或则由评议会商定。教授会每年只开两三次，而评议会至少每周一次。在校长方面，因虚怀若谷，尽量听取同仁意见，在教授方面，正因校长谦虚诚挚，故对其所持意见特别尊重。往往会议中争论甚久，梅师一言不发，及最后归纳结论，片言立决。评议会系由校长主持，由教务长、各院长、秘书长及由教授会选出并有一定任期之若干位教授参加。最难能可贵者，评议会中尽可因公而争得面红耳赤，但绝不影响私交。此种民主作风，此种对事不对人之雅量，值得大书特书者。正因如此。清华园内，一切协和安定。当时一般学风动荡，华北局势紧张，清华之所以能宁静如恒。自非偶然。
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先则在湖南长沙合并上课，称临时大学。半年后，即搬迁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原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月涵三位担任校务常务委员。而由梅先生主席。此一段非常时期之教育工作，最为艰苦，最费心力。尽三校各有其特殊个性，各有其校风传统，当时局势动荡，心理紧张，设备简陋。经费支绌，幸赖全体教职员生，精诚合作，乃能一切顺利；而归根结底，则三位常务委员间之推诚相与，不分彼此，实有以致之。
犹忆胜利复员。三校各自迁回原址，斯时予适辞去行政院救济总署副署长职务，梅师曾电邀回校任教，并以路费电汇。当时因先母仍然健在，八十余高龄不便远行，而津浦铁路未能通达，故思维三四，只得婉辞；而梅师知遇爱护之忱迄今拳拳不释。
清华在台复校，从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起筹办原子科学研究所开其端。先在新竹洽觅校址，勘察土壤。相度地形，洽办接收，费去许多心血。校址既定，则进行若干校舍建筑设计，以及所需款项之请拨与筹借。当时本人蒙教部聘为建校委员之一，故深知此中经过，煞费周章。至于第一批研究生之招考，第一批教师之洽聘，乃至暂借台湾大学上课等等，均费心思。梅师往往独自一人，深夜犹在考量计划，或亲书函札。关于原子炉之装置，从蓝图设计，商得美援，草拟协定，订购机器，安排装置，则尤旦夕萦绕于梅师胸怀。美国各大学中装置有原子炉者，共有三十余所。大抵初装之后，往往发现欠缺，不得立即开动，或则修理或则重建，迟至一二年后，始得告成。此次清华原子炉之装置，完全由梅师及吾国工程师共同研究，指导完成，而一经发动即进行顺利，虽日事属幸运，但究由于梅故校长之小心谨慎，全力贯注。
当局在迁台以前，曾定梅师为教育部长，但当时梅师谦辞，此仅淡泊为怀，素性使然。及一九五八年七月，梅师卒勉遵当局之命，主持教部。当局深知梅师不愿舍离复校甫始之清华，故嘱仍任清华校长，就职之日，向部中同仁致词，勉以“多记着‘教育’两字，而少注意‘部’一字。”意即实事求是，避免推宕拖延之官僚习气。梅故部长嘱予襄助部务，因自觉义不容辞无从推避。关于教育重点。梅师曾以提倡科学教育相告，并承询有无其他意见。本人当即谓贯彻教育法令亦是当前急务。盖法令不能贯彻，即起玩法心理，不仅政府不能树立威信，社会亦将减削其维系力量。梅师深以为然，惟谓对于青年学子宜特加护助。故梅故部长任内，实着重提倡科学教育及贯彻教育法令两项。第梅故部长本“为政不在多言”之旨，不事宣传，不重报道。其后关于提倡科学教育，人所共知；关于贯彻教育法令，则在可能范围以内，尽量实践。
兹略举一二事例。梅故部长到任之初，各方推出新人不少。只为部中之员额早已超额甚多，故除主任秘书及总务司长外，一律未用新人；不特未添新人，即遇原有额外人员出缺，亦以一律不补为原则。又如预算经费，力求撙节，故两年半任期之内，除捕付积欠外，更有剩余，两两相加达数百万元。以言贯彻法令，必须各方合作。但社会之中，有明知故犯造成违反法令之既成事实，则使主管部会，无论置之不理。任其事态扩大，或斟酌情理，应付解决，反而遭受责难。实则此犹不责纵火者之居心叵测，而使救火者动辄得咎，殊非事理之平。窃以为贯彻一切法令。乃今日民族复兴与国家法治之基本要务。
古人有盖棺论定之语。任何人之风范贡献，社会自有公论。笔者忝列门墙。不敢妄赞一词，特觉际此努力复兴之时会，凡值敬仰而足效法之领导人物。尤宜揭橥推崇，使社会知所趋向。梅故校长虽已脱离尘世，而其伟大精神永留霄壤。兹承传记文学杂志社发行人坚嘱撰写短稿，故含泪濡笔草成此篇，惜时间匆促，未暇构思修词。殊以为憾。
（摘自《音容宛在》）
P42-44
为了文化的传承
浦丽琳（心笛）
二十世纪的中国，饱经战乱。父亲浦薛凤（1900—1997）的一生，和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五四运动时期，父亲是清华学校的学生，参与五四运动，曾返里组织常熟旅外学生联合会，被推举为会长，迎闻一多等人到常熟。抗战时期，父亲自任教的清华大学，独自到重庆，为了抗战报国。抗战胜利后，自重庆搬到南京，全家久别团圆。1948年父亲从南京被邀去台湾任职，1962年自台湾被请到美国讲学。每次都以为那仅仅只是一个短暂的迁移，不久即可返回原地，因此父母亲的信件文物，每次都寄放在亲友处，没随身带。而每次的迁移，日久之后，都造成信件文物的散落与遗失。
1997年1月，父亲在教学居住近三十五年的美国故世。遗物中，有父亲在美国留存的两盒友人的信件。当我读到这些信件时，我认为它们是宝贵的时代和历史的见证，写信的人，多数与五四时期及中国的历史有关，对中国近代的学术文化有突出的贡献，他们的信件有历史价值，他们的墨迹有艺术和文化价值。
约五年前，纽约的文学评论大师夏志清教授和我在电话中谈提到父亲遗留下的信件，他热心建议我和西雅图的罗久芳女士（罗家伦的女儿）联系，说久芳有许多罗家伦先生的信件，两人可交换处置信件的意见和心得；夏教授并马上热心特地为我写信给久芳。罗家伦伯伯是父亲清华教书时的校长和朋友，罗久芳和我曾有缘各有一篇文章同收在宗璞主编的《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一书里。但我和历史学者久芳姐还没曾有缘见过面。久芳姐那时刚出了一本写她父母的书，她送了我一本她的新作，并介绍地处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高艳华女士和我联系，这就牵出了一份出书的奇缘！
高艳华编辑很热心，一开始就感动我极深；她自动把我的几篇旧作送到报刊上发表，使我觉得她突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一片辽阔的、久违的、我已感生疏的中国大地。她听说我被困扰多年于常熟家乡的祖坟将遭迁移和我家祖屋将遭拆迁的事，得知家乡的官员频繁更换，部门之间相互推逶，久拖不办，对于这样办事低效也十分焦虑。因此她热心为我费心费力联系常熟的侨办处，为我拟信稿等事。2007年时我们已计划着出书，却因一连串的事件，一而再地被拖延。经过相当漫长和辛苦的等待与过程，由于友情、爱心、高超的品格和坚持，高艳华女士在健康欠佳而退休后，仍抱着百折不挫的敬业精神和毅力，克服一切困难，为我这本书苦心策划编排，她挑了些我的散文穿插在书中。这书虽说由我编著，但目录的安排，信件的选挑，照片的配合，文章的穿插与引用，许多都是她精心策划的。她的创意才华，无我的付出和极大的努力，为中国流落在海外的文物，保留下宝贵的痕迹，是我所敬佩和感谢的。我想，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到比她更优秀的编辑了。我也深深感谢夏志清教授和久芳姐当初的热心，为我意想不到牵来这书缘。
这册书中挑选了部分父亲留下的信件外，也选了点父亲和友人的诗词唱和，抗战刚胜利时母亲的墨迹，和我收有的白马社人员和名人信件，我工作处南加大图书馆，及宋以朗先生允许我发表的张爱玲亲笔信，还有我在海外汉诺图书馆挖宝得来的信件。我感谢书中所有墨迹信件的名家家属后人，允我把他们先人的信、字、诗词等在此书中发表。特别是干爹吴文藻干妈冰心的儿女，干妹吴冰、吴青和干哥吴京，陈源伯伯和凌叔华伯母的女儿陈小滢姐，洪士豪伯伯的后人等。我更要深谢王学哲先生为我辨认他父亲王云五先生的字，宋以朗先生给我寄来好些张爱玲与宋淇先生交往的信件。一些我无法联系到的名家后人，相信不会责怪我把他们先人的墨迹在这书中展示，因为我全是出于对每位被选入书中人的尊敬，觉得他们的诗信墨迹，有传世的价值，是不朽的。这些有被世人知道的必要，因我出这书的目的，是为了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我极其深谢吴琪女士对中国文化历史传承的认同与支持。
全书根据发信人（或墨迹所有人）的出生年为序，夫妻排列则夫在前妻在后。信件挑选按照收信人的辈分与发信时间的顺序排列，没有发信年做了一些考证作为读者参考；有些墨迹不清的或不宜公开的文字用“□”替代；编校过程中发现书信墨迹中的漏字、衍字和明显的错误，都用方括号[]注明；释文或附录中凡需阐述之处，则用括号（）或底注加以说明。为了更多的介绍一些信件，就仅仅展示部分墨迹，其他接排则要发表。很多信件我没有一一做介绍与解析，因为我的研究在不断进行中，也不希望我的文字局限于读者的研究。为了便于读者的研究和了解发信人，书中也收入部分父亲回忆师友的遗作。
南加州大学给予我巴丁研究奖金（Bardin Research Grant）使我在最后一年中能急赶直追地将书中一些打字对证等工作完成。南加大东亚图书馆长柯兰谷博士（Dr.Kenneth Klein）对我写书的支持，总图书馆院长Dean Catherine Quinlan批准我的休假。江苏南京曹明好友对我写作的热情关注以及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美术设计部、校对部、出版印刷部配合高艳华女士的别出心裁的策划，能使这书及时出版和读者见面，也都是我心中深深感谢的。
在编写过程中，我的书房睡房中放满着父亲母亲的墨迹信件。和他们朋友的信件和影印诗词纸张。有时日间多看了父亲友人们的信件，夜间我会梦到父母亲。而梦里的他们会一下子突然不见了，害我苦苦地在梦里寻找他们不得，而后累累地醒采。
这书的出版，除了能传承保留二十世纪一些海外的中国珍贵墨迹历史文化。也是纪念我父母亲的一种方式。在研究与书写此书的过程中，我发奋学会了查字典，慢慢地用拼音打字，体会到历史学者们写史事人物时必需细心考据的艰辛。我要在此感谢我小弟浦大祥教授对我的信任与支持，从不过问我从事这书的工作进展，只是翘首期待着本书的出版。谢谢我的女儿杨凌丹不时为我家中的电脑维修，容我朝晚无碍地使用电脑打中文，也谢我的老伴杨超凡教授一向默默无声的支持。对高艳华女士的敬业精神和高尚的品格，我的敬意和感谢，不是用文字可形容得出的。中国人如果都能向高女士的敬业和品格看齐，中国就是大有前途的国家！
浦丽琳（心笛）
2011年8月于美国南加州大学
《海外拾珠——浦薛凤家族收藏师友书简》一书，仿佛是浦薛凤和浦丽琳父女写给今人的信函，以父女两代人的交游为经，以海内外名人书札为纬，交织出一幅跨越百年的文化图景。
浦丽琳是浦薛凤的女公子，将家藏的名人信札以及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搜索的海外遗珍，整理出版，进入公共领域，善莫大焉。浦丽琳交往的圈子是白马诗社的成员。浦薛凤、浦丽琳父女两代人收藏的名人信函，以诗和诗人为线。
读《海外拾珠——浦薛凤家族收藏师友书简》，看到抗战时期陈寅恪昆明所作《翠湖书所见》一诗墨迹（不见诸《陈寅恪诗集》），可谓意外的惊喜。虽然是印刷品，一睹陈寅恪诗作墨迹，还是很激动。陈寅恪的书法，和蔡元培的书法一样，字并不见佳。《翠湖书所见》诗曰：照影桥边驻小车，新妆依约想京华。短围貂褶称腰细，密卷螺云映额斜。赤县尘昏人换世，翠湖春好燕移家。昆明残劫灰飞尽，聊与胡僧话落花。陈氏的这首诗后还有一句附言：“庾子山哀江南赋云，谈劫尽之灰飞，辨常星之夜落。今日必有南京明星流落昆明者矣。一笑。”《翠湖书所见》一诗手迹，不仅可以看到陈寅恪作诗修改的过程，而且从附言可知，陈氏诗作无意发表，多是给圈中朋友看的。陈寅恪的这首诗，可见抗战时期清华学者的思想情感。和浦薛凤的诗与书一样，漂泊西南，离乱弦歌，诗史交融，见证抗战史；诗歌合一，书写抗战文化一页。
《海外拾珠——浦薛凤家族收藏师友书简》最感人心魂者就是这种家国情怀、文化乡愁。灯下开卷读名人书札，在网络时代，更觉得这些名人书札弥足珍贵。学者的书札，有一种永恒的魅力和价值，穿越了思想的纷争，穿越了封闭的时代。它们是历史的映像，也是留给今人的文化遗产。
《海外拾珠——浦薛凤家族收藏师友书简》根据发信人（或墨迹所有人）的出生年为序，夫妻排列则夫在前妻在后。全书收有王云五、胡适、冰心、凌淑华、张爱玲等书信墨迹近400余幅，作者是海外著名诗人，冰心的干女儿、发现张爱玲翻译的清代小说海上花手稿的图书馆研究者，五四学人浦薛凤的女儿浦丽琳（心笛）。
本书有研究收藏教育审美多重价值，文笔生动感人。
